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乡村经济：一个未完结的征途

经过如此漫长的理论旅行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阿里吉论题的起点，当然也是其终点之处。实际上，从前面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和阿里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他对亚当·斯密所举针厂之例的重新解读，对两种市场即“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区分，对斯密偏重政府干预作用的认识，尤其是对欧洲道路与世界体系之霸权转移的精彩阐释，均没有太大的分歧，甚至大体一致，或甚为敬佩。即使是他用“勤劳革命”“东亚道路”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复兴的社会根源时，存在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会引起同感和共鸣，毕竟我们的核心关切都是如何看待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落后、愚昧的小农经济，一种“农工结合”的家庭经营模式，其历史的、现实的与未来的命运。但是，综观全书，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他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并不少于他在理论上的洞见，他对一些历史事实的盲视同样不亚于对其他诸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毕竟，在经过阿里吉的辨析之后，我们对何为斯密、何为马克思，不是更加清晰，反而愈益模糊。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再一次的辨析，可以稍稍修复一下斯密或马克思的原貌，同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

不过，这并非阿里吉一个人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有其跛脚之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论，还是黄宗智的过密化论，抑或杉原薰和阿里吉的活力论，都将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固定化”了，^[105]他们都是将某一阶段的特别表现扩展至整个历史时期，进而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因而都是以偏概全。在考察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历史化的区分，即把现代经济兴起前的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兴起后或受其冲击的小农家庭经济区分开来；同时也不应该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其中最核心的城乡关系截然对立起来，而是从两者的相互关联之中做综合性的考察。我们更希望采取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野，把它们置放于一个不断变动着的生态系统之中进行分析。如此，以上三种论说，也就都有其合理之处，同时各有其弊端。或许，他们所争论的同一个对象，并不能自发地导向资本主义，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它还是一无是处，而且不会生成新的面貌，也不意味着它与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发展完全绝缘。此处倒是应该赞同阿里吉的观点：欧洲道路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且愈益明显，而“勤劳革命”——我们更愿意用“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则有可能是克服这一局限以获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希望”。当然，对这一概念本身也不能做固化的理解，其所反映的经济演变模式，在过去的中西大分流中固然敌不过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但并不代表在经历过斯密的这种社会分工模式冲击和改造之后，尤其是在斯密模式本身逐渐走向其环境极限的时候，它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再生，并成为未来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毫无疑问，这也需要我们做出更加艰苦的论证。

〔作者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系）评论：

夏老师文章处理的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涉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基本方面，比如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点、怎样评价小农经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命运，还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文章从阿里吉、杉原薰等学者的观点入手来谈“斯密道路”问题，他提到杉原薰所提出的“东亚道路”，背后有其隐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本位的立场。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该避免的价值倾向。另外，夏老师在最后一部分对小农经济的评价也是非常有见解的，比如他指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论，还是黄宗智的过密化论，抑或杉原薰和阿里吉的活力论，都将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固定化了，或许小农经济并不能自发地导向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适应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和变化，也不意味着它与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增长完全绝缘。这些观点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从文中可以看出，夏老师对“斯密动力”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解释力是怀疑的，所以他提出了“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中国的传统经济、传统市场，是不是能用“没有分工的市场”来解释，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尽管他在文章一开始对这一概念就有界定，也提到这里的“没有”，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而只是指程度上的不同，也即是社会分工有个度的问题。不过从我近几年对明清江南的了解，我感到如果说完全没有一个社会分工或者说社会分工影响不大，似乎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是有一些差距，还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编者按：本文发表前对原稿做了较大修改，聚焦于理论问题，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部分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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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承明：《市场理论与市场史》，《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86，第211—222页。

[2] 参见夏明方《“斯密型动力”、过密化理论与生态变迁——多元视野下的旧中国农村商品化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第150—165页。

[3] 〔英〕迈克尔·佩罗曼著《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9页。

[4]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22页。

[5] 林刚：《关于斯密型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1页。

[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45页。

[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47页。

[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4页。

[9]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4页。

[10]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34页。

[11]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51、61—64页。

[12]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16页。尽管黄宗智与加州学派之间的争论似乎水火不容，但黄的这一判断基本上还是被后者所吸收了；区别在于双方对18世纪中国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不同，对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经济演变轨迹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黄的判断更具灵活性，加州学派则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截断了。奇怪的是，阿里吉在其行文中却将这一判断称为一种“新的认识”，并将其主要归功于加州学派。

[13]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页。

[14]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0—31页。

[15]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3页。

[1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4页。

[1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53—55页。

[1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4页。

[19]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43页。

[20]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54—55页。

[2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370、378页。

[2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70—378页。

[2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第251—252页。

[24]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58—60页。

[25] 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1—12页。

[26] 斯密指出，“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实际上，“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而“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页。

[2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9页。

[2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22页。

[29]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49—50页。

[30] 亚当·斯密在另一处提及，就一般情况而言，富裕国家独立行业的专业化程度高，而兼职谋生，“多半在贫国才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11页。

[3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9页。

[3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7页。

[3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57、335—336页。

[3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29—344页。

[3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8—80页。

[36]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7页。

[3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22页。

[3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67页。

[39]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7、73—74页。

[40]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6—337页。

[41] 林刚对斯密论述的总结，与严立贤的解读恰好相反。不过严立贤所肯定的，正好是斯密曾经提出，但又予以搁置或否弃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应是严的发明。林刚：《关于斯密型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1页。

[42]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1—14页。

[43]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16—217页。

[44]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31、232页。

[45]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52页。

[46]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55页。

[47]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197页。

[48]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197—198页。

[49]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04—210页。

[50]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02—203页。

[51]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41、246—247、260页。

[52]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78页。

[5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6—337页。

[54]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51—252页。

[55]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第255页。

[5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5页。

[5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83—84页。

[5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8页。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8—819页；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第371—372页。

[6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第372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第371页。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第372—373页。

[63]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9页。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第361—366页。

[6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3—817、551—552页。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6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4页，注释189。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14—415页。

[70] 在另一处，马克思还有类似的表述，即工场手工业狭隘的技术基础，使其“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所以，“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7页。

[7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06页。

[7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27页。

[7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71页，注释24。

[75]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第439—441页。

[7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70页。

[7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71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4—535页。

[7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71—72页。

[7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7—398页。

[8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7—400页。

[8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3—396页。

[82] 参见〔日〕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的视角》，〔意〕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以下简称《东亚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07—108页。

[8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3—394页。

[84]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3页。

[85]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5—66页。

[8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77—78页。

[8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23—24页。

[8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29页。

[89]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41页。

[90] 实际上，杉原薰更看重东亚道路的作用，认为，在1820年以前，这一道路对于保证东亚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更为明显一些。他据此推断：“如果世界历史发展到1820年时即中止的话，一部假定的‘全球史’中关于经济史的描述必定集中在勤劳革命的成功上面，而西欧当时的发展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录而已。”〔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06页。

[91]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42页

[92]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25页。

[93]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42—143页。

[94]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02页。

[95]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07—108页。

[96]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96—143页。

[97]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著《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张进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81—283页。

[98] 参见〔美〕戴维·哈维著《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85—220页。另据阿里吉本人的研究，19世纪英国以社会分工为核心的纵向扩散型资本积累体制，即将资本货物的生产和使用、原料的采购和最终产品的销售从组织上分离开来，以致“纺纱、织布、织物整理和销售，越来越成为不同企业里互不相干的专业化领域”，“即使在各个部门里，这些领域也往往是高度地方化和专业化的”，实际上在其国内、国外和殖民地分支里“构成了一个灵活的专业化的世界体系”，“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种投入—产出组合转向另一种投入—产出组合，以应付经济活动的附加值等级结构的变化，应付世界经济不同地区作为投入来源和产出销路的相对优势的变化”。参见〔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312—314页。

[99] 〔日〕速水佑次郎等著《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第294—295页。

[100]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13—115页。

[101] 〔意〕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18—119页。

[102] 杉原薰自己即认为，战后“东亚奇迹”，可以看成是“欧洲奇迹”所造成的当代全球性的不平等状况的一种校正。见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129页。

[103] 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139—161页。

[104] 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杨豫《欧洲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5] 参见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