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围绕自由主义新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革命）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批判性构建的体系化发展时期，以及后期各种哲学文化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三部曲”发展。

因此，从成书结构上，我们按《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而条分如下：

第一部为《“第一周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对旧神学批判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第二部为《“第二周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

第三部为《“余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传统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潮和学说》。

我们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革命的‘第一周波期’”，实际上是指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和理论发展的这个思想周期阶段。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旧宗教神学批判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理性哲学的新文化思想体系，但此时理性文化观念的世俗化发展却仍然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所以，这一文化时期不过表现为世俗文化发展一个初始的过渡阶段——思想观念上的“自然神论”阶段。正是由于理性自身的理论表现尚不充足，所以在形成新思想体系构建的文化形式上，最终不过是把旧神学“独断论”的宗教哲学重新确立为一种所谓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宗教罢了。在此基础上，“理性”的思想体系也日益地保守化、教条化了，从而形成了对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禁锢。

这一思想时期的文化结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欧洲17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形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新独断论”统治。这个思想体系的表现是：把许多无法用理论解释的问题（如关于真理及世界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仍归之于“上帝”；满足于把过去“绝对君主”的旧上帝变成“立宪君主”的新上帝，并将其比喻为一个“建筑师”，说他完成“创世”后就不再干预世事，而是让世界依自然规律而行；还说现在的世界已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了，既定秩序中的一切也都是上帝“前定”并天经地义的，如猫吃老鼠或老鼠被猫吃就是这样。

也可以说，这是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建立政治统治后，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趋于保守化和教条化的一个文化发展时期。

所以，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必须进一步地突破这种“新教条”的束缚，并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革命的‘第二周波期’”。它是指18世纪以来，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的这样一个文化构建的思想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自由主义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启蒙运动促进了这一时期自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希图建立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关系和理想王国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德国古典哲学则被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总结。

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是以康德批判哲学的“哲学革命”形式，彻底地清理和批判了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独断论（或教条主义）思想，二是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被称为市民文化观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可以说，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念作为一个完整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是在黑格尔那里第一次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达到了它的顶峰。

但黑格尔体系作为资产阶级观念的性质却决定了它并没有能在理论现实性的普遍意义上完成作为一种真正世俗主义文化信仰的真理体系的构建，而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剧烈冲突中成为了一次“巨大的流产”。

我们称之为“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革命的‘余波期’”，正是表现为在黑格尔主义流产之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时期，并且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再也没有了任何完整的体系化发展，而是沿着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综观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形成自己的文化观念形态上，它始终只能是形式主义地把世俗生活的理想信仰寄托在基督教上帝的躯壳或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中，并最终陷于虚无化和空虚化；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内容却更加实用主义地世俗化、物欲化了。而这一切，正是构成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二元矛盾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