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记父亲西门宗华的坎坷人生
我的父亲西门宗华的一生，不能算作传奇的一生，但却是不平凡的一生。父亲是现代中国第一位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撰写有关文章和著作而闻名于知识界和学术界。他辛勤笔耕，硕果累累；后半生却历尽坎坷，饱受磨难。但面对多舛的命运，他没有沉沦，心中仍燃烧着信念之火，依然心系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寻求革命之路
父亲1905年出生在江苏松江县（现为上海市一个区）一个贫寒的家庭。16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原本要被送去当学徒的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他在校刻苦读书，成绩名列前茅。当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令他迷惘、愤懑，他开始倾向革命。1925年师范毕业后，父亲被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大学团委宣传部部长。然而，由于得罪了学校中大权在握的王明而被开除团籍，于1929年被遣送回上海。
时值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日子，父亲几经努力，没能找到党组织。为求生计，经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介绍，父亲于1930年到塔斯社上海分社作俄文翻译，成为第一个进入该机构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人。在这同时，父亲翻译了马季亚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之特色》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马氏（匈牙利籍）系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曾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赴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他在著作中提出的新论点——亚细亚生产方式，颇为经济界所关注。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又出版了父亲翻译的《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一书的部分章节。此书是考茨基的早期著作，被认为是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经典之作。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四年中，马列主义学说在父亲思想里深深扎下了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迅猛发展，更使他受到巨大鼓舞。于是，父亲开始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成就。1933年，他在张冲的支持下，在南京创办了《中国与苏俄》杂志。由于它内容丰富，并提供了大量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深入透彻的分析评论文章，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士和向往新世界的青年读者所喜爱。担任主编的父亲，在每期杂志上均有署名文章发表。现今仍较完整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典藏部。在此期间，父亲还出版了《俄国革命史概论》《俄国经济史概论》等著作。父亲早期的这些努力，使他崭露头角，成为一位专事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鲁迅曾在其著作中称我父亲是“我国有权威的苏联研究者，俄文亦好”。
再度赴苏
1936年，为了增进对苏联的了解，父亲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后被派往驻苏联大使馆任职，再度赴苏。在三年多的时光里，他访问了苏联的许多地方，考察了那里的工农业以及文教、科研事业发展的状况，为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父亲驻苏期间，发生了一桩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事情。“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履行在“西安”事变后所作的国共合作抗日的诺言，派政府要员杨杰、张冲为正副团长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谈判求援。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特地交给张冲一张名片，嘱他持此去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取得联系。在名片的背后，周恩来和博古联名写道：“张冲同志奔走国共合作，卓著辛劳，请以同志关系接待。”
然而，代表团一行抵莫斯科两周后，张冲仍无法将名片交与王明，原因是苏方声称，他们不知道王明其人，只能将名片奉还。无奈之下，张冲来找父亲商量。父亲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口答应为其设法。当时，苏共虽是共产国际的主要成员，但苏联的政策一向是政府部门不能插手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交往事务，以免影响苏联政府的对外关系。但是，这条戒律锁不住父亲的报国之心。他不避风险，先是写信给共产国际原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他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父亲曾是他的学生），而后又驱车径往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共产国际总部（对外交人员来说，此地乃是禁区），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了递交名片的任务。
其后，王明在自己家中接待了张冲，两人长谈至深夜。接着，斯大林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杨杰和张冲。斯大林强调“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只要动员起人民的力量，必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但他并未做出关于出兵和支援的表示。
辛勤笔耕
1939年冬，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返回祖国，抵达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重庆的六年，是父亲著述的高峰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有关苏联的著作七部，其中《苏联建国史》、《苏联》（上、下册）、《革命以前俄国经济》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2年，郭沫若曾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讲演会中称道：“西门宗华先生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关于苏联有大部的著作，一定会有很精彩的材料贡献给各位。”
当年，父亲还经常给报刊写稿，《大公报》即是常发表他文章的一家报纸。“二战”中，父亲那些评析苏德战场形势的文章，使不少读者受到鼓舞，树立起苏联必胜、法西斯德国必败的信心。
1943年，父亲依据1937年春随蒋廷黻大使去苏联南部乌克兰、格鲁吉亚地区考察的见闻，写下13000字的《南俄考察回忆记》，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9卷第17号）。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他以情景交融的笔触，向读者展示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这片富饶土地上兴建起的一座座巨人般的工矿企业——第聂伯河水电站、现代化炼油厂、炼钢厂、拖拉机厂。对沿途所见的历史文物、风土人情以及苏联当年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成效等均深入细致地予以描述。在文章前面所加的小引中，父亲写道：“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起，德军侵入乌克兰，将苏联南部之开矿业及其他重工业，施以蹂躏。翌年且冒险深入北高加索。敌蹄所至，庐舍为墟。苏联国民历年血汗之创业，惨遭毁灭。每忆及南俄昔日蓬勃繁荣之象，益令人生同仇敌忾之心。客冬以来，苏军战旗南指，既歼灭入寇北高加索之德匪军，最近数月复连克乌克兰之历史名城多座……德匪自苏境溃败撤散之日，当不在远；苏联伟大之创业，将重见于南俄各地。回忆往事，憧憬未来，不胜感慨……因为记。”
在重庆时，另一桩父亲投入巨大精力和热情的事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1935年在南京酝酿成立协会时，父亲便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协会宣告成立，孙科当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颜惠庆为名誉会长。抗战期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团体，经常举行各种集会，如十月革命纪念会，中苏文化界人士联谊会，中苏妇女、儿童联谊会等，并通过办展览、放映苏联电影、办文化沙龙吸引群众。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这个合法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团结抗战和民主。因此，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的左派，也都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不少人还在协会一些部门担任领导。父亲当时任协会常务理事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曹靖华为副主任委员。在积极筹划、组织多项活动的同时，父亲还主编出版了苏联社会科学丛书，曹靖华主编了苏联文艺丛书。这两套丛书颇受读者欢迎。
1945年9月2日，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和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的到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酒会。当时毛主席恰好为国共谈判来到重庆，也应邀出席。酒会盛况空前，父亲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记得那时，我正在南开中学就读，由于是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住一夜。晚上，我总看到父亲在灯下伏案疾书，不是写文章，就是给友人写信，直到深夜。尽管不了解书写的具体内容，但我知道：友协的工作和他个人著作的出版，在父亲心中最为至上。他常致函的对象，至今还留在我记忆中的有屈武、邵力子、王芸生、傅学文、梁寒操等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先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而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翻译出版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论儿童新教育》《伟大的思想家柏林斯基论教育》《苏联集体农场法》等多部著作。多年的学识积累，使父亲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推行的种种政策，父亲于1955年断言：“中苏两党的关系最终将破裂，‘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这句口号将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报国激情未泯
父亲曾在信中对我说：“我国目下还缺少一部百科全书，想来今后会编出来。而编百科全书，需要参考古今中外的百科全书，以资借鉴。要知道，苏联的大百科全书自1928年开始按字母出版，至今没有出全，其间又易版本，当然是当时政治情况有变化所致。如果把这些不同的版本（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版本）全部翻译出来，恐怕动员全国懂俄语、能翻译的人来做这事，也非亘数年之久不可。我残年无所事事，如被叫去参加这样一种工作，我将认为乃此生之大幸……”父亲在翻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在那些岁月里，虽然困难重重，希望渺茫，父亲为了心中的情结，仍多方求助人们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
在父亲求助的人当中，陈翰笙先生是始终给予他真诚帮助的一位。陈先生长父亲8岁，自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上海相识，往后的许多年里虽一直身处异地，但他们的友谊却经历了时间的考验。1959年春节，父亲收到陈先生自北京寄来的一张贺卡，上面题了14个字：“时代车轮猛向前，祝君愉快享新年。”1961年，陈先生偕夫人外出考察，途经上海，两位老友彼此畅叙了近30年的别情。1962年下半年，中宣部曾酝酿成立编译局。经陈先生和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的推荐，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已批准父亲去这个局工作。但后来，中央决定暂不设立这个机构，此事无果而终。父亲曾告诉我：“陈先生对我所托，从不负人。”可这一次，陈翰老只有无奈地对我说：“我已为他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1977年9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的社论。父亲读后，心潮起伏，当即给我写信：“我等待了将近20年，终于看到我们科技事业的伟大远景……时间确是一切事物的左券，20年也不算太长，一刹那过来了。我幸未死去，终究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人生的一页。”这也许是父亲平生又一次预见。
1978年7月20日，上海市委有关机构宣布：摘掉父亲右派的帽子；虹口公安分局宣布当年以“反革命”罪对他判处管制是一桩错案。当这两项决定在大会上宣读时，父亲激动得不能自已。当天，他给我的来信写道：“……那时那刻，20年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过着任何人所不能过的生活，人间竟许我这个苦人以新的生命，我何如此幸也？”
平反以后，组织上安排父亲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个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其间校审了多部书稿，并撰写了回忆录。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父亲脑海中思索最多的是台湾回归的问题。他曾在一篇回忆录的末尾写道：“我暮年多故，亦是多病之人，但为祖国万年江山，常常想怎样在这方面献以绵薄，庶几在人间不虚此一行。”1980年初春他来京会晤老友屈武时，也曾表露了这份心愿。然而，疾病缠身的父亲，终未能实现他暮年的壮志，于1984年4月7日79岁时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