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细看的大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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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名扬世界的开国雄主

一代君王努尔哈赤,他统一了女真,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并袭抚清、克开铁、占沈辽、下广宁,开创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基业。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曾是中国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也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他善于组织、长于用兵,常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他以“神乎其神”的用兵之术进兵辽东一带,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可以说,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又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

“十三副铠甲”含恨起兵

大明末年,国势日渐衰弱,在辽阔富饶的东北黑土地上,大明的“准劲敌”兴起并强大了,它就是女真人的后裔——后金,也就是后来的大清。女真人曾在天庆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国”,并于端平元年(1234年)被南宋和蒙古军联合攻灭。“大金国”灭亡后,迁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朝融合,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然而,留在东北的各部女真人在散居多年之后,终于被智勇多谋、身经百战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起来。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女真各部汉化最深、实力最强的一部——建州女真部里,一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小孩在建州左卫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顺利诞生了,这个孩子便是清朝开国第一代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传闻说,努尔哈赤是他的母亲怀胎13个月才生下来的。当时,他的家庭虽然不那么富裕,但也算是女真部落的一个贵族之家。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他的先人都非等闲之辈。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曾是建州左卫指挥,母亲是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努尔哈赤是塔克世的长子,有两个同母弟弟,分别叫舒尔哈齐、雅尔哈齐,还有一个同母妹妹,后来被封为和硕公主。在努尔哈赤10岁时,母亲喜塔腊氏因病去世,父亲塔克世又立即续娶了哈达那拉氏给他当继母。哈达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努尔哈赤总是尖酸刻薄,从不给他好脸色。再加上他的父亲塔克世怕老婆,为了不惹哈达那拉氏生气,只好什么事情都顺从哈达那拉氏。就这样,塔克世虽为人父,却又不敢大胆地给予父爱,对努尔哈赤兄弟几个总是冷若冰霜,以至于努尔哈赤在小小年纪时,就开始自立自强、自谋生路。

在努尔哈赤19岁那年,为了不再继续受继母的冷眼,他主动提出分家生活,其实就是变相地被继母赶出了家门。毫无疑问,他分得的家产也很少。就在他穷困潦倒之际,他的第一段婚姻及时地拯救了他。努尔哈赤于万历五年(1577年)娶了佟佳氏,称为元妃,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子。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元妃生下了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孩子——未来的东果公主;万历八年(1580年)她又生了长子褚英;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生了次子代善。

元妃去世后,努尔哈赤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富察氏衮代,称为继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继妃生下努尔哈赤的第五子莽古尔泰,后又生第三女莽古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她又生第十子德格类。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又娶了叶赫那拉氏。万历二十年(1582年)叶赫那拉氏为努尔哈赤生下第八子皇太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叶赫部那拉氏成为大妃。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又娶了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在孟古哲哲死后成为大妃,生有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当然,这些都只是努尔哈赤的私生活。

再来说努尔哈赤早期的创业经历。当时的努尔哈赤为了能够维持生计,便与弟弟舒尔哈齐等人常常爬山越岭,出没在山林中。他们先是采集松子、人参、木耳、蘑菇和猎取野禽等,然后再将这些辛苦弄来的山货送往抚顺、宽甸等地出售,换取一些钱当生活费。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炼,曾经年少无知的努尔哈赤变得成熟了许多,并逐渐养成了勤奋、谨慎、机警、多思等优点。尤其是在抚顺等马市交易中,他还经常接触一些从关内山东、山西、河北、苏州、杭州等地来的商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努尔哈赤的见识随之增多,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努尔哈赤都和汉族人打交道、做生意,他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习惯了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文化生活。就连汉族人喜闻乐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籍,努尔哈赤也开始阅读,并慢慢地爱上了这些书籍,从中还学会了不少作战的谋略。久而久之,他的汉化程度自然更深了,对朝廷内部的情况了解的也更多了,也因此知道了朝廷对女真人压迫的种种恶行,并逐渐萌发了反抗之意。

在当时的女真地区,大明“镇辽”总兵李成梁拥有实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曾多次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杀人无数,令人发指。在“镇辽”的二十多年里,他一刻也不曾闲着,将全辽商民之利几乎都搜刮进了自己的腰包里。就这还不够,为了削弱女真人的反抗力量,李成梁于万历二年(1574年)开始极力挑动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把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酋长王台当做一颗“棋子”,这才逮住了原建州右卫的都督王杲。为什么要对王杲下手呢?因为李成梁见王杲在辽东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担心王杲日后会有不轨之心,于是率领部下攻取了王杲的寨营,烧杀劫掠,做出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王杲是何许人也?据说他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汉族人,其实满语叫阿突罕。王杲这个人十分狂妄,平时总爱喝两杯,但一喝酒就发酒疯。不仅如此,他还是个生性残暴的人,当时明朝有个官员名叫裴承祖,曾经不自量力,竟然亲自去王杲的营寨索要被绑架掳掠的明将,结果却惨遭王杲的毒手,被剖腹致死。最终,心狠手辣的王杲,应了“恶有恶报”那句话,还是栽在了李成梁的手里。后来,李成梁听闻王杲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台,于是又开始耍心眼,极力拉拢王杲的亲戚、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以便彻底消灭阿台,想要斩草除根、以除后患。

可是,努尔哈赤和李成梁究竟是怎么认识的?据说,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因为受不了哈达那拉氏的虐待,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门,到外地流浪。一次偶然的机会,努尔哈赤遇到了李成梁,并被他收养。后来,努尔哈赤便参加了李家军,学习了许多李家军的制度。在李家军的几年里,努尔哈赤的武艺有了不少长进,刀、弓、剑、棍等都能娴熟运用。每次与敌人交战,努尔哈赤都表现得异常神勇,很快就能将敌人斩于马下。正是这几年的军旅生涯,成为了努尔哈赤一生最重要的军训阶段。

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还在因为杀害王杲的事情,整天心事重重,总怕有一天王杲的儿子阿台会找上门来。当时,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与李成梁私下里有交往。于是,尼堪外兰主动提出要帮助李成梁进攻阿台,其实也是为了拉近和李成梁的关系。这一次,努尔哈赤和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随军前往。因为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堂妹,此行的目的就是劝说他投降。当阿台之战开始时,觉昌安、塔克世二人急忙赶到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并要求尼堪外兰先停止攻打,给他们一点劝降的时间。进城之后,他俩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阿台,阿台想到自己家人惨死,说什么也不肯投降,而且决定亲自督战守城。李成梁率领明军进攻了两天两夜,却迟迟攻不下来。正在进攻不成、退下不能之际,李成梁居然倒打一耙,埋怨尼堪外兰乱进“谗言”。

尼堪外兰很不服气,便伙同官军欺骗守城军民说:“太师(指李成梁)有令,谁杀阿台归降,谁就当古埒城主。”城内那些贪心的人听到喊声之后,个个都蠢蠢欲动,瞬间起了歹心,立即杀了阿台,打开城门准备迎降。事后,李成梁借着尼堪外兰下的假命令,迟迟不肯遵守诺言。但是,他也不能明着违背诺言,于是趁着夜色再次率领明军进城。当时的觉昌安、塔克世还在城内,也真是运气不好,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刀,而臂已离,双双死于明军的乱刀之下。一夜之间,祖父、父亲双亡,这对年轻的努尔哈赤来说,打击着实不小,但是努尔哈赤并没有因此被打倒。相反,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站了起来,成为部族的首领,肩负起了开创新事业的重任。

当时的努尔哈赤二十出头,已到了成熟的年龄。他心里自然跟明镜似的,知道杀他祖父、父亲的就是明兵,他告诉自己,“此乃大仇,不能不报”。但他也深知自己势单力薄,而明军势力过于强大,如果立即与明军为敌,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所以他打算以文人的手段,召明朝边吏理论,先替祖父、父亲讨个公道,日后再做具体的打算。而当时的朝廷也自知理亏,因为觉昌安、塔克世早就归顺了明朝,并且帮助明军做过不少事情;同时也为了安慰努尔哈赤这颗受伤的小心灵,就给了他许多好处,这些好处包括三十道赦书、三十匹马。

不仅这些,朝廷又授给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都督佥事加龙附将军的衔名。而努尔哈赤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明军看穿他的真实心思,一面高高兴兴接受朝廷的封赏,一面又对外宣扬他的仇敌是尼堪外兰,并用“但执此人与我,我即心甘焉”之类的话,转移朝廷的注意力。而私下里的他并不安分,一逮着机会,他就去清点父祖遗留下的微薄财产,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了又搜,查了再查,只有十三副铠甲、三十名部下;又串联兄弟、叔伯、家丁等一干人,准备起事复仇。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一切准备就绪,25岁的努尔哈赤借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并以先人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率领部众攻克图伦城。虽然当时的萨尔浒城的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等人都归附于努尔哈赤,但是他的兵力依然不满百,能够披甲上战场的人只有可怜巴巴的30名部下。更可恶的是,到了约定会师那天,萨尔浒城主瓜喇、诺米纳两兄弟竟然玩阴的,关键时刻放了努尔哈赤鸽子。即便如此,努尔哈赤也不肯轻易放弃,继续率领剩余的几个部下直奔图伦城。

而那个一直以来靠口才混饭吃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果然只是一般的嘴把式。努尔哈赤只带领剩余的一些部下攻城,就已经让他闻风丧胆。自作聪明的他还玩起了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口气逃到了鹅尔浑城(今辽宁抚顺东)。就这样,努尔哈赤不费吹灰之力,不损一兵一卒,就赢得了胜利。大败而逃的尼堪外兰,居然乐不思蜀,在鹅尔浑过上了安逸的日子。努尔哈赤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一回,努尔哈赤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再也不肯轻易放过尼堪外兰,一见他跑就立刻追上去。尼堪外兰的一举一动让其部下看在眼里,觉得自己的主子实在太窝囊,于是纷纷决定归附于努尔哈赤部下。如此一来,努尔哈赤的队伍又壮大了一些。

可是,尼堪外兰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尼堪外兰见努尔哈赤紧追不放,于是跑到明朝的城内躲了起来。努尔哈赤一直追到城下,又不好贸然率兵进城杀人。正在这时,明军守城的一个小官从城墙上传来一份信件。努尔哈赤打开一看,上面这样写道:“尼堪外兰是你们女真人,他的事情我们不管,你们自己处理吧。”努尔哈赤看完信后大喜,原来明军是允许我带人进去杀他的。于是,他立即叫手下带了四十多个人冲进去。尼堪外兰见此状,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每逃到一个哨卡,他就试图想要爬上去逃命。城墙上的明兵也看不下去了,就将梯子撤走。努尔哈赤的手下借机追上去,手起刀落,这个“口水王”就死翘翘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这样成为了努尔哈赤和明军私下博弈的牺牲品。

尼堪外兰被消灭的消息传开后,附近各部都望风归附。一时间,努尔哈赤威名远播,其势力不断得到稳固壮大。从那以后,崭露头角的努尔哈赤,便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试图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后来,史学家称“遗甲十三副”为“太祖起兵”。

从肃慎到女真

女真,亦作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最古老的民族。此民族在商周时期叫肃慎,汉魏晋时期叫挹娄,隋唐时期叫靺鞨,五代和宋、辽时期叫女真。到了明清这一时期,又叫满洲族。提及女真族,它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壮举,建立过统治北方半个中国的“大金国”。

在元朝末年,女真族就散居于东北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一带,并分为很多个部落。其中在吉林绥芬河流域,有一支比较大的女真部落。到了明朝初年,就在这里设置了三个卫所(即军事、行政合一的军事单位),包括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其指挥使仍然是女真族世袭首领。因此,这片地区的女真族被人们叫做建州女真,而努尔哈赤恰恰就属于建州女真。

经过长期的战争,除建州女真之外,又产生了东海(又叫“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等较大的部落,它们与建州女真合称为“女真三部”。后来,“女真三部”始终互不相让,朝廷总是“以夷制夷,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即谁露头就打谁,谁强大就灭谁,以至于它们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再加之明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相互牵制”的分化政策,更是加剧了“女真三部”的混战。

那时候,东海女真散居于长白山北麓、乌苏里江滨海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总是找各种理由侵袭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为了躲避东海女真的一次次的侵扰,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两两联合,开始不断加强与辽东及关内的经济联系,并向南迁移。到了嘉靖年间,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关以东(今辽宁抚顺东),鸭绿江以北及长白山南麓地区;而海西女真则散居于开原以北,松花江及其上游的辉发河、乌拉河以及东辽河流域。

明中叶以后,“女真三部”依然纷争不断,一直在不断迁徙。到努尔哈赤起兵之前,按地域又分为建州、长白、东海与扈伦四大部分。建州所属有五部,即哲陈部、浑河部、苏克素护河部、董鄂部、完颜部(又叫王甲部);长白所属有三部,即珠舍哩部、讷殷部、鸭绿江部。此建州五部和长白三部,就是过去的建州女真。东海所属有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此东海三部,就是过去的东海(野人)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扈伦所属有四部,即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此扈伦四部,就是过去的海西女真。当时,女真族各部群雄蜂起,为了称王争长,他们互相残杀,更有甚者还骨肉相残,真可谓是杀红了眼。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女真各部有着强烈的统一愿望,而努尔哈赤便成为了实现这一历史要求的英雄人物。

为了加紧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努尔哈赤采取了“先内后外、先弱后强”等策略,并将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统一建州本部。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起,努尔哈赤便着手解决建州左卫同族内部的分裂。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攻克兆佳城(今辽宁新宾下营子赵家村);六月,攻克马尔敦城(今辽宁新宾上夹马尔敦村),打败纳木占、萨木占、讷申和完济汉等,稳定了自己在建州左卫的统治地位。七月,趁董鄂部内乱之机,攻取瓮鄂洛城,降服近邻董鄂部。

·0·万历十三年(1585年)初,转兵西向,在太兰冈(今辽宁抚顺营盘八宝沟),击败马尔敦、萨尔浒、巴尔达等五寨联军四百人,杀马尔敦寨主讷申、界凡寨主巴穆厄;四月,又以八十人打败五寨联军八百人,控制浑河部;九月,攻克苏克素护部的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谟珲。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攻克哲陈部的托漠河城,并乘势攻占尼堪外兰所居之鄂尔浑城(今辽宁抚顺河口台东北),追斩尼堪外兰,征服苏克素护部。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攻取克山寨,杀城主阿尔泰,征服哲陈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董鄂部首领何和里率部归顺;同年,完颜部也被征服。经过五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了建州五部。

第二阶段,征服海西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又挥师东向,兼并长白鸭绿江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之际,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卜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所有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卜寨,并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海西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便采取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向明廷深示臣服,向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还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

第三阶段,夺取东海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了西海女真扈伦四部最强大的哈达部,活捉了其首领猛格孛罗;又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以同样的理由,消灭了辉发部,海西仅剩叶赫、乌拉二部。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努尔哈赤以布占泰背盟负约为由,率军三万征讨乌拉部,克其六城,尽毁其屯寨粮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出兵,攻克乌拉大城,消灭乌拉部;九月,以叶赫部藏匿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为由,出兵攻击叶赫,克乌苏等十九座城寨。正当努尔哈赤即将消灭叶赫部时,大明朝廷居然出面干涉,并迅速出兵驻守叶赫二城。这下可激怒了努尔哈赤,于是,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开始,努尔哈赤又转兵伐明。经过抚顺、清河城、萨尔浒以及开原、铁岭数次大战,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叶赫部由此势成孤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困叶赫部东西两城,一举攻克,杀叶赫首领锦台失、布扬古,消灭叶赫部。在兼并扈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又先后用兵于东海的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渥集部,统一了东海诸部的主要部分。

就这样,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至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在这三十六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努尔哈赤正是凭着坚强的意志、超人的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外交争取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经过多年的艰苦征战,最终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堪称是战争史奇迹。

八旗军,打天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把部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同时,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才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由女真族氏族社会的一种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原来当时的女真族有一个传统习惯,每逢出征或狩猎时,每人都需要取箭一支,10人为一组,然后从中推选一个人当首领,统率另外9人行进,这个首领便被人们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本意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10人围猎群体;额真,本意为“主人、首领”。

很显然,这种牛录组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只是在出征或行猎时,才会临时编制起来,事情结束后就会自动解散。当然,牛录额真也不是常设的首领,而是临时推选的一个指挥者,事情完毕后就会被立即免职。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便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女真族的传统习惯,把原来的牛录组织进行一番扩充,这才逐步建立了八旗制度,其目的是用以编制女真族人民。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改造与重建,并参照了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何为猛安谋克制?它是女真人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努尔哈赤这样规定:“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300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一辖之。”即每女真壮丁300人设一牛录,首领为牛录额真。之后,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扩大旗制,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甲喇,本意为“参领”。五个甲喇为一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固山,本意为“旗”。

八旗的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以旗统民”,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也是清朝前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它对清朝初期的入关、平三藩等战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逢遇到战事,便由各旗按牛录为单位抽调兵员,战事结束之后,归旗为民,从事生产,以耕养战。初期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有6万人。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以后每旗总人数有所增加,但是最基层和最高层的数目都不会改变,只是将中间单位数目增加而已,比如甲喇数目增至八、九、十个为一旗。当然,八旗各有旗主,努尔哈赤是八旗旗主之上的最高统帅,正黄旗由他自己统领,正白旗由他的长子禇英(其母为元妃佟佳氏)统领,正红旗由他的次子代善(禇英的同母弟弟)统领,正蓝旗由他的同母弟弟舒尔哈齐统领。八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创建的,是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所在。

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的势力渐渐发展壮大,又对牛录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并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因“归服益广”,努尔哈赤又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正黄旗、镶黄旗由努尔哈赤统领,正白旗由他的第八子皇太极(后世清太宗,其母为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统领,镶白旗由他的第十二子阿济格(其母为大妃乌拉那拉氏)统领,正红旗、镶红旗由他的次子代善统领,正蓝旗由他的第五子莽古尔泰(其母为继妃富察氏)统领,镶蓝旗由他的侄子阿敏统领。此外,还在黄、白、蓝三色旗镶了红边,红色旗镶了白边。这样一来,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合为“八旗”,以统率满族、蒙古族、汉族军队。

八旗军建立之初,实质上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当时,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入关之前,平日里,八旗军都在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只有在战时才会荷戈从征,并自备军械和粮草。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军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于是,八旗军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职业兵”。八旗军无论满洲、汉军或蒙古,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被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同时还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军又是一支严格训练的军队。据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进程中,为兴基立业,巩固权位,便在苏克素护河部虎拦哈达下东南与硕里隘口间的南岗上筑城,也就是后来的费阿拉城。费阿拉城位于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明人称之为“建州老营”。“费阿拉”为满语,意为“旧的山城”,一般称为“旧老城”。不久,努尔哈赤便在那里“自中称王”,建立王权。

当时的努尔哈赤,十分重视军事训练。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熟谙弓马技艺,特意在费阿拉城建了一个很大的操场,让军队在那里操练兵马。练兵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鞭责。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之外,还进行“水练”和“火练”。“水练”就是练习跳涧,“火练”就是练习越坑,有赏亦有罚,优秀者受赏,怯劣者斩首。努尔哈赤之所以严格军训,是因为他深知武艺对一个兵士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一个弓马精熟、武艺超群的射手,他希望自己的军队也是如此。

直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也就是皇太极即位之后,除了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此后,八旗才有了满洲、汉军和蒙古之分。也正是在那时,那些擅长突骑野战的蒙古八旗便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但是,八旗仍是八旗,其权力始终被满洲贝勒紧紧握在手中,绝不可旁落人家。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可以以一当十、摧枯拉朽,可以说那时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满洲文,治天下

女真族,作为满洲人的先人,起先虽然拥有自己的语言,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字,一直在借用契丹字。当时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建立“大金国”后,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便命令金朝大臣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于是,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完颜希尹成为女真文字的创制者。

就这样,“女真大字”被通用了十几年。后来,“大金国”的第三位皇帝,也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另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便开始一起通用。直到“大金国”被灭亡后,那些流散在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都改用汉语文,于是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那些留守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也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便又改用蒙古文字了。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起来。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无论是公文往来,还是民间的文化交流,都十分不方便。刚开始的时候,建州与明朝和朝鲜的公文,全由军师张一化用汉文来书写。后来,张一化去世了。努尔哈赤兴起后,便让一个客居辽东的浙江绍兴人龚正陆来掌管文书,参与机密,教子读书,并尊称他为“师傅”。此后,凡是公文之类,全都出自于龚正陆之手。

而当时的努尔哈赤,略懂蒙古文,又粗通汉文,唯独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首先交由龚正陆用汉文起草,然后再译成蒙古文公布出去。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久而久之,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经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倡议并主持创制作为记录女真语言的符号——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正式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如此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由谁来担任呢?努尔哈赤考虑再三,突然想到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二人,并决定让他们二人来担此重任。早年时,额尔德尼就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他兼通蒙古语、汉文,所以主要职掌“记典例司文书”,算得上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伊尔根觉罗·噶盖也是努尔哈赤器重的人之一。此后,创制文字的重任就彻底落到了他们二人头上。

同年二月,努尔哈赤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可以仿照蒙古字母,来创制本民族的文字。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召集文臣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他们二人商议此事,并将自己的想法和设想告知了他们,还要求他们具体实施。他们二人听完,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他们二人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

看得出来,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族的杰出首领,的确是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很快,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噶盖便奉努尔哈赤之命,开始着手创制满文。没过多久,伊尔根觉罗·噶盖“以事伏法”,所以创制满文的艰巨任务便交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不仅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据说,额尔德尼等人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字母数目、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因属于初创,难免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正如清廷入关前,以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满文老档》内所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后来,经过达海(即跟随努尔哈赤从军参战的大臣)改进的满文,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指的是“新满文”。

从额尔德尼、伊尔根觉罗·噶盖初创的“老满文”到达海改进的“新满文”,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最终才成为了一种比较可靠、完善、易学、实用的女真族自己的文字。当然,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有效促进了“后金”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从此,女真人便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传播知识,甚至还可以翻译汉籍,作用可谓是多多。它不仅加强了女真人的思想交流,也促进了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满文创制后在女真地区的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对女真族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

与此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此,史学家又为满文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犹如流星经天,灿烂了二百多年,又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洪流湮没,隐身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足见,满族文字的创制,八旗制度的确立,无论从精神方面和还是物质方面,都为“后金”政权的建立做足了准备。而努尔哈赤主持制定的“无圈点满文”,则成为我国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算得上是他的一大功绩。

“天命汗”实至名归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的一天,真可谓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境内)举行登基大典,并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名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隐喻有天命所归的意思。此外,他还将赫图阿拉城改名“兴京”,定为国都。从此,努尔哈赤称明朝为“南朝”,正式与之分庭抗礼,这年他58岁。当然,努尔哈赤黄衣称汗,建立后金,固然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沿着通向汗位宝座的阶梯,不声不响、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起兵大概已有四年之久,在大体上统一了建州本部之后,就在费阿拉城围筑城栅,开始兴建衙门楼台。这年六月,努尔哈赤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等行为,法制以立,悉行严禁。从此,努尔哈赤便在费阿拉城初步建立起了政治权力,这便是“后金”政权的雏形。

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一面接受明封为都督佥事,一面在费阿拉城“自中称王”,建立王权。当时的努尔哈赤,为了巩固地位和权力,开始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他的同母弟弟舒尔哈齐。从努尔哈赤被赶出家门那一刻起,他们兄弟俩便相依为命,也或者说是努尔哈赤伴随舒尔哈齐度过了一个苦难的童年。努尔哈赤起兵后,二十岁的舒尔哈齐就成为了努尔哈赤冲锋陷阵的一名勇将。在当时看来,舒尔哈齐的权势和地位的确十分显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舒尔哈齐作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被称为“船将”。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舒尔哈齐30岁时,他第一次代表建州女真赴京朝贡。当时,他麾下有精兵5000人、能臣宿将40人。再加上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很得人心。可以说,他当时的势力足以与努尔哈赤相抗衡。也正是因为舒尔哈齐的锋芒外露,让努尔哈赤心生猜忌。没过多久,舒尔哈齐的势力就发展到了让努尔哈赤不能容忍的地步。就在那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开始慢慢僵化,努尔哈赤总是有意贬低并冷落舒尔哈齐。努尔哈赤没完没了的无端猜忌和残酷削夺,深深刺伤了舒尔哈齐多年来对兄长的亲情,他的权力欲也日益膨胀起来。后来,舒尔哈齐终于忍受不了每天被打压的生活,决定率领自己的军队出走。努尔哈赤发现后十分震怒,立即扣留了舒尔哈齐,抄没了舒尔哈齐的全部家产,并把舒尔哈齐幽禁了起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在打败了北关叶赫部大部长布寨之后,明廷授予他令人羡慕的“龙虎将军”。后来,精于韬晦之术的努尔哈赤在完全统一了女真后,紧接着又创制了满文,吞并了哈达部。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四旗,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把自己的宫殿迁到了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原意是“横岗”,明朝时期被称为“蛮子城”。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命人在“赫图阿拉城外,更筑大城环之”,如此一来,赫图阿拉便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此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又向大明“镇辽”总兵李成梁呈交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有我努尔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同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又给朝鲜边将递交了一封信,他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听同计议事,说与满蒲官镇节制使知道……”由此看来,当时的努尔哈赤既称“建州国”,也称“国王”,使自己的王权又提高了一步。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蒙古恩格德尔带领喀尔喀部五个部落贝勒的使臣,亲自来到赫图阿拉拜见努尔哈赤。话说恩格德尔是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国的第二年收纳的一位蒙古“额驸”,舒尔哈齐的女婿。这一次他们亲自造访,给努尔哈赤也带了不少贺礼,比如骆驼、马匹等,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昆都仑”,原意是“恭敬”。因此,努尔哈赤又被称为“恭敬汗”,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被称为“汗”,为他日后建立金国称汗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又为他登临汗位做了一次预演。因此,努尔哈赤建元称汗,是建州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政治标志。

随着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努尔哈赤另立国号的时机日渐成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各旗主的拥护下,努尔哈赤宣布自己为“金国汗”。就这样,一个新兴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正式建立了。当然,为了与历史上早期的“大金国”区别开来,史称“后金”。

萨尔浒、开原、铁岭之战

天命三年(1618年),正是努尔哈赤60大寿,这一天他发布了“七大恨”,并正式向明朝宣战。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第一恨是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于万历年间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在女真各部的混战中,明朝公然偏袒叶赫、哈达部落,欺压建州;第三恨是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第四恨是努尔哈赤和叶赫部同为明朝的藩属,明朝却帮助叶赫部进攻建州;第五恨是明军越境支援叶赫,背弃盟誓,将努尔哈赤已礼聘了的未婚妻改嫁到蒙古,实在蒙羞;第六恨是明朝逼迫努尔哈赤在柴河等地边民后退30里,使之流离失所、无衣无食;第七恨是明朝派遣边官对努尔哈赤污言秽语,百般欺辱,作威作福,令人无法容忍。

天命四年(1619年),是历史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明军与努尔哈赤爆发了萨尔浒战役。明军从九边重镇(又称九镇)征发了最精锐的士卒。其中包括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发精兵3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发精骑25000,浙江征发戚继光系统浙军四千人,四川、广东、山东、南北直隶、陕西等发精兵2万。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士兵总约7000人;明军又从百万大军中抽调了8万多最精锐者参战。另外,明廷盟友隶属海西女真之叶赫部还出动1万人,朝鲜出动13000人的军队,总计11万人,号称47万大军。从明军兵分四路的阵容来看,似乎所有的战将都已经出动,场面着实壮观。四路军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主力是杜松部。

不仅如此,明末统帅杨镐还主动奏上“擒奴赏格”,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批准,并颁示天下。赏格是这样规定的:“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此后,四路明军分进合击,直奔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主力杜松急于求成,率领军队在一日之内急行了百余里,力图速战速决。

努尔哈赤当然也不甘示弱,率领八旗军赶到战场,并依计发动箭阵。此外,他还采取了一个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实,明军的军事力量并不弱,因为此次讨伐后金的明军都是精锐,不仅有汉族,还有西南少数民族、蒙古族等。但是面对八旗军,明军的枪炮方阵根本无法阻挡和冲击。当时明军除了统帅杨镐,还有一位悍将名叫潘宗颜,他带领部队反击八旗军,手持大刀并扬言:“一定要与努尔哈赤白刃血战。”在努尔哈赤的号令下,八旗军并没有接战,只是保持一定距离使用强弓放箭。一会儿工夫,潘宗颜的全身就被无数强弓硬箭射得“骨糜肢烂”,浑身箭洞。八旗军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击败了明军的全部精锐。这次战役,明军损失惨重,而八旗军战死者数目轻微,很快取得了胜利。

萨尔浒战役大捷之后,努尔哈赤便在赫图阿拉的衙门里举行庆功宴。他邀请八旗的诸贝勒、大臣分坐八处,次子大贝勒代善、侄子二贝勒阿敏、五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八子四贝勒皇太极和投降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六人坐在凳子上,并下令将缴获的甲胄、兵仗、衣物、枪炮等堆积八处,并按照战绩进行分配。又命令士兵回营休整,牧放马匹,缮治器械。看得出来,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萨尔浒大捷而得到满足,他的心依然蠢蠢欲动,想要借有利时机,乘胜率军进攻开原、铁岭。

开原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城,曾为扶余、大金、东辽、东夏等四国故都。这里势踞形胜,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所以,才有“辽左三面临险,而开原孤悬一隅”。在明朝期间,开原不仅是同蒙古和女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明廷在辽东对抗蒙古贵族和女真贵族南进的前沿堡垒。努尔哈赤要想进兵辽、沈,首先要先摧毁明朝孤悬的堡垒开原。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初十,努尔哈赤率领4万八旗军正式向开原进发。他兵分两路:以小股部队直奔沈阳为疑兵,途中杀害三十余人、浮斩二十人,其目的是为了虚张声势;主力部队则主要进攻靖安堡(位于铁岭市清河区清河水库库区内),并于六月十六抵达开原城外。明朝统领开原城的推事官郑之范贪得无厌,昏庸又不理防务,从而丧失了军心。如此一来,城中的那些守军也变得腐败不堪、毫无斗志。久而久之,兵无粮饷,马缺草料,呈现出兵逃马倒的混乱局面。颇有心计的努尔哈赤心中早有对策,他事先派谍工到开原打探情况,对其内部的军队多寡、兵士勇怯、粮饷虚实、将吏昏庸都了如指掌。直到有一天,努尔哈赤收到谍工发来的信件,知道守军到城外牧放马匹。于是,他才乘虚而入,突然率兵围攻开原城。

面对八旗军的突然袭击,开原城总兵马林一贯松懈疏忽,这一次更是来不及布防。郑之范等人听闻有人攻城,慌乱之下登城守御,并在四门增加士兵。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一面在南、西、北三门攻城,布战车、竖云梯,鱼贯而上,沿城冲杀,城上守兵瞬间溃散;一面布重兵于东门,进行夺门搏战。由于有努尔哈赤派出的谍工“开门内应”,八旗兵很快便攻进了城。战乱中,推事官郑之范企图带着家眷从北门逃窜,但还是没能逃此一劫,被八旗军逮捕入狱。就这样,开原城在一天之内失陷,马林等人也随之被斩首。

即便如此,开原城那些幸存的明军依然不肯归降,拼死守卫城门。八旗军占领开原城后,努尔哈赤登上城,坐南楼,后巡视,听军报,举目四眺,阅览形胜。他以声东击西、乘虚而攻、步骑摧坚、里应外合的策略,智取开原。当时,曾任职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这样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这是对努尔哈赤以智谋取胜的一例很好的说明。

智取开原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努尔哈赤决定再出其不意攻取铁岭。也是从那时起,努尔哈赤对降服汉官的政策更为重视。明朝原任开原城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6人,因妻子被八旗军掳去,经过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投降后金。努尔哈赤大喜,他说:“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之后,他们被各赐50人,马50匹、牛50头、羊50只、骆驼2头,银50两,缎布若干匹。为了彻底俘获汉官的心,努尔哈赤对其随从人员也给予赏赐,赐予他们妻仆、耕牛、乘马、衣物、粮食、田庐、器用等。这个厚待投降后金的汉官政策,表明努尔哈赤要借机分化明朝官员,收买汉族地主,以便占领更多的辽东城镇。

同年七月二十五,努尔哈赤继夺取开原之后,又率领贝勒、大臣统兵五六万人,一举围攻铁岭。铁岭之城,“诸夷环绕,三面受敌,最为冲要”。铁岭,是明朝沈阳北部的重要城堡,既然是堡垒,就要从内部去攻破。此时的努尔哈赤,为了能够从明军内部快速攻破堡垒,不惜花费重金,来收买明军中那些贪图钱财的官兵,使铁岭守军陷于腹背受击的境地。

直到探知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以及铁岭城守空虚之际,努尔哈赤才率领八旗兵开始围城。努尔哈赤围城那天,的确很有范儿:身处战场的他,居然能镇静地坐在铁岭城东南的小山上,指挥八旗军的步骑攻城。铁岭游击将军喻成名、吴贡卿、史凤鸣、李克泰等人率军坚守,放火炮,发矢石,拼死守城。努尔哈赤见明军如此顽固,这才起身派兵竖起楯梯,登城毁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被花重金收买的明军参将丁碧“开门迎敌”。参将,相当于少将。当丁碧打开城门后,八旗军便蜂拥而入,所以,努尔哈赤攻打铁岭时,虽然经过了一番激战,但因为有内应,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游击将军喻成名等人因为军中有叛徒,在加之没有援兵来助,铁岭城陷之后,力战阵亡。

铁岭失陷后,努尔哈赤立即下令,“(明军)士卒尽杀之”,“屯兵三日,论功行赏,将人畜尽散三军”。努尔哈赤正是通过收买明军中的叛徒,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这才智取了铁岭。

智夺辽、沈,所向披靡

正当努尔哈赤连续攻取开原、铁岭地区,准备乘胜进军辽、沈地区的重要关头。大明朝廷又紧急启用了另一名将领,并把镇守沈阳、辽阳一带的重任交予了他,他就是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日夜兼程,迅速赶到了辽东第一城辽阳。熊廷弼的到来,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熊廷弼这个人很不好对付,可以说,他是努尔哈赤遇到“七大恨”告天起兵以来的第一个真正对手。毋庸置疑,努尔哈赤进取辽、沈的计划要延缓一段时日。努尔哈赤当然不肯就此作罢,又根据辽东局势的变化,重新作了部署: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时机,攻取辽、沈。

熊廷弼,湖广江夏(今武昌)人,明末将领。他身高七尺,不仅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有胆有识,而且刚正不阿、治军严明,深得人心。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熊廷弼顺利考中进士,后任御史一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受命巡按辽东。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明朝政府又指派熊廷弼为经略,取代了在萨尔浒战败的杨镐,让他赴辽东督师。熊廷弼不仅精通兵法,还善左右射。在辽任职数年,后因朝廷党争而被罢职。同年八月,熊廷弼顺利抵达辽阳。其实,当时的辽、沈地区形势不容乐观,几乎是人去村空、兵残将惧。面对如此形势,熊廷弼虽然心知朝廷是有意扔给他这样一个烂摊子,但是他仍然本着誓死保卫辽阳的决心,并采用“坚守进逼”之策,即厚集兵力、坚守辽阳、北顾沈阳,进一步逼近努尔哈赤的八旗军。

熊廷弼守辽一年多,一刻都不曾放松。他大力整顿军务,巩固辽、沈边防,并始终坚持“以和为守,以守为战”的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虽然蠢蠢欲动,但也不敢轻易西进。后来,熊廷弼只守不攻的做法,引得朝中不少官员的非议,他们认为熊廷弼是胆小怕事,才迟迟不敢出击。于是,朝中一些官员便纷纷上奏朝廷,催促他尽快进攻后金,速战速决。虽然熊廷弼再三解释自己的用意,但朝廷诸多官员都听不进去。所以,熊廷弼只好在朝廷的压力下再次去职,镇守沈阳、辽阳的重任便由毫无军事才能的袁应泰接替。袁应泰接任后,立即对熊廷弼的策略做了大变更,撤换了许多官将,甚至还布置对后金反攻,进而削弱了明军防御体系。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努尔哈赤得知明朝大将熊廷弼已经离职,时机趋于成熟,于是亲自率领诸贝勒大臣,统领大军,向沈阳进发。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枢纽,也是辽阳的屏障,自然会有重兵把守。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两位明朝的总官兵,各有将兵1万余人,明朝总兵官陈策又引领四川江浙一带的士兵1万余人来支援辽阳,再加上守卫奉集堡的明朝总兵李炳诚等人也领兵三万增援。所以,想要一举攻下沈阳有点困难,只能靠智取。

三月十三,努尔哈赤先派出数十名骑兵引诱守将出城。总兵尤世功果然出城追击,死去4人。这时候,总兵贺世贤决定改变“固守”的策略,决意出战迎敌。三月十四,努尔哈赤又派遣那些老弱病残者上阵挑战,当日贺世贤喝得酩酊大醉,率领千余人出城。努尔哈赤派出的那些所谓的兵将们见贺世贤出城追击,一个个都佯装惧怕了敌人,准备撤离。贺世贤见此情形,想要乘胜追击,不料却进了后金的埋伏圈。此时,后金精骑四合,贺世贤吓得边战边逃,退至城门外侧。再加之城内有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人的接应,顺利攻克沈阳,城内兵民被杀者达七万人。

攻克沈阳后,努尔哈赤表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今即宜乘势,率众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同意了努尔哈赤的重大军事决策。之后,他便亲统八旗军,向辽阳进发。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也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重心。沈阳陷落后,辽阳失去了屏障,危如累卵。三月十九,后金军包围了辽阳。后金军见辽阳城池险固,再加上兵势甚盛,不免有些胆怯。努尔哈赤当然不允许自己手下的兵将胆怯战场,于是他声色俱厉地告诫众兵:“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单枪匹马向明军冲去。后金军被努尔哈赤无所畏惧的气概所影响,也随之进攻,数日之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下。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河东大小70余城,官民俱剃发而降。

夺取辽阳后,努尔哈赤便决定迁都于此。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正式迁都辽阳。迁都辽阳后,辽阳还叫辽阳,沈阳改名为盛京。紧接着,努尔哈赤便将大福晋佟佳氏以及诸妃等都接到辽阳,并居住在都司衙门。辽阳、沈阳失陷后,明朝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同年六月,明朝再一次起用熊廷弼,并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把收拾辽西残局的任务交给了他。看得出来,明廷只是在利用熊廷弼,只有在遇到危机时才会想起熊廷弼。可是熊廷弼依然不计前嫌,针对辽东的形势,熊廷弼依然坚持几年前的防御方针,并提出“三方布置策”,即“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也就是说,他在加强广宁防御、稳住河西的同时,再一步步向东推进。

其实在熊廷弼到任前,明朝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驻守广宁一带。广宁是明代辽东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是辽阳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地。辽、沈失陷后,明朝辽东巡抚便移署驻此。说起王化贞这个人,他明明不懂军事,却一再轻视后金,一心只想着进攻,从不顾忌后果。此后,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因为意见不一,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王化贞仗着手握实权,控制着辽西的十余万明军,所以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熊廷弼虽有经略之名,手中却仅仅只有五千兵将。王化贞不仅手握实权,还得到朝中重臣的暗中支持;而熊廷弼却恰恰相反,虽然一身本领,却屡次受排挤,始终不能出人头地。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王化贞有矛盾。王化贞向来疏于防守,努尔哈赤便乘虚而入,发兵渡辽河而西,进攻广宁。努尔哈赤首先率兵围攻广宁前哨西平堡,熊廷弼、王化贞二人急忙撤另外两个前哨镇武堡、闾阳驿之军,并由广宁再派兵,三路前往支援。王化贞有一个心腹大将名叫孙得功,他早就有投降后金的想法,只是没敢说出来。当努尔哈赤分兵迎敌,两军刚一交战时,孙得功便率先逃跑,大呼兵败;明军一听,顿时阵脚大乱,四面溃散,三万援军很快就被全歼。

当时的西平守将殊死抵抗,然而“众不敌寡”,最终还是被后金攻克。孙得功奔回广宁后,王化贞仍然委以守城重任。孙得功大呼军民早剃发归顺后金,并命其党羽封府库以待,一城哄然,争夺门走。王化贞茫然不知,幸好被参将江朝栋所救,才狼狈逃出了广宁城,进入山海关。就这样,数十万辽西难民相随入关,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等降将的迎接下,顺利进入了广宁。随后,熊廷弼兵败被斩,王化贞下狱论死。接着,后金又连陷四十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可以说,广宁一失,明朝全辽尽失。

同年三月,努尔哈赤觉得辽阳城年久倾圮,于是决定在城东太子河畔兴建新城,并修筑宫殿、衙署,称为东京(在今辽宁辽阳市东京陵镇新城村)。四月,新城尚未正式完竣,心急的努尔哈赤等不及完工,便迁入居住。直至天命八年(1623年),东京城终于竣工。这时候,努尔哈赤才将其祖父(景祖)、父亲(显祖)的遗骨移葬于城北,也预示着努尔哈赤想要把东京城作为永久的都城。

在顺利夺取辽、沈的基础上,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决定迁都沈阳。这一决定刚被宣布,就立即遭到了诸贝勒大臣的反对。为了说服朝中大臣,努尔哈赤认真分析了沈阳的地理、交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他说:“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

在努尔哈赤的耐心讲述下,诸贝勒、大臣仍然想不通,迟迟不肯答应。两天后,努尔哈赤便不顾贝勒大臣的异议,决然迁都沈阳,并开始兴建宫阙。从此以后,沈阳便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

宁远战败,郁郁而终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明廷立即呈现出一片慌乱。大臣们纷纷提出见解:有人主张在山海关外抵抗后金,有人主张退守关内。到底应该如何决策,大臣们商议许久也未能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形下,明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把挽救辽东危局的任务交给了他。此外,明廷还指派了一个叫王在晋的人担任辽东经略一职。作为辽东的指挥使,他却胆小怕事,不敢带头出战,反而以缩短战线为借口,准备放弃关外那片土地,退守山海关内。王在晋的这个提议很快就遭到他的部下袁崇焕的激烈反对。

袁崇焕是明朝的一位大将,这个人不仅志向远大,而且有勇有谋。他十分关心军事,一有闲暇时间,就和那些年老的退伍官兵们聚在一起,谈论边防的事情,并向他们询问塞上的山川形势。天启二年(1622年),大明朝廷提拔袁崇焕为兵部主事,任职没多久,广宁便陷落,朝廷陷入一片慌乱。正当大臣们议论纷纷时,袁崇焕却只身一人骑着马,前往山海关内外明察暗访了一番,回来以后便如实地向朝廷报告了山海关的形势,并且自告奋勇,要求朝廷给他兵马和粮草,前去辽东担任防守这一重任。袁崇焕认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关外,以捍卫关内。他的主张很快就得到前往山海关视察的明朝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没过多久,明廷便任用孙承宗取代王在晋。此后,孙承宗又命袁崇焕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守宁远。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军20万,征讨大明,发动了明金之间的第四次大战。正月十六,后金军抵达东昌堡;正月十七,西渡辽河,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正月二十三,顺利抵达宁远城郊。努尔哈赤率领军队在距离宁远城5公里处安营扎寨,将宁远重重包围。当时,宁远城中的守军只有一万人,孤零零地被悬在关外,与外界中断了联系。而此时的袁崇焕,并没有被后金军的优势和兵力所吓倒。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等商议,并集合城中全体将士,誓死守城。

袁崇焕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组织军民共同守城。袁崇焕在将士面前刺血为书,一是为了激励将士们的士气,二是为了表守城的决心。将士们被袁崇焕的行为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同宁远城共存亡。不仅如此,袁崇焕还给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们发出了一封紧急公文,以提醒他们凡是逃跑到那里的官兵都要统统斩首,此举就是为了惩戒那些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为了能够万众一心,袁崇焕可谓是颇花了一番心思。袁崇焕采取了这一系列果断措施,的确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实效,全城军民都决心各守岗位、严阵以待、奋勇杀敌。袁崇焕也坚决表示:“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决不离开宁远一步。”

正月二十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后金军对宁远城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而宁远军民也一直浴血奋战,没有任何松懈。眼看久攻不下,努尔哈赤想要速战速决,便立即命令军士用盾牌和板车作为掩护,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见此状,顾不得危险,决定亲自指挥明军,张弓射箭,发射各种火器,狠狠回击后金军。这场战斗十分激烈,似乎比萨尔浒战争的规模还要大,只见城上的箭和炮石,如同雨点一样,频频被发射出去。此时的后金军似乎有点顶不住了,被打死、打伤的很多。努尔哈赤终于按捺不住了,于是决定亲自监督作战,并企图凿城而入。

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后金军一个个坚决而顽强,头上顶着挡箭牌,冒着密集的箭石火器,身上背着攻城的器械,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不易。眼见着前队倒下,后队便会随之跟上来。此时的明军呢?虽然一个个奋勇杀敌,但是城中的炮石火器毕竟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袁崇焕认为,速战速决方能取胜。于是,他想趁着后金军没有缓过劲儿来,再一次向后金军开炮轰击。只听见嘭嘭不断的炮声响起,一股烟火腾空而起;就在炮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后金军血肉四溅,一个个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昏黑,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被暂时打退了。在硝烟弥漫中,努尔哈赤率领剩余的后金军返回到了军营。

正月二十五,努尔哈赤不肯作罢,又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再战。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将士们活着回来,努尔哈赤做足了准备。他命令将士们个个身披铠甲,头顶盾牌,向明军再一次发起了强大攻势。殊不知,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战马上的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年过六十,但是他的威风凛凛依然不减当年。这一次,后金军与明军激战了一整天,各自都在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在此期间,后金军尝试了各种攻城的办法,却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而明军也竭尽全力来防守,明军深知,防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后金军的箭矢从未停止,像飞蝗般越过城墙。很快,大队人马也随着跟了上来。明军的其他将领们看到后金军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提醒袁崇焕赶快下令发炮还击。而袁崇焕却摇了摇头,似乎在等待时机。后金军继续向前移动,企图凿城入内。袁崇焕却不慌不忙,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后金军。等到后金军蜂拥到距离他更近的地方,他才大声命令:“开炮!”霎时间,炮声震天响地,大批后金军又纷纷倒了下去。那些不幸被打中的,慢慢平躺在地上;那些侥幸没有被打中的,急忙起身逃命。你冲我撞,你推我搡,互相践踏;顿时间,整个后金队伍一片大乱。

努尔哈赤在激战的过程中,也受了重伤,后金军随之溃散。努尔哈赤这才意识到,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精力继续组织军队攻城了。在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退兵。而勇猛的袁崇焕哪能轻易放过努尔哈赤,他看后金军有撤退之势,于是乘势领兵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30里,歼灭后金军1万多人,这才得胜回城。疲惫的努尔哈赤命令后金军的残兵败将,退到了距离沈阳40里的瑷阳堡,这才停下脚步歇息。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初九,努尔哈赤才带领剩余的将士回到了沈阳。宁远之战,以明军胜利、后金军大败而结束。宁远之战,是努尔哈赤用兵四十多年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努尔哈赤征战生涯中唯一未能攻克之城。

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在沈阳去世,时年68岁。有人说,他是因宁远战败,最后郁郁而终;也有人说,他是因为战争中受了重伤,医治无效而死;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身患疾病而去世。不管他是怎样去世的,在他的身后,后金政权里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充满血雨腥风。最后,还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成为了这场夺位斗争的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