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左”倾错误的关系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十分重要。有一种说法，似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因为“左”倾路线急于形成两个政权的对峙，所以才出现这么一个共和国。按照这种说法，就不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说清楚。

胡乔木在1985年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写过一封信，里面讲道：“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挥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必要的。”胡乔木还说：“左”倾错误应该指出，但不能因此抹杀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起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以前，虽然有中共中央的领导，有时也直接对某部分的红军和根据地发出指示信，但并不是系统的领导，平时直接的领导往往是省委或某一个特委。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是各行其是。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在中央军委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时，编者的按语中也只是说要各地学习他们的经验。各根据地、各路红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种状况本身不能长期存在。特别是随着红军和根据地一步一步有了巨大发展的时候，成立这样一个政府已不能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在“立三路线”形成以前的事，主要是客观上随着各路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农村越来越重要，许多事情需要有统一的章法和统一的指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在这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即已纠正。在六届三中全会的组织决议案中说：“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这是在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在实际工作中作为“立三路线”的特征的错误以后，而在1931年1月王明的“左”倾错误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以前。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最初定在1930年11月，后来几度延期，到1931年11月，这是由于反“围剿”战争造成的。所以，不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讲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它主要地是客观形势发展趋势产生的需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对内来说，先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等，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共同的章程可循。临时中央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对各地红军进行统一指挥，虽然这种统一指挥并不经常，但在长征前后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来说，可以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的号召。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933年1月和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次以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发表宣言，表明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订立反对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10月，潘汉年以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的名义同十九路军签订反帝反蒋的初步协定。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共同抗日的准备产生了巨大作用。

当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在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现在是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决战，要以堂堂正正的阵势，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这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的被迫长征。另一个是在政策上，规定有剥削的人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扩大了打击面；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苏区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当然应该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采取历史的、全面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来分析这段历史。要注意到两个区别：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当时客观局势的发展需要来看是不是应该成立，同它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对形势做出夸大的分析、鼓吹什么“决战”论等，不能笼统地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一回事，不能因后者而连带地否定前者；另一个是既要看到它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又要看到它所坚持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前面所说的在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且要把这两个侧面的主次轻重做出恰当的分析。在当时“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以外，不能忽视还有一些领导人所坚持的正确意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因此，它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它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如果不能审慎而恰当地看待这两个区别，就难以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评价。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1] 这是作者1999年10月1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新中国五十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