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邢侗生平及行迹
邢侗故里临邑在山东的位置
明清时期的山东在全国具有着独特的地理格局。它介乎发达的江南与政治中心北京之间，在京广线没有开通之前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南北通道。明清时期发达的南北漕运及海运使得山东自身形成了最为发达的西起临清东至登、莱两州的东西线，以及南起济宁北至德州的南北线。尤其是跨西三府的济南、兖州、东昌的南北线，“居今左辅，长河汇其西，岁漕所必经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邢侗的故乡临邑在山东是一个并不大起眼的县，它地处鲁北平原，南靠济南，北临京津，从文化地理上说属于大运河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又属于济南府的一个县邑，因而得漕运交通及省会繁荣之两便。这就是邢侗出生和辞官隐居大半生的-地方。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别号来禽、济源山主、啖面生，晚号方山道民，人尊称来禽夫子。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明万历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除为官期间，邢侗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东临邑县万柳村（今邢柳村）度过的。
明清时期，文人喜请人物画家给自己画像，但目前还没有发现邢侗的画像。倒是邢侗的外孙史以明曾回忆晚年的外祖最大的特征：“时过外家，仅记外祖右口旁一大黑痣并仿佛其冠裳肃客容。”[20]想来邢侗是一个看起来神情比较严肃的人。
一、少年得志
出生在以诗书礼仪相传的缙绅家族中的邢侗，自然在孩童私塾时期就开始为将来参加考试作准备。由于家境殷实，邢侗的父亲很重视早期教育，在邢侗很小的时候，就用重金为他聘请了江南名师。
长公（指邢侗的大伯邢如默）有九子，及孙付公（指邢侗的父亲邢如约），课责群之一室，厚延吴越名师，不惮倾箧，即有媮佚，无论长年，咸跽受责，或予夏楚，子愿等乃甚少未与也。[21]
邢侗与其诸堂兄在家族所办的私塾中完成了初级教育，并且这种教育受到了他父亲的严厉管教。
就书法教育来说，除前述的临邑一带浓厚的以书干仕的风气之外，邢侗童年受到了良好的书法启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童年时代的邢侗即显示出早慧的迹象，七岁就能作擘窠书。据邢侗自述：
仆七岁能作擘窠书。先侍御公勿善也。对人云：早慧非福也。[22]
“先侍御公”即其大伯邢如默。邢如默之所以说出“早慧非福也”的话，大概有感于他自己的长子邢化很早就以擅长书法而出仕但却又仕途坎坷的经历。这句话后来真是部分地得到了应验。另外据邢侗自述，他很早就开始研习吴门法，至十三岁就能作王宠楷书。邢侗之所以早年接触到王宠书法，其契机应与其幼年教授他的吴门老师有关。十四岁那年，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江西籍的邹善来山东任山东提学使。
邹善，号颖泉，安福县平都镇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督学山东，任山东提学佥事、广东右布政使、太常寺卿，有《诸儒粹语》。邹善是理学名家、江右王学领袖人物邹守益之子，也是邢侗科举道路上两个很重要也是他很尊敬的的恩师之一（另一个为于慎行）。在提学使任上的邹善对济南府下属临邑县的这位年轻童生格外器重，对邢侗的文章和书法赞扬有加：“此儿文笔当以古作擅场，书法有前辈风。”[23]这说明当时的邢侗在书法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有了提学使的器重，邢侗自然就顺利地成为一名秀才。也就在这一年，邢侗父亲被督促收缴公粮的小吏侮辱。邹善师的鼓励和父亲的屈辱使得邢侗更加自励在科举上取得好的成绩。
邢侗十六岁那年，与妻陈氏成婚。陈氏自幼被邢侗母亲万氏收为养女，至万历十五年因难产去世，基本上陪伴和见证了邢侗一生从春风得意的中举到充满风雨的官宦生涯（邢侗万历十四年辞官）。她为邢侗生养了四子，其他三子皆殇，独邢王瑞后来长大成人。
邢侗十七岁那年，提学使邹善举行各府州县的秀才等级考试，邢侗考取了临邑县的第一名。此次考试，邢侗的朋友葛曦、徐迪吉也分别在其本县德平、陵县考取第一名。他们三人因此结成了契盟的关系。邹善为阳明心学传人，是年在济南的湖南书院（湖指济南大明湖）大开讲学活动，推葛曦为都讲。邹善邀请邢侗、平原张敬、聊城吴道升至署中与其儿子邹德涵、邹德溥交游，并讲论道学。邢侗受其恩师邹善影响，研习阳明心学，这对他以后的古文及书法创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邢侗中秀才后的隆庆元年，临邑县新上任了一位训导，名字叫李应旸。明朝县一级设教谕一名，训导两名，主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据同治十三年纂修的《临邑县志》载，李应旸，江都（今扬州）人，隆庆元年任，后陛推官。
旧与欧大任游，结竹西诗社。所著古乐府有汉魏风，他论著率沈古脱去今习，字字精深。二王章草、枝山、雅宜，纵其出入，点笔为烟岚水石，妙有元人遗法。
欧大任不仅是晚明著名的古文家，“广五子”之一，而且其早年就在文徵明身边获侍笔砚，因而其书画与李应旸一样都深受吴门影响。
邢侗在家塾读书时期所聘的老师中就有苏州人，已经受吴风的熏染。入县学之后，本邑的这位训导不仅文章写得好，见过世面，而且擅长书画，书法方面所习的就是“二王”和吴门书家路数的，这大概是与邢侗的口味很符和的。李应旸上任的这一年邢侗考取县里的第一名，之所以有如此好的成绩，除了时任省提学使的邹善对他欣赏之外，很可能与李应旸的赏识也有关系。如果说邹善对邢侗的文章书法的称赏起到的是鼓励作用的话，那么，李应旸在文章书法方面对邢侗的作用却是具体地实实在在地引导。他将外面的新鲜的文化风气特别是吴门的书风画风传到了临邑，既使邢侗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开了眼界，还引导了邢侗对外部精彩世界产生了向往。这也是邢侗很早就深深染上江左文风、书风的主要原因。
李应旸对邢侗的早期的影响以及开临邑文雅风气之功，后者一直深情怀念。在邢侗罢官之后的万历十六年，他借主持纂修《临邑县志》之机，专门为李应旸写了传记放入志中，并对他当时所起的作用作了如实地评价：
邑故朴质，赖应旸以风雅倡，士人知有翰墨文字，彬彬蔚起，厥功非细云。
隆庆二年，邢侗十八岁。是年，明穆宗刚即位不久，就下诏在全国秀才中选拔优秀者入太学。邢侗以优异成绩被选中。同年入太学的还有后来为阁相的福建的李廷机。这是邢侗第一次离开家乡至北京发展，自然眼界更高，所交往的朋友也更为广泛。
也就在邢侗入国子监学习的这一年，以擅长书画篆刻而闻名京城的文彭在担任北京国子监学录三年左右之后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三年后又被调回任北京国子监博士。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此时忙于举业的邢侗与行将去世的文彭有什么交往，但自小就深受吴门书风熏染以书法擅长的邢侗对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国子监的官员兼老师的文彭不会不去关注。实际上，在国子监时期，邢侗不仅通过文彭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吴门书画篆刻的风气，而且此后邢侗与许多与文彭生前交往密切的文人如胡应麟、李先芳、祝鸣皋等也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国子监求学时期，也是邢侗书法视野大大拓展的时期，在几年之后的进士考试中能以一手漂亮的沈度、王宠、赵孟风格的书体打动主考官于慎行也与这一层有比较重要的关系。
当时邢侗卜居萧寺，生活条件尽管一般，但少年得志，与太学的同窗好友互相砥砺，以期在下科的科举考试中获得好的名次。邢侗在钻研举业之馀，与山东的阳明心学的代表人物茌平的孟秋，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的泰和郭子章、曲迁乔、崔淳等继续研习阳明之学。
在太学，邢侗还结识了比他稍后入太学的四川的黄辉，互相欣赏并成为了莫逆之交：“蜀黄太史辉稍后至，更相慕悦，为尔汝昵。”[24]。黄辉（1555—1612），四川南充人。万历十七年（1589）与董其昌为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十七年同馆者诗文推陶周望，书画推董其昌，而辉之诗、书与之齐名。邢侗与黄辉后来都考中进士，他们早年结成的友谊对后来在文学和书法方面的互相推重并标扬新的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胡应麟与邢侗相识也该在这个时期，前者此时也在国子监学习，并和此前在国子监任职的文彭有较多的交往。
岁尾在京师太学学习的邢侗回乡，专门到县里拜访他所尊敬的恩师李应旸，看到老师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卧榻是一张单薄的床，在三九的冬天寒冷难耐。原来，李应旸是南方人，平时休息都是睡在床上的，而北方寒冷，临邑一带的人家到了冬天，为了取暖都是睡在热炕上的。李应旸初次来到北方，从没有经过如此寒冷的冬天，只能在单薄的床上干熬着。邢侗看到此景，二话没说，马上找人用土坯给老师垒了一个暖和的热炕。此举使李应旸大为感动，专门写了一篇《谢邢太学子愿为作暖床长句》。由此可见邢侗尊师的高尚品行。
明清时期，乡试在子、午、卯、酉年的秋天举行。隆庆四年是庚午年，正是乡试之年。这一年对临邑邢氏家族来说是一个大喜的年份。经过近三年的苦苦攻读，邢侗踌躇满志参加了这一年的顺天乡试，一举高中。而邢侗从长兄邢化的儿子邢王道也在本省的乡试中高中。明朝科举考试从秀才到举人这一关比从举人到进士这一关还要难以通过。[25]一个家族有两位同时考中举人，这在当地肯定是一个轰动不小的事情。邢侗与后来的内阁首辅申时行有师生之谊，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应该是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申时行参与主持了该年的顺天乡试。[26]
刚刚二十岁的邢侗就成为一名举人，这对他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少年得志，摆在他面前的是很美好的前程，一鼓作气拿下明年春天的进士考试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可惜的是，邢侗在第二年的进士考试中却失利落第了，而后来成为他的挚友和亲家的王象乾（今山东桓台县人）则高中了。
也就在邢侗入京学习参加乡试的这几年时间里，山东籍的两个文学巨子“唐宋派”的李开先、“后七子”首领的李攀龙先后去世，而邢侗的另一位恩师于慎行在去岁中进士。这都预示着新的文学格局也正在悄悄形成。
二、翱翔宦海
《戒珠寺碑》局部
万历二年，邢侗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在最后一场的殿试中，邢侗用沈度、王宠、赵孟风格的书体做成数千言答卷，时任主考的于慎行看到后，很惊异地说“徐淮以北固无此！”但不知何因，邢侗却被置于三甲一百二十八名。看来大伯邢如默说的“早慧非福也”的话还是有所应验。[27]进士及第的邢侗被授予直隶南宫知县。邢侗从此踏上了仕途生涯。
临赴任南宫县令之前，其父谆谆教导他：“我们家本来就比较富有，不需要你来供养。要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作点实惠的事。”
邢侗任南宫县令约近六载。在南宫任上，邢侗丈量土地，减免赋税，加强廉政和财务管理，理积案，断案如神，杀恶霸，爱民如子，被南宫的老百姓尊称为“邢父”。黄克缵在总结邢侗南宫任时说：“君治邑如家，廪食囊衣，悉自家中具之，不以烦邑人，大小之狱，察之必以情。至于法无可贷者，虽权贵居间，不少徇也。”[28]
除廉洁勤政之外，邢侗的个性中还有果敢仗义的一面。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当年邢侗任南宫县令的时候，其同榜好友渭南南宪仲在枣强县令任上去世，其子南居益尚年幼，家贫不能安葬。当时上面来的督学正在南宫主持生员的科考，按道理作为一县之长的邢侗是绝对不能离开的，邢侗向督学使说明了情况后，后者被感动了，说：“君行古人高谊，吾当下拜。”然后准他而去。邢侗到了枣强以后不仅主持了朋友的后事安排，而且还为此捐出了好几个月的俸禄。这个事情当时被传为美谈。
《〈世新说语〉广钞》
南宫任上虽然事务繁杂，但邢侗还是做了不少文事方面的活动。如他主持修纂了《南宫县志》，还为其师于慎行刻了两卷本的诗文集。万历八年时任南宫县令的邢侗还与任顺德府推官的同年陈与郊计划共同编撰《〈世新说语〉广钞》。
万历八年，邢侗因政绩突出，官声良好，被调到京城任监察御史，数月之后又被派到河东巡理盐政，分管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的盐务监察。邢侗在河东任上，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减轻贩私盐者的惩治力度，“故事游徼捕私盐，不满品有罚，不得其人，则谬为私贩名具狱，而诸卒代之赎。主者惩其妄。狱上必系诣台，赭衣弥道，十不一生。子愿罢无逮，活数千人”。二是减轻盐税，“既得代羡，库赎锾累万，一无所取。”[29]三是拒绝贿赂。河东盐政巡按御史差肥权重，但邢侗还是保持了其清廉本色，多次拒绝了下属和不法盐商送给他的贿赂，“所举方面有司谢仪，悉不纳亦不开其牍”。当时管辖济南盐业的长芦巡盐御史林某与邢侗交好，此地有个盐商企图利用乡谊关系向邢侗行贿，被邢侗拒绝，“方按河东鹾，会所善林侍御亦按长芦鹾。济南贾因怀重赀，诣子愿乞齿，牙公曰：东西使者交关，何异自授？力谢去”。由这两件事邢侗获得了比较好的官声。二十年以后他的朋友李维桢到山西做官，此地人还津津乐道邢侗的为人和政绩。但邢侗在河东任官期间的这些措施毕竟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所以别人向他行贿的事情也就成为某些人后来诬陷他的口实。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邢侗又改任巡按三吴。三吴包括四大郡：苏州、松江、常州和湖州，它是中国最富庶也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巡按三吴既说明了朝廷对邢侗以前政绩的肯定和对其重用，同时也是他人生很重要的时期。在政绩上，值得称述的有两件事，一是惩治了当时横行三十年的海盗云间张邦陵，对其馀党则宽大处理。当时馀党中有犯重罪者，按罪当判死罪，邢侗为其上章申请减刑。邢侗为此减俸三月。二是在吴期间，有一次赶上严重荒灾，邢侗采取先赈灾后上报的方式，使得老百姓免于流离失所。
在吴期间，邢侗忙于公务，但并没有忘记他所喜欢的古文创作。在邢侗巡按吴地之前一年，其同乡挚友傅光宅也在此地做官，政绩斐然，并与邢侗和当时的吴门风雅主持王穉登交往密切。
邢侗还拜访了王世贞。关于邢侗与王世贞的交往详见本书有关章节。
近一年的吴地官宦生活，使邢侗受到了南方文化的熏染，即其所谓的“浸浸吴越名士风”。他后来的书法和精雅的生活方式如治园等好多方面，都与他巡按三吴的经历有很重要的关系。
除此之外，邢侗的“吴越名士风”还表现在风流的生活方式上。其同时代的沈德符在《敝帚斋馀谈》中记载了一个邢侗与一位名妓刘八交往的故事：
癸未甲申间（明万历十一年、十二年）临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之狱，所娶金陵名妓刘八者，亦在议中。刘素有艳称，对簿日呼之上，谛视之，果光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晤于某所，遂轻其罪，发回教坊。未几邢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至家，许久方别。
最后还说：“是时江陵甫殁，性格中很当事者，一切以宽大为政，故吏议不见及云。”看来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反映出邢侗性情和风流倜傥的一面。
实际上，晚明名妓像刘八、薛素素、马湘兰等的色、才、艺也构成了晚明吴地的风雅风景的重要部分。邢侗身处其中自然不免。现存的薛素素的画作中就有邢侗所作的题跋。
邢侗近一年按吴的经历，一方面深深被江南的富庶和精雅的生活所吸引，“盖吴四大郡为国家粟帛珍宝之薮”，形成了其名士风雅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使邢侗接受了江左时尚的书法样式，并在这种接受中产生了深刻的南北文化比较意识。
三、愤然辞官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即将开始。这年十二月初八，张居正坚强的政治同盟曾任副相也是其同乡的宜昌王篆及京山曾省吾被勒令致仕。第二年年初，张居正之子和王篆之子乡试作弊案也被人揭发而被革除为民。
只是邢侗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场风暴对他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有人告发邢侗，理由是邢侗曾和王篆结党。王篆在任次辅之前，曾主持御史台的工作，是邢侗的顶头上司，也早就欣赏邢侗的才能。大概出于善意，邢侗曾被同样任御史的某同年引荐给张居正、王篆并与后者相善。王篆的儿子王之鼎、王之衡此时正攻读举业，为了扯大旗做虎皮，成立文社，将不少有名望的人拉进去，做欺世盗名的勾当，以便在乡试中中举。于是王篆就在邢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邢侗的名字列进文社，并请他为自己的儿子的制仪文集（为参加科举考试而作的八股文章的集子，以方便宣传延誉）作序以自重。
万历十一年秋，刑部右侍郎丘橓(山东诸城人)上章弹劾御史张一鲲、钱岱：
御史张一鲲监应天乡试，王篆子之鼎夤缘中式。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30]
吏部就王之鼎的案子追查下去，发现和邢侗有关联。于是，有人就以此攻击和压制邢侗。接着，万历十二年，皇帝下诏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丘橓前往张居正的家乡湖北江陵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接着其本人也被开棺戮尸。清算张居正及其死党的运动就全面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一开始邢侗并没有在意，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和张居正、王篆的来往并不多，有也是工作上的关系，并且朝廷有好多人也认为邢侗并不是那种人。
根据邢侗后来的自述，当时朝廷就他的问题所作的不实的结论就是：
贪婪不检，濡足权门，萁美政柄而修报恩隙。[31]
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经济的“贪婪不检”。所谓“贪婪不检”，指的就是前述的“盐差遗金”之事。在邢侗晚年的关于此事的一封信中有“几若于盐差遗金之说，于条牒□政封事内稍及一语，大足为恩诏，两台荐剡之佐，欲为之地何患无辞？”可见当时其政敌对邢侗经济上的诬陷主要是他担任河东盐政巡按御史时的“盐差遗金”之事。二是勾结张居正、王篆等权贵，亦见前述；三是借用御史的权力卖恩和打击政敌。
当时负责办理张居正案件的就是以刚直而著称的山东丘橓。他之所以担任此工作，是因为当年曾被张居正排挤打击，是后者的政治对头，所以在办案过程中就格外卖力甚至严酷。邢侗的老师于慎行曾经劝他要公平办案：“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此时邢侗的乡试座师申时行任内阁首辅，姻亲杨巍主持吏部，他们都采取稳健的执政政策：“申吴门以柔道御天下，时杨海丰用耆旧秉铨。”加上有丘橓的乡谊，攻击邢侗的人还是应该有所忌讳的。因而在清算张居正馀党热烈的氛围中朝廷这次没有对邢侗深究，也许与上述诸公从中说情、回护有重要关系。
大概出于折衷，万历十一年底，邢侗没有被免职，而是被朝廷由三吴御史调任到相对偏僻的湖广任参政，具体负责湖广到京城的运粮工作。出没长江、大运河的风波，这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但邢侗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湖广的文人对来自“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家乡的这位既有文采又有气节的官员还是比较欢迎的。认为“是夫也，于鳞李子之乡人，而好为气节雄文以自标异者也”。[32]看来邢侗的政声和文名在湖广官场上也早有传播。
在湖广参政任上，邢侗结识了不少此地的文人，如“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著名的京山籍文人李维桢也是在这时候认识的，当时李维桢正好居丧在家。李维桢在晚明被列入“末五子”，与当时全国各地的文人都有深厚的交往。他还与邢侗的座师于慎行为同年进士。他与邢侗结成了深厚的声气友谊关系。
邢侗还与黄梅的朱期至为同年进士，与擅长书法的朱康侯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并进而与“江汉十二子”其他成员如姜夔等交往颇深。此时邢侗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艺思想，并且也很想在文坛包括书法上有一番作为。当时为邢侗下属的詹景凤就说：“先生方以毫翰文章主中国盟。”
在湖广参政任上，邢侗从徽州汪道贯手中以三十千收得著名的右军刻帖《澄清堂帖》。邢侗先后请众多名人为之题跋，如詹景凤、王穉登、汤焕等，后来还反复和王世贞、董其昌等人就此帖的来历和真伪进行探讨。邢侗在罢官回乡之后，又精心地将其翻刻，这就是著名的来禽馆《澄清堂帖》。
虽然邢侗在湖广参政任上努力工作，但朝中还是有人继续揪住他不放。邢侗上书谋划倭事十馀条，皇上都没有采纳。这表明在皇帝那里已经对邢侗有了基本的定性。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邢侗的工作重新安排的方案出来了，让他“量移”任陕西太仆寺少卿。所谓“量移”，指官员被贬谪远方后，遇恩赦迁居京城较近的地区。按照晚明的官场规则，大臣被弹劾，要自动上疏辞职。性格刚直蒙受不白之冤的邢侗对皇帝这个格外施恩的安排并不买账，就在万历十四年的二月徐州督粮北上途中上疏辞职归里。但吏部并没有批准，还是催促他尽早到陕西赴任。
从万历十一年底朝廷追查王篆子开始，到万历十四年辞官，中间经历了近三年，看来在对待邢侗的问题上朝中争辩和斗争的程度还是比较激烈的。对邢侗持回护态度的，除前述的于慎行、杨巍等人之外，应该还包括邢侗顺天乡试的座师申时行。申时行是万历十一年底也即万历皇帝开始追查张居正之后直至万历十九年被任命为内阁首辅的。邢侗在《上申相公》一信中有“不肖侗自束发侧迹师门，迄今且二十馀年，中间造就之恩，曲成之谊，即历万亿，不能指数”。所谓“曲成之谊”应该指的是在邢侗的问题上所作的通融工作。[33]“量移”的结果说明诸人的争取也不是没有起到作用，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做了部分的让步。
同年的五月，邢侗第三次上书，这次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屋漏偏逢连阴雨，也就在这一年，邢侗已在病中的妻子陈氏生下一子，儿子旋即殇亡，陈氏病情更是重上加重，在邢侗辞官归里后第二年的春天去世了。临死时对邢侗连呼“视儿！视儿！”让他照顾好他们唯一的儿子邢王瑞。邢侗对妻子承诺“死不相负”。
邢侗辞官的年龄正好是年富力强、翱翔廊庙的时候，在他遭到无端的攻击和诬蔑之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求托权门，辩解申告，而是直接上书坚决辞职。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到诬陷时愤懑的心情，也可以看出他刚正自信的个性特点。三十六岁的邢侗过早地结束了仕途生涯，直至去世再也没有出仕。这也许第二次应验了当年他的大伯邢如默“早慧非福也”的那句话。
邢侗在当时的官场中不仅以政绩著称，而且还以正直、急公好义而著称，前面叙述的仗义主持南宫同年县令后事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邢侗的遭遇在整个万历朝在文人士大夫中间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关注。稍晚一辈的晚明著名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专门记录了这个事情，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看法：
邢子愿（侗）侍御居乡居官，并有令誉，为其同年一御史所引，与江陵及王彝陵相善，遂废不起。[34]
字里行间对邢侗的品质表示赞赏的同时，对其政治遭遇也表达了惋惜和同情。
邢侗死后，其挚友著名文人李维桢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里还为他鸣不平：
子愿自以治行高第拜御史，与王夷陵（王篆的地望，代指王篆）何与？夷陵慕子愿才名以其子举业丐之，延誉且不直夷陵子也，所请不直子愿也。与子愿同台，为夷陵奔走交者自有人，奈何以子愿同类并观乎！[35]
四、风雅泲园
辞官归里对于邢侗来说既是痛苦的，同时也是解脱。他像当年王羲之那样发誓不再出仕。从此他几乎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书法，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晚明文人追求雅化的生活，这种雅化浸润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特点。邢侗的朋友陈继儒曾将晚明理想的文人雅化的生活内容列之如下：
焚香、试茶、洗砚、鼓瑟、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立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
四年的南方仕宦生涯，不仅使邢侗具有了“浸浸吴越名士风”，还使得他辞官之后的生活深深打上了江南文人的风雅之气。
1.治园
邢侗纪念馆
北方治园风气不浓，受江南园林的影响，回乡后的第二年，邢侗就在临邑城东南（今临邑一中）开始营建“泲（ｊǐ）园”。泲，即济水。按照邢侗的考察，古代《山海经》等书记载泲水出临邑，此地过去也有泲庙，所以他将此园命名为“泲园”。[36]
泲园大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完成，中设“犁邱”“来禽馆”“鹅群榭”“畅叙亭”等二十六景，这些景物的名字大多与王羲之、王献之以及魏晋风物有关。这二十六景邢侗分别题诗，其中“犁邱”和“来禽馆”保存时间最长也最驰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它们几乎成了邢侗的代名词。
咏“来禽馆”诗有：
买丝绣右军，分行种青李。总是爱来禽，帖与树俱尔。
咏“鹅群榭”诗有：
昙村人不返，是初有鹅群。但会写黄素，前身应右军。
这后两句何尝不是自我高标和期许！
咏“夕佳亭”诗有：
返景复照台，山光乱飞鸟。欲辩已忘言，悠悠在林表。
这是一种充满禅机，浓淡荣枯在乎有无明灭之间的神会之境，而这也正是此时邢侗的审美追求。
虽然邢侗营建泲园的目的之一是用来“娱亲”，即让年迈的父母有一个养老的地方，但同时他还将泲园变成了其崇尚汉魏晋法的文艺思想的载体。不仅如此，在邢侗今后的岁月里，泲园还成为他结交四方宾客的一个文人雅集中心。
泲园建成后，此时的邢侗也由原来的崇尚建功立业的“济南生”变成了追求自适雅化生活和力图在文艺特别是书法上有一番作为的“来禽生”。[37]
2.接纳四方文人词客
邢侗的被迫辞官，在万历年间的官场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事件，许多正直的官员都对邢侗表示出很大的同情。“台司以下高其谊，或迂道见方，如见卧龙凤雏。”他们到泲园拜会邢侗，或交流感情，或表示慰问。如当时任户部尚书的济南赵世卿、任刑部尚书的东莱赵焕、指挥后期朝鲜战争的朝鲜经略邢玠等都到泲园来拜访过邢侗。
“后七子”作为一个占据主流位置的文学流派。在其盛行的嘉靖、隆庆时期，济南的李攀龙与苏州太仓的王世贞共掌文坛之牛耳。李攀龙在济南的书斋白雪楼成为北方文学风雅的代名词。万历初年，李攀龙去世，王世贞在南方独抗“后七子”大旗。而在北方山左又迅速崛起了以于慎行、邢侗、冯琦、傅光宅、公鼐为首的所谓“五友”的新的文学集团。他们既承继“白雪楼”的历下遗风，又有新调。尤其是邢侗因在吴楚做官时期与“后七子”的王世贞、吴国伦交往密切，形成了他的“以毫翰文章主中国（指中原北方）盟”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邢侗罢官的万历十四年至二十年前后，山左“五友”中于慎行、冯琦、傅光宅正在任上（于慎行是在万历十九年辞职回乡），公鼐尚未中进士，这样邢侗就成为与南方王世贞遥相呼应的北方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邢侗的泲园也就取代济南的白雪楼，一时成为北方文学风雅的中心。
万历十六年底，晚明著名文人公鼐在泲园与邢侗定交，标志着山左“五友”文学集团的正式形成。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冯琦里居，当时于慎行还没有复出，公鼐尚未中进士，因而这个时期是“五友”交往最为频繁也最为密切的时期，泲园也就成为他们举行雅集最重要的地方。万历二十六和二十九年，晚明著名文人谢肇淛和同样是福建籍的黄克缵先后到山东分别任东昌府司理和山东巡抚。邢侗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泲园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的风雅活动。
泲园所在的临邑县城虽然不在当时的德州到济南的官道上，但它离运河上的德州和省会济南都不算远，外地的客人到泲园拜访邢侗或者是邀请邢侗到这两地相会见面都是非常方便的。例如，邢侗与董其昌的几次见面都是在临邑北面的运河上的德州和武城等地见面的。
晚明时期，仕途堵塞，造就了大量没有走到科举高层的读书人，他们结社成风，奔走四方，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职的官员包括武将和著名文人大多喜欢和这类人交往，这些以所谓“山人”为主体的底层读书人被时人称为“三党”之一的“外党”。[38]这些文人虽功名低等或干脆就没有什么功名，但大多在书法、绘画、戏曲、诗文、雕塑等领域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在文名、声气和经济上大多需要像邢侗这样的文人的声援和提携，因而这个群体与高层的缙绅精英文人群体在晚明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邢侗性情豪爽，喜结交，他和他的朋友李维桢等热衷于和“山人”这类文人交往。当时著名的山人如宋布衣宋明春、书画家吴彬、罗伯符、方胥成、顾朗哉，以及晚明著名的制墨专家程君房等都曾经是邢侗泲园里的座上客。
泲园一时热闹非常：
（邢侗）性复喜客，客来致饩授馆者多至十百人，远至经岁，房蒸殽蒸，终承权舆。[39]
一年到头远来的客人络绎不绝，这些人有的是为了交流叙旧，但若像山人之类的文人来访恐怕更多的是为“打秋风”而来。邢侗对他们都是好好接待，临走的时候还要赠给一笔相应的路费：“别则计道里具资斧，昔者齐衣冠之会，垂橐而入，捆载而出。”[40]渐渐家产日薄，一直到了“晚年颇售诸藏品以佐笔耕”的地步。“人以文艺富，而子愿以文艺贫。”[41]
这终究不是办法，所以到了邢侗的晚年，随着书名、文名的越来越大，四方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他只能以免费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为主了，只是酒兴谈锋还是不减当年：
晚年客益填，委书画外，酬币宴货鲜矣。对酒谈谑，锋起三教九流，直能断辩之，博能上下比之穷，日夕应答无舛迕，坐立无欠伸。[42]
这种窘困在其晚年的诗中也有反映。如他在临去世前一年写的《送西粤高山人北游》诗序中说不能赠送北游的“西粤高山人”钱物，只能赠以自作的小字诗文书法：“橐空靡所赠，赠之以诗。……诸公悉大书行卷，仆乃作学人细字。”
邢侗这种喜欢结交各路文人的性格和行为大概遭到了时人的微辞。在一封写给朋友万世德的信中，邢侗一方面向后者推荐山人画家章廷纶、方胥成，另一方面又劝万氏结交真正有水准的文人，并自我辩解道：“世态渐波，乃游闲之徒更甚，愿足下好其真者，无若不肖翻为叶公所笑耳。”[43]
在饮食习惯上，据其外孙史以明说：“外祖素嗜鲋鱼，老母寓石头宦邸时，每寄奉。”鲋鱼即鲫鱼。鲫鱼南北皆产，其女儿在其晚年时每每从南京寄奉，说明邢侗喜欢吃江南所产鲫鱼，大概这也是他在南方做官时所养成的生活习惯。
3.纂修方志
《武定州志》
像大多数的晚明回乡的官员一样，作为在籍士绅的一员，邢侗也热衷于参与地方事业的建设，如地方志的纂修。邢侗一生纂修的地方志如《南宫县志》《武定州志》《临邑县志》等，前一部是在南宫任县令时纂修，后两部是在辞官之后修的。[44]其他方面，邢侗还作为著名的文人参与了晚明山左“海岱”人文的重构活动，如同他的老师于慎行共同参与了时任山东巡抚的黄克缵主持的万历三十五年的泰山修复活动，撰《重修碧霞元君灵应宫碑》。这些活动使邢侗成为山左著名的士绅和文化精英。
4.校帖、鉴帖、评帖、刻帖
邢侗作为书法家兼画家，书画的购藏、鉴评等活动自然构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邢侗在晚明万历年间书画家中虽不像董其昌那样以善鉴赏而著称，但他高明的识见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书画鉴赏题跋等文字，如《古今名人书法评》《淳化帖右军书评》《澄清堂帖跋》等，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书学资料。
大约万历十二年，邢侗从徽州汪道贯那里购得了著名的《澄清堂帖》残本，这是令他一生引以骄傲的事情之一。邢侗购藏此帖后，对该帖非常珍视。据他的女婿杨焘说：“寝处不离，啻什袭而珍，百朋不易也。”他在《题家藏宋拓〈澄清堂帖〉》一文中记录了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七的一次愉快的赏鉴此帖的活动：
辛卯人日，天昏作霾，意致汶汶。因发绵绨什馀重，摩娑喜即顶，一再览观。旋令家僮煮天池雨前茗，啜漱久之。
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啜上茶，赏古帖，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在整个明朝的初、中期，北方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书法刻帖活动。邢侗的刻帖活动可以说是打破了这种沉闷的书法地域文化的局面。《来禽馆帖》的雕刻帖从邢侗回乡后不久开始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共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主要包括《唐人双钩十七帖》《澄清堂帖》《黄庭经》《兰亭序》三种临本（即定武本、褚遂良本和赵孟临本）、索靖《出师颂》。其中《唐人双钩十七帖》《澄清堂帖》最为著名。这些邢侗所谓的从古人骨髓里选刻的字帖既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也成为他推扬其复古书学思想和重塑山左的书法传统的鲜明的旗帜。关于邢侗鉴藏书画及刻帖的情况详见本书有关章节。
5.制酒、品酒
晚明文人喜饮酒，喜酿家酒。邢侗好酒善饮，同样也是一个造酒和品酒专家，其家酿的酒名叫“雪水莲花酒”，李维桢曾说“佳酿清绝，其名浸盛，求者塞路”，当时是非常出名的。邢侗的挚友董其昌也曾经向他索求雪水莲花酒。邢侗将制好的酒托人捎给董其昌品尝：
匆匆酿酒，未副所期，业沾咳唾，自刻漏不敢忘也。值窗年友行，托见至心。[45]
邢侗在《与傅民部》这封信中曾经把山东一带出产的酒包括自己酿制的雪水莲花酒逐一进行了品评：
新酿才离糟床，敬上二器，此麴真用白莲花浆合成，清芬颇饶舌鼻间。先生大赏东秦酒汁，弟尚未降服。沧酒亦在品中，似不去菊花市肆气，菊固佳，然入酒殊殢酒香，乃浊如都城黑龙挂尔。广川（今山东德州一带）近法汉酎，或两重三重，清如玉髓，此以酌苎萝浣女，雅足相当。及登黄金沓切壁带金缸间，回视苎萝，不无寒乞，广川酎不免鸱夷委地乎！弟前向省下诸公言，刁家、赵家两樽俱不堪大嚼，及大爵诸老极相颔赏。座有青州从事、董胜历下露，不堪挟甜耳，韵足村落插花半残尔，……往在吴，聆弇州公妙论酒具有才德。才分十八，德分十二乃著风采。[46]
邢侗的这位朋友傅民部大概在给前者的信中称赞“东秦”及山东一带出产的酒。邢侗就把出自山东及其周围的沧州的菊花酒、广川酎酒（也称双套酒，即邢侗所谓两重三重）、刁家、赵家酒、青州从事酒、董胜历下露酒品了个遍。比喻恰切，确实是一个品酒高手！
六朝文人以酒为中心的唱雅成趣、放达的生活一直是邢侗所向往的，尤其是对因被诬陷而刚刚辞官回家的他来说，酒就成为此时抒发烦闷心情的最佳媒介物了。约在辞官后不久完成的《〈世说新语〉广钞》（又称《〈世说新语〉钞》）中，邢侗有意在“放诞”一目中将纵酒辞官的张季鹰小品文选进去：“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句话既恰切地表达了罢官后不久的邢侗苦闷的真实心态，也对张季鹰的旷达表现出了无限的向往。
邢侗和晚明著名文人、东林党领袖之一赵南星为至交。他们不仅是文友，且有豪量善饮还是酒友，在他们的通信中经常有谈论酒的内容。[47]在邢侗给赵南星的一封信中说：
弟近饮酒可三十小银盏，年已五十五，须发无一茎白者，不能挥霍词场，或得寄傲肴盘耳。
赵南星书扇面
以酒“寄傲”这才是邢侗豪饮的真正目的。赵南星在回信中说：
弟先仁兄一饭而须发先白，然狂奴之态不减。若遇知己犹能饮百杯，大抵吾辈非造物者所能遽老也。……弟高邑酒徒。[48]
邢侗还写信邀请赵南星到泲园品尝他亲手酿制的雪水莲花酒，并赋诗《余家雪水莲花酒甚佳，再柬梦白（即赵南星），期一过临》：
酿出藕花缸面碧，分将降雪百壶春。试携千日中山酒，来做平原社里人。[49]
赵南星在回信中有“欲驰怒马到君家”之语，又是一片“子猷访戴”式的旷达风度！
除雪水莲花酒之外，邢侗还尝试以佛手柑酿造水果酒。他的朋友谢肇淛在其名著《五杂俎》中就记录了这件事：“荔枝汁可作酒，然皆烧酒也。作时，酒则甘，而易败。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绝，而亦不耐藏。”[50]
邢侗以其品酒之雅品初盛唐诗歌之风味，所论也极为形象恰切：
彼盛之轶于初，而初之不及盛，则是代人情之景会为之也，譬如酿焉，酎以重醰，酝以法极，渐渍深而蕴惬洽，灵和溢而天籁鸣。盛之为盛可知也。[51]
邢侗真可谓善品酒者也！
邢侗醉后所书题跋（局部）
有良朋好友，邢侗往往乘醉挥毫。如某年的五月廿九日与朋友“昭甫”于座间撰得书画题跋文字一篇并醉中挥毫记之：
子昂尺牍行押有羲献法，但小作。《中峰和尚》气不免蔬茹一段也。文太史便觉生疏，无滑初，一解不如一解，信然。来禽醉记。五月廿九日同昭甫座间书法。[52]
有佳酿，有良朋、有诗兴、书兴，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6.试茶、品茶
邢侗还喜欢试茶、品茶。他的朋友李维桢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就说：“好茗饮，品第江南所馈，有渐鸿鲁望之致。”所谓“渐鸿鲁望之致”指的是有像陆羽、陆龟蒙嗜茶的爱好。李维桢在邢侗的墓志铭里专门将品酒、品茶的爱好写进去，这说明在当时的文人中，邢侗在这方面的雅致是很出名的。在他的《来禽馆文集》中有很多书信和诗歌是关于购茶和品茶方面的内容，其中，与苏州的朋友王穉登尤多。
当时的好茶多产在南方，邢侗多委托苏州的朋友购买、捎带，他们之间不仅是文友还是茶友。在《寄王百穀》中，邢侗说：“邱、张两君都不至，茗饮缺乏，望南邮若在天上。足下视伏龙产正同败叶，安所得厕半偈竹庐间，沾丐消烦愒也。”王百穀将茶委托邱、张二人捎给邢侗，茶迟迟不至，邢侗还写信向王穉登催要。王穉登把新茶寄给邢侗品尝。邢侗赋诗表示感谢：
新茶来江国，龙头手自煎。叶岩沾露润，花鼎泛湘圆。……[53]
当时浙江长兴县产的岕茶非常有名，邢侗的朋友冯时可还专门有《岕茶笺》研究过这种茶。邢侗也非常喜欢这种茶，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在去世前的一年左右的《与王百穀》一信中，邢侗又向王穉登索茶：“岕茗佳者望寄一箬盛。垂老始知此味。”[54]
茶兴催生创作书画的雅兴，“今春亥日晴照，偶从南双啜明月岕，觉有佳致，随发墨为此图。”[55]窗外有明月，室内有佳茗，铺纸泼墨，确实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7.玩墨
邢侗《墨纪》板刻图影
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原是实用为主的，但到晚明时期，墨也被高度雅化了，玩墨赏墨成为一种风气，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二是制墨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方正、罗小华、方于鲁、程君房等制墨名家；三是文人对墨的审美体验也更加深刻，“墨以神用，吞吐妙阖辟之机；人以仙神浓淡，尽风云之状”。董其昌就说“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这些都为文人、书画家藏墨、赏墨、试墨乃至参与制墨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
邢侗在晚明以赏墨的专家而闻名，被世人誉为“邢子愿以知墨闻海内”。[56]邢侗玩墨、藏墨的最早时间据其自撰《墨谈》应始于万历二年。是年，刚中进士的邢侗在北京旧市上获得了他第一块认为值得收藏的墨。
万历十七年，辞职回乡后不久的邢侗就撰写了第一篇玩墨的品鉴文字《墨谈》。万历二十一年又撰写了《墨纪》。万历三十三年又应制墨家程君房之邀撰《程君房墨赞》。这些文字大都被收录在邢侗的《来禽馆集》和程君房的《程氏墨苑》中。这些关于墨的鉴赏文字说明当时人邢侗“以知墨闻海内”的称誉不是浪得虚名的。
在《墨谈》一文中邢侗提出墨德、墨才、墨韵、墨神之说：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韵，太上重玄，匪石而坚；入水不渍，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譬之饮河，无不具足；捺管蝇头，拓帚方丈；利可截纸，汁可入木，才也。黑拟点漆，翳若浮岚，澄乃秋水。凡则天花，水煤结其氤氲，木石郁其烂漫，韵也。合此三者致足为墨卿解嘲，乃知隃麋策勋不减凌烟。
墨欲至实，实则烟沉；墨欲至虚，虚则至清。实实虚虚，既沉复清，是曰墨神。
以此为原则，邢侗对当时流行的繁缛的墨块工艺装饰风气提出了批评：
三十年前墨止和剂成饼，不施文采，贵在草细、烟真、胶清、杵到，即无香料，汪汪池腹间作清冷观，舔笔不胶，入纸不晕。今制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铭鼎敦，饕餮神怪，千态花木虫鱼，幻象百出，妙夺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鉴，栀表腊里，无益文苑，有惭上玄。
邢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制墨及用墨效果的最高标准，即“舔笔不胶，入纸不晕”。邢侗对墨的既沉实又神清的品格追求和他在书法上的文人审美趣味追求是一致的。
邢侗在《程君房墨赞》还提出墨的四美之说：
畴谱汝陈，玄署汝客卿也；墨砚不犁，舔笔不稽，箸纸洪润以黳，是所谓四美。[57]
邢侗对当时流行的松烟墨和油烟墨的优劣作了很形象的比喻：
邢侗跋鲜于枢行书（局部）
松煤不肤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则君子暗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邢侗对墨与砚的关系的比喻也很恰切：
砚发墨，犹之锥利木穴；墨磨砚，犹之水滴石穿。刚柔相制，齿落舌存，物亦尔尔。
明朝制墨名家以罗小华、方于鲁、程君房等人最为著名。作为以鉴墨著称的邢侗与后者有直接的交往。关于邢侗与程君房的交往详见其他有关章节。
邢侗之所以对赏墨有如此的深入和高妙的见解，来源于丰富的用墨实践。在诸多的自题书画文字中，经常出现他的关于用墨、试墨的记录：
是日用宋局研、方正墨、陆氏笔。[58]
邢侗在为《鲜于枢草书王安石杂诗卷》所作的题跋的落款中也有：“济南邢侗试赵宋贡研、方于鲁墨敬题。”[59]晚明的制墨家大多产自皖南新安，邢侗除了收藏过上述诸家的墨之外，还收藏过同样是歙县，生活于隆庆、万历前后的吴怀梅的墨：“因命童子以吴怀梅小螺黛拓一十七本，并此一澄清（指《澄清堂帖》——笔者注），觉罗罗清疏，仅与定武禊叙隔一邻虚尘耳。”[60]
邢侗不仅赏墨、玩墨、试墨，而且还亲自参与制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邢侗谈到了他制墨和赠送自制墨的事情：“古墨款有‘千杵阿胶’四字，昉试制数笏，虽不甚深黑而汁清如水，质坚入石，似□逸品也。今附致二件，八月初可多至觔许矣。”[61]
邢侗的这些赏墨、玩墨、试墨、制墨的活动在其书法创作等活动之外构成了并行的另一翼，并与后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与邢侗同时代的王士骐就说：“每见邢子愿侍御挥洒，焕若神明，以为佳墨实助之。”这一点在诸多研究邢侗、董其昌等晚明书家的学者那里被忽略了，故笔者特别拈出这一点以引起重视。
中国广阔的地域造成了南北文化的较大差异，比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对北方的文人生活有这样的描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邢侗的泲园风雅生活不仅深具浓厚的文人品位，还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这和晚明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有至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邢侗的家乡临邑既属省会济南还属南北交汇的大运河区域，都为交流提供了方便。邢侗的风雅生活还与他吴楚为宦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具有了“浸浸吴越名士风”。这种名士风气的主要内涵就是以道教养生与山居自适为核心的山林习气。所以他的朋友晚明著名的文人谢肇淛在《赠邢子愿侍御》中对邢侗的这种江左风气这样说：
白雪楼空衣钵远，羡君今已得南宗。[62]
所谓的白雪楼，指的是“后七子”领袖当时已经去世的济南的李攀龙；所谓南宗，指的是以王世贞为代表的江左传统。谢肇淛称邢侗能得南宗馀绪，这不仅指文学的还是整个文艺风雅为内容的。这本身就是当时频繁的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
8.“济上菟裘”
临邑县城内的泲园是邢侗辞官之后接待各路官员和文人的主要场所。除此之外还有两处，一是地处临邑北部的运河山东段上的德州，比如有记载的邢侗与董其昌的两次会面，一次是在邢侗的朋友德州的张仲仪家里，一次是在董其昌停靠德州段运河的船上。另一处是济南府驻地历城，邢侗在此地专门购置了房产。稍晚于邢侗的刘敕在崇祯五年所纂修的《历乘》卷十六的人物列传侨寓条中有：“（邢侗）爱历下山水，卜居于北门之外，时游息于此。”
刘敕是济南府驻地历城县人，且与邢侗的忘年交谢肇淛交游深厚，可能与邢氏也有交往，其所言当时有根据的。在以收录邢侗手札为主的王洽主刻的《来禽馆真迹》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专门谈及“济上菟裘”的事情：
余新营济上菟裘，即杜工部游鹊、华两岐处，长河贯中，银杏一株参天，垂柳二十馀，高可四十尺。斋堂小拟淡园，几榻差具。畸人足老此乡矣。
所谓的“鹊华”指的是城北和东北的鹊山、华山。赵孟的经典作品《鹊华秋色图》就是描绘的这两座山。邢侗所谓的“澹园”，应指的是其朋友焦竑在南京的故宅。万历二十七年，焦竑辞官归南京故宅，命其曰澹园。看来邢侗这处济上菟裘的内部格局是模仿焦竑的澹园而建的。济上菟裘的位置根据刘敕和邢侗的描述应该在明济南城北门之外的大明湖的北岸，此处既是到鹊山和华山得分岔处，能遥看两山，还是邢侗由临邑进济南城的必经之地，能栖居于此。身居大明湖畔，隔湖南望，城南千佛山历历在目。“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湖山之胜皆收眼底。
济上菟裘建于何时笔者尚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但大致时间应该是可以推测到的。先看“菟裘”一词的含义。“菟裘”一词出自《左传》：“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因称告老退隐的居处为“菟裘”。邢侗当年筑泲园是为了娱养父母，根据古训父母在不称老、父母在不远游可知，邢侗经营“济上菟裘”应该是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双亲去世以后。其动机除刘敕所说的“爱历下山水”之外，最起码还与其晚年的风雅护持主政山东十五年之久的黄克缵和万历三十二年朝廷为其平反这两个因素有关系。平反之后的邢侗在给时任户部尚书的的济南赵世卿的信中表达了退隐江湖的心情：“人间贵仕，固已绝意无营，而竹素缥缃之故则时轸于怀。”[63]
五、国史馆成立与复出的破灭
邢侗的被迫辞官，在万历年间的官场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事件，许多正直之士都对邢侗表示出很大的同情。他们或在经过山东的途中迂道到临邑拜访邢侗，或直接用奏章的形式向朝廷推荐邢侗，因而使邢侗的名声大增。其中山东莱州的赵焕和邢侗姻亲海丰的杨巍就为邢侗复出出力颇多。杨巍在邢侗罢官期间正在吏部尚书任上，他不方便公开推荐邢侗复出做官，便让赵焕出面推荐。赵焕很敬重邢侗的为人，连续上疏推荐，都没有成功。
万历二十一年，邢侗辞官回乡已经有八个年头了，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复出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时任礼部尚书的陈于陛上书请修本朝正史并获得了皇帝批准。
陈于陛是晚明很有眼光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由他倡导的这次纂修当代史的活动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事件。当时不少朝野文人如焦竑、陈继儒等对纂修当代国史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期待。焦竑当时任国史馆的史官，撰写了《上修史条陈四事》；在野的陈继儒也为《建文朝野汇编》撰写了序言，文中对纂修本朝历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64]
万历一朝，士大夫和皇权斗争激烈。国史馆修的是本朝历史，与目前的政治息息相关，因而国史馆的成立使当时的朝野文人士大夫看到了一个借当朝的历史话语表达其政治话语的绝好契机。当然这对邢侗来说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国史馆隶属翰林院，乃词臣清要之地，入馆既能复出，一洗不白之冤，施展多年的政治抱负，还能翱翔文坛，毕竟文艺新调的推扬离不开政治的推波助澜。据〔美〕何惠鉴、何晓嘉研究，晚明的翰林院不仅是最重要的国家储才之地，而且因为其在官僚体系中所扮演的敏感角色，也是通往中央政府的捷径。要想获得这种权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掌握编修国史和实录的特权。“这是一种比其表面看来更为重要而又有影响的任务。在晚明激烈的朋党之争和政治内讧期间，受命编修历史的官员可能扮演一种自任审判历史的独断角色，篡改既成事实，操纵民意，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65]
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二年的三月，内阁就陈于陛所请修国史事，拟定方案，请神宗下令开馆设官修史，分任责成。神宗遂下诏修国史，并由内阁选词臣分任。后决定由大学士王锡爵、张位等为总裁官，陈于陛、罗万化等为副总裁，右庶子余继登等为纂修官。同时往各地广泛选用文行兼优之人，不论品流，均令改为京职入馆，至于山林隐逸之士，亦令吏部访用。不久王锡爵谢职，陈于陛全面负责修史工作。
结果，邢侗与李维桢、屠隆、王穉登、魏学礼、陆弼、王一鸣等十二人被荐。实际上，早在邢侗被罢官之后就有许多人不断地向朝中推荐，即李维桢所谓的“推于朝，章十数上”。在邢侗与李维桢、屠隆、王穉登等十二人中，前三者属于被罢官员的类型，后者则是山林隐逸之士的类型，但都文名籍籍。
被推荐入国史馆的消息使邢侗又唤起了重新踏入仕途的希望。邢侗在给他的挚友傅光宅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愉快的心情：
更深觉今人一字不迹古。元美畅美，于鳞艰深，皆非班左斯文正髓，泲水其将兴乎！[66]
邢侗对其文才将获得朝廷的重用而充满了自信。
在遴选修史良材的同时，万历二十二年，陈于陛向皇帝建议对过去罢官闲居的官员重新择优起用，但没有获得万历皇帝的同意。原来由吏部郎中顾宪成起草的国史馆人员推荐疏上奏皇帝也没有获得批准。就在这令人焦躁不安的等待中，万历二十三年，邢侗大病一场，但终于又挺过来了。在邢侗看来这种经历与他的一波三折的仕途很相似，所以在病愈之后，他在他的来禽馆题上了“更生”两个字，企盼今后的仕途会像这场有惊无险的病一样，获得一个光明前景。
这次邢侗被推荐应与冯琦、黄辉、焦竑、赵南星（赵时任吏部考功郎中）等人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时任刑部尚书的同乡赵焕为邢侗的复出奔走延誉更是不遗馀力。万历二十四年等待中的邢侗在给赵焕的信中可以看出：“甚矣！先生之急不肖也，不肖盖有闻焉。先生每向人言：吾党邢君廉士也，文士也，意气士也。侗乃时用嗟感慨谓：世有先生知我，我即死无憾也。”[67]
但最终的结果是，万历二十五年皇帝下诏罢修国史。这样热闹一时的国史编纂的大事就这样草草流产了，邢侗也失去了复出的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晚明党派纷争日趋激烈，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人为地炒作成政治巨浪。这次国史馆的成立既然是朝野关注的文化大事，自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纷争，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二十二年下诏成立国史馆，邢侗等人被推荐但迟至二十五年也没有动静的原因。这一层原因，在邢侗于万历二十一年写给屠隆的信中也有分析：“以诸君难从度外行事。”[68]即邢侗埋怨当时的宰相们过于瞻前顾后搞政治平衡。其二，陈于陛于万历二十四年底去世，群龙无首也是一个原因。其三，按照邢侗的说法是因为国使馆某些馆臣的嫉贤妒能。其四，“馆中诸君小忌折角云辈来。”[69]所谓“折角云辈”指的是有口才或有才能的人。看来当时某些人对邢侗入馆还是心有顾忌的，其理由似乎还是原来被人诬陷的那些不实之词。因为关于邢侗被诬陷之事朝廷此前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对此，邢侗在万历皇帝下诏罢修国史的那一年在与他的同年进士的刘士忠的信中表达了愤懑之情：“仆有无要结贿赂为声援，其事在大明中不须别白。又不肖者年来不能呴其八口，安有能贪如邢生而与斯世龌龊者流齐条科罪乎？”[70]
就在上面提到的写给屠隆的信中，邢侗同样表达了愤懑的情绪：
二彼皮相者（指的是朝廷当道者——笔者），往往右彼而左此，宝外泽而录中干，器乎一剑之任而吐遗乎命世恢然者也。夫文不见收，武不见擢，天以齐越两方奉吾曹，而我乃张脉偾兴，校短长而狭人以尊己，此谓逆天，吾曹其可已矣。久别仁兄又不通书，叙心辄抒其愤懑如此。[71]
英雄失路，既愤懑又自悲自哀，此情溢于言表！
六、书法名播朝野海外
几乎就在与邢侗焦急等待复出的同时，万历二十年的五月，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政府派援朝军参战。朝鲜战事成为朝野密切关注的话题。本来，早在邢侗辞官前夕他就谋划倭事十馀条，曾上奏万历皇帝。在“朝野谈倭事者蜂起”之后邢侗对此又有了新的思考。邢侗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对时事的洞见分别撰写了数万言的《〈汉书朝鲜〉疏》和《倭国论》。在前文中，邢侗以其深厚的学问对《汉书》中有关朝鲜的史实进行了疏解，并对朝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后一篇中，邢侗提出东师（指援朝军）有“五危”、天下有“四患”之说。既对朝廷仓促援朝、抗倭不力、和而又战、战而又和无端受辱提出了批评，又提出了应将援朝与治理危机四伏的国家通盘考虑的思路。
邢侗的这些文章反映了他除了作为诗人、古文家、书画家之外还有另一面，即崇尚事功、经济实学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晚明万历山左文人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在邢侗这个时期写给屠隆的信中也有这方面的自我期许：“嗟嗟，长卿（屠隆字——笔者）子愿，廉威绝伦以授征钺、将三军，率其胸腹，将必万人，效死千夫。”[72]可惜，邢侗复出既然没有机会，这些高论就只能或作为牢骚发发，或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
当时指挥朝鲜战役的是他的两位挚友，时任兵部尚书、援朝平倭总督的益都邢玠和天津海防巡抚的万世德。邢玠赴任之前，曾到临邑拜访过邢侗。战争期间，他们之间也有书信来往，如在《答经略邢太保》中期望邢玠与万世德等精诚团结，共同完成抗击倭寇的大业：“自枉寒庐，奉娓娓之论，益知钜公伟度，元自有真肘。”“愿台端大其所阅而成其为盖代之伐，幸甚。万抚公（即万世德）旷然广揽，堪共持筹，将不患同舟中柴棘也。”[73]
对于邢侗这些关于朝鲜、倭寇的筹划建议，战后万世德是这样评价的：“先轸有谋，胥臣多闻，子愿兼之矣。”将邢侗比之为春秋晋国的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大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看来邢侗这些关于朝鲜和日本的研究报告，邢玠和万世德不仅看到了，而且还对朝鲜战事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耗时七载丧师数十万靡饷百万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大事，邢侗对自己的朋友的成就也感到自豪。虽然邢侗没有借国史馆的成立成功复出，但通过这件事使他获得了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同情。
从朝鲜战场凯旋的邢玠给邢侗带来了一个令他宽慰的事情。在邢玠指挥朝鲜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当时有一位姓李的状元的妻子让他捎带书信给邢侗，在信中说她很希望做邢侗的弟子，怕自己是蛮夷之族而不被接纳。后来著名文人、书画家朱之蕃于万历三十三年出使朝鲜的时候，有随从带着邢侗的作品，被朝鲜人以等同黄金的价格买走。[74]琉球使者对邢侗的书法也非常喜好，来中国时希望多逗留以便购买更多的邢侗书法作品。邢侗在万历二十八年与李维桢的通信中也提到朝鲜收集其书法的事情：“弟书不佳矣。闻高句丽颇耽之，每以中金如许易一条幅书，即今上四幅是也。”[75]这说明当时的邢侗的书名早已闻名海外，其书法也曾在朝鲜被人仿效。
邢侗去世以后，朝鲜使者还到临邑拜访他的后人，搜集他的书法。天启年间，朝鲜使臣权进巳到临邑拜访邢侗的次子邢王称，赠诗称赞其父的书法：“星头蟠胸笔有神，迥然风骨照青春。他时礼乐三千字，应占龙头第一人。”
邢侗手札《文债字债帖》
邢侗晚年，他的书名终于传到了万历皇帝那里。根据李维桢为邢侗撰写的墓志铭的记载，万历皇帝之所以能注意到邢侗的书法是偶尔从某个太监那里看到的，看后非常欣赏。万历三十九年，即邢侗去世的前一年，皇帝让身边的太监搜集邢侗的书法进览并为之“击节称赏”，还“命女史学其书，随置以图记”。[76]所谓“女史”即管理宫中宫女的女官。
随着邢侗文名、书名越来越大，这方面应酬也越来越多。王洽《来禽馆真迹》中收录的一封邢侗给朋友的信中就透露出这方面的烦恼：“暑月文债、字债动盈箱箧、苦唯自知。”[77]
邢侗后期，他的书法不仅受到了海外、朝廷的关注，而且还与董其昌一起一南一北饮誉万历书坛。周之士就说：
近代邢子愿书，研精二王笔法，……宋齐而下，书法衰飒，晋、魏风轨扫地者，已非旦夕之故，乃公独裒然辟除陋习，追迹逸少，亡论其精诣谓何，即其矢志则已超人一等矣。韩昌黎以文章振起八代之衰，其此之谓乎！[78]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说：
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邢侗与董其昌成为万历书坛的执牛耳者。
七、名誉恢复与仕途转机
邢侗虽然没有能借国史馆的成立获得复出的机会，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声誉。只是对于当年因受张居正、王篆案子的牵连而获得的不实之词的结论，朝廷一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而在万历皇帝下诏罢国史馆以及朝鲜战事结束后不久，事情有了转机。万历三十年前后，邢侗的不少同年及师友纷纷或被朝廷重用。万历二十九年，另一位乡试同年兼同乡的赵世卿（与邢侗同为济南人）升为户部尚书，最为关键的是他曾在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兼署吏部尚书，这为邢侗顺利平反恢复名誉创造了最佳的机会和条件；万历二十七年同年李三才在被任命为漕运总督；二十八年，黄克缵被任命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
赵世卿（?—1618），字象贤。明代济南历城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二十九年至万历三十八年升为户部尚书，以清正廉洁干练著称，深受皇帝的重用，是晚明著名的理财专家。
李三才(？—1623)，字道甫，号修吾。陕西临潼人，寄籍顺天通州。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邢侗与这位同年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来看是很融洽的。他们也探讨书法，批评董其昌书法，这说明他们是互为知己的同年兼书友。黄克缵（1550—1634），字绍夫，号钟梅，万历八年进士。自万历二十八年任山东布政使，不久又转任巡抚，先后在山东任职十五年，与邢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邢侗晚年最有力的风雅护持者。又因黄克缵也擅长诗文翰墨，因而还是邢侗晚年的重要文友和书友。
万历三十二年，对邢侗来说有两大喜讯，一是他本人被朝廷公开平反昭雪，二是他的老师于慎行在六十岁这一年有了复出的机会。邢侗在此年为他的老师于慎行的文集《榖山堂诗草》所作的序中很愉快地说道：“先生是年正六十，色甚泽，志甚愉，而召还之旨迫在旦暮。”
在万历三十三年邢侗写给赵世卿的信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平反的过程：
不肖还山廿载，自分于世常违，夫不可青黄之木而欲晋之万乘之器，孰不惊而走者!独尊台持平通国，蟠木加先。去冬（指万历三十二年）按台剡削，不肖获以黔谫缀诸尾末。秋毫悉属大恩，盖得之督漕李公、方伯沈公者甚具。[79]
可见当时任户部尚书兼任吏部尚书深受万历皇帝信任的赵世卿在推动朝廷恢复邢侗名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不管是朝廷中还是山东地方政府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所以邢侗非常感激地说“秋毫悉属大恩”。文中所言“督漕李公”即指的应是其同年李三才，所谓的“方伯沈公”指的是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沈某（名字不详）。邢侗在信中既对赵世卿表示感谢，同时也称赞李三才和沈某周到的帮助。所谓的“按台”应该指的是山东巡按御史温如璋，他是当时具体办理此案的负责人，与山东巡抚黄克缵同为福建人，而且后者也是邢侗平反的促成者之一。邢侗在平反之前给朋友的的一封信札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昨秋温直指公入境，黄公宴席间即出拙箑：‘此人北方才子，作人以厚为道。吾当与公共奖成之。’未几温公递中一札，相及便理前语，谓入境已得大夫贤者矣。”[80]
平反之后，邢侗向温如璋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侗少而励操，不属为庸常人中遭连染，浸及沉沦于世长已矣。乃尊台天空日霁，无隐不周，剡书达阕，谬采微薄姓名而光扬之。……台下荐我而兼昭雪我，是一疏而倍两疏指也，且自玄黄以判此，恩有两哉！[81]
由此可知邢侗恢复名誉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二年甲辰，而朝廷对当年邢侗的不实之词所重新下的结论在李维桢的《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中有所透露：“是夫也，不援而进，不阿而退。”这也就是说不管当年的提拔还是降级等都不存在邢侗巴结权贵这一说。
这姗姗来迟的平反对邢侗一生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痛定思痛，今后的路怎么走，是继续出仕呢？还是在他喜欢的诗文书法领域有一番作为呢？深知宦海的险恶和已经习惯了在野生活的邢侗经过一番权衡，选择了后者。他在信中向赵世卿明确表示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意向：
侗计廿年伊兰见染，一日及于昭明，则乙巳（万历三十三年）以后之身天所予也，尊所成也。人间贵仕，固已绝意无营而竹素缥缃之故则时轸于怀。鄙意欲琢磨两汉，洗濯三唐，以期翼清时之鹏运，陪长者之下风。[82]
看来邢侗已经下决心告别昨天，不在仕途上与别人争高低了，要在文艺上有一番作为。
也就在邢侗恢复名誉后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三年，更多的好消息传来。这一年的十二月，他终生尊敬的老师于慎行终于获得神宗皇帝批准重新出山了，首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领詹事府事。而此前的万历十八年，于慎行曾因上疏要求早立太子以定国本忤神宗皇帝旨意辞官返乡后闲居十多年。接着在万历三十五年五月，朝廷荐举内阁大臣，于慎行名列被推举的七人之首，又进太子太保，成为内阁首辅。与于慎行一同入阁的还有邢侗的乡试同年福建李廷机。这对邢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邢侗又有了重新复出的绝佳机会。但邢侗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于慎行到北京赴任之前的饯行宴会上，邢侗对他的老师说：“天下人才何限？吾师翕受敷施，无以小子示天下私。”这说明在于慎行赴任之前，他们师徒之间就后者是否出仕曾有过沟通。于慎行此前就多次对人说过：“子愿君子，世无知者”，看来他是主张并支持他这位弟子复出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的，邢侗大概也同意在不损害老师的清名的前提下同意复出，所以才有了前面那段话。
这一系列的好消息使邢侗产生了重振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中兴”的希望。在邢侗平反的第二年、老师于慎行复出的万历三十三年，邢侗的朋友冯元成到临邑拜访他，借此机会，他们成立了还包括云间董其昌、京山李维桢、吴门王穉登在内的“中兴五子”社。
于慎行在被任命为内阁首辅的万历三十五年的十二月到达北京，但不幸的是到京后就大病不起，一直没有到内阁值班，就在到京的十几天后去世。邢侗复出的机会和希望又落空了。
八、去世
邢侗少年得志，但自踏入仕途，起起伏伏，可谓是一波三折。他的老师于慎行从被任命内阁首辅到去世这大喜到瞬间的大悲给他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
于慎行去世之后的后事完全是在邢侗的主持下操办完成的，当时的邢侗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这中间的悲痛、迷茫、忙乱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他的挚友时任山东巡抚的黄克缵对他大力支持，帮助他一起料理老师的后事。在于慎行出葬的万历三十七年的秋天，邢侗的挚友李维桢来临邑看望他。他这次来的目的既是为了他的进士同年好友于慎行的丧事，也是为了看望身心俱疲的好友邢侗。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同一年，著名学者湖广的瞿九思以抚按疏荐，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诏有司岁给米六十石，终其身。大概这给邢侗以启发，他劝吴门挚友王百穀仿效瞿九思的办法，通过某些关键人物推荐的方式达到出仕的目的。即使不能获得什么实职，也可以有一定的名利上的效果：“瞿待诏非迩日旁州耶！”从邢侗给王百穀的信札中“先生笑仆恋恋进贤”可以看出，邢侗在背后做了不少推荐性的工作。但王百穀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冠缨欲绝矣。”[83]
邢侗对王百穀的推荐工作，在同一年邢侗和当时任苏松巡抚徐某信札中有所透露：“百穀先生，千载名流。去载秋与本宁太史屈指言此兄真布衣间气，台下素加礼遇，尽一切更望作护法韦驮耳。”
邢侗给王百穀的信中解释了他推荐的动机：“仆是有意先生同升此段，计本宁、元成二丈能达也。五子赞中有微指。”所谓“五子赞中有微指”，指的是他们在《中兴五子赞》所约定的“华岳相当，江湖并牵”。“中兴五子”中除王百穀为布衣之外其他四人皆为进士，显然在邢侗眼里有了朝廷认可的官职和身份对他们倡导文艺新风是有很大作用的。
万历三十九年，邢侗已经六十一岁。就在这一年，邢侗善书之名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关注：“（帝）语内竖以邢某字扇进览，偶得之某黄门所上，欣赏，命女史学其书，随置以图记。”[84]邢侗一生的政治抱负因遭诬陷而不能施展，但到了晚年却以善书获得了皇帝的欣赏，幸也？悲也？邢侗死后朋友为他撰写的传记中都要将这件事郑重地写进去，也许这对邢侗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像当时著名的火器专家兼书法家的赵士桢以书法走向仕途获得富贵那样，再加上诸贤的推荐，再次获得复出的机会也未可知。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么多年处心积虑的努力，上到皇帝下到民间，再到海外，邢侗的书名确实达到了大名鼎鼎的程度了。他和董其昌等人倡导的中兴新风气终于以“北邢南董”形式被镶嵌进了书法史上了。但历史又似乎给邢侗开了一个玩笑，大喜又将他瞬间带到了大悲的绝地。这就是他的长子邢王瑞的去世。
邢王瑞，子玉符，廪生，为邢侗早已去世的第一位妻子陈氏所生的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可能因为忙于举业，又去世得早，所以在邢侗的儿子中并不是出色的。但受家风的影响邢王瑞对写写画画及收藏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十几岁时不管是临写颜真卿还是父亲的书法都能达到乱真的程度。晚明著名的画谱《顾氏画谱》中就有一张画盖的是邢王瑞的收藏印。邢侗对这位长子不仅疼爱有加，而且还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行年五十有五，故业尽荒，唯是瑞儿学殖颇进，仓官一下三稚尽肆小学，新雏呱呱在襁，已足陶潜之数。”邢侗对儿子们的上进还是由衷地高兴。
在王洽主刻的《来禽馆真迹》中收有多封信札专门谈及邢王瑞县试及邢侗为其奔波之事。其中的《瑞儿县试帖》有：
邢侗手札《瑞儿县试帖》（局部）
许时未敢上，记台下正张烦得抱，劳裁答耳。瑞儿县试卷敬呈台览，尊父师无日不期此儿腾踏，更剧于侗，今卷中文不知何以似，唯尊父师大加批撺而实教之。去科场尚数月，当有奋励也。偶得旧玉扇坠一枚，聊申积阔，亦籍祝平陵世世冠上加蝉耳。将理诸墨，逋而苦乏不律，敢请遣镂管中山数曹。治弟侗顿首上。[85]
科举时代，考试者于考前将文章呈送考官并赠送礼物本是常用的潜规则，为了孩子贤者如子愿也不能免俗。
李维桢为邢侗写的墓志铭中说他“故状无疾”。在邢侗五十九岁时写给朋友郭正域的信中还自信地说：“侗明岁六十，须发无半茎白，齿犹堪砺。”但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的乡试中，邢王瑞落第了。邢侗在给他的同年吕坤的信中提到，“长男三上名场不遇。……次未弱冠，亦观场三四”。[86]
邢王瑞的落第给整个家族带来沉重的气氛。第二年，次子邢王称又大病一场。在一封信中，邢侗谈及此间的狼狈：
称儿一病缠绵，舐犊之私亟以晨夕奔波百馀日，吾离家静摄医药奏功耳。就中一夜十起之劳，备□极人间苦楚。此六十残躯几还造化矣。[87]
邢侗手札《称儿帖》
当年邢侗在吴地做官时落下了脚疾，[88]终因这些一连串的不幸复发了。在给挚友时任山东巡抚的黄克缵的信中说：
侗往役吴中，中湿得脚气，每岁一发。今六月初，郁蒸之极，时用盆水濯足，引起沉痼，不任药，盖展转床荐者整整三阅月。近始就平，坐是笔研都绝。[89]
此刻邢侗和他两个儿子都被病魔纠缠着，邢侗有一封写给朋友的信大概反映的就是这时候他的极其苦闷的心情：“阖室卧床，心焦如火，一切俱废矣。”这次足疾，让邢侗卧床三个多月，其痛苦可知！
这一年伴随着不幸也有喜事传来，邢侗的三女婿乐陵人史高先在此年高中进士，这应该给了他些许的安慰。
但很快一个对邢侗更为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就在他足病刚好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九年，长子邢王瑞去世了，身后也没有留下后代，这次邢侗被彻底击倒了。邢侗感到没有照顾好他和第一位妻子陈孺人留下的唯一骨肉，没有实现他在陈氏临死前所做的“死不相负”的承诺。冯时可在为邢侗写的墓道碑铭说他“哀伤愈年”。说明从这一年的年底开始，邢侗的精神和健康就开始出现了问题，终于到了万历四十年的年初，邢侗大病四十多天。大便秘结，难以下排，庸医竟下猛药，结果事与愿违。邢侗在卧床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暴下四十馀日，将有性命之忧，非诳也。”半月馀，一代杰出的书家、文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其友冯时可记下了其临辞世时的情景：
临没神不乱，援笔书曰：天高水长，学则如此。止惟五峰，小圃未成，西汉书未烂耳。……正容端坐而瞑。[90]
邢侗的绝笔书今已不存，但辞世时的这封书信却保留下来了，被收录在王洽主刻的《来禽观真迹》中，这大概是子愿留存于世最后的一件作品。
[1]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2]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3]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4]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5]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6] 《重修临邑县志》卷十《人物志》，清康熙刻本。
[7]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8] 《重修临邑县志》卷十《人物志》，清康熙刻本。
[9] 史以明《重修来禽馆集跋》，《来禽馆集》附。
[10] 史以明《重修来禽馆集跋》，《来禽馆集》附。
[11] 史以明《重修来禽馆集跋》，《来禽馆集》附。
[1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13]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14] 王世贞《邢氏五世志略》，陈起凤纂《临邑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清顺治九年刊本。
[15] 可参看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书学研究丛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
[16] 邢侗《延安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元兄小原邢公传》，《来禽馆集》卷十二。
[17] 邢侗虽然不以篆书名世，但也研习过篆书。在邢侗《来禽馆集》中就收有一封与邻邑平原的姻亲刘本初探讨李阳冰篆书《碧落碑》的手札。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邢侗受其父“精篆书”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当时临邑一带有着浓厚习书和以书干禄的风气。
[18] 可参看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书学研究丛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
[19] 邢侗《延安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元兄小原邢公传》，《来禽馆集》卷十二。
[20] 史以明《重订〈来禽馆集〉跋》，附邢侗《来禽馆集》卷后。
[21] 于慎行《明敕封监察御史邑涯邢公暨配赵万二孺人合葬墓志铭》，《毂城山馆文集》卷三，明万历间于纬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22] 邢侗《漫题》，《来禽馆集》卷二十一。
[23] 邢侗《漫题》，《来禽馆集》卷二十一。
[24] 邢侗《文林郎洛南县知县心禹徐公元配郭孺人及次配王令人合葬墓志铭》，《来禽馆集》卷十四。据汪世青《黄辉的生平及书法艺术》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黄辉的生卒年为1555—1612年，他入太学的时间在邢侗的第二年即1569年。
[25] 据学者陈宝良研究：明代科举生员数占在学生员数的比例，大体在8%—16%之间。生员中举比例多为三十取一，中举率大约为3.3%，而中进士率要高于这个数字。（《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 邢侗在万历十九年写给申时行的信中说：“不肖侗自束发侧迹师门，迄今且二十馀年。”故知邢侗与申时行的师生之谊与后者参与主持了隆庆四年的顺天乡试有关。
[27] 邢侗后来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乃竟不知何说，落落三甲后半，末余五十人耳。”其父笑曰：“少慧果机减福乎！”（邢侗《漫题》，《来禽馆集》卷二十一）看来邢侗对这个考试结果是不满意的。
[28] 黄克缵《邢子愿先生传》，清刻本《邢氏家乘·家传二》。
[29]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3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31] 邢侗《答刘华石年兄》，《来禽馆集》卷二十九。
[32] 邢侗《答周斗垣民部》，《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33] 邢侗《上申相公书》，《来禽馆集》卷二十七。
[34]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
[35]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36] 邢侗《泲园吟》，《来禽馆集》卷五。济水就是古书经常提到的四渎：江、河、淮、济之一，现在黄河下游地段以及大清河、小清河，就是原济水故道。
[37] “济南生”是邢侗在泲园建成以前的书法作品常用的印章，此时的签名也多用“济南邢侗”。“来禽生”是邢侗在泲园建成之后数年内常用的别号。由“济南生”到“来禽生”反映了邢侗对人生出处的自我体认的变化过程。
[3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有某郡守谓余曰：“子知吴下三厌耶？山人诗卷与士夫干请之书、僧徒募缘之册。”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称三党。夫山人之口誉于四方，谓之外党。士夫之口誉于中朝，谓之内党。”曰：“然则僧徒称何党耶？”曰：“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为阴助，宁非党耶？此可称上党。”一座绝倒。
[39]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齐鲁书社1997年版。
[40]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齐鲁书社1997年版。
[41] 黄克缵《邢子愿先生传》，《邢氏家乘·家传二》。
[42]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齐鲁书社1997年版。
[43] 邢侗《与万伯修观察》，《来禽馆集》卷二十七。
[44] 邢侗所修方志在方志史上颇有声誉，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就说：“予于明代郡县志书，只取关中诸公所纂，如武功、平凉、朝邑、华州等十馀种，此外惟崔后渠《安阳志》、章枫山《兰溪志》、马应龙《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莲勺（纪事）《介休志》不失史法。”（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五）邢侗一生共修纂《南宫县志》《武定州志》《临邑县志》三部方志。吴鹏《邢侗交游考述》认为邢侗还编纂过《泰安州志》十卷，实误。
[45] 邢侗《与董太史》，《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46] 邢侗《与傅民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九。
[47] 赵南星在晚明也善以善书而著称。邢侗在给赵南星的书信中称赞其书法“挥毫为元常内史，对人不道墨卿”（原件现藏于辽宁博物馆）。
[48] 赵南星《与邢子愿》，《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五，《四库禁毁书》集部68-1。
[49] 邢侗《余家雪水莲花酒甚佳，再柬梦白（即赵南星），期一过临》，《来禽馆集》卷五。
[50]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历代笔记丛刊本，上海书店2001年版。
[51] 邢侗《毂城山堂诗草序》，《来禽馆集》卷六。
[52] 录自刘雨若《翰香馆法书》卷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3] 邢侗《百穀寄茶分饷司农觐国先生兼谢佳招赋得十四韵》，《来禽馆集》卷四。
[54] 邢侗《与王百穀》，《来禽馆集》卷二十九。
[55] 邢侗《拳石图》题款，该图现藏南京博物院。
[56] 彭好古《墨苑序》，程君房《程氏墨苑》卷九，第12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7] 邢侗《墨谈》，《来禽馆集》卷二十一。
[58] 邢侗《题自书画》，《泲园集》卷三，北京图书馆藏天启四年赐绯堂刻本。
[59] 据墨迹录入，《清宫散佚国宝特集》书法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
[60] 邢侗《〈澄清堂帖〉跋》，《来禽馆集》卷二十一。
[61] 据王洽主刻《来禽馆真迹》拓片录。
[62] 谢肇淛《小草斋集》卷二十，《谢肇淛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3] 邢侗《与大司农赵南渚先生》，《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64] 当代史学界认为明万历朝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后世编纂有关明代史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可参见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5] 《董其昌对历史和艺术的超越》，《董其昌研究文集》，第2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66] 邢侗《与傅金沙》，《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67] 邢侗《答大司寇赵吉亭先生》，《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68] 邢侗《与屠长卿祠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69] 邢侗《与屠长卿祠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70] 邢侗《与屠长卿祠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71] 邢侗《与屠长卿祠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72] 邢侗《与屠长卿祠部》，《来禽馆集》卷二十五。
[73] 邢侗《答经略邢太保》，《来禽馆集》卷二十五。吴鹏在《邢侗交游考述》（《书法丛刊》2007年第六期）一文中将邢侗与主持万历中期的朝鲜战役同为山左的益都邢玠混为一人，实误。邢侗与邢玠实为两人，且是同乡好友。
[74]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75] 邢侗《与李本宁》，《来禽馆集》卷二十八。
[76]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77] 邢侗《暑月文债帖》，王洽《来禽馆真迹》。
[78] 周之士《游鹤堂墨薮》，《明清书法论文选》，第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9] 邢侗《与大司农赵南渚先生》，《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80] 录自王洽《来禽馆真迹》邢侗信札拓片。
[81] 邢侗《上温按台》，《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82] 邢侗《与大司农赵南渚先生》，《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83] 邢侗《与王百穀》，《来禽馆集》卷二十九。
[84] 李维桢《明中顺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85] 邢侗《瑞儿帖》，王洽《来禽馆真迹》黄（第四册）。
[86] 邢侗《答吕心吾总宪》，《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87] 邢侗《儿病帖》，王洽《来禽馆真迹》。
[88] 邢侗的脚疾每岁一发，这在其晚年的信中经常提及：“右踝坟起如车轴，不能着靴。”（王洽《来禽馆真迹》）
[89] 邢侗《与黄抚台》，《来禽馆集》卷二十九。
[90] 冯时可《明中顺大夫陕西行太仆寺少卿知吾邢公墓道碑铭》，《邢氏家乘·家传二》，清临邑邢氏家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