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粤商家族企业的治理：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 传统的粤商和治理的文化印记

生长在开放前沿的粤商却保留着深深的传统文化印记，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广东从古至今就是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地带，因此多次被作为开放门户。自明清海禁到近代鸦片战争之前的几百年间，广州是整个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西风东渐，唤起了粤商的商业精神，也激励着粤商为寻求商业机会走向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而难以割舍的乡情又搭建起广东与世界各地的联系。

然而，与西方的丰富接触并未太多改变粤商的文化观念，无论“走出去”还是留在家乡的粤商，都保留着近乎一致的文化传统。戈登·雷丁对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商业思想和管理风格的刻画，与家乡土地上生长的粤商并无二致：以家庭为核心的企业组织，企业主高度集权、重视关系和人情，而对非家族成员缺少信任。这种组织上的相似性固然存在相似的制度环境诱因——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官府对民间商业的挤压等，但粤商企业家对家族式组织不约而同的选择却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即使在本土，大多数粤商亦非土生土长，而是源自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南迁的家族。粤人中的客家人在名称上就显示源出异地，潮汕人则多由中原经福建南迁而来，即使是广府人也大多可循出自中原到南雄，以至珠三角的路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到异域，面对陌生而未必友好的环境，自然将家族作为抗御恶劣外部环境的可靠依赖，客家围屋（又称“客家土楼”）就是凝聚家族对抗外部侵扰的实物证据。这种生存环境对社会文化倾向的塑造与海外粤商非常相似。

当鸦片战争轰开帝国的大门，沿海全面开放之后，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基础较好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就显现出更多的文化开放性与融合性，它们在工商业发展上呈现出与广东明显不同的路径。中国近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基本都集中于上海与苏浙地区，而广东的工商业则多以小规模贸易商行形式发展，即使是早年创办于香港的粤商家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亦在积累起一定基础后将生产中心北移上海。这种工商业发展路径的分野固然有其路径依赖的原因，即地缘优势吸引最初的外商投资，进而形成产业集聚，但上海、苏浙与广东的地域文化差异也当有助力。上海、江苏、浙江地区的商人虽不乏家族主义，却较广东地区的商人少了防御性。对照荣氏家族企业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发展可以发现，前者在融资上较多依赖制度性的渠道，在管理上更多地吸纳了非家族成员；而后者无论是股东和管理层都有更多的家族和泛家族色彩。这种分野甚至进一步为现代工业发展的进程所强化。

当改革开放重启中国大陆私营工商业发展的进程，地域社会文化的色彩又一次在企业生产组织上显现出来。虽然在制度性信任匮乏、法律保障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将家族式组织作为企业发展的起点，但苏浙地区的企业家对家族的运用表现出明显的理性色彩。在他们眼中家族是便于取用的资源，但他们对家族的负面影响亦有较多认识，这使他们在组织的家族涉入上更多理性选择，不乏成长型企业为便于吸纳非家族资源主动选择“去家族化”。虽然“家族化”并不等同于组织的低级形式，但主动管理家族涉入无疑有利于企业吸纳社会资源，实现规模化成长。相比之下，广东企业家对家族式组织的选择则体现出更多文化的承诺：一方面，对外人的防御性强化了企业的家族控制，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集中于创始人及其核心家庭，甚至在一些地区（如潮汕地区），联合家庭都缺乏稳定性；另一方面，企业更多地承担起企业家对家族的义务，这使企业家在家族涉入问题上经常面临家族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冲突。对家族涉入缺乏足够有效的管理使核心家庭成为控制粤商家族企业最有效率的单元，跨出这个单元经常要面对冲突与效率下降，这使粤商家族企业更多呈现出小规模企业集群化和网络化发展的特征。

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使粤商家族企业在治理的现代化上面临更多的挑战。

二 在开放融合中迈向现代

幸运的是历史也给予了粤商突破传统的机遇。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强行割占香港百年，英国殖民者将香港当作其远东贸易基地来经营，主导了香港社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英式体制移入的初衷是统治与掠夺，但客观上加速了西方制度和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融合。香港华人社会不得不接受和理解英式制度的强制要求，却也扩大了与欧美社会的接触与交流。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为香港的粤商家族企业发展更为完善的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以李锦记为代表的现代家族企业治理产生于香港确非偶然。与很多家族企业领导人相比，成长于香港的李锦记第三代创业家李文达先生少了家长式的人治主义，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主义（“思利及人”），这使他能够乐于接纳家族第四代创新观念和做法；第四代在重视家族和睦的氛围中成长，承续了“思利及人”的价值观念，但所受的西方教育让他们对西方治理的长处更具敏感性，能够吸收西方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的方法，与中国的文化观念共冶一炉，从而实现了对家族主义的扬弃和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李锦记的治理过滤了人治主义和特殊主义，强化了契约精神，让利他主义超越血缘连带成为企业员工与家族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改造的前沿实践。

改革开放也给境内粤商突破传统的束缚提供了机遇。随着国门开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设立，广东开始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毗邻香港的特区——深圳更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引领风气之先，吸引了来自各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成为新一代粤商的创业热土。开放的态度、先进的管理观念与脱离了家族的人才相结合，引导深圳出现了一批现代企业的雏形，包括后来闻名业界的万科、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这些企业成为后来创办的粤商企业可近距离观察和模仿的范本。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加速了外商和海外华商对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投资，激发了外地人才的南下创业热潮。新进入的制度化组织不断冲击粤商的团体组织观念，新涌入的高素质人才低传统化的观念也不断与本地企业家产生碰撞，在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弱化了珠三角地区粤商的传统性。这也是东莞企业家的家族主义色彩弱于潮汕地区企业家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时期珠三角还孕育和发展出美的、华帝等在治理方面可作为家族企业标杆的企业。美的的何享健对人才的重视与对成长的渴求引导他不断在吸引人才、分权和授权、管理团队激励上作出努力，而华帝的七位创始人从创业伊始就约法三章、以契约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选择了科技和创业作为产业升级的突破方向，积聚了大量高技术人才、海外归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接受企业组织规范化、制度化的制度逻辑，成为推动粤商弱化家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力量。此前华为爆出对缺乏合法性的家族式接班的反对声浪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最终坚定了企业创始人坚持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的决心。

邻近的香港持续带给粤商企业家观念上的推动。进入新世纪后，香港的资本市场给融资渠道狭窄的内地家族企业提供了一条有吸引力的上市融资路径，香港资本市场上严格的监管和成熟的投资者进一步教育了粤商企业家。创维数码原董事会主席黄宏生所涉侵占在当时的内地上市家族企业中并不鲜见，然而却被香港廉政公署以雷霆之势迅速查实控罪，在粤商企业家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年后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与董事会主席陈晓之间的控制权争斗中，香港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中介在选择上的不同取向，向还沉浸在传统伦理和义利观念中的内地企业家和投资者诠释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制度逻辑。正是这种激烈的撞击才可能引发企业家在观念上涅槃重生，黄宏生在狱中关于公司的感悟就是粤商企业家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先声。一百多年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家族内部冲突中沉沦以至陷落；一百多年后，李锦记、美的以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家族与企业的和谐共存、传承与繁荣发展。粤商家族企业没有错过历史的机遇，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

三 本书的内容

本书所讨论的粤商家族企业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地理意义的广东家族企业，也包括创始人家族源出广东，受广东文化观念影响很深的家族企业。因此，本书的案例纳入了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源出广东珠海南水的香港李锦记集团和由潮汕商人黄光裕创办的国美电器。

本书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采用横截面的数据呈现粤商家族企业治理的一般特征，并运用上市公司的扫描和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分析，互补地展现不同规模粤商家族企业的治理特点；而内地上市粤商家族企业和香港上市粤商家族企业则提供了不同资本市场、不同制度逻辑下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对照。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八章，围绕企业和家族治理的关键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同时依据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的调查和学者们的研究，呈现粤商企业家的观念及其企业和家族的治理特点，以及不同地域粤商及其家族企业治理的比较。

第三部分是穿插于第二部分各章之后的案例。鉴于横截面数据的探查无法提供具有历史纵深的家族企业治理演变逻辑，本书精心选择了10个家族或泛家族企业的案例，结合公司成长或关键事件的历史，透析其治理的发展规律、长处及问题。同时，这些案例亦可作为前一章阐述的理论框架的解析对象，帮助对照理解相关的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