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队员的道路
崔道怡
你戴着红领巾，你还是个队员，可是，等你长大了，当你的年龄大到使你已经不适合再做队员了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呢？假如我这样问你，你也许会不以为然地回答：“入团呗！”对呀！当然入团。然而就那么简单，像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一样？一点也不！
你想听听关于我入团的故事吗？我分段讲给你听。
我和方诚
你不要一看这个标题就皱眉，你不要撇着嘴说：“哼，又是这样的故事，准是说你和方诚是朋友，后来吵了架，后来又好了。”不错，方诚是我的朋友，我们也吵过架，可就是他最后当了我的介绍人——入团介绍人。
方诚比我大一岁，在初一就已经入团了，初一那年，我才十三。方诚入团的时候，是一九五二年，朝鲜战场上还响着炮声。他爸爸就是志愿军中的一个连长。他爸爸对他影响可大了。方诚说，他将来一定要学爸爸，也当个战士。方诚特别敬爱的英雄里头有奥列格，还有就是他爸爸。我就不明白，他爸爸算什么呀，不过是个连长！有一次我跟他这样说，他气极了，第二天把他爸爸的“立功喜报”拿到学校里来。大家小心地传着看了。不错，他爸爸是个英雄。可是这样的事方诚不早说，他不爱向人夸耀。其实他妈妈也很了不起哪！也是党员。这样家庭里长大的，方诚当然进步很快了。到该入团的年龄，就申请，就批准啦。他爸爸从朝鲜来信问他：“我又立功啦，可什么时候能接到你的喜报呢？入了团马上来信，快超龄了的队员同志！”于是，方诚就把自己的红领巾寄去了。这样的队员多好啊，当他已经不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他的红领巾还能起这么大作用：在朝鲜战场上，从这个英雄的手传到那个英雄的手，鼓舞着战士的心。
至于我的家呢，别提啦！我爸爸是个资本家，一个乐器行的股东。买卖不大，可那也是以剥削为生啊。妈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她娘家在城郊，是富农。妈倒挺疼我，说我是她的“宝贝疙瘩”。她有时候疼得过分，简直叫人肉麻。在家里我最爱我姐姐，偏她又那么大，现在根本不算家里的人了。解放前，她在大学里念书，忽然不见了。当时爸说：“这是闹自由，跟人跑啦。”解放后，我姐又回来了，是从延安回来的。爸又高兴得了不得，说：“嗬，这回咱们家是革命家庭啦。”姐皱皱眉说：“我住在机关里。”那天晚上，爸跟姐不知为什么就吵起来了。爸爸吹胡子瞪眼睛地喊：“至亲者骨肉，目无尊长禽兽不如，你走，沾不着你的光！”姐姐还是和颜悦色的，不生气。她紧紧握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在我耳边说：“长大吧，长大了加入组织，那才是咱们的家。”什么是组织？我当时不懂。以后姐姐常到家里来，来了就带我玩，给我讲革命故事，后来我才知道，姐姐的组织是共产党。
我的家和方诚的家就这么不同，可是我们两个却成了好朋友。这不单单我们两个是同桌，我姐姐也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次方诚到我家帮助我做功课，姐姐也在，她跟方诚谈起来了。姐姐知道了他是那样一个孩子，就跟他说：“你多帮助杨文宝吧。”杨文宝就是我。姐姐又向我说：“你们往后做好朋友，呵！”
呶，以后，我和方诚就成了好朋友。当然不完全因为姐姐的一句话。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玩……不信你跟个团员常在一起试试，只要你真的想和他好，那你们不成为好朋友才怪。
同学们和你在一起
你也许急了，“说了半天，净讲的是他们家你们家”。好，马上就说到我们的吵架了。我跟方诚既然是好朋友，好朋友一般说没有不吵架的，而且还往往吵得凶呢。先讲两件不凶的小别扭吧，那是在初一时候的事。
有一天，是我姐姐的生日。我们家也不知怎么的，特别重视节日和生日。我看不过是为了能找机会吃点好的，妈就是在吃上讲究。这次姐姐生日，爸出的主意，要大过一次，老早就跟姐姐说：“你们机关里苦，大锅饭没什么油水。爸给你解解馋，让你妈做几个拿手好菜，尝尝家里的美味，大家也一叙天伦之乐。”
那天上学时候妈就嘱咐我：“早点回来。”可是多倒霉，偏赶上那天该我值日。我平时就讨厌值日，抬凳子、扫地、擦黑板，又脏又累。可是那也不能不做呀，这是劳动。不过今天，我说什么也安不下心来，烦极了。我坐到桌子上，掏出爸给我的糖来，喊：“谁替我做值日，我给谁两块糖。谁替我做值日——两块糖！”在教室里的几个人直瞪我。方诚正从外面进来，听见了。他马上沉了脸，走到我面前，命令地说：“把你的糖收起来，雇人替你做值日哪！”我被他那严肃样吓呆了。停了一下，他才平静地问：“你为什么不能做值日？”“我……我不舒服。”“不舒服？”他摸了摸我的脑门儿，“不烧啊。我替你做吧。”说着，他就拿起了扫帚。我想：哼，知道你是团员了啊，原则性强！芝麻大小事也看出毛病来了。我把糖摔在地上，一脚跺碎了，扭身走出教室。
到了家，我一头扎在床上，真想哭。妈在厨房里弄得锅碗乒乓响。——姐姐不来，妈在生气。一会儿，她端着一盘子菜进屋来，喊我：“小宝，再给姐姐打个电话去，你叫她她就来了。”“我不去。”“好孩子，替妈去一次，呵，明儿早点钱多给你五百。”“我不！”“多给你一千！”我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妈！您怎么啦？”她吓了一跳，盘子差点掉到地上，惊慌地看看我，又看看盘子。
第二天，方诚就跟没昨天那事儿似的，我可觉得有点不太自然。等我自然起来了，他才很正经地和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你想想，你昨天那样子对吗？那是什么对待同学的态度！”最后他说，“你是受家里的影响啦，不知不觉地，它影响着你。”我想起昨天妈妈那样子。咳！家里的影响！就因为这个家里的影响使我跟方诚有许多地方不同。我的好些事，他一点也看不惯，我们不对味儿，所以我们常常闹别扭。
我的这个家还让我跟全班同学闹了一次别扭，那是因为一把胡琴。中队要成立个国乐小组，缺一把胡琴。我心里算计，要一把胡琴还不容易，我爸爸正是开乐器行的。我到家跟爸爸说：“您给我们一把胡琴行不行？”他满口答应：“行行，一把胡琴我舍得，也让我儿子好交际交际嘛。上款怎么刻呢？”“上款？”“你是送给谁？”“送给我们中队。”“那更好，那更好，为大家服务嘛。”当天晚上爸爸拿回一把胡琴来，漂亮极了，胡琴杆上还刻了字呢：“第五中队雅玩，杨文宝敬赠。”爸爸得意地说：“如何？爸想得周到吧？好让老师也知道这是我家小宝送的。”
第二天，我拿了胡琴哼着歌走到学校。这一下，瞧同学们怎么说吧。“看，杨文宝给咱们解决了个大困难！”——准是这么说。一进教室，我就举起胡琴：“看，这是什么！”大家高兴得叫起来，争抢着看。我站在旁边用主人的口气说：“如何？我送给中队的。”“真的送给咱们中队？”我指给他们看那琴杆上刻着的字。有人笑起来了：“哈哈，雅玩。杨文宝，什么叫雅玩哪？”糟糕！我也忘了问爸爸雅玩是什么意思，可是我说：“雅玩就是雅玩呗，这都不懂！”国乐组组长张大旺接过胡琴，看货似的端详了一下：“样子倒不错，不知音色怎么样。”他很内行地拉起来了。琴弦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调没对好。又对了半天，他说：“不怎么样，样子货，中看不中用的。”我说：“你嫌不好你别拉呀！”他看了我一眼：“嗬嗬，我是国乐组组长，我不拉谁拉？”“可胡琴是我送给国乐组的，我就有权利管。”“原来这样！”张大旺放下了胡琴，同学们也很没意思地散开了。“怪不得刻上名字，原来是怕别人忘了这胡琴是杨文宝送的。”小队长说。我没来得及答话，方诚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我一眼看到了，在他手里，也拿着一把胡琴。同学们欢呼着迎上去，围住了他，接过胡琴急着问：“哪儿搞来的？”看样子，方诚还挺满意他那把破胡琴，他睞睞眼说：“先看看好不好吧，完了再告诉你们来历。”我也学着张大旺的样子把方诚的胡琴相看了一下。这叫什么胡琴呀，破竹子拼成的，也没上漆，琴槽是不是真正的蛇皮也成问题。我轻蔑地说：“这也叫胡琴！”方诚不高兴地把胡琴拿了回去，好像怕我给弄坏了似的，嘟囔着说：“当然是胡琴！最好的胡琴。”“是你自己做的？”有人问。方诚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爸爸从朝鲜来的信。信上有这样几句话：“美国强盗的炸弹烧掉了一片竹林，只留下几段竹筒。我用它做了一把胡琴，现在托人捎给你们的国乐小组。有我们打击着敌人，红领巾们，你们尽情地歌唱吧！”大家马上觉得那胡琴像珍宝一样的贵重了，连碰碰都不敢用大劲。我瞟了一眼我的那把漂亮的胡琴，它冷清清地躺在旁边桌上，看也没人再看一眼。我后悔，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拿它来呢。忽然听得有人说：“得了，这回不用求人施舍了，还得受条件限制。”我急了，逼上一步大叫：“你说谁？”方诚一愣，这时，他才看见我的那把胡琴。他把胡琴拿起来问我：“你送给中队的？”我赌气说：“我不送了。”我拿起胡琴坐到位子上，用小刀刮去琴杆上的字，只留下我的名字。方诚看着，没有拦我，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自己去拉拉，学会了也来参加国乐组。”“自己拉就自己拉！”我就自己拉了，把弦拧得紧紧的，使劲拉。胡琴发出难听的吱咕吱咕的声音。小队长在讽刺我：“嗬，自拉胡琴自顾自。”我不理他，更使劲拉。嘣的一声，弦断了。我抡起胡琴在桌上一摔。叭咔！竹筒裂了。“哟，少爷脾气！”还是小队长在说。方诚严肃地说：“杨文宝，我建议小队讨论你这件事。”
我垂头丧气地拿了破胡琴回家。爸爸见了，惊讶地问：“怎么？他们不要？”我没理他，把胡琴交还他，爸爸感叹地说：“哎，可真是交友易，要遇知音难哪！”
胡琴事件小队会到底还是开了。同学们对我批评得那个厉害劲就甭提了，就好像我这个人和大家不一样，完全是个资本家。可是最后方诚却这样说：“别看大家对你这样严，同学们还是没忘掉你的优点的。你要是不关心队的活动，干吗主动地要送胡琴呢？这我们都知道。可你的思想里有不对的地方，就得批评。三反五反运动刚过去，大家都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坏。你的那个家要影响你，同学们不能看着不管。狠狠地批评也是为了你好。杨文宝，你不用撅着嘴像不服气似的，你去想想吧！同学们是和你在一起的。”
时刻准备着
你又要插嘴了，“你不是要讲你入团的事吗？”别忙，到初二时候，我才十四岁，才够入团年龄啊。一够年龄我就申请啦。你问我申请入团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多着哪！第一，班上许多同学都提出来啦。姐姐也总是追问我。连爸爸都希望我早点入团，他说：“入团好，吃得开。”他这话当然是胡说。自从上两次事以后，爸跟妈的话我再也不信了。我自己对入团的看法呢，很简单：所有的英雄不都是党员或团员吗？一个队员，够了年龄就该入团。瞧，你在撇嘴。你一定以为：“光说年龄够，也不想想够不够条件！就你这样，能批准哪？”算啦，别提什么批准不批准啦。交出入团申请书的第二天，我就又亲手撕毁了它。
那是我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把入团申请书叠成个纸条交给了方诚，告诉他：“现在可不许打开，明天才有效呢。啊，一定！”他答应了，他答应了那就没问题。他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看的了，虽然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究竟写的是什么。他这人就是有那么股子傻气。
这一夜，我好久没有睡着。我在想，明天，明天我就十四岁啦，到可以入团的年龄啦！方诚看了我的申请书以后不知怎样想。我也在斗争，明天，明天就开始放春假了。我的生日多好啊，在春天里，又正赶上假期。妈早说了，春假时候要带我上姥姥家去玩，今天放学回来又告诉我，就是明天去，礼物都买好了。可是我去不去呢？我不能去了。团总支给我们班在春假第一天组织了一件有意义的义务劳动，已经接洽好了，是植树。义务劳动虽说是自愿，可我不能不参加。我告诉妈了，明天早点叫我起床，姥姥家不去了，我去植树。咳！一想事怎么就睡不着了，植树、姥姥家、入团、明天……
第二天哪，一睁眼我就知道全完啦！昨夜睡得晚，千嘱咐万嘱咐让妈叫我，她没叫！现在都八点多了，同学们早出发了。
“妈呀，您怎么啦？存心哪！”我急得直跺脚。
妈笑嘻嘻地双手托着一套新衣服走过来：“来，穿上！进口双料卡其的。看合身不合身。”
“我不穿，您耽误了我去种树！”
“又是种树！放春假还去种树？又是大生日的，去去！咱上姥姥家去。准又给你炖鸡吃。种树人家还能留你吃一顿？要去也晚啦。”
“都是让你给耽误的！”
“对，都怨妈！跟妈上姥姥家去吧。”
“我能找着同学们，他们就在城外种树。”
“嗤嗤！还去找？妈明儿给你开个证明，就说你不舒服了，同学们谁能知道啊，还不行吗？”
“不行！”我嘴说不行，心里可也活动了。
妈又心肝宝贝儿地劝我，我不情愿地穿上了新衣服。妈整一整我的新衣服，打量一下说：“哎，这才是妈的好儿子呢，走吧。”
“我的红领巾呢？”
“哟，这么着多大气，才像个大人样嘛。红领巾也旧了，甭戴啦。”
妈包好了送给姥爷的礼物，叫我提着。我跟在妈后面委委屈屈地出了城。
一路上，我提心吊胆地生怕碰见同学。真没准儿哪，植树地点就是在城外这一带，要是碰见……咳！偏是碰见了哪！
从公路上下来，绕过一座土山，就听到背后好像有人喊我。我站住，回头，喊声更大了。我赶紧把礼物交给妈，叫她先走。一个人从土山上向我跑来，是方诚。我怎么办呢？去植树？可是，妈在等我，我的衣服，我的红领巾……我正在犹豫，方诚已经跑到跟前来了。
“真的是你！”他的眼光显出惊奇、疑惑。
我不敢看他，眼瞧着地。方诚抬头望见了我的妈妈，又看看我那尴尬样子。他喘着粗气，站在我面前。我偷看了他一眼，他脸色那么难看，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过。他的胸脯一起一伏，他的嘴唇在颤动。他怎么啦？简直有点可怕！
“好吧，你走，跟着你妈妈走你的吧！嗨！”他跺脚，“我，我干吗还来叫住你呢！”
我也气了，我说：“干吗？谁要你叫我！”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来种树？”
“我有事。”
“有事！”他也讽刺我。这难道不是讽刺？这是团员对同学的态度吗？
我干脆说：“我不愿意来，谁有你积极呀！”
“你，你怎么这样说话！”
“种完树人家管你吃饭？”
“杨文宝！”他厉声大叫，然后，平静下来问，“你怎么不戴红领巾？”
“你管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我昨天交给他的那张入团申请书来。呀！昨晚上想得那么美，可是这半天，我怎么把它忘了！
“我看过了，”方诚冷冷地说，“你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猜想到里面写的是什么。今天我还是挺早就醒了，为了看它。现在，现在我看你简直不如把它撕喽！”他把申请书伸到我眼前来。
我怔了一下，猛地抢过申请书，扯得粉碎。方诚想再夺过去，已经来不及了。我扭身就走，朝山坡下跑去。妈在喊我，可是我却清楚地听到方诚在后面自语地说：“杨文宝，你忘了队的呼号了么？”
我脚跟着妈妈，心却留在土山上。那里同学们在植树，他们看到方诚没精打采地走回去，一定会惊讶地问：“怎么，他不来？”
到了姥姥家，我连好也没问，妈很不满意，直瞪我。姥爷倒是满脸堆笑地接过礼物去。
小表弟柱儿蹦蹦跳跳走进来，托着胸前的红领巾告诉我：“表哥表哥，我入队啦，”又问我，“你的红领巾呢？你入团了吧？”
姥爷在夸妈买的点心怎样好，又端起酒瓶向妈说：“哼，这回咱再喝四两，村干部可没什么说了。”小表弟白了他爷爷一眼：“净说落后话！”姥爷就又夸我怎么好，不像他孙儿小柱，近来更不听话了，爱和大人顶嘴。妈得意起来了，指着我说：“好什么好，我们小宝心眼太实，傻乎乎的，机灵劲一点儿不像他爸爸。可我将来指望的就是他啦。他姐姐那是泼出去的水，人家又进步。”姥爷也跟着搭腔：“有他爸爸那家当，你愁什么！”“怎不愁？小宝还什么都不懂！我就算计着，等小宝初中一毕业，就让他跟爸爸学买卖去。高中我是不让他上啦。上高中再上大学，如今大学都要统一分配，他还管我们哪。”我一惊，不上高中？我急着问：“你说什么？”“我说你大啦，该当家啦，将来跟着爸爸学买卖去。”“不让我上高中？那不行！”“给你脸你就得意了呢，刚夸过你，你也顶起嘴来了。你不是你爸爸养大的？不学买卖！”
小表弟不知该说什么好，哼了一声，拉着我说：“走，咱出去玩。”小表弟跟我讲了一大串他爷爷怎么怎么不好，是富农。“富农就是不好，老师说的。”又问我，知不知道苏联少年英雄柏惠尔。后来，他又安慰我说：“你别着急，她不让你上高中就成啦！我将来还要上高中呢。”我听着，答应着，也在想着。最后，我决定了。我告诉小表弟：“我要回学校去，我这就走，你回去给说一声吧。”“干吗，不玩啦？”“假如队里有事呢？”“嗯。”
我急匆匆地往回走，我要赶回去，同学们也许还没种完树呢。我要投到那欢乐的集体里，投到那愉快的劳动里。然而，等我来到小山上，我呆住了。周围静得很，一排排新栽上的小树挺立在阳光里。山坡上长满了嫩绿的草。多好的春天哪！可是我……
仿佛方诚的声音又在我耳畔响起来：“你忘了队的呼号了吗？”这时，我好像又听到了在隆重的队会上那庄严的喊声，在节日游行通过天安门回答毛主席召唤的时候那骄傲自豪的喊声，那春雷般的轰响：时刻准备着！
我准备着了吗？我准备了什么？
成长起来
你也常常想到队的呼号吗？常常想到它，你就会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连走路都会挺起胸脯呢。
我挺着胸脯从土山上下来，并没有回学校，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学校不会有人了。我也没回家，我到姐姐那儿去了。我把我做的、想的都告诉了她。她也把她认为我该怎样做怎样想的意见告诉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按照姐姐跟我谈过的那样，去找方诚。想不到我跟方诚在路上碰见了。
“我正要去找你。”方诚说。
“我也是，要去找你。”我说。
以后，就是没话可说了。两个人站在一起，谁都不出声。昨晚上想好的一肚子话，不知怎么一见到他说不出来了，全忘了。半天，方诚才说：“去看看昨天咱们班栽的树吧！”我说：“嗯。”我们两个就出了城。一路上还是谁也没理谁。来到山坡上，方诚找了一块石板坐下了，我也挨着他坐下。“你为什么去找我呢？”他问我。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问他。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昨天对你的态度，很不好。我知道，我平时脾气就不好，又赶上昨天有事。你不知道我昨天心里多乱呢。一清早家里得到消息，说我爸爸负了伤。”
“啊？”
“伤不轻，已经坐火车回来治了，叫我妈带我到医院去看他。”
“那你没去？”
“没有！我得来植树。”
“咳！植树，难道必须来，一次义务劳动？”
“我爸爸要是知道了我不参加义务劳动去看他，会不高兴的。”
我感到这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我。我低着头，说不出话。
“可是，我一边植树一边想着爸爸。本来心就乱，一看到你为了走亲戚不来植树，还说那样的话，我就气极了。我叫你撕入团申请书，那是气话，你别当真。后来我后悔不该那么说。”
“方诚，我……”我一下抱住了他，伏在他肩头哭起来。
“下午，我到医院看见了爸爸。他刚动完手术。他，他失掉了一条腿！”方诚也抱住了我，泪珠儿落在我的红领巾上。我哭出了声。一会儿，他又抬起了头：“别哭，爸爸还劝妈跟我哪。他说许多人在朝鲜战场上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我只少了一条腿，算什么！他怕我们伤心，就故意跟我们谈别的。他问我：‘脸色不好看，心里有什么事儿啊？’我心里是有事，我正想到你。我就把咱们吵架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啊，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应该多帮助他。’我说：‘我帮助不了他了。’爸爸批评了我一顿，说：‘祖国和党需要的是你们整整一代，你看着一个快超龄的队员不愿意入团，能不管么——何况是朋友？’他问得我答不出话。后来，他拿出我的红领巾——他还留着它呢。他说：‘这条红领巾在我们连里，谁立了功谁戴。许多同志戴过，有戴过它的，现在已经牺牲了。最后，我负了伤，同志们送我回国来的时候，哭着把它系到我脖子上。呶，你把它送给杨文宝吧。旧了，可是很有意义的。’”
方诚从口袋里掏出那条红领巾来，轻轻解下我原有的，把这条系上。我坐着一动不动，泪花又在眼里打转儿，心里，是一股什么样的感情啊，像沸了的水在翻滚。
“我爸爸还讲：‘你们戴红领巾的，应该珍惜你们的青春。少年，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思想在成长，知识在丰富，身体在发育。这时候，好的，容易接受；坏的，也容易受影响。要特别注意噢。你们上午不是去植树了吗？哎，要像小树一样，在春天里——这春天好比党的培养——不生斜干，不长歪杈，枝枝叶叶向上，直溜溜地成长起来。’”
我抓住了方诚的手：“我，我可以去看看你爸爸吗？”
“真的？我找你正是想和你一起去看他呢。”
我们手拉着手走下山坡，迎面，耀眼的阳光照过来。这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回头看，整个小山染成了金色，漫山的小树，沐浴在阳光里。
这样阳光灿烂的春天，小树会很快地很好地成长起来的，我想。
祖国的事业
谁没有朋友啊！可是你知道吗，什么叫真正的朋友？难道说叫你抄他的作业、替你扯谎的算是朋友？我小时候也这么以为，大了就知道了，那不叫朋友。真正的朋友，首先是你最亲密的同学。你们彼此了解、互相帮助，你们携手共同度过人生最宝贵的少年时期，为了共同的目标——祖国的事业一起前进。
方诚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朋友。
我戴着朋友戴过的红领巾。我摸着它，就好像方诚站在我身旁，他那双黑眼睛成人气地注视着我，等待着我。他注视着我是不是为祖国的事业准备着，等待着我早日参加团的队伍。
我没有辜负那双黑眼睛的热望。我比以前好多了，同学们都这么说，小队长也跟我很好了。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杨文宝在争取入团啦。”可是关于入团，我跟方诚谈过，我当时先不着急入团呢。你别惊讶，我有我的看法，方诚也是同意的。我想：我干吗急着要得团员称号呢！我以前申请入团的动机就有点糊里糊涂的。我应该多想想，我现在是不是拿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标准当然指的不是年龄，而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勇敢勤劳、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为祖国的事业奋斗”！
要做个团员，在我是队员的时候，必须先是个好队员！
做个好队员，我就必须克服许多缺点，譬如说：不爱劳动，好花零钱，什么事光顾自己……反正大大小小的毛病多的是，一时也说不完，许多许多都是受家里的影响。这个家我真想离开它。可是方诚却说这不是办法。他批评我：“你意志软弱、斗争性不强。你应该和家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同时，还要帮助你爸爸妈妈。”“哟，我还能帮助他们？”“怎么不能呢？能的。资本家的改造，政治课讲总路线的时候不是说过，也是祖国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以后，我时时想着在这方面为祖国的事业做一点事，也真做了一点点。
初三那年，国家发行一九五四年度的公债。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动员家里人认购。”我像接受一件重大的光荣任务一样回家了。
一进屋我就看见妈正数钱呢，一大叠钞票。我心上一喜。莫非妈妈搞通了，想买公债？
“妈，你拿那么多钱干吗呀？”我高兴地问。
“给你买东西。”
“嗬，那可不错。”我以为妈是开玩笑。
“你先说说你要买什么吧。”
“我呀，我什么也不缺，我要买公债。”
“别胡闹！区政府推销公债的人刚来过，你又来了。”
“您买公债啦？”
“让我给打发走了。我说一来我们家钱不宽裕，二来我做不了主。”
“妈！您，您这不是钱！”
“这钱是妈妈体己，妈做主，今儿就给你全买了东西。你爸爸近来也假积极啦，省得他要用这钱买公债。妈算计着给你买自行车、手表、金笔，都要最好的。”
“笔我有，表不要，自行车用不着。”
“你爸爸没说呀？往后怕公私合营，得多买点这些东西，叫什么生活资料。你不听话，东西是给你买的。区里的人都没搞通我，你个小孩子跟着打什么岔？”
“那，那这钱既然是给我买东西，要买什么可随我挑。”
“你爱买什么买什么，吃完晚饭妈带你去。”
于是，我抽个空儿跑到了区政府。我告诉管推销公债的同志，我们家有钱，能买，可是得上我们家取钱去。区上的人答应一会儿来，我就先回来了。爸爸也回来了。这一傍晚，我嘴没闲着，管他们听不听呢，我完全讲的是买公债、买公债！爸爸直摆手，不叫我往下说：“好好，谁让爸是资本家出身呢，必然得买。同人买得也很多，我岂能落后于人！爸在厂里已经认购了相当数量。”妈说：“你知道文宝说的是什么？他看上我那几个钱儿啦，我打算买东西的。”我说：“不管谁的，多余的钱都买公债！”妈喊：“你当家？”我也喊：“当家就当家！”
正吵着，区里的同志来了：“杨文宝同志在家吗？”——多逗啊，他管我叫杨文宝同志。我从他手里接过一叠子公债券，伸到妈面前：“拿钱吧，我买这个！”妈气得干瞪眼。爸倒帮了忙了。他很神气地命令妈：“全数都买！这是为国家效劳嘛！”他又向区里的同志说：“我本人已经在厂里认购了，如今家里也要买的。”
爸爸近来是比以前好多了。乐器行营业发达，使他很高兴。他有个问题犹豫不决，那就是公私合营。这是件大事，我得起作用。理论问题我讲不好，姐姐在这方面比我行。我配合姐姐的动员表明自己的态度：“甭指望我继承您再去剥削人，我上高中！”
后来，爸爸搞通了，应该说这里面也有我的作用——我也开始在家里起作用啦！妈还死不同意。爸倒跟她发起脾气来了：“真是妇人之见，此乃大势所趋，若再不通，儿女也将视你我为老朽之物。”他这话当然并不是彻底认清了。这不要紧，慢慢来嘛。我已经在家里起了作用，以后要起更大的作用哪。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什么资本家的儿子，我是队员——党的儿子。
队员的道路
党的儿子是要跟着党走的，这就是队员的道路。正像队歌里所唱的那样：“准备着参加青年团！”“永远前进，跟着共产党！”在这条路上，你如果是一直大步走着，要入团，这是当然的事，没什么难的，就像方诚入团那样。可是，如果你曾经走到斜路上去过，那入团就不是很容易的，要走回来，跟上去。
又是春天了。春天多好，谁不喜欢春天哪！到了春天，各式各样的花全开了，树枝上也长出了嫩叶。那年我们种的树长得很好，我和方诚去看过了，在春假里，我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又并排坐在一年前坐过的地方。去年，就在这地方，方诚给我戴上了他的红领巾，我想着，手不自觉地去摸那红领巾。方诚拦住了我，轻轻动手替我解下红领巾。
“干什么？”
他抿着嘴笑，不言语，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来。
“超龄了的队员同志，你该填表了。”
我向他手中看去，一张纸上粘着我曾经撕碎了现在又拼好了的入团申请书，另一张，是组织上统一印发的入团申请书。
关于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今年春天，我已经十七岁，在高二，还和方诚一个学校，同班。至于那条红领巾，倒有件事可以告诉你。这不又到“五四”了吗？“五四”，你知道的，是青年节，是团的生日。今年“五四”我们学校要举办一个向队员介绍团组织的展览会。那条红领巾也将放在展览会上。还专门有一栏介绍方诚呢。介绍他是怎样成长的，怎样从队员成为团员，而现在，他已经申请入党啦。因为那条红领巾，展览会也将提到我呢。咳！可惜你不能到我们学校里来，要来了，你就能看到那条红领巾了。你还会看到会场门口的三面大红旗，火炬通明的队旗、金星灿烂的团旗和镰刀锤子有力地交叉在一起的党的旗帜。你还会看到这展览会的名字，你猜它叫什么，叫“队员的道路”。
（原载195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