二 西语文献中的相关记述
或可视为以上观点的旁证，我们可以在更早些出版的教会文献中，见到耶稣会士对于欧洲世俗教育体系的介绍。在1590年刊印于澳门的《天正遣欧使节记》一书中，作者在第15章中这样向读者描述当时欧洲的教育体系：
为了解欧洲人求学的复杂性，先要将全部学科向你们作一简要概述。某些人将不同学科分为两大类别，其中一类是关于语言的学科，另一类则是包括讨论事物的学科。在第一大类中，包括文法学、修辞学、辩论术及其他有关语言的各种学科。第二大类数目巨大，范围广泛，其中包含有数量甚多的学科，但简而言之，又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自然的学科，第二是关于伦理的学科，第三是研究超自然事物的学科。有关自然的学科包含了仅凭理性之光便可考察、思索万物规律的所有学问——在这里，可理解为有关自然的学问。这一系列中首先是被泛称为数学的四个科目，即几何、算术、音乐及天文学。其中，第一个科目是讨论大小，第二个科目是讨论数量，第三个科目是讨论声音，第四个科目是讨论天空中的可见之物。如果将这四个科目与有关语言的三个学科，即文法学、修辞学以及辩论术合并论之，就是因适合于天资聪颖之人而通常名为自由人学艺的“高尚”七科。无独有偶，我还想加入其中的，还有考察由形相与质料构成之物的哲学，此外，还有所谓的第一哲学（prina philosophia）或是被俗称为形而上学将有别于事物所有实体具象性的事物作为自己研究范畴的哲学。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各种疾病和不同药剂的医学。再其次是考察伦理的部门，其中不光有与政治学、经济学一起被所有人称为伦理学的哲学，还包括对皇帝律法和教皇律法这两者的特殊研究。欧洲人通常对关于国家统治的这两种律法作长年不懈的努力。在上述所有知识和学问中，占据主位的是凭借信仰之光直观超自然事物的学问（神学），尤其是希望进入宗教生活的人们，在完成了哲学课程后，应履修这一学科。
…………
在掌握上述文字后是有关语言诸学科的学习，修完这一学科后，听讲者可按不同的生活志向，或致力于皇帝的律法及教皇的律法，或在完成哲学诸课程后，追求所有学科之根本的神学，这些学科需要五年、六年、十年，有时费时更久。最后接受考查或者学力考试，获得不同的桂冠，即下、中、上三种学位——最高的学位称为博士或者教师——博取无上的赞赏。正如我们还要提及的那样，最后按各个的力量、格式以及学科的不同，执掌圣俗有别的公职[7]。
与艾儒略《职方外纪》和《西学凡》等中文著述相比，《天正遣欧使节记》中关于欧洲教育的描述显然更有条理，也更为清晰（而这或可佐证《职方外纪》及《西学凡》中叠床架屋的烦琐结构及晦涩文字所造成的混乱可能来自于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中文助手）。按照它的介绍，欧洲的教育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关于语言的学科”，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则是包括讨论事物的学科”。前者“包括文法学、修辞学、辩论术及其他有关语言的各种学科”，而“数目巨大，范围广泛”的第二类“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关于自然的学科”、“关于伦理的学科”以及“研究超自然事物的学科”。按照作者的解释，“有关自然的学科包含了仅凭理性之光便可考察、思索万物规律的所有学问”，该系列中首先是被泛称为数学的四个科目，即几何、算术、音乐及天文学。“如果将这四个科目与有关语言的三个学科，即文法学、修辞学以及辩论术合并论之”，就是我们现代人极为熟悉的所谓“七科”或者“七艺”。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随后提到了几种类型不同的哲学，其中包括“考察由形相与质料构成之物的哲学”，“所谓的第一哲学（prina philosophia）”，“被俗称为形而上学将有别于事物所有实体具像性的事物作为自己研究范畴的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一起被所有人称为伦理学的哲学”。但他特别强调说：“在上述所有知识和学问中，占据主位的是凭借信仰之光直观超自然事物的学问（神学）。”
大多数中国学者对《天正遣欧使节记》一书颇为陌生。但事实上，此书与中国教会尤其是与澳门神学院的渊源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深远得多。众所周知，在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完成对日本的首次考察之后，在日本教会学校内挑选了四名少年贵族学生，组成代表团前往欧洲。由于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年龄结构以及欧洲之行发生在日本的天正年间（1573～1591年），所以它又被后代学者们称为“天正少年使节团”[8]。
为了达到向教廷和欧洲公众展示修会传教成果的目的，范礼安令人在使团航行途中，对四位日本少年进行突击培训，使其快速学习并掌握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各种知识。为达此目的，他还亲自编纂了作为培训教材的此书，采用教义书风格的对话体例，用34个章节的篇幅，逐一向他们简要介绍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
可能是鉴于此书在速成培训起到的明显效果，当日本少年代表团在1589年返回澳门时，范礼安命令当时担任中国教会上长后来又成为澳门圣保禄学院首任院长的葡萄牙籍神父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将原为西班牙文的书稿译为教会正式文本通行的拉丁文。1590年底，又使用少年使团从欧洲带回来的西式印刷机，在澳门刊行此书。还需要补充的是，由于此书曾被广泛地用做远东各地教会学校的教材，因此，该书不仅在宗教传播方面产生过深远的意义，而后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9]。
由于本书讨论的主旨，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此书第31章中，以较大的篇幅，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葡萄牙的著名学府——科英布拉大学。其曰：
现在把话题转到大学（academy）上来吧。大学使这座城市声名大噪，有人甚至将这里称为葡萄牙的雅典。它以前是在里斯本，50年前（实为47年前的1537年）认为在科英布拉更为合适，于是搬迁至此（在王宫的旧址上再建）。我想谈这所大学两个显著的部分。其中之一是位于王宫之中被称为高等部的诸学科。王宫内的诸学部向学生们教授市民法、教会法、神学、医术和数学的课程。在这里，令大学该高等部与众不同的现象很多，首先，为使学生们集结起来听讲的课堂是由国王自己的钱修建起来的，高大雄传，气度不凡。各学科还各有一个非常宽敞的讲堂，最优秀的学生出席于此。这些学生都是成熟的青年，身着样式华贵的长衣。但在这些讲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神学学生们集合起来听讲，尤其感人至深的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所有宗派的许多人集结于此，在礼拜中庄严而谦卑地进行着同样的信仰告白。从这一讲堂中涌现出许多管理并指导宗教的人与学者，不仅有最为杰出的说教者，还有晋升到主教高位在葡萄牙全国乃至我们东方广大区域，在无上赞誉中施行着神圣管理权的许多人。其次，还有现时声名卓著的一座讲堂，人们会聚于此是为了进行学术讨论，并考察候选人，使之晋升至各种各样的学术位阶。这座讲堂的结构精美绝伦，内部空间宽敞无比，蔚为壮观，不仅如此，当埋头于某科学术的人获得博士或学者的位置时，其壮观便臻于高潮。如果要叙述这一壮观场景，该讲堂中不仅聚集着修选人以及从事同一学艺的博士和学者，还有下级学位者和一般的旁听生，所有人都戴着各自的特定徽章。例如，神学家的徽章是白色的，医学家的徽章是黄色的，市民法大家的徽章是红色的，教会法的专家是绿色的，哲学学者的徽章是深紫色的。在他们身着的不同呢绒的带头巾的长袍上，全部都有花式精巧的相同绢饰，头巾结着优雅的丝质饰带。在举行了种种演说之后，各位修选人被晋升至不同的学位。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得许多的银币与手袋。接下来，排列在会场一侧的我们在讲述阿尔卡拉学院时曾经提到的各种乐器便发出和谐的乐声。这所大学拥有献给圣米盖尔的特别教堂，那里每天都有从事专属圣务的神父，大学的博士和学生们会在进行各自学术的演习之前对加这些圣事。他们中有人比其他人更精通圣事，他将来会向倾心于宗教的人们传授歌唱艺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会得到特别的报酬。在大学举行的壮观集会上，司会者或由国王指令，或者经博士们投票任命出身名门的校长。校长或是出身于名门望族，或是充满智彗、学识渊博之人，他们一再因从该位置被晋升至高位教职而拥有极大的权威。当时作为该大学校长并晋升显赫高位者是德米雷西斯伯爵（Demirensis Comes）的子嗣闻名遐迩的诺纽斯·诺罗尼（Nonius Norogna）阁下。后来他受国王征召，被任命为维塞乌主教（Praesul Visensis）。他至今仍担任着这一重要职务，并受到无上赞誉。校长还有从学问及见识均卓而不群者中选拔的许多顾问。校长与他们一起尽责于大学的所有行政事务。除此之外，大学还拥有独立司法权的特别法官，这个人的责职是裁决大学中的所有法律纠纷，调解矛盾与争议。因为处理此类事件的原则是市政官员们不能一再干预，所以在学校内发生的此类事件均由该法官及其部下处置。关于大学拥有极丰厚收入之事，这里不需多说，但正是由于这些收入，所有的学者，即不光是担任现职的所有人，就连已经完成使命的退休人员，都得以生活无虞。
……这两所学校只有出身名门、热衷于学术之人在经过关于素质与学术方面的先进考试之后，才允许入学。他们虽然在那里过着优雅的生活，但仍然致力于高尚的学术研究，结果这两所学校中有许多人身居要职，并就任于葡萄牙王国各种极重要的职权高位[10]。
这段引文的篇幅很长，内容也相当精彩。无论是从欧洲教育史的角度看，还是就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耶稣会在远东建立的教会学校而言，《天正遣欧使节记》中描述科英布拉大学的这一章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以往的相关著作中，我们还从未看到同时代人对这所欧洲著名学府的详细描述，更何况它还是出自耶稣会士之手。
众所周知，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在耶稣会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许多著名的耶稣会士都是在这所学校接受系统训练的。事实上，在此后耶稣会远东教会学校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科英布拉大学是传教士们建校讲学的重要参考蓝本；而它所使用的若干种教科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此后远东耶稣会学校教学的基本依据，或者是耶稣会士们编撰教科书的主要参照物。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按照《天正遣欧使节记》的描述，当时的科英布拉大学也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标准的教会学校，或者说，它还是一所不受教会控制的世俗大学。对于这一点，作者并未讳言，他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坦陈：
……现在必须谈谈该大学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包括耶稣会的学校，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对这一学校中的神父们抱有无法言表的敬意与感激之情，因为在谈及这一学校时，该学校本身极其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丰富材料，在我面前堆积如山，一言难尽。在这里，我首先简要地说说该学校的起源，以便你们了解日本是多么地受惠于这一学校。首先，葡萄牙的若阿三世——由于他的名望，我们的谈话一再提及他的大名——注意到耶稣会神父们促使异教徒们改宗基督教的热情以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为此，他将来自于里斯本会馆（其名曰圣安冬尼馆，但该名后来亦为会中学校之名，故学校也被称为圣安冬尼学校）的神父及其首领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ericus）作为本会整个葡萄牙教区的首任指挥官派遣到科英布拉，并将本会在科英布拉的学校作为葡萄牙最初的学校来建设，他向学校提供了优厚的补给，给它的收入足以使百名会中同志在其中生活。而且，国王还希望12名专攻神学的听讲生始终抱有这样的觉悟：前往印度与巴西，尽一切努力，使异教徒们听从基督的教义。正因为如此，于整个东方收获的信仰果实的最大部分，理所应当地归功于位于科英布拉的本会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大学各下级学科亦因国王的命令被委托给了该学校，该学校的迅速扩大远胜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前述若阿三世国王认为，在向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教授高尚学艺的同时，为施以种种训导，使之举止高雅，求助于耶稣会的宗旨与制度是合适的，于是决定，在科英布拉大学中，将有关哲学的各个科目，向学生们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部交给本会的神父们。那是在该学校始创之时，将近35年以来，本会的神父们充分履行了这一委托，结果在提升葡萄牙青年的才能，开发信仰和英智上毫无缺失，十分成功。本会神父们的努力，不仅使所有的科目都已成为教育的坚实基础，而且成功地将广泛地区资质优秀的青年引到我们身边，并加以熏陶。正因为如此，其他所有教派也无不百花盛开，迎来了各自的发展盛期。这些教派不仅明确承认从耶稣会的教育活动中获益匪浅，而且根据这一理由，将本派活动带给葡萄牙的大部分利益归功于耶稣会。我想你们可以从刚才描述加以想象，由于该学校大规模教育需要，神父与教职人员的数量当然不在少数，学校中还有将被派遣到印度和巴西的说教者培养的机构，为向青少年教授一般性教养的高尚学艺，还另外设有房舍，仅是对他们的教育，就派遣了20名学者。在这20人中，11名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教授拉丁语，同时还负责辩论术以及其他的高尚学艺（并非仅用以糊口的学术），将它们教授给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子弟。这些学生分属于11间教室，而且各有一名教师。剩下的9位学者中，4人教授哲学诸学科，2人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3人各别传授神学。由于教师数量颇多，你们不难推断学生的多少。事实上，在耶稣会以外的人中，这一数量几乎达到了2000人，学校中耶稣会会员的总数，除了学生之外，加上前述的教师数量，也有约200人。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隶属于耶稣会但散布在不同地区和教区之人，登记在册的人数也不下200人。由于学校所需经费数目庞大，学校每年至少需要15000金，这些钱的一部分来自学校拥有的土地，另一部分由富裕的教区筹集。为此，在学校以外的其他地方，还有若干神父正努力定期获得这种钱款。现在换个话题，谈谈学校及其建筑，这当然是不容置疑地雄伟，无论是看居住在里面的人数，还是年收入的大小，建筑物的雄伟都是理所当然并与之相吻合的。围绕在各教室外部的柱廊的建设已经开始了，但还没有竣工。它显然是高大而华丽的。建筑几乎完成的，是供会内神父们居住的所有部分，两侧有极宽敞单间的长廊贯穿其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学校完成时，它会是多么地巨大而巍峨，又将呈现出怎样雄伟壮丽景象。作为宗教人士的住所，我想在葡萄牙全境也许没有一处会如此优雅并令人愉快。尤其是当学校整体巍然耸立时，它在各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11]。
仔细阅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对科英布拉大学的介绍中，实际上分别介绍了世俗大学，即所谓的academy和由耶稣会控制的附属于此的教会学校[12]。
从学科设置上说，前者的教学内容与上述第一种学科分类大致相符，即由“王宫内的诸学部向学生们教授市民法、教会法、神学、医术和数学的课程”。正因为如此，在授予学位的聚会上，不同学位的人才会佩戴不同颜色的特定徽章，以示区别。
与此相比，“耶稣会的学校”属于“该大学的另一部分”，即与耶稣会里斯本会馆同名的“圣安冬尼学校”。然而，虽然耶稣会士的学业教授并不限于他们自己的学校，即如作者自己自豪宣称的那样，由于“大学各下级学科亦因国王的命令被委托给了该学校”，为此，本会神父们“派遣了20名学者”，但其中一半多人（11人）是在教授当时作为通用语言的拉丁语，而在“剩下的9位学者中，4人教授哲学诸学科，2人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3人教授神学”。
如果比较两者的差异，我们会注意到这些耶稣会神父的教学内容及其学科安排与前面提到的第一种分类法即更多属于世俗教育的教育体系有些重叠，尤其是在作为共同基础层面上的语言（文法）教学。然而，这些耶稣会学者的教学重点，即语言——哲学——神学的科目设置，其实质更接近于前述的第二种分类法，即“仅凭理性之光便可考察、思索万物规律的所有学问”，和“凭借信仰之光直观超自然事物的学问”。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特别声明：“日本（还应包括澳门等地）是多么地受惠于这一（附属于科英布拉大学中的耶稣会学校）学校”，“整个东方收获的信仰果实的最大部分，理所应当地归功于位于科英布拉的本会学校”。因为该校中“将被派遣到印度和巴西的说教者……始终抱有这样的觉悟：前往印度与巴西，尽一切努力，使异教徒们听从基督的教义”。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这里所说的“印度”并非是指现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等地，而应当是指葡萄牙远东属地的“东印度”（正因为如此，它才与位于美洲的巴西相并列），换句话说，科英布拉大学中的这一耶稣会学校，应该是耶稣会远东传教的重要基地，而这个“培养机构”中的学生，应当包括后来前往日本及中国的许多耶稣会传教士。
对照艾儒略与孟三德相关文本中的差异，我们或可做进一步的专题研究，但考虑到不同文本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受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孟三德扬扬自得、颇具炫耀色彩而且后来被作为耶稣会学校教习拉丁文教材的这部著作，应当比艾儒略面向中国读者的普及性读物更接近于当时的欧洲教育，尤其是耶稣会教会教育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