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本书中的几篇回忆，均为新写。时间虽已过去很久，但一切如在目前，写作十分顺利。其中“四清记实”部分，我以为极其有趣。虽然它的基本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但那书名有点像是在号召加强阶级斗争似的，在社会上也无影响。出人意料的是，老大哥吴江同志竟然看了此书，并写了长文予以多方嘉奖，这给了我最大的激励。于是，一块顽石变成了一片美玉。高山流水，感激无涯。因此，这次我又用心将这些事重新写了一遍，事情由简而繁，看起来可能更有趣一些。“四清”弄了两三年，被“清”者何止千万人，可惜未留下多少真实的记录。一次一位访问者听我讲了一两个此中故事，笑着说，你这怎么有点像侦探案一样。我说，很对，有的地方像福尔摩斯侦探案；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有点像日本的推理小说呢，不过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之名。细致推理精神均可运用。

本人一生写的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篇所谓《审干杂谈》了，因为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去证明了那三十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而这却是同“四清”的目标根本相反。我又不是用“一风吹”的办法，而全都是凭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能接受的结论。同样地，在我一生中，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做的也全是一模一样的事，今就此三事新写一点儿回忆，列入本书中。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一切要由实践检验。像“三反”，至今已过去六十年了。事实证明，我单位别人的“打虎”的事是全错的；我这之后立刻“放虎”并没有错。

另外，我因为在反右中出了点名，可能有人以为我准是个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现在，我把这事也简单写出，其实连什么小事也没有。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因此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现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先生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上，有殷国秀老同志的一篇文章，间接提到了我，而且复查了档案，我就能讲讲此事了。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

作者

2013年8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