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明书家阶层空间的拓展和变迁
晚明是一个激荡不安的时代，这既包括书法地域的多元分化，还包括士人内部层次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引起了更加频繁的阶层内部流动，伴随这种阶层流动，士人的空间流动也就在更为广阔的层面展开了。在本书中笔者引入社会学中的社会阶层和流动理论探讨晚明士人的分化、流动是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了书画家群体的内部构成和行为方式的。
（一）缙绅阶层与精英书家
学界中对缙绅、乡绅的研究一直很重视，成果也很丰富。大家对绅士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社会的统治格局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都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十二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地方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地方事务。这些地方精英集团构成了明清时期缙绅阶层的雏型。明代的缙绅阶层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以及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明代的缙绅阶层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成为沟通朝野之间的桥梁。这些缙绅阶层因依托的是“地方”空间场景直接导致了晚明地域文化认同的逐渐增强的趋势。
作为具有较高级科举功名的士人自然构成了缙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同时也成为本阶层的文化代言人，它们构成了明朝文人精英的主体。作为晚明著名文人又具有进士身份的邢侗自然也是缙绅阶层的知识精英。
这些知识精英虽然受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要求他与皇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其阶层定位又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其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主要依托“地方”场景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他们更加用心地经营着文化“地方话语”的开拓和打造。明朝中期“前七子”的崛起标志着在馆阁文体所代表的朝廷话语之外文学“地方话语”的形成。与此相呼应，以祝允明、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门书家们——他们都属于具有较高功名的知识精英——借该地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力量，也形成了明朝第一个地方性的书法文化高地。
在前述晚明书法地域空间多元化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邢侗、董其昌，还是张瑞图、王铎等等都是作为缙绅阶层的知识精英，扮演着倡导者的角色。这是吴门时代以来书法“地方话语”历史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万历年间，由“北邢南董”倡导的复古书法构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笔者在考察它与朝廷的官学的差异的同时，也详细寻绎了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蛛丝马迹。所谓的朝廷的官学在书法上主要指的是以书取仕的铨选制度和以馆阁体或称为“院体”为标准的书法样式。通过考察，笔者在邢侗书法创作研究等有关章节认为，在明朝中期的正德至晚明时代，受馆阁书家郭谌的影响，包括临邑在内的济北一带有着以书干仕风气，被称为“院体”的馆阁书风较盛，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邢侗的书学思想和创作取向。
晚明时期，随着专制皇权控制力的减弱，始于明朝中期知识精英所自觉打造的书法“地方话语”却呈现越来越增强之势。邢侗的书学思想的提出和成熟书风的形成标志着书法“地方话语”在万历年间于空间拓展上已经成燎原之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宋朝皇家掌控着书画主流话语不同，明朝中期以后，书画的主流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文人知识精英手中。晚明的著名文人夏允彝就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一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11]
（二）晚明士人的阶层互动与书法家的群体化、集团化
治晚明艺术史者，多以处在顶层的艺术文化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实际上在这个“塔尖”的底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不同层次的文人，而这些处在“水平面”以下的群体储存了一个时代整个文人群体的“基因”。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科举成为生产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机制，书法借科举文化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受强大的科举文化所吸引，传统文人其早期的应试年龄的少年、青年时期正是其基本文艺观念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习书经历、文艺趣味都会影响深刻影响到其书法创作。[12]如一般研究者为突出晚明精英书家的创作性，过于贬低馆阁体书法，实际上正是这些早期馆阁体学习经历和功夫才构成了后者书法的基因。这只要看看流传到现在的董其昌、王铎等人有关的书法作品就可以看出来。就邢侗来说，其服膺子昂就与其早期研习赵孟、沈度等书法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每一个传统文人来说，通过科举获得的身份以及入仕之后所获得官职的高低既成为人们划分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的指标——这直接促成了文人社会阶层流动，也成为他们获得文化资源的最重要的凭借。这些相对底层的文人由于身份相对较低，其文化话语权也就相对微弱，这也是后世研究者对他们有意或无意采取忽略态度的重要原因。对于每一个文人来说，其应试、入仕经历和际遇对他的文艺态度、取向等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因而在本书中，笔者引入社会学社会流动包括阶层流动、空间流动等理论对整个万历时代的书法进行重新打量和认识。
就晚明文人来说，科举、入仕又存在着新的特点。明朝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采取八股取士。但科举竞争激烈，至晚明更甚。能进士及第的文人是凤毛麟角，它构成了主流文人塔尖部分。科举壅塞造成了下层文人向上的阶层流动通道大部分被阻断，这又引起了晚明庞大的底层文人群体的形成。这些底层或较低层次的文人从身份上看既包括从没有进过学的文人，也包括进过学的童生和进而获得功名的诸生、举人等。
晚明文人这种科举身份的壅塞的上下流动态势，既造成文人层次的大大分化，也造成了传统文化（包括书法、绘画等）在文人群体中的多元化的重新分布。一部分热衷于科举或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文人成为八股时文的应试专门家。而那些在科举道路上的失败者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另择他路，而在应试文人所不屑的“小道”领域如诗文、书画、篆刻、科技、物理、天文等等确立新的话语中心，从而使得传统的文人艺术在晚明进一步向民间急剧下移。晚明出现的大量的“山人”式的文人群体就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邢侗的朋友谢肇淛敏锐地看到了晚明这一文化变迁：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搢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固有不可晓者。……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以可以观世变。[13]
邢侗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晚明山人群体与官府、精英文人的分层、游离和对峙，并对他们的社会价值表现了某种同情：
侗闻之公乘之途启则岩穴损价，叶公之蜒进则泥蟠见摈。知岩穴者，德艺之薮，泥蟠者，飞跃之式。[14]
这个历史文化变迁同样也被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看到了：
夫文章之权，自宋元以来，尽归馆阁；其僻固而狭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馆阁之体，趋于枯淡，然体裁不失，天下犹莫之不宗。成、弘之后，散而之于缙绅个操其权，而馆阁始为空名矣。嘉、隆间，尽审议不能尽收，散而入于韦布……自万历至崇祯，举世陷溺于场屋，缙绅之为读书种子者绝……[15]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特别是晚明伴随着科举道路的壅塞，书画呈现出更加民间化的下移趋势，文人群体职业及阶层更加多元并走向分化。与此同时，文人中书画家群体也走向了分层和分化，一大批具有底层功名身份的文人如文徵明、徐渭等崛起，从而呈现出“山人”化发展特征。由于书画话语权旁落，传统精英文人对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在上引的谢肇淛、黄宗羲的文字深处透出的就是这种情绪。这种分化的趋势反过来又强化了上层文人的精英意识和对底层职业化书画家的某种排斥。晚明文人所争论的“戾家”与“行家”书画的争论，以及董其昌绘画南北宗理论、王铎对古字的偏好等等都与这些问题有关系。
虽然下层文人在社会利益等方面与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存在着矛盾[16]，但二者又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与共生的关系。这一方面源于后者在获得高级功名以前本身就是前者的一分子；另一方由于晚明政治资源的“相对”短缺，文人在阶层流动上不仅存在着向上流动不畅通，还存在着上层文人向下的阶层流动，他们往往以病休、罢官、辞职、乞骸骨、丁忧等等名义在短暂的仕途生涯之后又回到原籍。晚明这种官场生态也使他们同样呈现出“山人”化状态，使他们在心态上又很容易与底层文人书画家获得共鸣和沟通，并以优裕的条件转向书画的探讨和创作。因而晚明文人艺术与士大夫的闲居游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7]邢侗在三十六岁辞职之后再也没有出山，从此转向了诗文书画的创作。董其昌也是如此。在整个万历朝，董氏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江南的闲居中度过的，这也同样成就了他的书画事业。
这样，晚明不同层次的文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上层文人需要来自民间化的社会力量的声气支持——这被称为“蛙交”，从而成为后者的话语代言人。这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文化的民间化过程。同样，下层文人借精英文人的延誉、推荐以及物质上的帮助以获得名利上的收益。而且借助所谓的“蛙交”，下层文人的文艺风格、艺术样式渗透到精英文人作品中，这可以说是一个民间文化的精英化过程。这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文艺群体。邢侗所参与的山左本地社团“五友”和跨南北地域的“中兴五子”中的“五友”和“五子”仅仅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而已，而围绕他们周围的还有众多因身份地位低下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中下层文人、书画家。
本书从晚明文人群体化最主要的社会机制——文人结社的角度并以邢侗为例来论证上层精英文人是如何与下层文人交往互动的，并进一步论证这种交往互动是如何影响了新的书法观念的提出、风格样式的打造和传播的。
不管是上层文人还是不同层次的文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在晚明都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密的时期。这种交往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结社的形式进行的，而结社又是以文人之间的声气为联系纽带的。进入晚明时期，一种新的文艺风气往往是借群体声气的推动迅速获得传播的。由于结社的群体性特点，这种新的文艺风气借这种群体性很容易变成一种文艺流派；而文艺流派转而又刺激了文人结社的风气，这成为明代文艺发展的基本取向，自然书法也是借这个路径发展的。
在这种结社中，作为万历年间山左著名的文人、书家的邢侗通过乡谊、年谊、社谊等关系与其他精英文人结成的精英文人集团自然成为推动新的文艺风气的主导者，所以与邢侗同时代的陈懿典就说：
凡以诗名海内者，如王元美（世贞）、敬美（王世懋）、汪伯玉（道昆）、吴明卿（国伦）、李本宁（维桢）、沈嘉则（明臣）、王百穀（穉登）、屠纬真（隆）、万伯修（世德）、邢子愿（侗）、欧祯伯（大任）、胡元瑞（应麟）之流，皆把臂定交，互为齐晋。[18]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至邢侗、董其昌所在的万历时代，文人结社进入第一次高潮。[19]这一个时期的结社由前一时期怡老性质为主流发展为文艺性质团体为主流，即郭绍虞先生所谓的文艺“主张的结合”。
在这个时期，邢侗与于慎行等山左文人既有区域性的“五友”结社活动，还与董其昌等文人有了“中兴五子”的跨南北区域的结社活动。“五友”结社活动不仅使邢侗获得了崛起于北方山左的书法话语权，而且也获得了与江左新崛起的松江派领袖人物董其昌对话沟通的能力。“中兴五子”结社活动不仅使邢、董复古的书学主张在更广泛的空间层面迅速获得传播，同时这种跨区域结社也说明了晚明万历时代，书法自身内部的发展对群体化推动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吴门书法时代不曾有过的现象。
基于邢侗与董其昌这种“北”与“南”的关系，笔者不仅将二者的比较研究作为本书重点内容，而且还是本书研究前者的重要切入点。为此笔者在《“北邢”与“南董”》等章节就二者所蕴含的历史底蕴、书法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揭示和研究。
邢侗作为万历年间北方最杰出的书家，在晚明书坛曾闪耀一时，但至明末清初其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书法很快就淡出了书法视野[20]，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本书认为：除邢侗书法自身的原因之外，晚明书法自身所确立的“游戏规则”，随着改朝换代发生变迁和晚明自身发展的逻辑所产生的“自我遮蔽”等原因都与这种现象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笔者以邢侗为个案所进行的晚明书法史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对诸种文本的研究方法的优点并没有拒绝，因为毕竟一个艺术家被历史镶嵌的理由最终凭借的还是作品。所以其他研究方法也部分地运用于有关章节中，这是笔者要特别说明的。
[1] “晚明”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有的学者把它与“明末”作为同义语。它的上限并无明确一致的说法，学术界大体以十六世纪后期为晚明之始，具体的划分则往往以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或定位嘉、隆之际；或始于隆庆年间，如〔美〕高居翰即持此说；或取万历初年之说，如〔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即持此说。后两说大致可以看成一种，笔者也持此说。
[2] 王士禛《分甘馀话》“邢侗书法”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关于吴门书法的研究成果如葛洪桢有《论吴门书派》，荣宝斋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岭南地域书法的研究有林亚杰、朱万章主编的《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白慊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第13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5] 如台湾学者吕妙芬在《阳明学士人社群》一书中以晚明江右阳明学派的崛起为例，认为晚明在各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呈现增强态势的同时，地域文化认同也成同样的趋势发展着：“在面对来自江左的经济和文化冲击时，晚明江右学者对本地文化竞争力的危机意识也日渐增强，这种危机意识似乎刺激了他们更有意识地思索自身‘传统’的意义，也更清楚地表达了对‘传统’的信任和捍卫的决心。”第319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6] 方波《宋元明时期“崇王”观念研究》，第202页，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
[7] 明朝初期虽然有活跃在京时朝廷的台阁体书家“二沈”“三宋”等，但米万钟与他们不同，他是作为与邢侗、董其昌民间化的文化知识精英这个类型出现于晚明时代的。
[8] 邢侗《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观法书作》，《来禽馆集》卷二。
[9] 陈子龙《江南乡兵议》，《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二。
[10] 〔美〕魏斐德《洪业》上，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首。
[12] 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语。参见莫是龙的科举经历。
[13] 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人部三》，第1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 邢侗《与云中霍抚台》，《来禽馆集》卷二十六。
[15] 黄宗羲《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寿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6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6] 比如在晚明查抄董其昌的“董宦事件”中，起倡导作用的就是底层的秀才生员们。
[17] 如嘉靖年间的唐宋派的著名文人山东章丘的李开先就将其文集直接命名为《闲居集》：“尝自序《闲居集》曰‘年四十罢官归里，既无用世之心，又无名后之志。诗不必作，作不必工。’自称其集曰‘闲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十二，万历四十八年曹宪来刻本。
[19]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1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 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就说：“我明以邢子愿、黄辉、米仲诏、董玄宰为四大家，配唐之欧、虞、褚、薛，宋之蔡、苏、黄、米。然三人虽非董敌，犹有可观，邢、米恶札，敢与董雁行者，以进贤冠故也。”（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明清书法论文选》，第441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