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园里尽朝晖——访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其一生革命生涯中，曾在南洋各地留下不少从事革命活动的史迹，新加坡的晚晴园即为一处。孙中山先生一生八次到新加坡，就有五次是住在晚晴园。新加坡人，特别是当地华人，都把这里看作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的故居，看作孙中山南洋革命活动的基地。我作为《纵横》杂志的记者，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有幸采访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先生，并在他的陪同下参观了正在进行最后整修的晚晴园，听他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在南洋的活动及晚晴园的沧桑历史。
从明珍庐到晚晴园
自马里士他路北行，穿过一条浓荫遮蔽的小径，在亚佛路和大人路的交界处，便是一代伟人孙中山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晚晴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这座两层的欧式别墅始建于1880年。房主是一个姓梅的富商，洋房是他专为爱妻建造的。据说他的妻子芳名叫明珍，故命名为“明珍庐”。楼房呈“凸”字形，坐东偏南，在欧洲巴拉甸风格中融入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风格，室内的陈设布置更是非常精致和富丽堂皇。后来，梅姓富商家道中落，便将明珍庐卖给了橡胶业巨头张永福。
张永福买下这座别墅的目的是供奉母亲陈宝娘养老。他取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诗句“夕阳怜芳草，人间爱晚晴”里的“晚晴”二字，将“明珍庐”命名为“晚晴园”。
张永福是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者。当孙中山1906年来新加坡时，张永福便决定把晚晴园作为接待孙中山下榻之地。他首先向母亲说明了原委，并安排母亲与孙中山相见。陈宝娘与孙中山交谈之后，深为中山先生的革命气概所折服，毅然同意将晚晴园让出作为中山先生在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
南洋革命活动基地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即以晚晴园为会所。宣誓仪式在晚晴园二楼举行。首先由孙中山举起右手宣誓，接着入会者轮流宣誓。宣誓完毕，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的宗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总会的宗旨完全一致。第一次宣誓入会的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4月7日，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尤列、邓子瑜、谢心准、李晓生、李幼樵等加入。当日选出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这是同盟会在南洋的第一个分会。
分会成立后，力量迅速壮大。一年内，新加坡分会会员即由成立时的十余人增加到400多人。由于“同盟会”的不断扩大，孙中山于这一年再次在晚晴园召集开会，重新起草会章，并重新改选。张永福被选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主任。组织规模也比以前扩大了许多。革命党在南洋的势力蓬勃发展起来，南洋华侨社会的革命力量被组织起来，并开始与中国国内的革命力量遥相呼应。到1908年，同盟会在南洋的分会已经有20多个，会员有3000多人。为了使各分会之间易于联络和管理，孙中山奔波于西贡、新加坡之间，后来在新加坡又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汪精卫、胡汉民等也陆续前来新加坡协助孙中山，并到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尼等地宣传革命。
1910年11月，孙中山携家眷由新加坡赴槟城。11月13日，在槟城打铜街120号庄荣裕召开了著名的“槟城会议”。正是在这次会上，策划了翌年广州那场碧血溅黄花的壮烈起义。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戴季陶，以及槟城的吴世荣、陈新政、黄金庆，怡保的郑螺生、李源水，瓜拉比劳的邓泽如等。在会上孙中山流着眼泪，呼吁大家给予无私支援，以再次在广州发动一次大的起义。他沉痛地表示，他已将自己的命运置于这次武装革命的成败之上，如果再度失败，他将从此归隐，不再过问世事。与会者都深受感动，决心重振革命精神，倾囊相助，当场就收到叻币8000元。会后在南洋各地展开募捐活动，使第二次广州起义得以如期进行。“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但它成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的先声。
1911年12月，孙中山自欧洲乘船返回中国，12月16日，途经新加坡，离船登岸，在码头迎接他的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孙中山与他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住在陈武烈大厦。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新加坡。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再未到访南洋。
见证新加坡历史沧桑
辛亥革命成功后，人事星散。加上张永福因一心支持革命，生意亏损很大，不得不将晚晴园卖给一位印度商人。印度商人买下后，并不去居住，晚晴园因此逐渐荒芜。新加坡的同盟会老同志，非常珍惜晚晴园那段光荣的历史。于是，六位有远见的老同盟会员李光前、陈延谦、李振殿、周瑞献、李俊承和杨吉兆共同出资赎回晚晴园。他们六人都是种植业和橡胶业的翘楚兼银行家，也是当地有影响的华人社团领导。他们将晚晴园交给中国政府管理。民国政府拨款修缮，并搜集文物，安放桌椅、中山先生铜像，于1940年元旦举行开幕典礼，供参观者凭吊瞻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晚晴园被日军占用，成了他们的通讯部。1945年日本投降，晚晴园已满目疮痍，楼上楼下陈设的纪念文物和图片荡然无存。1946年，中国政府再度拨款重修晚晴园，并作为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办公室之用。1949年，英国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1年，晚晴园房产辗转交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晚晴园再度沉寂下来。
1964年12月，中华总商会决定重修晚晴园，将其作为纪念孙中山在新加坡革命活动的史迹。1965年修复完成。1966年，总商会将在新加坡各处搜集到的日治时期死难群众遗物陈列在晚晴园。这时晚晴园里展示的历史文物分成两部分，一是孙中山的遗物和历史图片，二是日治时期死难群众的遗物。
百年孤寂后重获新生
1994年，晚晴园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历史古迹。1995年2月19日，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现为贸工部长）到晚晴园参观。他认为晚晴园是新加坡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局势。为了让年轻一代对过去这段历史有所了解，应该将它翻新，重新赋予它历史的生命，中华总商会便积极进行扩建筹备工作，并于1996年将晚晴园命名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1996年11月12日，在晚晴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仪式，杨荣文在致辞中说，孙中山倡导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对全世界华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新加坡来说，保留晚晴园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晚晴园应被保留为华族的文化圣堂。
晚晴园修复和扩建工程获新加坡政府批准后，负责承办这项工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就开始积极进行扩建的筹备工作。1997年，总商会设立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公司设五人发展小组，由总商会会长郭令裕任主席。
整个修复与扩建工程预计需要700万新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中华总商会专门成立了筹款小组。当这一消息在媒体上披露后，社会各界反响之强烈出乎人们的意料。筹款小组在短时期内收到大量捐赠的钱物，一些人还捐出“传家之宝”，即家藏数十年之久的有关孙中山的文物。比如，马来西亚怡保名人姚德胜的后人就捐出了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陈粹芬的几幅照片。过去人们只在有限的几张集体照中见过陈粹芬的身影，因人像太小，很难看清面目。这次收到的几幅陈粹芬的单人照，便显得格外珍贵，它将使人们从中一睹陈粹芬的庐山真面目。
晚晴园的修复工程在东南亚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捐献100万元人民币（约合18万元新币），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鎏转交给纪念馆；中国台湾社会各界也为晚晴园的修复工程募集到10万元新币。另外，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两地的孙中山纪念馆负责人都表示，愿与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保持联系和交流，互相商借展出文物等。
为了收集到更多的文史资料，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他带领文史资料组的成员赴中国南京和上海作实地考察，并与有关机构如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等单位建立了联系，以便相互合作。他们到马来西亚半岛去收集资料，以吉隆坡为中心，所到之处包括槟城、太平、江沙、怡保、和丰、珠宝、瑞洛、督亚冷、金宝、务边、波赖、万挠、加影、芙蓉、瓜拉比劳、马六甲和巴生等。他们曾到马来西亚怡宝坟场去寻找马来西亚革命志士郑螺生的陵墓；他们也访问了几位当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邓泽如、杜南、陆秋杰等人的后裔，通过口述历史、图片、文物以及现场考察，了解当年的生活形态，以便制作历史场景，让来晚晴园参观的人形象直观地看到近一个世纪前新、马两地的民情风貌。
经过紧张的筹备，晚晴园修复和扩建工程在1997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131周年纪念日）举行了动工仪式。
按照修复蓝图，晚晴园原有的土地不够使用，中华总商会便向新加坡政府购买了毗邻的一段约360平方米的土地，使晚晴园扩建后的面积增加到700平方米。重建后的晚晴园将保留主楼原有的风格，衔接主楼后方的单层楼后屋将被拆除，改建为两层楼的展览室和视听室，以扩大晚晴园的展览空间。
“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One man changed China, Dr Sun Yat Sen），这是1997年4月7日李光耀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对孙中山的评价。一座刻有李光耀这句话的石碑将放置在重建后的晚晴园庭院显眼的位置。
庭院中除了烈士树、孙中山爱吃的6种热带水果树之外，还将有一棵酸仔树。孙中山的母亲爱吃酸仔炒咸虾，孙中山特意从檀香山带回酸仔树的种子种在翠亨村，现在这棵树已经非常高大。晚晴园这棵树的种子即来自翠亨村。
扩建后的晚晴园共有6间展览厅：大厅、奋斗室、放映室、新加坡室、南洋室和遗珍室。
大厅里陈列有晚晴园各个时期的景观模型和照片，还陈列有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送给晚晴园表示支持的一砖一瓦，以及捐资襄助重建工程的人们的芳名榜。
奋斗室将追踪孙中山的家境和他从檀香山到达广州和香港的足迹。主要展品有：《第一次远渡重洋》电脑加工图，展示孙中山1879年第一次乘船赴檀香山的情景；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打更用的用具、斗笠。
放映室专为来访者播出一些精彩的节目，让大家对晚晴园有更深的了解。
新加坡室设在二楼，是反映孙中山在新加坡革命活动的主要展室。主要展品有：油画《陈宝娘初会孙中山》；一组十人塑像和当时摆设的物品：如落地时钟、留声机、英皇像等，展示出当年孙中山在晚晴园策划革命活动的情景；油画《粤剧与革命——易水寒》；孙中山赠送陈粹芬的怀表。
南洋室则展示马来西亚半岛和东南亚革命志士的事迹。主要展览品有：巨幅油画《华侨是革命之母》; 《槟城会议》；油画《马来西亚河道上的孙中山》。
遗珍室则通过展品和电子声像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主要展品是以多媒体强调油画《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意义。
孙中山在晚晴园的生活
1900—1911年，孙中山先后八次到访新加坡，其中有五次住在晚晴园。孙中山以此作为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和中心，在这里奔走革命，策划起义，走进这座建筑，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世纪伟人。
“革命伴侣”陈粹芬
除孙中山先生本人外，在晚晴园居住过的孙中山的家人，有他的夫人卢慕贞，两个女儿孙姬、孙婉，及这一时期追随他左右的革命伴侣陈粹芬。
陈粹芬（1873—1954），原名香菱，又名瑞芬，出生于香港，也终老于香港。她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卢氏夫人自幼缠足，性格内向，孙中山到各处宣传、为革命筹款时，她往往不能同往。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一直是陈粹芬追随左右。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期间，她留在身边操持家务，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有时还要亲自去传递革命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情同姐妹。
陈粹芬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述她于1891年在香港屯门红楼，经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相识，自1892年起相随十数载。她虽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妻，但被孙中山的后人承认为“家里人”，初葬于九龙， 1992年遗骸迁葬于中山市翠亨村孙氏墓地。
2001年，为了迎接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整修后的重新开放和孙中山诞辰135周年，新加坡两大剧团必要剧场和实践剧场合作，以孙中山在南洋一带的经历为题材排演的舞台剧《百年的期待》，讲述了孙中山和陈粹芬的凄美恋情和革命伴侣生涯。
最爱吃热带水果
孙中山最爱吃热带水果。他本人是医生，所以对身体健康非常注重。他从不吃燥热的食物，烟酒不沾。他最爱吃的六种热带水果是：黄梨、藤仔（小杧果串）、山竹、蜜仔蕉、水蓊和人参果。孙中山每次到南洋，必定选吃这六种水果。重修后的晚晴园庭院中也栽种了这六种果树。纪念馆馆长冯仲汉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种下的六种果树，到十年后的20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均将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时将在晚晴园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当后人置身孙中山生活过的庭院，品尝着孙先生爱吃的水果，抚今思昔，一定是别有一番感受。
有趣的是，孙中山最讨厌的水果正是水果之王——榴莲。而陈粹芬最爱吃榴莲，她总是在孙中山不在的时候买上几颗，有时吃不完，放在那里，被孙中山闻到味道，便马上叫人拿走。
爱骑白马驰骋
晚晴园本来养有一匹白马，以供主人驱驰郊游。孙中山高兴的时候，便会骑马出游，甚至可以不用鞍就骑上马背策马飞奔。原来中山先生的大哥孙眉曾在檀香山田庄里养有很多马，孙中山常在田庄里帮忙，也学会了一手高超马术，可以不用加鞍，骑在马背上驰骋。
当年马里士他路一带房屋不多，在附近居民的眼中，出入晚晴园的都是一些“大人物”，因此把通往晚晴园的那条路称作“大人路”。现在它已成了这条路的正式路名。
唯一的历史见证人——“烈士树”
晚晴园经过百年历史风雨的洗礼，加上“二战”期间被日军侵占，早已面目全非，室内文物荡然无存，只有庭院里的一棵老树傲然耸立。据考察，这棵老树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说，它见证了当年孙中山在这里运筹帷幄的一切行动。除了孙中山之外，这棵老树还见过当年到过晚晴园的孙中山的革命追随者。他们中有中国的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廖仲恺、何香凝、孙科、林森、朱执信、邹鲁、陈粹芬、陈和、古应芬和尤列，新加坡的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槟城的吴世荣、陈新政、黄金庆……他们中有的人为革命杀身成仁，有的人为革命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当然也有个别的落伍者和叛逆如汪精卫。革命时期，每逢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逃亡到南洋，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往往是晚晴园。这些充满激情的人事，老树都一一见证了。当把老树的枝丫折断时，在断裂处可以看到红色的液汁，好像鲜血一般……以致人们附会说烈士的精魂和鲜血凝聚在这棵树上，并把它叫做“烈士树”。据植物学家考证，这棵“烈士树”学名叫Angsana Tree（青龙木），距今已有100多年树龄，还能继续茂盛地生长50年。
见证了百年风风雨雨的晚晴园，在经过近五年的整修与扩建后，在2001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5周年这一天正式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