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城市化进程中对西安遗产环境的反思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历程中，相比对遗产本体保护的关注和在理论与技术方面的成熟，对于与之息息相关的周边环境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从近些年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来看，环境要素对遗产保护的意义不断得到强调与倡导，人们对“文物+环境”的保护原则已经逐渐达成了共识。尤其是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在中国西安通过的《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简称《西安宣言》）中对“环境”概念和保护视野的拓展与完善，提醒我们深刻反思以往所漠视的周边环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意义，将它与本体进行系统化认知、保护、规划应该是我们当前对待任何一处文化遗产所必须采取的态度。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我国城市化大潮中，历史遗产的周边环境虽然有相关法规、条例对其提出了保护要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也缺乏将两者从整体上视为相互联系有机体的认识。加之对现代化建设和都市化景观面貌的追求，使忽视城市文脉的建设性破坏和千城一面的景象不断在我国许多历史古城重演。历史古城比别的地区保留着更多、更丰富的实物文化标本，它们所依托的历史环境具有鲜明、独特的地域性和传统文化烙印，是文化遗产整体价值的重要构成。在今天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正逐步与国际接轨，相关保护理论和技术水平正日臻完善的发展格局下，面对地域特色危机给城市建设敲响的警钟，加强对文化遗产资源周边空间环境问题的研究刻不容缓。

十三朝古都西安是我国最重要的遗产城市之一，自西周建都起已有3000余年的发展史，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周、秦、汉、唐都城遗址；重要宫殿遗址、帝王陵寝遗址和工程遗址；同时还拥有包括古城垣、古塔、大量宗教寺院和历史文化街区在内的有形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反映着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也是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西安的文明发展史在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常鲜明的方位区分。西部的沣河一带，是西周文化的发源地；北部临近渭河两侧是秦汉宫室的密集分布区；东部浐河、灞河一带是关中先期文明的源脉之地；而广大的中部腹地则是隋唐至明清长安的建城区；南部有秦岭这条天然的生态屏障常年守护着八百里秦川。2009年，西安建成区面积超过400 km2，中心地带是隋唐长安城遗址，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西安主城区占地面积为490 km2，其中，现代城区与古迹遗址区的重合度几乎为100%，重要古迹遗址（遗址+墓葬集中区域）对城市发展空间的叠压度达到37%[1]。这就使得西安的城市建设始终是在不断协调与遗址的关系中摸索前行，也决定了西安结合绿地建设保护历史、城市公园总是与古迹遗址相互依存的必然性。

从20世纪20年代的莲湖公园和50年代的兴庆宫公园开始，西安便已进入保护遗址并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城市公共空间的实践探索。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西安在遗址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合不同类型的遗址资源已建成多处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遗址类公园。开始逐步打破传统“静态保护”那种既令遗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没有得到应有展示，更令遗址区内居民生活和环境质量长期陷入被动的尴尬局面。西安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成为国内遗址公园实践的重要先行者之一。这些绿地建设在不断地面对矛盾、解决矛盾的探索中，让众多淹没在城市中的遗址遗迹重新诉说曾经辉煌的历史，积累了珍贵的经验，并形成了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遗址类文化公园体系。

然而，由于现代城区与历史空间的不断叠压，“发展建设”和“遗产保护”一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体，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伴随着对许多遗址地的干扰和破坏（如建章宫的不少遗址叠压在现代建筑下），这些地区呈现出社会环境混乱、生态环境退化、视觉环境无序的普遍现象，正等待着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和人居整体环境的改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遗址保护与利用相比以前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遗址问题已经涉及包括“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文化复兴”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相比以前，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和挑战，大遗址的土地资源价值使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各方利益也更难平衡。除文物保护外，营建遗址类公共空间往往还需要解决资金来源、村落拆迁安置、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行政区协调、可持续管理等方方面面之前较少触及的问题。同时，已经建成的项目也存在不容小视的问题，如部分遗址公园开始出现过度注重经济效益、游客量不加控制、设计不当、周边开发强度过大的现象。

在文物本体保护利用已艰难前行的过程中，遗址周边的空间环境保护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倒是因为片面追求商业化的开发利益，造成了它们被高强度城市建设紧密环绕的现象。在不少遗址地附近出现了宽马路、大广场和高层建筑群，严重破坏了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在现实中往往还会察觉到，即使离开保护范围较远的一些城市建设依然会对遗产的历史景象造成冲击（图1-1），正是由于对历史遗产周边环境的认识大都只停留在对其近距离周边范围的探讨，缺乏对其远距离扩展环境和非物质文化内涵的认知；同心圆式的保护区划也容易造成遗址区内外生态联系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和割裂。目前从法律、法规到单独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都未能对遗址外环境的全面保护给予足够的保障。

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迅猛扩张，许多过去位于郊区的大遗址慢慢被一个个规划新区包围。西安主城区周边的川原地带景观风貌独特、历史内涵丰富，其间不仅大遗址数量多、规模大、保护级别高，而且存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遗址相互叠压、相互交错的情况。新区的发展建设既会给它们的保护利用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条件，也会给原有环境带来威胁、制约与挑战。目前西安最为常见的遗址外围土地开发与城市经营模式对于文化内涵丰厚的该类地区而言，是明显缺乏适宜性的。但西安目前仅对明清古城范围和重要文物点进行了环境控制，尚缺少针对主城区周边大遗址整体环境保护以及如何与城市发展过渡的理论研究。而这些区域正是目前面临最大威胁的地区，也是对未来西安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在这样的时代局面下，如何看待外部环境保护与营建对遗产整体价值的意义；如何厘清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脉络，使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环境修复、城市建设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互利多赢的理想结果，需要文物界、规划界、建筑界、风景园林界等多学科的长期协同努力。

图1-1　大雁塔周边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在中央提出的“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任务指引下，如何变遗址单体保护为整体保护，变单纯本体保护为与环境共同保护，已开始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大遗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对于那些还在等待被发掘与展示的遗址遗迹，尤其是即将或正在被城市建设包围的遗址遗迹，要在经验总结、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谨慎前行，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从而使西安在面向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时代，让文化遗产真正起到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彰显古都文明与地域文化的多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