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以来佛郎机铳的研究史

回顾佛郎机铳之研究史，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以中西史料注释《明史·佛郎机传》及“佛郎机”之考据与释名

民国初年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主要以《明史·佛郎机传》为中心，再辅以其他中西文史料加以订补考据。

张维华先于《燕京史学年报》发表《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一文，并于1934年4月出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4），该书虽以《明史》四外国传为题，但该书自序中几以讨论《佛郎机传》为主，篇幅上《佛郎机传》的内容也较其他三传为多。在西文史料上，张维华曾对照旅荷学者张天泽之《中葡早期通商史》^[14]。

梁嘉彬在1934年1月发表《明史佛郎机传考证》（《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2期，第3～4页）一文，梁文撰写于广东，对于广东地方史料运用较多，如《广东考古辑要》、薛韫《澳门记》、彭昭麟《岭草澳门记事诗序》、屈大均《广东新语》、张甄陶《澳门图说》及《澳门形势论》等。西文史料则仰赖英人摩斯（H.B.Morse）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及瑞典人龙思泰（Sir Anders Ljungstedt）所著《澳门与中国》（Macau and China：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A Supplementary Chapter，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等。晚近对于中葡史料对照的工作，则以1984年戴裔煊所撰《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为代表。

除了对于《明史·佛郎机传》整体内容的补注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佛郎机”一词的意涵。自明中叶起，许多人曾对佛郎机一词释名，但这些释名因缺乏考据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民国以来，不少研究提到这一歧义的情形，但对于“佛郎机”一词产生变化的原因，却看法各有不同。庄申曾针对历来佛郎机释名的异同撰写《佛郎机考》（《大陆杂志》1954年第8期，第5页）一文，庄文共收集明清两代史籍中十三种对于葡人不同的名称，并加以辨析，得出“佛郎机”一词的原音可能为波斯语的译音。其后，于化民则撰写《“佛郎机”名号源流考略》（《文史杂志》1986年第27期）一文，于文以张维华及戴裔煊的研究为基础^[15]，进一步指出“佛郎机”一词在明代是指西、葡二国而言，而后渐为专称所取代。

总之，近人对于佛郎机的研究大抵是以《明史·佛郎机传》为中心，借由参照中西史料，以考察明代中葡文化交流的概况。随着研究的扩展，学者进而讨论“佛郎机”一词的历史语言内涵，尝试理解在不同时期“佛郎机”的不同意涵。这些基础研究工作的成果，使得关于佛郎机铳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注意。

（二）火器史研究

近代关于佛郎机铳的研究著作，首推日本海军少将有马成甫所撰《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伝流》（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伝流》是一本关于火炮传播史的著作，在佛郎机铳的研究上，虽然文献的征引上较单薄，仅引用了《明史》《筹海图编》《纪效新书》（四库本及十四卷本）、《武备志》等书，但由于作者是火器的收藏家，因此利用收藏的优势，在书中详细地绘测了火炮实物，使得该书也具有文物资料的功能，因而被后世学者不断地引用。书中共罗列了分藏于中国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日本遊就馆的六种中国制佛郎机铳。此书的缺点就是中文的错别字不少，使用必须十分小心。

反观中国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中叶，冯家昇曾经对中国的火药做过一些代表性的研究，但中国的火器史研究在1984年才开始较受关注。198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百科全书编辑室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古代兵器分支学科首次审稿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对火药、火器方面的词目进行研讨，是第一次针对兵器史进行的集体性基础研究，并于1995年将部分研究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一书，对兵器史的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

以佛郎机铳作为研究的主体，首推林文照、郭永芳二氏《关于佛郎机火铳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页）。该文探讨的主题如下：（1）佛郎机铳传入中国始于何时？（2）中国仿制佛郎机铳始于何时？（3）中国量产佛郎机铳始于何时？这三个问题成为后来研究佛郎机铳传入中国的三个基本问题。依照作者们研究的结果，佛郎机铳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中国小规模的仿制佛郎机铳在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之间（1521～1523年），中国第一次量产佛郎机铳在嘉靖二年（1523年）。林、郭二氏在稍后又合写两篇有关火炮的论著——《明末一部重要的火器专著：〈西法神机〉》（《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3页）及《明清间西方火炮火枪传入中国历史考：我国早期火器专题研究》［《亚洲文明》，1～2集（1992），安徽教育出版社］。

在这一波研究火炮史的风潮中，除了一些图册和兵书的出版外，还出版了三本有关于中国火炮史的专著——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SCC，Vol.5，Pt.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及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一书的出版，将中国火器史的研究带进前所未有的境界。该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十分重视文献学，在一开始就广泛地分析了中国、东亚其他国家、西方和阿拉伯的文献。其次，在佛郎机铳研究的部分，该书作者大量利用西方火器史家的著作与观点，如利用利德（William Reid）、雷特根（B.Räthgen）和科勒（G.Köhler）等学者的著作来呈现欧洲早期后膛装填炮的分布概况；还利用伦敦塔博物馆专业人士布拉克莫（Howard Blackmore）的协助，比对该馆所藏的早期后膛装填炮。此外，该书还引用卡德威（Robert Cardwell）和博克瑟（C.R.Boxer）关于东南亚相关背景的研究；又利用彼得逊（Mendel Peterson）在《生活》（Life）杂志中有关于百慕大水下发现的火炮资料，来说明其广泛分布的状况。可以说，该书对于世界史脉络下的相关研究，做了很深入的介绍。

虽然《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中关于佛郎机铳的研究，在中文史料的开拓上贡献较少，但有意义的是，他将佛郎机铳这种后膛装填炮在西方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不只是关注一些最初传入的时间、途径等问题。同时，《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的作者也意识到中国与其他东亚各国的密切关系，并十分关注日本关于火炮传播史方面的专著。

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利用《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续文献通考》《筹海图编》《神器谱》《登坛必究》（史澄）、《广州府志》《福建通志》《万历野获编》《枣林杂俎》《格致古微》《殊域周咨录》等史料，以九页的篇幅讨论了自正德末年起至嘉靖十六年间，佛郎机铳传入的四种路径，以及部分史料对于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在记载上的歧义，最后还论及仿造的问题。书末附有一表，记载各种火炮文物的资料。

1991年，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出版，该书第四章“佛郎机和鸟铳的传入与制造”有20页是讨论佛郎机铳的。该章对于佛郎机铳问题的论述与刘旭的著作类似，其特点有：（1）与张维华类似，利用张天泽的《中葡早期通商史》来补充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的背景；（2）介绍葡萄牙等国制造的佛郎机铳；（3）讨论佛郎机铳传入年代的几种说法；（4）讨论何儒仿制佛郎机铳的问题；（5）讨论汪鋐量产佛郎机铳的史事；（6）整理并制表文献记录和考古文物所出现的佛郎机铳。王作增加了域外佛郎机铳的介绍，在史料上又新采集了《国榷》《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史料，和较多全面的考古文物资料，是最具代表性的中文火器史专著。

日本研究火器的学者宇田川武久的《东アジア兵器交流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3）在稍后出版，该书探讨的是15～17世纪东亚间火器的传播问题。书中有关佛郎机铳的研究主题有二：一是日本如何引进佛郎机铳；二是朝鲜军队如何铸造和应用中国佛郎机铳。后者提供了中国佛郎机铳对朝鲜影响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过去较未注意的部分，颇值得参考。

随着佛郎机铳的研究日益深化，新的问题和中文相关一手史料也逐渐被发掘出来。如李映发的《明代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一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就认为林俊赠王守仁佛郎机铳的史事有疑点。中国军事博物馆的研究员李斌在1995年参考顾应祥晚年所著《静虚斋惜阴录》一书中所载顾氏亲见佛郎机铳的经过，撰写《关于明朝与佛郎机最初接触的新史料》（《九州岛学刊》1994年第6期，第3页）一文，爬梳出葡人初到广州时的经过；虽然次年《文献》刊出杨宝霖的《正德年间佛郎机已来中国》（《文献》1996年第4期）一文，引用（康熙）《新安县志·艺文志》所载《都宪汪公遗爱祠记》的内容将佛郎机与中国交通的起始年提前至正德元年（1506年），但李斌确实为佛郎机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强调内史研究的史学方法。

除此之外，有些较大的研究主题中也涵盖了佛郎机铳的研究，如1993年成东撰写的《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文物》1993年第4期）和朱子彦的《明代火器的发展、运用和军事领域的变革》（《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等，值得进一步参阅。

同时，以上的研究都缺乏一项重要的考虑，火炮技术的输入途径可能并非单一，佛郎机铳型制的多元发展，极有可能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有关。而其中不变之因素，则是葡人在澳门的势力日益稳固。近年来，以澳门为主的研究对于佛郎机铳的研究影响日益增大，如金国平著译的《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中收录的《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和一些文献译注，及金国平与吴志良先生合著之《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一书中所收录的《澳门博卡罗铸炮场之始终》一文，都为研究佛郎机铳与澳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