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彭定安[1]
建中同志整理论著准备出版文集,并索序于我,我不揣浅陋欣然接受这项任务。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是积极主张并敦促建中出版文集的人之一,他既接受建议,来出版文集,邀我写序,我怎能谢绝呢?第二,我们长期合作——既有工作上的合作,又有学术研究上的合作,并且有共同培养研究生和教学的合作。这样的多方面长时期的“合作伙伴”,他出文集我写序,简直有点责无旁贷的意思。第三,我们的友谊持续了二三十年,为他的文集说几句话,也是应该的。这样,我欣然接受写序的任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主张建中应该出版自己的文集,因为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方面的论著,为数不少,足可成集;而为了纪念,为了总结,也应该把论著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献给社会,留给后人。同时,我还认为,在他的研究和评论文字中,既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态和成绩,也反映了辽宁文坛的发展与成果,特别是,还具体反映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与成就——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了。这么说来,我以为建中文集的出版,就不仅是他自己的业绩的总结,是个人的私事,而且,还含有“公事”的意义。
虽然我一向以为建中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是,初读他的文集上下卷的目录,洋洋洒洒,篇幅浩大,我仍然不禁为之惊讶。我自认对于建中的学术研究状况,是比较了解的,但是,读过他文集的目录,我这个“自诩”,不能不被打破了。我发现,仅从目录,就可以看出三点重要的内容:第一,他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厚、相当突出;第二,这些成果,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里,只用研究员这一职称的要求来比,他的成果之丰厚难说居于首位,但居于最前列,是毫无问题的;第三,他的这些成果,有相当大部分,是在退休后作出的。仅就这样三点来说,我觉得,就是成绩突出、成果丰富、令人敬佩的。这证明,他几十年来,勤奋敬业,孜孜矻矻,乐此不疲,对于学术研究有一种献身的精神,有一种文化追求。勤于耕耘,始有丰获。这一点,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我想起最近这三十年所经历的人和事。确实有些科研人员,聪明才智是有的,但是,未能灌注于学术研究,而是旁骛杂取,最后不免羞赧于学术成果的缺乏;也有的人,疏于学习与研究,最后难免“两手空空”。而建中同志却从孜孜敬业中,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而也收获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这些,只不过是就文集目录来说的“题外话”。如果进一步、从深层次,就本体——本题来说,可以言说的,就更多了。建中研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兼及文学评论。在这些方面,他的突出表现、突出成果是什么呢?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中国现代文学是重点课程之一,而在讲授和研究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格局”和“排名”,这就是“鲁、郭、茅,巴、老、曹”,也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建中的研究成果中,于这六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扛鼎作家”,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并有丰硕的成果。其中,尤其对于鲁迅、茅盾用力更多。此外,对于早期(30年代)成名的作家如冰心、冯雪峰、叶紫、巴人、丁玲、周立波等;对于东北作家群,从“二萧”(萧军、萧红)、雷加、骆宾基到马加,以至田贲;对于赵树理以及解放区文学;对于梁山丁、梅娘以及沦陷区文学;他都进行了研究,并有论著问世。其中,特别是丁玲研究,颇为突出。他的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系列,一种格局,这些研究的成果所形成的“系列”、“格局”,描绘、抒写、记叙、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文学成就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与作用。这些成果,对于大学文科教学、中文系师生的讲授与学习,都是有益的资材;对于一般文学爱好者,也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它们可以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文献总库和积淀之中。由于这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系列—格局”的形成,建中的论著系列,实际上已构成了一幅具有他个人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描述轮廓,把它们排列起来,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个人描述雏形。
作为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建中对于辽宁当代作家倾注了他的热情和关注,多所研究和评论。他研究和论述的辽宁当代作家有里扬、牟心海、刘文玉、李云德、萨仁图娅等,还有业余作家如王瑞起、周莹等。而且,他与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成为朋友,他们之间“以文会友”的交往还比较多,有的,如里扬、刘文玉等,更是往来密切,切磋作品、文事交流和私人交往比较频繁,他给予他们的协作以及必要的帮助比较多。这是他的工作成绩,也是他的学术成果。
建中对于现代文学和作家的研究,注重将之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来进行,我以为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是一种重要和良好的研究指导思想。同时,他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很注意艺术形象和典型人物的分析,触及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渊源、时代特色。这些,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面对时兴的一些研究套路和评论文字,这种研究好像比较传统,有的“先锋派”,可能讥之为“落后”。但我不这样看。我以为这种基本上属于“历史—社会研究”或“历史—社会评论”,仍然是文学研究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宗,它的核心价值观和立足点是科学的。因此,其学术价值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这部文集中的文章,应该说基本上都是这种应该肯定的研究格局,它的学术文化价值也就蕴涵于其中。而那些装腔作势、食洋不化、引经据典却不知所云的所谓现代、先锋、时髦的研究和评论,却只会昙花一现,消逝于时代与历史的浪潮中。
建中写了不少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他的这些作品,有几个特点。一是充满感情。这一点,对于评论来说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缺乏感情,没有真情,就难免敷衍了事,文章也缺乏感染力。建中的评论都表现出了对于作品、对于作家的内在感情。二是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对所述论点和所作评论,都举出种种材料、事实来予以说明。言必有据,不事空谈。三是评论均具有理论依据和理论背景,这便增加了评论的厚重程度和理论色彩。
不仅注重文品,而且注重人品,评文亦评人,这也是建中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一个显著的特点。这表明,他在阅读、研习、衡量文字的时候,就注意人品,注意发掘文章背后的作者,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这种研究态度和方向,使得他的研究文章,不仅于文学方面,而且同时还于做人方面,都具有了益智和教诲的作用。而且,我还以为,这也反映了建中自己的为人,在他自身的修养中,也是注重文品与人品的结合——他为人方面的诚恳、朴实、善与人处、肯帮助人等品格,在同事和朋友们这次为他而写的回忆文章中,有一致的反映。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建中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退休以后取得的。而且,这些离岗后的成果,在研究范围上,比以前拓展了,更广阔了,数量也相当大,其质量,包括思想的深度、理论见解的独到与深入以及文气的增长等,都比以前更胜一筹。这是我在陆续读到他在退休后所写的论著时,很突出的感觉。我为此深感欣慰和高兴。这是很令人敬佩的。他不仅是“退而不休”,也不仅是老有所为,更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并奋蹄前行,有所创新和发展。这使得他的人生和学术生涯,更具有深沉的意义和价值,值得人们敬重和学习。
还有一点是在文集中没有也无法反映的,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建中在学术研究和撰写论著之外,作为文学研究所所长,在组织和推动辽宁文学研究和关注辽宁文学现象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及其贡献。这些,在朋友们的回忆、纪念文章中多有反映,但论著本身则没有这样的作用。然而,这些却和他的论著是紧密相连的,是文品背后的人品的根基和反映。我为建中文集的出版而高兴,犹如我自己获得了成绩一样,写下以上一些感想式的文字,权为序,以表祝贺之情以及学习之意。
2010.11.13
[1] 彭定安:辽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