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邢侗与“五友”等山左文人的交往
邢侗作为晚明山左文人的一个重要分子，以地缘关系与乡邦文人的交往就构成了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圈子。这些乡邦文人主要包括于慎行、冯琦、李先芳、公鼐、王象乾、葛昕、葛曦兄弟、傅光宅、赵世卿、李若讷、高孩之等。
一、与于慎行的交往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山东东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晚明著名的文学家、学者。万历初年多次担任日讲即皇帝老师的职务，受到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眷注，升至礼部尚书。万历十八年（1590），因上疏请早建东宫，遭神宗降旨切责，遂引罪乞休。在家居十七年后，又起掌詹事府，继而加太子太保兼东阁大学士，被推为内阁首辅。至京不久就去世。赠官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是邢侗春闱的座师。邢侗一生有两位令他终生尊敬的老师，一是山东学政邹善，当时邢侗还是一名秀才。另一位就是于慎行。
万历二年，邢侗参加殿试，杂用沈度、王宠、赵孟，数千言一字无遗。主考穀城于慎行惊曰：“徐淮以北固无此。”遂将邢侗录取。对于慎行的知遇之恩，邢侗在后来为其师所作的六十祝寿文中自豪地说：
侗不肖，越在甲戌与诸南北士专经而辱先生，先生子蓄不肖辈，其所为纯湛，被服何翅！[1]
邢侗所谓“甲戌”指的就是万历二年的进士考试。从此以后邢侗就与他的老师于慎行结下了休戚与共的关系。
史载于慎行不善书法[2]，但善于鉴人，可以说是第一位发现邢侗书法才能的伯乐。在以后的岁月里，于慎行“但说邢公不离口”，对邢侗的书法和文章赞赏有加：
片纸真同片玉看，鸡林传宝出长安。书法妙入钟王室，骚名卑陵屈宋坛。[3]
文定公（文定为于慎行谥号）恒语人：子愿君子，世无知者！[4]
于慎行对邢侗的急公好义也很是称赞：“邢公好士无与伦，千金散尽家苦贫。”[5]
于慎行对邢侗被人诬陷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一直愤愤不平。于慎行的同年兼邢侗的挚友李维桢曾经转述前者的话说：“往余过东阿，相国正病，坐余床头，慷慨言：世有两贤，负俗之议，每用扼掔，君与子愿是也。”[6]
于慎行自万历十八年辞官家居共十七年。这十七年是邢侗与其密切交往的时期。于慎行长邢侗六岁，名为师徒，实际上他们是半师半友的关系。
于慎行是后七子领袖济南李攀龙去世以后山左文坛执牛耳者，著述多多，而且这些著述大多在他家居时完成的。对于慎行的学术成就和门径，《四库全书提要》有比较准确的揭示：
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
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邢侗手札。该札述及邢侗料理于慎行丧葬事。
邢侗一生多次到东阿问候老师的起居，“座主东阿于文定里居，岁一往候之”；[7]或陪老师游览泰山等名胜古迹。其中，不仅有许多的诗文唱和，而且还互相探讨文艺，帮助其师编次诗文集等。[8]因而在对文艺的看法上，他们之间的相互熏染、存在着某种默契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四库全书提要》对邢侗的诗文评价也与其师的有近似之处：“盖能不依七子门户者，故所作大抵和平雅秀。”这也为什么时人在称赞其文章时将他与其师并称为“于邢”的原因。
万历三十三年，于慎行重新被神宗重用，邢侗的命运也即将因此发生重大转机。恩师临行前，邢侗对于慎行说：“天下人才何限，吾师翕受敷施，无以小子示天下私。”劝老师不要因过多地照顾自己的学生而损害自己清白的名声。但不巧的是，其师于慎行到北京后就一病不起，十几天以后在万历三十五年底去世。邢侗复出的希望和机会再次破灭了。
于慎行去世后，邢侗强忍悲痛，亲自冒着严寒北上迎接其师的灵柩，主持了葬礼，并以私人的关系上书当时的巡抚也是他的挚友黄克缵以政府的名义出资建于慎行祠堂。亲自撰写了其师的墓志铭和年谱。紧接着去世的师母的葬礼活动也是由邢侗主持的。当时邢侗被人称有古君子风，从他和于慎行的这些交往可见一斑。
于慎行与邢侗不仅有乡谊、师谊的关系，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即邢侗的嗣女嫁给了其师的孙子于元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欣赏的声气关系。
二、与冯琦的交往
冯琦(1558—1604)，字用韫，号琢庵，山东临朐人。冯裕的曾孙。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编修、侍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后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敏”。《明史》有传。冯琦是晚明的著名的词臣和大臣，事功和文学兼长，是当时山左文人士大夫的代表性人物。许多著名的文人如袁宏道、王一鸣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冯氏家族在明朝的中后期的山东是一个科第蝉联的大家族，并且出过不少著名的文人，如诗人冯裕、词曲家冯惟敏等，明末清初著名的冯溥冯相国也是这个家族的。
冯琦与邢侗开始交往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他们是前后科进士，又是同乡，估计应该是很早的。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除了文学之道相契之外，邢侗的侄子邢道也是一个纽带。邢道是邢侗大伯邢如默的长孙，虽为叔侄关系但年龄相仿。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举人，但在万历二年的进士科考试中邢侗考中而邢道落第。邢道后到北京国子监学习，与他同门受业的就有冯琦：“尊道（邢道字）与冯公暱近，僦同舍，居同食。”
后来邢道在科举道路上很是不顺，多次病危，冯琦作为同学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很为时人称道。邢道临死前也将孩子托付给邢侗和冯琦，邢侗因其侄及其身后事多次与冯琦商量。如邢侗在将邢道子女嫁娶的情况汇报给冯琦的《与琢庵宗伯》中说：“台下念念亡侄，毛发关亡侄者，敢不以闻！”[9]
在他们的文集中，书信文章及诗文唱和的文字是很多的。更何况冯琦不管是从京师回家还是从家到京顺路经过属于济南府的临邑县还是比较方便的。邢侗在万历二十九年写给李维桢的信中曾谈到他和冯琦的书信来往，“益都公频年往复不下三十缄”，[10]冯琦在为邢侗的父亲撰写的《寿邢封君八十序》中也说“余交长君最欢”。[11]在邢侗现存的手札中有多封信谈及向冯琦推荐他的朋友李维桢等人的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政治上的交往也是非常密切的。
万历二十一年，冯琦升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因父亲致仕他也乞家而归。接着其父去世，冯琦在家守制三年，直至万历二十七年才重新出来做官。在这五年左右的乡居时间里，是冯琦与邢侗、于慎行、公鼐等山左文人密切交往的时期。冯父去世，邢侗撰《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青州仰芹冯公诔》。
就在此间的万历二十二年，邢侗有《用韫待命长山，许枉泲园，诗以奉迟》诗：“击节曾同雪夜欢，别来反觉会时难”。[12]从诗的内容来看，此年邢侗曾经拜访会见冯琦，后者答应到临邑再拜访前者。考是年公鼐有到长山拜访冯琦之举，应即指此次。既然是“雪夜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年底。这个时期冯琦与里居的于慎行来往也多，邢侗多参与其中。
虽然邢侗在仕途上与冯琦大有差异，但尚质务实与对浑厚雅正、气魄宏大的诗文风格的认同和追求却是一致的。也就在大约邢侗与冯琦会面的万历二十二年，他又与时任山东右参政的四明（今浙江鄞县）的沈九畴就包括屠隆等四明文人进行了探讨：“四明诸君子人擅声诗，其所繇法往往略景象而重神髓，怯轻俊而趣沉实。”并且特别点明这是他和冯琦的共识：“不肖与用韫学士诸君子谈之尚矣。”[13]这说明邢侗在和冯琦的交往中文学是他们反复讨论的重要话题并达成了共识。于慎行在为冯琦诗集所作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夫三百裒然意象之表不可楷梯正在神情尔。”[14]所谓“神情”即邢侗所谓“神髓”。正因为邢侗和冯琦之间有这样紧密关系，所以在当时晚明山左文坛上有“邢冯”之说。
万历二十年以后，公安派渐成声势，其不重格调清俊的文学追求显然与山左文风大异其趣。万历二十七年冯琦丁忧复官以后，很快就将尚质务实的文风追求转换成其政治实践，在他主持的万历二十九年的京察的计吏条例中，增加惩戒“浮躁”一款。在其主持的会试中，他与诸举子约定，离经旨、弃传注、参用释老者皆弃而不录。当时的士风为之一变。因而冯琦成为当时“五友”文学集团在朝中的掌握政治话语的代表性人物。
三、与公鼐的交往
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山东蒙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熹宗继位后，擢升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公鼐是著名的文学家，晚明山左代表性作家。
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至公鼐一代，正所谓“五世进士”。其中，公鼐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邢侗比公鼐大七岁，算是同龄人。公鼐和临朐的冯琦不仅同年出生，而且还是同学关系。但在科举道路上，公鼐要比他们蹉跎得多，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才中进士。在重视年谊辈分的科举时代他们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对文学的爱好使命感和友谊使邢侗与公鼐之间以兄弟相称，在他们交往的诗文中前者称后者为“小友”：“古交转向忘年好，小友真从异代论”。[15]
邢侗与公鼐第一次相识定交是在前者辞官两年之后的万历十六年底。这一年秋，公鼐乡试失败，至临邑犁邱访李若讷、邢侗。邢侗有《唁公孝与下第兼送北游》，公鼐也有《访季重于犁邱邢子愿持诗来会并赠》诗。同一年底，公鼐从京师返乡，又到临邑拜访邢侗，此次他们正式定交。二十九卷本《来禽馆集》中所收邢侗写给公鼐的信《报公孝与》，记录了此事：“客岁之冬，……若不一夕而定交千古。”此次邢侗与公鼐晤谈甚欢，“剧谈浮白，卜昼之未已而夜以继之。上溯黄虞，中及魏晋，下逮李唐信阳北地之所为文章，敌国吴门历下之相与。”[16]
此次邢侗与公鼐彻夜长谈相见恨晚的热烈情景是可想而知的。此次会面，邢侗还有《喜公孝与重过有作》诗，诗题下有小注：“孝与谓我辈交情何必人间兄弟矣，要作苦语，因及鸰原。”诗中有句“相望三百里，谁断鹡鸰原！”[17]
所谓“苦语”即逆耳之语，所谓“鹡鸰原”即指兄弟。邢侗与公鼐相约要成为互相激励的兄弟。激励什么?当然是文艺上的“一自源流归历下，至今大雅在东方”的宏大抱负。[18]这种承前启后的抱负及其雄浑的地域艺术风格的追求在公鼐给邢侗的诗中也有所表达：“为君历代选宗工，前成弘正后嘉隆。北地雄浑真大雅，步趋尽出少陵下。”[19]
邢侗文集中还有一首《冬日喜孝与丈返驾见访》，中有“入门惊握手，衣上五陵尘。暂作燕关客，归来白社人”句，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此诗与《喜公孝与重过有作》诗为同时所作。此次公鼐至京师与冯琦等人相会，邢侗称公鼐为“白社人”，应该指的是二人正式定交和后者成为以于慎行、邢侗、冯琦为骨干的文人集团一员的事。
在上海图书馆藏的不分卷次的《邢侗杂著》中，前面提到的邢侗给公鼐的手札《报公孝与》其题目另作“报蒙阴公孝与社兄”，这更证明了公鼐在万历十六年加入了于慎行、邢侗等人的文学联盟的事实。
邢侗与公鼐的直接交往比较集中在万历十六年至万历二十九年，即他们相识定交到后者中进士那一年。此间是公鼐仕途蹭蹬的时期。公鼐与邢侗见面的机会有多次是在他到济南参加乡试落第之后，其落魄和沮丧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挚友的邢侗给予了公鼐不少安慰和鼓励。万历二十五年，公鼐到济南参加乡试，卧病于客舍，邢侗有《孝与赴齐州示疾诗以问之》，中有句：“十上还家路，千场罢酒楼。今年应擢第，老弟未全休。”[20]邢侗以此诗劝老友不要放弃希望。果然四年之后公鼐终于考取了进士。
作为晚明代表性作家，由于公鼐中进士较晚，加入万历初中期以于慎行、冯琦、邢侗为执牛耳者的山左文人圈就稍晚一些，加上他比前面三人年龄小些、寿命长些（公鼐活到了六十八岁在天启五年去世），影响主要在万历后期和天启年间，因而公鼐就成为沟通晚明山左文学前期与后期重要的作家。
公鼐留下的书迹少见，其实他的书法写得相当有功力而且也很有古法，这和其复古的文艺主张是一致的。如其小楷肃府本《淳化阁帖》跋，古气盎然，朴厚而不失灵动，既无当时的馆阁气，也无江南吴门的靡弱气。在这段跋文中，公鼐也透露了他与邢侗书法交往的事迹：
余友邢子愿，书家董狐。尝以《〈淳化〉刊误著考》为辩，与知微作身后舌锋，几同两造。余读其说而韪之。
由这段话可知，书法也是邢侗和公鼐经常共同探讨的话题，而且，后者也非常赞同前者复古的书学主张。公鼐所言《〈淳化〉刊误著考》，现流传邢侗文集中并无该篇目，疑即《淳化阁本跋语》。
比邢侗晚一辈的山左文人还有高出。高出字孩之，号槎亭，莱阳人。与公鼐同为万历戊戌（1598）进士，官至河南参政等职。关于邢侗与高出的交往，李维桢在《明中顺大夫陕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说：“高孩之尊为海内一人，靳尔时颜其庐一代龙门云。”但在邢侗文集中没有收录他们来往的文字资料。
在明朝文学史上，高出以与竟陵派领袖钟惺争论“灵”与“厚”关系而闻名。前者主张文章应有厚重之气，以此批评竟陵派的灵巧小气。追求厚重之气与邢侗所谓的“江南之致，韶秀而靃靡；中原之风，雄劲而扶疏”的文艺观是一致的。这大概也是前者尊后者为一代龙门的原因之一。
四、与王象乾、葛昕、葛曦兄弟、傅光宅的交往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桓台新城人。隆庆四年(1570)亚元举人，连科进士，官佥都御史。官至兵部尚书，八十三岁时起用为总督，综理宣、大和山西军务。累加太子太师。
王象乾小楷
王氏家族在晚明至清初是山左有名的世家大族，科甲蝉联，特别是隆庆、万历年间更是甲于海内。事功与文学都多有建树，号为“江北青箱”。在文学界著名的人物有晚明的王象春和清初的文坛领袖王士禛等。
新城王氏与临邑邢氏为世交。据邢侗言，王象乾父亲王重光与邢侗的大伯父邢如默“讲德砥名，是称夙好”。王象乾与邢侗为同龄人，尤其是他们都是隆庆四年的举人，虽然邢侗直到下科即万历二年方才中进士，但仍属准年谊的关系。除此之外，邢侗和王象乾之所以结成紧密的关系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那就是邢侗的第五个女儿嫁给了王象乾的儿子王与定，因而他们是直接的姻亲关系。
一般人认为王象乾在晚明不以文学而是以能吏事功而著称，是威震边关的军事总督、兵部尚书。但实际上，王象乾在文学方面也是很留意的。例如王象乾在任保定知府的时候就有《文选删注》刊行。
王象乾也是一位酷爱书画的官员，书法也精致古雅，他在中进士后担任山西闻喜县令的万历二年在当地就开始了他的刻帖活动，曾摹刻过《文衡山杂诗》。[21]
邢侗与这位亲家密切的交往关系可从《来禽馆集》所收许多通信中看出来。邢侗一生喜好结交四方人士，这包括操挟各种技能的所谓山人之类的人物。邢侗除了自己招待他们之外还经常写信将他们推荐到王象乾那里。他们来往的书信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讨《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的雕刻问题。《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是邢侗书法理论、实践与王象乾家族经营二者合作的杰作。可以说王象乾是邢侗的风雅知音、护持者、揄扬者。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其他有关章节。
葛曦（1545—1592），字仲明，号凤池。德平（今属山东德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著有《葛太史集》五卷。
葛昕字幼明，号龙池，生卒年不详。以荫起家。初除都督府都事。后官至尚宝卿。葛曦与葛昕是亲兄弟，都是嘉靖至万历初年名臣葛守礼孙。
邢侗与德平葛家是世交，而且还有密切的姻亲关系。邢侗从弟邢佑娶葛守礼之女，邢侗次子邢王称娶葛昕女。葛曦、邢侗早在他们做秀才时就有了密切的交往，他们曾受时任山东提学使的邹善的赏识一同结社演习阳明心学：
丁卯，督学安福邹公校济南部，复为其邑第一，德平葛太史曦德平第一，不肖恫佹亦如之。三人用一时气调相结为襟契盟。[22]
邢侗与葛昕的交往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一起探讨书法，合作完成了《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也可以说，葛昕是邢侗在书法风雅方面的的知音和合作者。关于这个问题也详见其他有关章节。
傅光宅（1547—1604），字伯峻，别号金沙居士，山东聊城人。与冯琦都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仕终四川学宪。东昌府傅氏家族在明清也是山东望族，除傅光宅之外，清朝第一个状元傅以渐、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都是这个家族的。
邢侗与傅光宅是挚友兼文坛盟友的关系。他们不仅是当年的太学同学、同年举人，又一同参加了进士考试（傅氏比邢侗晚一科考取进士），还有一前一后在吴地做官的经历。等等。邢侗将他们这种紧密的关系称为“两生同籍又复同盟”。在晚明山东的文人中，傅光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他既是个文官，但又与戚继光交往，在平定贵州的少数民族的叛乱中表现不俗。受母亲信佛影响，还是一个坚定的喜欢谈禅的佛教徒，被邢侗称为王维式的居士。在任吴县知县期间，他与晚明著名的四大僧人中的紫柏相识，并拜后者为师。从此终生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利用做官的条件为护法、弘法作了许多事情。所以邢侗称傅光宅为“为一巨缙绅兼大檀越（檀越即施与僧众衣食或出资举行法会等之信众——笔者注）”。[23]
邢侗的文集中有多封与傅光宅来往的书信。万历二十三年，邢侗因建立国史馆被推荐，他高兴地告诉他的老友傅光宅，表达了他的政治和文学抱负：
吾辈生身最难得者丘壑。再数年而出，出而肩国重矩，未为晚耳。弟病痁之后，自置其馆曰：更生。
更深觉今人一字不迹古。元美畅美，于鳞艰深，皆非班左斯文正髓，泲水其将兴乎！更五年而不肖五十当以三十册求印可矣。秘之秘之！
傅光宅行书
这些都是挚友间的体己话，所以在此信的最后邢侗嘱咐“秘之秘之”！[24]傅光宅为山左东昌府人，该地在明朝中后期流行的是阳明心学，所以傅氏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喜谈禅、逃禅，这一点与晚明山东文人稍显另类，与自称“素不佞佛”的邢侗也不太相同，但他们的友谊却终生不渝。傅光宅在五十八岁去世后，邢侗专门写祭文纪念他。
傅光宅也善书。据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载：“（傅光宅）书模黄豫章，苍郁有致。”另据《吴县官迹志》：“光宅善榜书，所过祠庙刹院，多为题额。”邢侗对傅光宅的书法也赞赏有加，称之为“奕奕名书，夺枝山魄”。傅光宅的书法在河北易县的紫荆关、秦皇岛的天马山以及济南灵岩寺、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等地多有发现，且多为匾额榜书。
笔者在本书有关章节曾探讨过晚明山左出现的集古碑刻的现象，其中傅光宅也深受这种风气影响。傅光宅在担任四川提学使期间，曾在峨眉山上立过两块同样是集古的碑刻，即集褚遂良的《峨眉山普贤金殿碑》和集王羲之的《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同样是书法，与邢侗所致力于的振兴晚明书坛的作用不同，在傅光宅那里，书法更多的是被作为弘扬佛法的工具了。
除上述诸文人之外，晚明著名的理财专家、曾任户部尚书的济南赵世卿虽然不以文艺见长，但他对邢侗晚年平反复出等方面提携作用很大，已见前述，兹不重复。
我们从邢侗的山左交游圈可以看出，晚明山左文人们以乡谊、年谊、戚谊、世谊、师谊等关系密切交往，形成了新的文人集团。邢侗老师于慎行自称其生平所交山东才士有“五友”之说，五友即于达真、傅光宅、邢侗、冯琦、公鼐。“此五君用一时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谊交之。”[25]“五友”当中，于达真是于慎行的同学，文学成就一般。算上于慎行在内，他们都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主干人物。这是晚明山左继李开先、李攀龙去世之后出现的新型文人集团。
在这个文艺集团中邢侗担当了很重要的位置：以同郡则于麟（指“后七子”领袖济南的李攀龙）之后为李、邢；以座主则东阿之后为于、邢；以雁行则益都同时为邢、冯。因而可以说，作为古文作家、诗人的邢侗是这个集团的执牛耳者之一。
晚明缙绅阶层普遍致力于以地方家族经营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开拓，明朝中期以后多元相竞的文艺语境使得地域文化与精神阶层的民间开拓形成了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由地方望族的代表性文人组成的晚明山左文人集团，就因之具有了很强的家族性（包括由戚谊、世谊等形成的家族联盟）和地域性特征。反之亦然，即这种家族性和地域性是靠集团性的群体来推动和形成的。因而万历山左文人集团是邢侗文艺活动展开的重要依托。所以，集团性、家族性、地域性同样构成了邢侗文艺活动的基本特征。
晚明地方望族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通过科举和仕途实现的，因而追求科甲门第就成为缙绅家族经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望族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上述于慎行、邢侗等著名文人不仅自己取得了科举最高层进士的资格和很高的官职，而且他们所在的家族也是科甲蝉联。因而这个文人集团还是一个进士集团，具有丰富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是他们文艺抱负实施的非常关键的资源。自然像山左万历文人集团之类的群体其所蕴含的政治性和文化性特征就成为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孪生体了。
晚明文学艺术包括书法流派纷争不断——从公安派火攻山左李攀龙、吴门王世贞为首的后七诸子到邢侗、董其昌等人对吴门书派诸子的批评驳难，表面看上去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文化是政治的征候，晚明以地域划分的党派政治纷争与文化上的互相攻击有着密切的关系。[26]
山左文人的审美取向总体上带有明显的齐鲁文化特征，尊崇儒学，尚质务实，主张学务根本，经世致用，为人则正直笃厚，善自检束，不放浪情怀，不喜尚性理。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到文艺上，则表现为对浑厚雅正、气魄宏大的风格的认同和追求。这与晚明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有很大的差异。[27]晚明的文化地域认同与山左所谓“五友”文学精英集团崛起以后，这种追求更变成一种群体性的自觉追求。除此以外，这些文学精英一方面继承以李攀龙为首的“七子”文学遗产，高举“齐风”，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
如果说于慎行、邢侗、冯琦、傅光宅分别于隆庆二年、万历二年、万历五年中进士标志着这个山左新文人集团的骨干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并为这个集团提供了相当坚实的政治资源的保证的话，那么万历十六年年底邢侗与公鼐的定交则标志着“五友”文学集团的正式形成。
实际上从邢侗本人来说，对“五友”文学集团在驳杂的嘉靖、隆庆、万历文坛中的历史时序和文学主张的定位也有着自觉的体认。邢侗在为于慎行的文集《穀城山堂诗草》所作的序中这样评价后者的诗歌：
江东历下（分指王世贞、李攀龙）据时全盛，流羡开元之座，即人士不无岐舌。先生起于历下之壮岁，而成于江东之末年，论其时代若合开元、天宝、大历之世。而先生者，猗欤休哉!昌明之际，与斯为盛矣。[28]
“五友”文学集团是乘隆庆、万历初年“后七子”的衰势而崛起的，这个评价不仅仅是针对于慎行来说的，也是邢侗对“五友”文学集团包括他自己历史定位的自觉体认。
从代际上看，于慎行无疑是“五友”文学集团的开辟者，在约万历二十年以前以其政治高位成为这个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而邢侗与冯琦紧随其后，分别成为这个集团在野和在朝的代表性人物。公鼐、高出等则成为沟通晚明山左文学前期与后期重要的作家。特别是冯琦，他在万历二十九年左右的政治作为使得“五友”这个文学集团的声势大到了高峰。
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曾对这个文学集团的审美风格和趋向有一个精辟的概括：
公鼐之《赠邢子愿（邢侗字子愿）长歌》云：“余子纷纷未易说，拟议原非吾所悦；丈夫树立自有真，何必效彼西家颦。”而冯琦之《谢京兆诗序》亦标举尚情肖真之旨，称其诗事无牵会，语无辏泊，因实境所至而命之意，合于古人之所谓情，而他之所谓真。此也其见解相同之处。于慎行《榖山笔尘》之论诗文，又谓“古人之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尽似，而风骨宛然。近代之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彼以神运，此以形求也”。而冯琦《谢京兆诗序》中亦称古人之诗，若远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纾己之情，可以谕人之情。后人之诗，其人其地其事，与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为典切，而己情不必纾，人情不必谕。这也是他们相同的论调。此三人之见解，真可谓同出一模。[29]
这不仅是三人的共同见解，也是包括邢侗在内的整个文艺集团的共同的审美追求。书法不管是对邢侗还是这个文人集团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自然延伸的分支。就像当年的“后七子”最早也是以山左地缘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文学集团的一样，“五友”也是以地缘结成的地域性的文学集团，它构成了其主要成员文学活动的最基本的交游圈。在这个交游圈中，虽然有的并不擅长书法，但邢侗所倡导的复古书风依托这个地域群体以群体行为的方式很快确立了其地域话语权并实现其艺术语言方言化过程。反过来说，作为其中的代表性文人之一，这个群体的共同的审美追求也构成了邢侗的书法观的最基本的取向，这也是我们寻绎他的书学思想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