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便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刻骨雕石，镂金书帛，木牍竹简，记载抄录，所积渐多，编校连缀，就有了最早的书籍；有了书籍，便有了对书籍的抄写、阅读、校勘、解释、品评、藏存与流播，文献学即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献学是随着文字与书籍的产生而同时生发出来的学问，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科。虽然在今日已经沦为边缘学科，但从古以来文献学却一直是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基础与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在今日，作为边缘学科的古文献学，又在文史哲等的研究领域，具有中心学科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因为若学无根基，侈言考据，则行之不远；而虚无缥缈，空衍义理，则更是无本之学。
“文献”一词，源出孔门。《论语·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在孔子时代，前代文献已残缺严重，不足征据。汉代郑玄以为“文”即文章，“献”指贤才。朱熹遵从郑说，以为“文”指典籍，“献”谓贤人。也就是说“文”是指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而“献”是贤能故老的话语与经验智慧。但贤者之语言与智慧，在无有录音影像的条件下，也终需通过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也变成了纸上的文献，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虽然也试图做出区分，但实际已经密不可分了。至于今天，文献更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如此一来，文献的外延则广袤无际，涵天盖地，无所不包了。
随着文献典籍的增多，以及人类的越来越多能，产生了多学科的类别，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变异与分化，于是文献学的各分支学科也显山露水，各擅其场。在书籍传布过程中，甲金篆隶，字形屡变，愈往后世，识读愈难，辨形析异，于是有了文字学；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方言雅语，音有流变，于是有了音韵学；一字之义，古今别异，句解字析，他说歧出，于是有了训诂学；又人各抄书，取舍兴会，多寡不同，便有了不同的本子，即后世所谓版本；心细者抄录存真，粗疏者抄写多误，浅陋者狐疑妄改，盗版者删汰节录，于是便有了校勘；书籍渐多，迷乱人眼，既需要辨别优劣，又需要分类寻检，于是便有了目录；作者姓名，张冠李戴，书中内容，真伪纷杂，于是又有了辨伪；流布既久，渐失其传，搜寻采集，以复其旧，便又有了辑佚；累朝历代，总有好事者散其家财，托诸性命，藏存编纂，刊布久远，就有了编纂、典藏诸学。而以上诸学的研究，又离不开天文、历算、乐律、姓氏、避讳、职官、舆地、金石、佛道诸学的知识。
凡此等等，百般十样，林林总总，汇集一炉，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文献学。
古人无“文献学”之说，一般称为朴学、质实之学、校勘学、校雠学、汉学、考据学、制数学、名物典制学等。今日又有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校雠学、古籍整理学、国学等说，或以全盖偏，或以偏代全，各据一说，各明一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谓“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意指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问”。此说实即史料学，而非我们所讲的文献学。本书称“古典文献学”，也与西方“古典学”有别，更无深义，主要是为了与“今典”相区别而已。孙钦善先生在谈到古文献学时说：
孙先生所言“古文献学”，亦即我们所言“古典文献学”，本书所包罗的范围，也大致在此范围内。亘古以来，从研究方法来说，或者从训诂考据入手，由文字以求其道；或者从义理发挥介入，由体悟以明其理。先秦至今，大要不出此二途也。
“文献”一词，虽出自孔子；但以“文献”为书名，较著名的则有马端临《文献通考》诸书；而以“文献学”为名最早成书者，却迟至20世纪30年代，方有郑鹤声、郑鹤春所纂《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该书首次用“文献学”来综括中国古籍的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版本等为一门学科，标志着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虽然此书影响不大，但筚路蓝缕，创始开拓之功，实不可没，故举首以重其功。
此后50余年间，先是战乱频仍，又迭经国家多故，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的研究才迎来兴盛的时期。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著述，则非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1982）莫属。此书对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载体、留存与散亡的大致情况，古代文献著作、编述、抄纂的不同体例，版本、校勘与目录学知识，前人整理文献的工作、成果与贡献，以及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的要求，等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论述，使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更趋于完善，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继张舜徽先生之后，在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文献学史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的相关著述，应以程千帆先生等《校雠广义》与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贡献为最。《校雠广义》分目录、版本、校勘、典藏四编，将典藏纳入文献学范围内并受到高度重视，由此书始。而全面梳理与论述数千年文献学史与文献学家之专著，有之则自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始。同时，孙先生将古文献学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形式又有语言文字与文本形态之别，内容又分具体内容与抽象内容之异。最见先生独到而精辟的新见，就是将义理学纳入文献学的范畴之中，这不仅是对文献学史上历史事实的钩沉与肯定，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学的内涵，将文献学从理论、内容到实践，都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
本书所推荐的古文献学经典，如前所述首先为文献学通论，其次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再次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其后为辨伪、辑佚之学，最后为其他学科（包括典藏、金石、出土文献、敦煌文献、方志、乐律、释道等）。至于具体所选作者与篇目，我们在此不再一一介绍，读者可按目索求，寻觅自己喜好的作者与篇章阅读，即可得到满意的效果。
本书在作者与著作和论文的选录方面，有如下几条标准与原则：
一、王国维被称为清学之殿军，又是现代学术的先导，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故本书所选作者时代上限，以王国维为始；
二、全书所选作者，多为20世纪文献学界的名家，以前半叶居多，所选经典篇目，都是已经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优秀成果；
三、在著述与论文的选择方面，限定每人只选录一篇（或某一章节）；
四、在文献学分支学科方面，也是每门学科仅选代表性经典一篇（或某一章节），同时考虑到同一单元内相同学科间所选经典之间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五、本书的读者，不一定都是古典文献学专业，故不选取过于专深晦涩、生僻难懂的著述或文章；
六、所选的经典原文，编选之初的想法是皆附隶于导读文字之后，但因为多为长文，字数较多，且多生僻字，故本书只提供原文的可靠版本依据，读者可按图索骥，寻访阅读。
由于百余年来古典文献学界成果丰硕，而分支学科与涉及领域又广泛多样，本书选择的作者又每位只选一篇，只出现一次，故所选可能不是作者最擅长的学科与最好的文章；而个别学科在近二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又远大于前辈，但限于体例，未能入选；再加上选编者个人爱好所致及能力所限，难免或有失偏颇，或缺漏多多。在具体释读方面，也有不少错讹，还请读者诸君既批评指正，又多多体谅！
2019年12月11日漆永祥匆书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