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大鸣 刘林平 梁在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在过去的三十年来看是世界经济的奇迹。在此过程中，都市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摩天大楼、高层商业住宅、高铁系统、现代机场和高档商场的不断涌现。本书名为“都市中国社会学新探”，所谓“新”一是指所收录的各章旨在描绘21世纪栩栩如生的都市中国新景象，二是指书中各章的第一作者都是中国城市研究方面的新人。

本书是中山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都市中国研究网络合作的成果。在岭南基金的支持下，我们2009年在广州和2010年在奥尔巴尼主办了两次国际会议。该项目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在两所学校选取高质量的论文，培养未来的都市中国研究人员。对于每一篇论文我们都会指派一位导师作为文章合作者。在一年时间内，导师为学生提供写作建议。并且以中英文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出版。

这一过程使得我们得到了关于中国都市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和局内人观点。一般情况下，各章的作者都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在大都已经在中国的高校任教，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成果完成的。另外两名奥尔巴尼的学生作者也来自中国，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回中国调查。所有研究人员对于他们所研究的课题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对下岗工人的访谈，对广州农民工的访谈，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他们熟悉调查点、了解被调查人群，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在导师的指导下设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文献。他们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本探讨中国城市问题的学术论文集。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省。广东有着与外界沟通的悠久历史，是众多早期北美移民的原乡。广东的一些城市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另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广东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前沿。中国的第一批经济特区也是在广东成立的。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些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讲，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省是研究过去20年间中国都市问题的理想之地。因此，本书就引导学生进行现代中国的都市问题研究，在区域研究、都市研究和都市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提供更加重要的理论见解，同时也可以作为以研究都市社会学、人类学为目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性教材。

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各章内容。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世界都市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移民就没有都市。事实上，中国都市最大的变化在于存在大量农民工，占中国城市人口的20%～50%，因此在第一部分我们主要专注于城市居民和城市移民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一章是李贞和梁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流动模式的研究。通过2005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调查，他们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非常高。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现今关于中国都市移民的研究都认为农民工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承受着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低的工资，这一点在华南地区至少在改变。较高的流动率反映了农民工的低工资和比较恶劣的工作条件。事实上，低工资是改变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与西方的一些理论相反的是，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工作更容易使人倾向于转换工作，基于这样的事实农民工应该更努力地去换工作，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带来了薪资的改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自2004年以来由于职业流动的增加所带来的“民工荒”。相关文献表明，不断上升的流动性会带来更多的职位空缺。

陈小娟与陈澄所写的第二章仍旧是延续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研究，但是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方面。与早期的中国经济改革课题不同的是，当今的农民工更加重视他们的劳动权利。由于一些工厂工人健康问题的凸显，这一问题变为20世纪初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一波抗议波及很大的范围，并且没能被深入地研究与了解。从此角度出发，本章分析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和权益的保护。研究的数据是根据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得来的。作者强调在调查时不应只关注农民工的低工资水平，同时应该关注处理纠纷的机构。他们同时也验证了社会网络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年来，工厂的管理已经运用人们的关系网络来招募新工以及维持工厂的稳定，并且珠三角的大部分工厂都为农民工提供宿舍。然而，现在这些网络被用于针对于工厂的集体行动，这是工厂管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三章的作者是王嘉顺和史蒂文·F.梅斯纳，他们通过中国2005年的调查统计数据了解当地居民对农民工的反应。本章与其他章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了多维建模方法研究都市居民对城市农民工的态度，并且此方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发现，在个人层面上，学生不太愿意农民工进入他们的城市，这是符合现代竞争观念的，因为这样会带来就业的压力。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这很少出现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他们还是难以接受。另外，女性不太能接受农民工，这呈现一个年龄曲线。最初，随着年龄的递增呈现更多负面的态度。另外一个主要的发现就是居住在较好城市公共服务区的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抗拒，他们害怕农民工争夺城市资源，这一发现挑战了中国持续的户籍改革制度。

接下来的五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新模式。对于许多农村户籍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城市户口。然而这在珠三角地区并不是问题。第四章就提供了这样的案例，基于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个小镇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李翠玲和约瑟芬·斯玛特认为农民并不想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想要保护他们和农村的隶属关系，这关系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当然是事实，在珠三角的很多地区，农村户口意味着很大的资源，主要是较高价格的土地。一般来讲，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这是一个例外，同时也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忽略的一点。

第五章继续探讨珠三角地区的户籍制度问题。在这一章中，陈福平和埃里克·冯探讨了广州“城中村”的现象，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所谓的城中村并不符合广州大都市化的构想，因为它的街道过于狭窄，建筑平淡无奇，甚至与城市的其他设施格格不入。这些房子大多数是七八层的结构，租给外来打工人员。这些地方居住的人们并不想拥有城市户籍，因为现有身份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作者揭示城中村居民维持了很强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适应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认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洞察未来中国的都市变化。

第六章调查了中国都市化另外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课题：少数民族群体的都市化进程。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占中国9%的人口，还因为这将产生重要的政策冲击。以云南的白族为案例，杨熊端和艾伦·斯玛特提出一个新的讨论，白族在国际与国内的旅游资本与他们的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传统农业，走向非农业社会。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失去文化传统，而是将它作为商业资源。

第七章讨论城市居民对犯罪率的满意度问题。近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城市犯罪率逐年上升，有关犯罪问题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鉴于学科传统的差异及调查数据的缺失，中国本土有关犯罪及犯罪治理公众评价的社会学或犯罪学研究并不多见。本章借鉴西方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符号论和工具论，通过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居民样本的一系列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了社会信任、社会联系、社区凝聚力以及犯罪率几个重要的因素对当今中国城市居民犯罪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桥梁式信任和社区凝聚力与居民的犯罪治理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第八章探讨文化公民与公共领域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了“文化公民”以回应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媒体，尤其是娱乐媒体，在政治领域作用的消极态度。总体而言，“文化公民”理论指出传统理论过于注重政治沟通中的“传播过程”，而忽视了其“作为日常仪式”的特性。本章实证研究的文本是《快乐女声》（前身：《超级女声》，2004～2006年）。作为中国版的《美国偶像》，节目在2004年一问世便被广泛认为具有历史意义。节目的大门向每一位没有任何成功背景的参赛者敞开，并且创造了一夜成名的超级明星。如果用传统理论来分析这个现象，像《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只是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参与的虚幻意识，实际上却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更少加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过程中。但是通过观察观众对于这个节目的实际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观众与该节目提供的内容之间的互动虽然大部分是建立在情感和娱乐基础上的，但实际上这个互动也带动他们进入对严肃社会问题和公民价值观的讨论。究其本质，这项研究通过将经典的和新兴的理论比照中国现实案例，直接介入关于大众媒体和民主的长期未决的辩论，有助于我们增强对这些理论在西方内外不同语境的理解。

最后四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新技术和开放的市场如何影响都市中国等相关问题。今天的都市中国与30年前相比更加国际化，这更显现在当今中国的国际移民中。例如，在广州已经有了大批的国际移民，尤其是拥有大批的非洲移民。很多当地人管非洲移民聚集地叫“巧克力城”。这些新的国际移民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纽约》、《纽约时报》、《国际商务时报》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在第九章，许涛和梁在研究了都市中国新的事实——大量的国际移民。许多外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寻求“中国梦”。国际移民经常会失去正式或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本章探讨了非洲商人如何在广州重建他们的关系网络。为了了解这一过程，作者对31位非洲商人进行访谈，了解到他们社会网络的重建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与非洲商人们保持网络关系；二是通过教会或是商会的网络与中国商人联系；三是通过与中国人通婚建立联系。作者认为通过这些链接，非洲商人能够掌握广州的外国世界。

在第十章中，姬广绪和黄友琴调查了中国东北沈阳市下岗职工的手机文化，作为最新的信息与沟通技术，手机不可逆转地、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本章主要集中于研究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低收入群体——国企下岗工人，以及他们是如何、为什么运用手机的。作者分析了穷人对手机的使用视角，下岗职工更多的是使用低端的手机、有限的手机功能，同时手机的使用也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通过独特的社会和经济特征的分析，下岗工人用他们的实践证明了手机文化的不同不仅是来自精英的特征，不同的群体都能创造自己的手机文化。

第十一章涉及中国的房屋产权问题。房屋问题在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同时也创造了另一个领域，例如财产权的多项索赔。通过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物业纠纷的人，郦菁和黄友琴揭示了在都市中国新建立的房屋产权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复杂性。本章显示，尽管有着日趋成熟的市场，但是个人的话语和理性法律之间对房屋产权的定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许多组织机构都对这一话语进行争论。另外，这种争论也建立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

最后一章讨论的是房屋市场化与公正问题。李洁瑾、梁在使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探究在大都市上海的流动人口、户口移民和本地居民之住房选择和结果。本章的主要发现表明：与户口移民和当地居民相比较，流动人口在租房和买房上的开销更大。他们推测了几个导致3个群体住房不平等的可能诱因。首先是由于上海户口的缺失，流动人口不可能租赁公有房屋，更难以补助价格购买公有房屋，而这些补助价格要显著低于公开市场的房价。其次，流动人口通常与地产开发商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些开发商可以向某些政府机构雇员提供特殊价格。最后，流动人口更难以获取有关房屋市场的精确、及时的信息。

总之，本书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它有可能影响未来时刻都市中国研究的方向。我们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研究都市中国的学生们注意：第一，我们发现当今都市中国的城市新移民不再是被动的、温顺的血汗工厂的工人形象，而是为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积极争取的人群，如果有必要，他们将通过集体的形式进行抗争，这是与早期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城市新移民在政府的努力下，减少不平等的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展、壮大自身。因此，近些年的城市新移民的工资有了明显的上升。工资的上升压力使得工厂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或将一些工厂从沿海城市迁至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内地城市。

第二，中国户籍制度制造的城乡鸿沟是最近城乡之间不平等争论的核心。本书列出了中国沿海城市的一项新的重要发展。虽然城市户口仍有一部分特权和优势，但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一些人积极反抗，拒绝成为城市人。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土地资本租金的上涨造成的。尽管这样的状况不会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发生，但是中国沿海的这一状况仍值得我们去关注。城乡鸿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城市居民对城市新移民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态度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这对少数群体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中国城市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少数民族群体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进程中可能会被边缘化，甚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会以牺牲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代价。关于白族的研究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案例：白族能够在中国的全球化和都市化进程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第四，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已有数百万移民走向北美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移民构成了中国今天世界各地散居者的基础。在21世纪，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移民的目的地，尽管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北京、上海、义乌和更广大的一些地区，但我们在本书中用广州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就像早期的欧洲和拉丁美洲，今天的中国成为了人们追寻“中国梦”的地方。201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开始收集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信息，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大量移民的进入将对此构成挑战，同时也是对移民政策的考验。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大量移民带来了美国城市在20世纪初的繁荣。相同的，我们也希望21世纪中国的国际移民也能够为中国都市研究的新方向带来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