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1.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

研究者认为，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精神与“五四”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一种观念、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一种主义，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强调创造精神是五四运动的灵魂；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五四”精神的潮流；“思想自由”是五四运动的最大遗产；“五四”精神包括主观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三个方面；振兴中华民族是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动因和目的。

2.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研究者认为，五四时期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在20世纪的中国，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运动开始；五四运动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认识根据，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它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其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息息相关；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对推动近代中国从伦理宗法型社会走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3.关于五四运动历史缺失的反省

学者们认为，五四运动主流思潮存在两大不容忽视和回避的缺失。一是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一味拒斥，未作冷静、细致的分析；二是对科学加以形而上学化、主义化的膜拜，对传统人文价值加以简单排斥，造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人文精神的萎缩。

4.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成为五四运动研究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之一。

学者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重建和强化儒学意识形态——孔教，体现了重估一切价值、追求思想自由的现代性，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它对儒家伦理的排拒，既有其否定传统等级伦理观念的合理性，又蕴涵着忽视传统文化中超时代、超阶级性内容的缺失；五四运动中新文化人对儒学的学术评估，体现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态度；但与现代新儒家相比，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缺乏有足够分量的学术研究，这显然是又一令人遗憾的缺陷。

有的学者认为，将五四运动视为一次反儒学运动，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事实上，五四运动中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亦非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评判的态度”，其并未将儒学当成一种死去的东西予以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5.关于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

学者们重新审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一些学者认为把它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并不准确，并认为争论双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在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甚至是互补的；所谓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共识大于分歧，他们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是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座不容忽视的界碑。

对于“社会主义”论战，学者们认为，梁、张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第1476页。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第1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