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遗址类公共空间的演进特点与发展趋势

1. 文物保护意识与技术水平逐渐增强

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经济条件相对困难，文物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同时受考古技术所限，以莲湖公园和兴庆宫公园为代表的公园建设大多只强调了对遗址文化内涵的利用。虽然设计风格大都沿袭了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但对文物本体的深入勘察、保护及展示方面与公园设计融合较少。随着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西安在结合遗址营建公园的过程中，逐步将“保护”工作列为头号目标，一切的规划设计均以科学考古及历史研究为基础。相比起“沉香亭”等建筑在大体原址的仿古复建，同样作为唐代皇家“三大内”之一的大明宫在50年后建设公园时，更加强调对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在原址复建的“丹凤门”采用了钢结构和可逆的建筑形式，将夯土遗迹完好地保护在内部形成了现代博物馆（图2-5和图2-6）。而且在没有进行完考古的区域，公园会在遗址上铺木栈道作为路径，将各种管线、水管、安防系统置于木栈道下[55]，以不对文物和未来考古产生任何影响为前提。

图2-5　复建后的沉香亭

图2-6　丹凤门遗址博物馆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革新也为更好的文物保护创造了条件。例如“汉阳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采用了多项国内外先进技术。文物环境采用了斯洛文尼亚自适应文物保护技术，并在使用方式上有所创新；参观环境利用地热资源，采用水源热泵空调通风系统，达到绿色环保和节能双重功效；遗址保护大厅采用全地下大跨度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部覆土植草，60 m长参观通廊悬挂在屋顶，建筑在结构设计、结构施工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建筑材料方面，遗址大厅采用复合中空玻璃，具有强度大、耐高温、透明度好、通电加热防止结露和调节环境温度的多种功能；实体墙面采用粗陶粒蓄水砖，自动吸收土壤中散发的多余水分，调节和稳定室内湿度；文物遗址照明采用光纤和LED(3)等先进光源，消除可能破坏文物的紫外线辐射，保护文物”[56]。从以前的重场地利用，到全面考古为先、科学保护为主、合理展示的综合利用方式，体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重大进步。

2. 遗址利用模式与展示手段趋于多元

进入21世纪后，西安在遗址利用模式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有的遗址被建设成为大型文化类主题公园，如大唐芙蓉园，是目前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皇家园林式公园；有的被建设成为以博物馆为主的游览景点，如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与秦二世陵遗址公园；还有的被建设成供市民健身游憩的休闲林带，如唐城墙遗址公园，是在城市道路之间形成的以林木种植展示唐外廓城范围的带状绿地。虽然都名曰“遗址公园”，但显而易见并非每一处都是以强调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为核心的“考古遗址公园”，而是因地制宜，有其各自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和风格特色。利用模式上的灵活性与遗址在等级、规模、特点、区位、保存程度与保护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性密切相关。

受科技发展推动和国际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西安所采用的遗址展示手段也更为丰富。再将前述的两个唐代宫苑类比，相较几十年前兴庆宫公园建设时的“勤政务本楼”遗址仅用围栏圈出范围，暴露在外的简单形式（图2-7），今天大明宫中的“宣政殿”“紫宸殿”等重点建筑均采用了突出空间感知的艺术化展示手段。尤其是“紫宸殿”，通过钢构架、木构架和乔木种植的途径如剪影般勾勒出宫殿的建筑形象，更能引发游人的追忆和思考（图2-8）。公园中还采用了等比例模型复原、图片陈列、数字放映、讲解等多种手段为游客呈现历史、弘扬文化。同时，“唐长安城外郭城延平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突破了传统的土遗址保护与展示方式，对遗存的延平门遗址采用地下遗址地面模型显现的方式。选用土色陶砖平面斜45°立砌，层层叠叠，形似夯土，对遗址原有材质、工艺进行模拟显现。为了使分离的遗址标识之间信息连续，采用条石、绿化等标出城墙遗址、壕沟遗址、顺城巷遗迹等城墙的组成部分[57]”。

图2-7　勤政务本楼遗址

图2-8　紫宸殿遗址

3. 涉及城市问题越发复杂

每一个城市的公园建设都与它的整体发展战略同步，随着城市化进程和西安建设用地的扩张，许多过去位于郊区的遗址慢慢被一个个城市新区包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它们的文化价值打造绿地。由于遗址的规模、存留状况和周边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公园建设相比以前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一些遗址区内还有大量的村落和企业，受长期静态保护的影响，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一直未得到改善。遗址问题已经涉及包括“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文化复兴”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相比以前，快速的经济增长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和挑战，大遗址的土地资源价值使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各方利益也更难平衡。除文物保护外，营建遗址类公园往往还需要解决资金来源、村落拆迁安置、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行政区协调、可持续管理等方方面面之前未曾或较少触及的问题。

4. 内涵与功能更为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地城市公园建设还处在缓慢发展的阶段，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安的公园数量屈指可数，那时公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文化功能，满足大众游憩的简单需求，生态、经济等方面未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绿地与城市各方面的结合更为紧密，也融合了更多新的功能。目前，一些著名的遗址类公园已成为西安面向国际市场的旅游景点，被纳入城市的旅游网络中，促进了片区的文化振兴和全市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化。同时，考古的过程也被建议向公众开放，以增强科研、教育的功能。另外，曲江池遗址公园等项目还积极与城市改造相结合，通过绿地的营建，带动了遗址地周边社会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随着生态建设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相关学科（如景观生态学）融入公园的设计领域中，遗址公园不再是关联度不大的点状绿地，而是被纳入城市整体景观规划和生态网络构建中，呈现出体系化的特点，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