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画家张善子
伟大的民族哺育出伟大的儿女，伟大的斗争锤炼出伟大的英雄。在我国群星灿烂的现代画坛上，曾升起过一颗皎洁的明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宏大的爱国人物队伍中，曾行进着一位杰出的志士。他，就是蜚声中外、以“虎痴”闻名的爱国画家张善子先生。
艺术熏陶下的苦难童年
张善子先生是四川省内江县人，于1882年（光绪壬午八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诞生在内江县城内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贫穷的大家庭中。
张善子原名张正兰，单名泽，字善孖，晚年方改称善子。由于他后来喜爱画虎，曾豢虎以入画，尽得神韵，遂自号“虎痴”，时人皆尊称之为“虎公”。
张善子先生诞生之际，正是昏聩的清王朝日益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张善子的童年时期，家庭生活极其贫困。他的父亲张忠发（字怀忠，号悲生），因在自流井经营井灶失败，只好回内江帮人挑水及收买破烂度日，收入十分微薄。幸好张善子的母亲曾友贞，自幼擅长绘画绣花，常帮人做些刺绣等活，并兼之售画，全家方得以勉强糊口。由于家庭贫穷，张忠发夫妻所生九男二女，除次、三、四、八、九子及长女成活长大外，其他子女均夭折。张善子即张家次子，其八弟张正权，即是后来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在贫困与苦难的重重打击下，张忠发夫妇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宗教，他们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年幼的张善子，常被父母带进教堂，和各色各样的人一起，做礼拜，做祷告，祈求“天主”降福。但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张善子，为人非常正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愤懑与不平。因此当年流传在民间的那些“替天行道”、“扶弱济贫”的豪杰侠客的壮举，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自幼即喜任侠击剑”，行侠仗义，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社会，改造环境。
由于生活所迫，张善子刚懂事，就跟着母亲学习绘花作画，并很快成了母亲替人干活的得力助手。据其四弟张文修先生后来回忆：“先兄日依（母亲）膝下，观摩十载，即能做大幅。”他母亲曾友贞，是把张善子引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位老师。著名诗家谢玉岑先生也谓：“曾太夫人，以工笔花鸟，负大名于蜀。”由此可见，曾友贞的艺术才能是不低的。因此，在这位“身擅绝诣”的母亲的悉心培养下，张善子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由于张善子肯学肯钻，不久就在地方上有了一些小名声，常有人专程前来求画，这对于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带头打教堂的青年
张善子先生稍长，在友人的资助下，得进内江师范学校读书。他知道这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发愤学习，努力攻读。据《张氏家谱》记载，张善子由此“通五经百家，学东西洋语言文字”，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数年后，张善子以优异成绩从内江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友人介绍，张善子在内江小学与内江中学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工作。
19世纪末，四川人民愤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剥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巴蜀各地打教堂、逐教士、殴教棍的事件此起彼伏。1898年，大足群众在余栋臣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反洋教武装大起义，震惊全国。四川各地这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对于出身在教徒家庭的张善子，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善子虽说是从小在教堂长大，成年后也经常出入教堂，教内也有不少朋友，但他所接触的多是下层穷苦教民，平时对洋教士们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很气愤，加之再在当时流行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书刊的教育影响下，他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传教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正因为张善子是从教会中来，他更懂得当时教堂中的阴森与黑暗。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张善子勇敢地站了出来。1899年，他率领了二百余名青年奋勇攻打大足教堂，殴逐教士，酿成了著名的大足教案，有力地配合了余栋臣反帝再起义。年仅十七八岁的张善子，就已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显示头角，初露才干。
20世纪初，在卖国的清王朝的血腥镇压下，四川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更沉入了苦难的深渊。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年轻的张善子怀着苦闷的心情，毅然告别了家乡和父母，浮槎东渡，去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中的先锋
到日本后，张善子先入明治大学经济科学习，准备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由于对美术的爱好，他又进该校的美术专修科学习绘画。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发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张善子闻此极为兴奋，热烈拥护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决心追随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在友人的介绍下，张善子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与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于右任、杨杏佛、张岳军、张治中、许世英等诸人时有过从，成了四川省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
1907年，张善子从日本回到祖国。他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提倡“尚武精神”，先后参加了四川反清武装起义和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内江多次刺探过朝廷特使端方的活动，曾被推选为四川省谘议局议员，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鉴于张善子在革命中的突出功绩，加之他又以“兵学专长”，遂被委任为独立后的蜀军第一师第二旅的少将旅长。据记载，张旅长善子曾“屡树战功”。
讨袁斗争中的勇士
1913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悍然发动内战，宣布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准备复辟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四川，蜀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顺应民心，自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树起了巴蜀反袁讨袁的大旗。张善子在军中素以“正色谋国、扶持民气”著称，他斥退了袁系爪牙的收买，不顾个人的安危，勇敢地率部参加了熊克武领导的四川反袁讨袁的斗争。
惜时未久，讨袁失败，熊克武被逼出走南洋。袁世凯对张善子恨之入骨，以万金悬赏，欲得其首方休，并亲笔手谕晓示各地：“捉拿张善子，就地正法。”在这种情况下，张善子被迫逃回内江老家，藏入山中游匿躲避。此时八弟张大千不过十四五岁，每天穿坟山，走小道，冒着危险，为张善子送衣送食，通风报信。还在辛亥革命前，其母曾友贞曾忧心忡忡地说过：“家中子弟，个个驯良，唯有善子疾恶如仇，又加入了革命党，将来难免有抄家之祸。”果不其然，张善子的内江老家，曾经两次被抄：第一次在清末，是为了革命；第二次即为此时，是为了倒袁。尽管经受了种种坎坷，但张善子先生的爱国初衷，有增无减。
由于官府搜捕的风声愈来愈紧，张善子不得不再次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刻苦攻读，学习技艺，尤热衷于绘画，创作了不少的作品。
1916年，袁世凯称帝83天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张善子遂于次年回到四川。在内江家中，张善子见八弟张大千聪明好学，志在绘画，且渐次长成，旋于同年带大千再去日本，在京都等地学习染织技术和美术，时时耳提面教，精心培养。凡大千喜爱之古今书画金石，莫不全力搜求以供，生活上则更是关怀备至，不使有点滴后顾之忧。这些都对大千的早年成名关系极大，因而后来张大千常对弟子们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此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 “我的画，是我的哥哥教出来的，你们拜我为师，亦须拜我的哥哥善子”。
“俱著政声”的民国官员
1919年，张善子偕张大千从日本归来，将张大千留在上海，拜衡阳名士曾农髯为师，学习书法，他自己则只身回到了内江老家。
回四川后，张善子却拗不过当地政府的一再聘请，历任了四川乐至、南部、阆中、乐山、蓬溪、遂宁、三台等县或盐场的知事，在盐务方面，颇多革兴。
1922年，因张善子的政绩显著，从三台县任内直调北京，出任总统府谘议，后又陆续出任了财政部佥事、国务院谘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历时不长，张善子又外放察哈尔省，先后担任了丰镇、兴凉城的清丈局长、察哈尔造币厂总务科长、商都县长等。张善子在各职任内，甚得民众好评，“俱著政声”。
张善子在繁忙的政务之外，仍在不断地研习艺事，描绘丹青。此时他在艺坛上已经较有名气。平时官场同好，上司下属，也不乏求画之人。张善子在各地任内，借巡视工作之便，也尽情饱览了锦绣山川、古迹名胜，访察了民间疾苦，风土俗情。这使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反映在他的画幅上，也使他更为注意联系社会的实际生活，了解百姓的疾苦。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猖狂活动。而在国民党各级机构内，贪污舞弊、腐化堕落的事件层出不穷，官场倾轧、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丑闻不断。加之当时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人民又沉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正直的张善子看不惯这些黑暗现象，却又感到个人实无回天之力，只觉“不乐与不了之鸡鹜争食”，耻于再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为伍。因而在八弟张大千的多次催促下，张善子遂以回家奉母为由，愤然辞去了一切职务，于1927年退隐上海，与大千共同潜心研究艺术。后来，虽然南北政府均曾多次促请张善子出山，但都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然而，他却高兴地先后接受了上海艺专、新华艺专及南京中央大学等校的聘请，担任艺术教授。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为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为发扬我国的传统艺术而努力。
黄埔滩头的卖画者
张善子先生虽然为官多年，却依然是两袖清风。在他退出政界后，因生活所迫及兴趣使然，即在上海等地靠写字卖画为生。因其丹青出色，生意倒还兴隆。尽管他从此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职业画家，但他的爱国之心、忧民之情，仍丝毫未懈，炽热如初。
到上海不久，张善子即同张大千一起参加了由国民党左派经亨颐先生组织的“寒之友社”。这是一个抵制当时黑暗势力的画社，社名取岁寒三友之意，参加者均是志趣相投的书画界名流，如何香凝、李叔同、于右任、柳亚子、陈树人、王祺、夏丏尊、黄宾虹、潘天寿等。社友们在此借行书作画，交流书法，研究画术，抒爱国之衷肠，倡高尚之情趣。张善子入此社后，获益良多。稍后，张善子又与谢玉岑等发起组织了“九社”，九位社友以年龄长幼为序，有汤定之、谢公展、张善子、符铁年、王师子、郑午昌、陆丹林、张大千、谢玉岑。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谈诗论画，切磋画艺，抨击时局，相得甚欢。
在艺术上，张善子因幼承家学，功底深厚。他成人后，又先后拜了名学者傅增湘与曾熙为师，一经名师点拨，愈觉如虎添翼。在傅、曾二师的指导下，张善子从书法着手，兼习古文，主攻书画，博采众纳，练就了一手魏碑兼隶风的浑厚有力的书法，并培养出对书画鉴定的精深造诣，深得时人注目。
20年代后期，上海美术界曾掀起过一股“学石涛”风。张善子与张大千因素喜石涛，这时更是刻苦钻研。他们以石涛为中心，兼学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石谿、唐寅、青藤、白阳，以及江南诸名家的作品，从清初上窥元宋，悉得前人奥秘，成了国内研究这方面的名家。古画一旦他们经手，便能断定真伪。当时上海、北京等地古画商收购了石涛等人的作品，亦多请他们评定，事后往往在画上标明：“此画已经张善子（或张大千）先生过目。”以示货之不讹。由此可见，张善子之才能，在当时已成一绝。
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俩在精于鉴赏的基础上，苦学精研，临摹了大量石涛等人的作品，其用功之良苦，异乎寻常。学到后来，张善子兄弟对宋元以来的古典绘画达到了极为熟练的程度，他们仿石涛的画，或由自己构思按石涛技法所作的画，竟然可以乱真，即使是一些对中国画很有研究的中外人士、学者专家，也多被弄得真假难辨，纷纷视为珍品，用高价购得其仿作，当真迹妥藏饱览。为此，陈散原老人曾赞誉张氏兄弟，称他们是“画笔冠时”，而“张氏二雄”的称呼，也自此在画坛上不胫而走。
正因为张氏兄弟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1931年，在全国第一届美展之后，张善子、张大千被推举为中国唐、宋、元、明等历代名画的展览代表，代表中国美术界，双双赴日参加国际画展。
“搜尽奇峰打草稿”
一位卓越的美术家，不仅需要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即所谓“读万卷书”，而且需要具有丰富广博的实地见闻，即所谓“行万里路”。石涛在其《画语录》中曾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张善子深明其理，他不但重视师古人，更注重师造化，注意向现实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从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吸取丰富的养料。
张善子在青年时期，就性好游览，走遍了四川各地。风景秀奇的巴山蜀水，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是孕育他艺术生命的摇篮；天府的人文地理、繁花茂木、珍禽异兽，给了张善子极大的启发，陶熔了他的诗情画意。在他挣脱了官场的束缚之后，张善子便如自由之鸟，畅游于天地之间。据记载，他曾经“五岳涉其四，中复两登华岳，三上黄山”。当他与大千同游黄山时，竟然流连忘返，宿在山中数月，探幽索奇，同大千用彩笔将黄山胜景一一画出，被日本艺人尊称之为近代“黄山画派始祖”。1935年，张善子应爱国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邀请，赴南洋群岛及新加坡等地举行画展，从此南洋绮丽的热带风光，又给张善子的画幅增添了浓郁的异国色彩。几十年来，张善子走南闯北，寻胜访险，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春光艳丽的江南，大雪皑皑的北国，波涛汹涌的三峡，直插云天的华山，都入了张善子的胸中，展示成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画卷。这时的张善子，画艺急增，直若炉锤在手，尽脱蹊径，超妙沉雄，特具神韵。神州的辽阔大地、壮丽江山，不仅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情操，更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爱国的种子，增加了对祖国母亲的无比爱恋之情。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整个中国的罪恶野心日益显露。在该年的双十节之际，张善子、张大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们的联合作品：《天宝九如》。这是一幅十分优美的国画。张氏兄弟以磅礴的气势，火热的激情，细腻的笔触，画出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美丽的风光与富饶田园，还画出了迎风挺立的苍松翠柏，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不畏风暴，万古长青。这幅作品随报纸分送到千家万户，引起了无数读者心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极大共鸣。人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如获至宝。张善子兄弟俩通过这幅画，表达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强烈之爱，呼吁国人时刻保持对日寇战争阴谋的高度警惕，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尊敬和欢迎。
从“张猫猫”到“张老虎”
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善子不仅在山水画上自具特色，而且他的人物、花草、虫鱼等画也无不精妙。他的山水比唐六如、邓穆倩；人物如陈老莲、张大风；走兽赛李龙眠、赵松雪。世人皆知张善子擅长画虎，其实除虎之外，他还善于画马、牛，曾有《八骏图》、《五牛图》等诸册行世，尽皆佳品。此外，狮子、黑熊、猿、犬等走兽他也多入画图，而据许多老画家的回忆，在我国画家中第一个画熊猫图的，也要推张善子先生。
张善子在一生中，最爱画虎。用猛虎抒其志，将宏愿寄丹青。张善子曾自述，他画虎是从青年时就开始的：“是我在日本时立下的志愿，简单说一句，不过为提倡尚武精神。”在中年以后，张善子笔下的老虎，色彩斑斓，神态逼真，刚柔相济，威武雄猛，真所谓“虎虎有生气”，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在艺坛上享有极高的名声。张善子取得这些成绩，也决非一日之功。在崎岖的艺术道路上，他也曾经历过曲折的过程。
早在1922年，张善子曾经画了一张虎图。他在重庆大街上把这幅画挂出来，标明售价1200元，这在当时是笔了不得的巨款，因而引起了轰动。人们观后，大失所望，评头论足，意见纷纷，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说，他画的不是虎，而是猫。此话流传开来，遂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张猫猫”。此事给了张善子极大的刺激与启发，他决心按照行家和众人所提出的不足，下功夫苦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善子的画虎艺技有了长足的进步。1923年，他在阆中县锦屏山画了两块虎碑，系单线白描，线条刚劲，气势雄伟，分别命名为《上山虎》与《下山虎》，并各题了一首诗。前者写道：“眈眈虎视遍西东，瓜豆河山在眼中。狮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后者写道：“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画下还镌有张善子的名言：“一钱不值，万金不卖。”这两幅虎画与题诗，表达了张善子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可谓诗画俱佳。
然而，单线白描还不能反映出国画的笔墨层次及用色丰富。受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遁入深山观察活虎的事迹启发，张善子决定豢养老虎，以入画图。张善子养虎是在成都开始的。约在20年代后期，他托人从日本买回一只小虎，运到成都，亲自饲养，日夕观察，临虎作画。尽管由于初养无经验，虎所食牛肉当时成都不易得，该虎只养了三年就死去，但通过与虎的朝夕相伴，却使得善子的画艺大增，获益匪浅。在我国画界中，张善子亦称得上是驯养活虎以作画本的第一人。
1930年春，张善子出于对黑暗时局的不满，采用《西厢记》里的十二句艳词，合画了12张虎图，取名《十二金钗图》以讽世。在图上，12只吊额大虫或踞或立，或媚或怒，或长啸，或鼾睡，各姿各式，极尽变态。其师曾农髯先生见后，惊喜于色，专为画题词曰：“嗟乎，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者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磋乎张生，何讽世之深耶？……”由于《十二金钗图》借群虎把害人虫当道、“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暴露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愤懑的心声，因此该图公展之日，观众拍手称快，赞叹不已，人心共愤，张善子亦由此声名大振。
1934年，张善子与张大千在北平举行了画展。张善子展出了一幅丈二巨虎，名《黄山神虎》，吸引了许多的观众。画面上，顶端是数条瀑布飞泻而下，浪花飞溅；中间是白云霭霭，如絮如烟；下右端则是苍松树梢，在寒风中抖瑟，只见一只巨虎从山顶上猛扑下来，怒目张牙，虎威逼人，如闻狂吼，天地摇曳。立在画前，观众每每蹑足。画上还题了一首七绝：“石涛画松能画皮，渐江画山能画骨。两师黄山住半生，未见当年此神物！”这幅画本为非卖品，经多方说合，最后被宋哲元将军以两千块银圆购去，此事震动了全国艺坛。江东杨云史先生曾有诗赞善子之虎画曰：“画虎先从养虎看，张髯意态托毫端，点睛掷笔纸飞去，月黑风高草木寒。”自此，张善予先生的“虎痴”称号，闻名全国，画界中有不少人甚至直称他为“张老虎”。
但是，张善子深知，艺术无止境，因而他虚怀劬学，继续向艺术高峰奋进。自1932年始，张善子就与张大子同住在苏州网师园内，兄弟俩日日研诗作画，相互切磋，艺事日进无已。1935年，友人吴宗信在贵州捕得两只乳虎，愿以一只相送，善子闻之大喜，急率儿子心德星夜由苏赴黔将虎接回，命名“虎儿”，张善子精心喂养，爱不待言。该虎也颇通人意，日不离善子左右，夜则在其榻下而眠，见者无不心惊。张氏兄弟从此常在网师园内，命“虎儿”做出各种姿态，对虎写生，画稿盈箧。张善子通过长期的观摩与苦练，虎画已烂熟于胸，信笔涂去，即能将山大王的各种雄风，表现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人称神来之笔，为中国画坛增添了奇异的光辉。此时张善子的画虎，已经炉火纯青。散原老人陈三立先生曾有诗赞善子昆仲的《养虎图》曰：“二张画笔冠时名，画虎兼资养虎成，视以善心无异类，愿推仁术问苍生。”
“以笔写出吾之忠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八一三”之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住在苏州的张善子忧心如焚，他对日寇的侵略极其痛恨，誓死不当亡国奴。他毅然抛弃了财产和收藏，率家人匆匆西上，先到安徽郎溪，次回四川重庆，继赴云南昆明。在这次战火中，张善子平生所收藏的古代名人字画等珍贵物品，几乎丧失殆尽；他曾对友人说道：“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在苏州网师园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虽富拥百城，又有何用？恨我不是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的画笔写出我的忠愤，来激励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张善子的耿耿丹心，满腔碧血，跃然于言词之内。
张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艰辛的西撤道路上，张善子时刻不忘救国，他的画笔一直没有停过。无论是在颠沛的旅途中，还是在昏黄的旅店里，张善子总是手不停笔，画了许多虎画分赠给前方将士和友人，鼓励他们发扬雄风，奋勇杀敌。到达武汉后，张善子闻讯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形成，全国一致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感到极为兴奋。他立即去商店买回一匹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张挂在寓所墙上，构思创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不久，日军逼近武汉，敌机空袭不断，张善子又撤退到宜昌，住在三弟张丽诚的家中。在宜昌时，张善子置辛酸简陋的流亡生活于不顾，对敌机的狂轰滥炸于不理，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进这幅巨画的创作之中。就在这幅图画即将完成的那天傍晚，全城又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人们纷纷进入防空洞内躲避。但张善子先生却岿然不动，继续奋笔疾挥，把自己的希望与愤怒，都饱和在颜料里倾泻到了画幅上。当时，正有一名国民党的飞行员前来看画未走，见此情景十分感动，他热泪盈眶地向张善子先生敬礼说：“张老，您就安心把画画好吧，等我去歼灭敌机！”张善子就在这远近隆隆的爆炸声中，伴着冲天的火光，完成了这幅巨作。
这幅花了张善子先生四个多月心血的力作，构图雄伟，笔法谨严，感情强烈，气吞山河。图上是二十八只猛虎，奔腾跳跃，正追逐扑吞着一线落日。老虎象征着当时中国的二十八个行省，威武勇猛，生气勃勃；落日代表了日寇，已经夕阳西下，一息奄奄。张善子还以他特有的刚劲书法，在画上写下了“怒吼吧，中国”几个大字，并题词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当天晚上，他曾充满信心地对人们说：“你们看，中国二十八个行省都怒吼了，小日本焉有不败之理！”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作品的完成，张善子还站在画下请人拍照。照片中，浓髯长袍的张善子与这幅巨作融成了一体，大义凛然，慷慨豪迈，显示了炎黄子孙不可侵犯的威严气派。
“正气歌成正气图”
1937年底，张善子率家人到达重庆。他接受了老友、当时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主任许世英的邀请，参加了该会的抗日救亡、赈济难胞的工作。数月后，张善子先生来到昆明，住在他学生的家里，集中精力绘画，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弦高、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这些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都是张善子一生所景仰的对象。特别是南宋丞相文天祥最得张善子崇敬。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故事和爱国英雄为题材，不顾劳累，日夜赶画，连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画幅，如《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等，并画出了《正气歌》中的十二幅人物画像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以借古抚今，动员抗战。张善子还在自己所画的《文天祥像》上写道：“要效文文山先生，发民族精神！”
就在这些绘画完成以后，张善子即在各处举行了《正气歌人物图巡回展览》，宣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呼吁人们以历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为榜样，积极投身到今天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保卫祖国，英勇奋斗。张善子先生的这些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忠义精神，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支持。杨云史先生又有诗赞张善子曰：“轼辙齐名昔两苏，蜀山再见二雄具；丹青有力明尊攘，正气歌成正气图。”
1938年8月13日，正值上海“八一三”事件一周年纪念。张善子回想起日寇占领中国土地后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怒火中烧。他以两大幅素帛合成巨幅，飞笔挥毫，义愤形于颜色，画雄狮怒目狂吼于富士山下，题名《中国怒吼了》。画幅上，只见一头硕大无朋的巨狮，鬃须怒张，双目如炬，狂啸愤号，巍然雄峙；雄狮的四只如柱巨足，正齐踏在日本富士山上，把富士山只压得山崩土溃，泥沙俱流，似乎马上就要陷落下去。
张善子先生的这幅《中国怒吼了》，主题鲜明，生动感人，是我国美术界在国画形式上，开了抗战宣传画之先河。故当此画展出之时，观众万头攒拥，人心个个愤激，人们无不摩拳擦掌，决心为保卫祖国争先杀敌，誓把抗战进行到底。
出国义展宣传抗战德艺高标蜚声中外
1938年底，张善子先生在周恩来副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赈委会主任许世英等人的赞助下，准备出国举行画展，宣传抗战，并募集抗日捐款。为了出国宣传等工作的方便，张善子扬言遵从母亲遗命，于12月8日在重庆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圣名叫安琪。12月底，张善子携带了自己和大千以及他俩合作的作品共一百八十多件，赴欧美开展宣传与募捐。这次出国，由于张善子先生的卓越才华和高风亮节，使他有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极大尊重。
1939年1月，张善子抵达法国，随即在贡格惹德堡正式举行了《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当时的法国总统勒勃伦曾亲往参观，赞扬张善子为“东方近代艺术的代表”，并对张善子先生热爱祖国的行为表示钦佩。
同年4月，张善子抵达纽约。不及休息，他即奔赴美国各地举办画展，还深入到各大学和群众团体进行讲演，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宣传介绍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呼吁世界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在这些展览会和讲演会上，张善子还常常当众挥毫，公开表演，并举行义卖。他常说：“多卖出一张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祖国抗战的力量。”他画的多是老虎，寓意着中华民族不可辱。美国的各地民众，对于张善子先生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表示了极大的敬重；而对他当众展现出来的娴熟、高超的东方艺术技巧，更是齐声喝彩，如醉如痴，为之倾倒。
张善子先生的美国之行，轰动了美国朝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夫人曾多次请张善子赴白宫做客，将他奉为上宾。当罗斯福总统代表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之后，张善子为了答谢美国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声援和支持，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专门精心画了几张巨虎图，题名《中国怒吼了》，分赠给罗斯福总统及国务卿等人。罗斯福欣喜异常，对此视为奇宝，特别吩咐将此画挂在白宫林肯像侧，至今犹存。以中国平民画家进入白宫，并得到如此之尊重与荣誉者，亦要以张善子先生为第一人。
张善子在美国时，除画了大量威风凛凛的虎画之外，他还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创作了许多取材于《圣经》故事，寓意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除黑暗的作品，赠给美国的一些宗教团体与学校，受到了美国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张善子由此也得到了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浴血抗战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并募得了大量的捐款。
光阴瞬忽，张善子出国奔波宣传已近两年。在这近两年中，他举办了一百多次画展，而他个人所作的宣传、讲演等更是不计其数，前后所募得的款项总共达到了一百多万元，其中仅他个人的义卖画虎就得款十余万美元。张善子先生把这笔巨款全部寄回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自己从未从中染指过一丝一毫。当时的《新华日报》、 《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均对张善子先生的高尚品德和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善子由于自己炉火纯青的精湛艺技，还赢得了西方美术界和外国友人的极大敬重。美国纽约的佛恩大学曾以荣誉法学博士的称号特别授赠张善子，华盛顿黑人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纽约女子美术专门学校等单位也纷纷先后聘请张善子担任他们的名誉教授。罗斯福总统夫人曾尊敬地称张善子为“世界艺术教授”。张善子先生为祖国和中华民族，为我国的古老传统艺术，争得了荣誉。
为中华之崛起鞠躬尽瘁
在国外期间，尽管张善子在各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由于工作的万分劳累，他年近花甲的身体早已日益不支。张善子在衰弱中，更是日夜思念还弥漫在战火硝烟中的祖国。他谢绝了美国医生要他在国外疗养一段时间的建议，更拒绝了一些外国机构请他留在国外从事艺术、有较高职位和享受优厚待遇的聘请，而是归心似箭，渴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1940年9月2日，张善子先生结束了在国外的宣传、募捐等工作，满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抱着病体，风尘仆仆地归国了。
9月25日，张善子先生抵达香港。可是，他却无法继续上路，因为他除了随身携带的展品之外，已经身无分文。张善子为国“宣劳奏绩，载誉归来，而萧瑟若是”的窘况，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在此前后，有人曾提出叫他出卖展品，一幅可得万金，张善子却怫然斥之，谓“不欲受此私益”。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展品已成了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个人私有，他还要借用它们再去打击敌人。最后，还是靠在香港举行临时画展所收得的门票钱及友人的资助，张善子才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得以继续踏上回归的路程。张善子先生这种为国忘私的磊落胸怀与优秀品质，一时盛传港九，受到了香港同胞的尊敬。
10月4日，张善子由香港飞抵重庆，得到社会各界和许多团体的热烈欢迎。《新华日报》等各种报刊都登载了张善子先生回国的消息，并对他不辞艰辛，远洋万里，为国家筹赈宣传，“收获成绩极为美满”，取得“国际影响至巨”的情况，给予了详细的报道和很高的评价。有的报纸甚至专文评论，称赞他是“第四战线的英雄战士”。在一片鲜花与赞扬声中，张善子先生始终虚怀若谷，只是一再谦虚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尽了一点黄帝子孙的微力而已。”
回国后，张善子先生十分兴奋。他不顾身体的疲劳和衰弱，日夜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接待会等，汇报出国宣传工作，介绍世界抗战局势，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把抗日战争坚持下去，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张善子先生早已积劳成疾，加之回来后又患了痢疾及糖尿病并发症，他竟在10月中旬一病不起。就在他回到重庆的短短15天之后，1940年10月20日清晨，张善子先生经治疗无效，终于撒手人寰，溘然长逝于重庆歌乐山宽仁医院，享年58岁。
张善子先生逝世以后，引起了陪都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悼念，人们称他是中国“真正的爱国大画家”。出殡那天，山城十里长街，一片哀痛。群众手捧白花，高悬祭幛、挽联，燃起香蜡纸烛，痛悼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与民族的杰出艺术家。张治中将军曾赠挽联曰：“载誉他邦，画苑千秋正气谱；宣劳为国，艺人一代大风堂。”于右任老先生也满怀悲痛，挥毫写下了“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几个大字，以表示对张善子逝世的哀思。
张善子先生的崇高爱国精神，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