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曾祖父——著名教育家吴雷川先生

沈晓丹

我的曾祖父吴雷川先生，著名教育家，前清翰林，浙江大学的奠基人和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在近现代大学教育史上，他被誉为“影响力堪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式的人物。

教育思想之形成

吴雷川（1871—1944），祖籍浙江杭州钱塘县。小时候随其祖父在徐州上私塾，私塾的教学方式是吴雷川不喜欢的，但靠自己的聪敏与勤学，还是从中学到了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及儒家思想，并在诗词、书法、八股文写作等方面成绩优异，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6岁时，回原籍参加县试，考取秀才第一名。19岁时，随父亲到了江苏清江浦（今属淮安市）。此地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名人雅士颇多，又恰逢清廷开始引入西方文化，于是，吴雷川有机会在青年时代即博览中外新书，从中深受教益。这种学习经历为其考上举人、进士、翰林奠下基础。

在家庭生活方面，因从小生活于大家庭中，人多口杂，母亲便教他待人要和气，要忍耐，要主动做些家务琐事。而童年的他也很懂事，每月200文的零用钱常用不到一半，就将剩余的交回母亲手中用于补贴家庭开支。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养成朴素节俭的习惯，并受到儒家仁厚、爱民思想的教诲和刻苦上进的鞭策。

正是这种成长经历，奠定了吴雷川选择潜移默化、言传身教、自治自觉的育人方针，并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升华为：以仁爱之心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以开放之态提高师生的济世救国能力——这个教育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与事业。

秉承着这种教育理念，在浙江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的25年时间里，他不仅培养造就出一批优秀学者、志士仁人及政界名流，而且支持聘用了一批推动新文化事业的专家教授，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邵力子（1882—1967，国共和谈代表，后任全国人大常委）、邵飘萍（1886—1926，曾创办过一些进步新闻刊物、机构，后被奉系军阀杀害）、蒋梦麟（1886—1964，曾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邵元冲（1890—1936，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陈布雷（1890—1948，曾任一些刊物主编，后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玄同（1887—1939，新文化运动猛将，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父亲，曾任北大、燕大教授，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郭绍虞（1893—1984，接吴雷川兼任的燕大国文系主任，后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1893—1941，文学家，与瞿秋白、沈雁冰一同创办进步杂志与社团）、钱穆（1895—1990，自学成才，任燕大国文系教师，后成为著名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四叔）、郑振铎（1898—1958，曾任北大、燕大教授，新中国文物局局长）、冰心（1900—1999，著名作家、燕大国文系教授）、吴文藻（1901—1985，社会学家，曾任燕大法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进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他们都曾亲身领受吴雷川的培养和帮助，深感吴雷川育人不拘一格，对吴雷川的治学宏博精深及其人格魅力与情操感受颇深。

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 1897年创建，是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四所近代高等学校之一，1905年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吴雷川于1906年至1910年间出任该校校长。

出任浙江高等学堂校长后，吴雷川一扫以前办学的积弊，强调校长、老师、学生之间的感情相孚，而不拘泥于形式上的严格管理，使全校融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据陈布雷回忆说，他在浙江高等学堂不仅感受管理带来的良好校风，而且那种求实的学风，使他和邵飘萍、邵元冲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起革新观念，接受并信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吴雷川担任校长期间，自1908年起，浙江高等学堂按正规大学要求开始设文理两科，招收大学预科和高中学生入学。必修课程为12门，英文为文理科第一外语，法文、德文分列文理科第二外语。文理两科通习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兵器、体操。文科另开设历史、地理、伦理学、法学、理财学；理科另开设算学（已讲至微积分）、物理、化学、地质与矿物、绘图；此外，学生还可自选课程。1909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至1910年，浙江高等学堂已成为初具文理高等学院构架的新型大学。

吴雷川深知，办好新型大学的关键是要下功夫寻找、培养大师，所以他在聘请教师方面十分下功夫：理科课程主要聘请国外教授与赴美留学的毕业生任教，文科除请国内专家学者外，还专门聘请了了解世界形势的海外学者。例如，经济学教师邵裴子（1884—1968）是赴美留学生，是当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的弟子，1910年成为吴雷川的主要助手——教务长，1912年元月，28岁的邵裴子接任校长。其后，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胡适、苏步青、贝时璋、顾功叙等国内著名学者，均参与了该校的科研和教学。这些都为浙江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除了学业上的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德行方面，吴雷川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展现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1907年，苏杭甬铁路修筑时，杭州学界率先发起抵制英国借款控股的运动，吴雷川大力支持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此次活动。浙江高等学堂的学子们积极联络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江学校联合拒款会”。学生们上街下乡，宣传浙江自控股苏杭甬铁路的意义，号召大家节衣缩食，集款认股。杭城高校学生维护路权的行动得到全省民众的普遍响应和支持，最后浙江各界认购股票共2300万元，此数额两倍于英国借款额。通过此事，不仅激励了杭州学界的爱国热情，而且进一步使社会各界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卖国，为绍兴起义和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推动了1911年辛亥革命在浙江全省的迅速响应。

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

燕京大学始建于1919年，是第一所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1926年秋迁入新址，即今天的北京海淀区“燕园”（现北京大学校址）。吴雷川1929年至1934年间担任燕大校长。

其实，在正式担任校长之前，吴雷川在燕京大学1919年合并原四所教会学校成立时，就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做出不少贡献。吴老于1926年担任副校长（1929年起担任校长）后，更为“燕大的中国化”不懈努力，燕京大学的章程、办学目的、校训等均出自吴雷川之手。在将燕大规划经营成一个环境优美、中西合璧、设施齐全的新型校园方面，吴雷川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燕大中西合璧的设计理念，就源于吴雷川倡导的中国式的审美观。后来竺可桢在任浙大校长期间主持修建浙东分校时，又找吴老就学校的规划蓝图征询意见，吴老像当年对待燕京大学一样，认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当时他已年近七旬，精力与笔力均大不如前，但为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不辞辛劳，秉笔直书，将对中国教育的一腔热情倾注在了封封信函中（这些珍贵的信函现存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在燕京大学，吴雷川继续秉承“办好新型大学就要广揽人才、培育大师”的理念，为燕大招募与培养了一批大师级人物。大批海外归来的博士与国外专家的到来，使燕京大学当时的师资力量堪称国内一流，国际上也不可小视。1928年“赫尔基金会”支持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机构，在其支持下，《燕京学报》成为中国学术性论文的重要阵地。此时，吴雷川亲自兼任国文系主任，迎来了燕大国文系的鼎盛时期，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都曾来校讲学或任课，当时著名文史权威专家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沈士远、马鉴、郭绍虞、容庚、郑振铎、许地山、谢冰心、顾颉刚、顾随、俞平伯、陆侃如、郑骞等均被聘任。燕大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担任燕大校长期间，他还实现了燕大办学理念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倡导民主、团结、向上的新型校风，制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树立科学民主、反对腐败落后的燕京精神。二是改早期教会学校以培养传教士为目的的宗旨为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为宗旨，具体措施有：摆脱完全受美国教会控制的状态，形成相对独立的局面；向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登记；废除宗教学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强调燕京大学是以沟通中西文化、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研究型教育机构。

他不仅广揽人才，实施新的教育理念，而且还把这种创新、求实的精神体现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他在兼任国文系主任时，博采众长，形成其办国文系的三个特点：一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并重且相得益彰；二是基础课与选修课双荣并茂；三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互补融合。他治学创新求实并传为佳话的还有：从学生需要出发开“应用文”课；亲自讲“大一国文”并成为传统……此外，他还倡导青年人要为中国的进步、强盛做实事，并亲自调研分析社会时弊，指出当时挽救中国最重要的，一是推进经济改革以改善民生，二是从民众教育入手，实现由下向上的改革。根据这些思考，吴雷川十分认真、系统地评价了国民党前期的改革方略，指出中国当时的急务是要使人人有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需要人人注意节约，服从并维护社会的公律。他从一位实践的教育家转变成为一位民本主义十足的社会主义者，并已踏足到社会主义的大门口。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吴雷川凭借自己在教育界的威望和影响，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更是展现了老一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美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雷川多次带头发起为抗日捐款的活动，并担任燕京大学抗日组织负责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的国立大学相继南迁，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基督教会募捐创办，仍得以暂留在海淀燕园继续开学。这段时间为便于应付日本侵略者，吴雷川决定由校务长司徒雷登取代其校长身份，以便维持燕京大学的安全。1941年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卖身媚事日寇、成立华北伪政权的大汉奸王克敏久慕吴雷川的为人，想借重青年学生对吴老的景仰笼络人心，欲请吴老出任伪职，遭吴老严词拒绝。为避日伪尘嚣搅扰，吴老先是闭门谢客，后来干脆搬出燕园，蛰居城中。

六次“辞官”

吴雷川一生中最为独特的经历之一，就是“辞官”。据家人回忆，大概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辞官是考上进士之后，他曾被安排任县长，但因立志“人生应当为社会切实做点事”，在现实中又碰到徇私与秉公的两难，他不想开营私枉法之端，故而辞官。第二次是被安排到新成立的江北高等学堂任校长后，为尽孝道，不久辞官。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后被公推为杭州市民政长（相当于今市长），在选录僚属时，多方徇请难合，由此感到官场之中真为民之志士罕，逐私利之争斗繁，实非其所堪应付，遂再次决定辞官。第四次即1926年为支持鲁迅先生的爱国行动，在教育部辞去参事（相当今司局级）之职。第五次辞官是因担任燕大校长，辞去教育部次长之职。当时，燕大完成初建准备发展时，出现了生存危机（教会大学主要经费是外国人赞助，北伐后国民政府令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于是全国教会学校中93%的外籍教师回国）。这时吴雷川以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威望和美方承认的基督教理论家的优势，发挥独特的作用，最终运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实现了中国人出任校长（chancellor），维护了民族尊严（美方出任校务长，即president，仍可掌经济实权）。司徒雷登亲赴南京邀请吴雷川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吴老因此辞去了教育部次长之职（任此职9个月）。之后燕大转危为安，为日后20多年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初期，为保留燕京大学继续在北平办学，吴雷川辞去燕大校长职务，由美方代表应付日本侵略者（此时美日尚未宣战）。辞去校长后，他仍专心教学研究，并相继完成了几本专著。

回顾这些辞官经历可以看出，吴雷川终生以教育事业为追求与精神寄托，他的性格始终坚守着忠厚正直、刚正不阿、重在务实、淡泊名利的特点。

淡泊的君子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雷洁琼先生1988年11月为《燕大文史资料》建校70周年特辑而撰的“序”中写道：

燕京大学是在我国伟大的“五四”运动时代创办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燕大爱国师生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献身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为我国革命事业，创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燕京大学是一所培育社会服务人才、沟通中西文化、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高等学校，它聚集了当时一些著名的中、外专家学者，如吴雷川、陆志韦、洪煨莲、顾颉刚、郑振铎、马鉴、容庚、邓之诚、郭绍虞、许地山、吴文藻、谢玉铭、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夏仁德（Randolphc C. Sailer）、赖朴吾（E. R. Lapwood）、高厚德（Howard Golt）、班维廉（Willam Band）等。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谢冰心、黄华、陈翰伯、韩叙、周南、龚澎、韩素音、萧乾、严东生、沈元、侯祥麟、谭文瑞等，为我国文化教育、外交、新闻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雷洁琼先生心目中，吴雷川得以在当时中外专家学者云集的燕大排名第一，不仅因为吴老是该校的首任华人校长，而且吴老本身的学识与人品也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首肯。吴雷川学生辛斤（1913—1988，原名陈新桂，曾任民盟中央张澜主席的秘书，参加了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和全国政协筹备工作）在所撰《敬悼吴雷川先生》一文中评价说：“雷川先生的道德文章，久已为国内士林乃至国外人士所熟悉。我觉得他最值得我后辈学子景仰和效法的，是他追求真理的进取精神和他丰富诚挚的情感，以及高风亮节的人格。”

著名作家冰心女士在1988年10月21日清晨写的回忆文章《追忆吴雷川校长》中写道：“1926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时，初次拜识了吴雷川校长。他本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为南京教育部有令国内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经燕大校董会决议，聘请吴老为燕大校长。吴老温蔼慈祥，衣履朴素，走起路来，也是那样地端凝而从容。”此文还记录了冰心夫妇准备去云南大学任教时，吴雷川于1938年6月赠予他们的一幅书法（录的是清词人潘博的一首《金缕曲》与临别赠言）。冰心老人于20世纪80年代将这幅字迹装裱后挂在北京家中的客厅里，并评价“吴老的书法是馆阁体，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挂在客厅墙上的这幅字迹，总觉得老人的慈颜就在眼前，往事并不如烟！”

吴雷川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北上，到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任佥事、参事、常务次长，从事教育行政15年。其间鲁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等多位浙江文化名人来该部。吴雷川以诚信立德为信仰、以仁爱育才为事业、以务实报国为终身追求的人格与情操，感染和影响了一批中国优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在北京定居30多年，与鲁迅、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伟长的四叔钱穆等江浙文人交往颇密，叶企孙、严东生、陈岱孙、钱俊瑞等晚辈学子（后来分别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经济学家）也上门讨教。钱玄同为儿子起名“三强”即源于吴雷川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三方面均要强的含义。特别是与鲁迅先生的友谊：鲁迅1925年因支持学生爱国行动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佥事，后不久吴雷川亦辞去参事；鲁迅留学日本时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辛亥革命后回国到1926年为躲避反动当局通缉而南下上海期间，与吴雷川交谊颇深，仅《鲁迅全集》中就记载约20次，如参加吴雷川兄长、夫人的追悼活动，为吴雷川建基督教阅览室捐款，代吴雷川购书等。

作为吴雷川的家人，这位先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忠厚正直、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吴雷川一生，无论当教授还是任校长，均能做到廉洁奉公、不染时弊。他在南京辞去教育部次长后，教育部按规定给他加寄去一年薪俸，他全数退回。他在燕京大学全体师生心目中一直是最受敬仰的敦厚长者，生活俭朴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据资料记载，他在担任校长期间从未支取过全薪，专任教授后也往往只领一半左右的工资（余款均进入“吴雷川奖学金”），住房不及一般教授，多次婉谢校方为他修葺的美意。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秋冬之季总是身着一件洗得褪色的旧夹长袍，外罩一件旧呢大衣，戴一顶脱色的礼帽，以一种整洁朴素的仪表和矍铄端庄的神采显示出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本人虽然生活节俭，可对亲友和学生中经济困难之人却总能慷慨解囊。正是这种情操，才能解释其在晚年为什么能做出令很多世人费解的安排：将个人藏书全部捐献给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该馆后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本人则以抄书为生，清苦自持。

回顾吴雷川的一生，他不仅是我国现代教育界的一颗璀璨明星，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德行，他的操守，他的学问和胸襟，他为中国教育呕心沥血的精神和他创新求实的教育理念，已经并将长期影响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