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过乱世的石羊河

该讲民国的治水史了，要知道，那真不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那时节内战繁多，灾难也多，水利设施严重失修，民不聊生，饥荒遍地，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

据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武威发生了7.75级大地震，灌溉渠道及水利建筑物被严重破坏，黄渠、杂渠、大渠的多半河口，被坠石或山区涌下的土石壅塞，水流失控。更为严重的，是杂木河山区段被一侧滑坡的山体堵塞，形成了一道自然拦水坝，水泄不下，潴为天然水库，随时都有破坝而下的危险。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改挖水道泄水，政府借口工程浩大，不予理睬。于是，六月十七日夜间，积水破坝堤而下。据目击者回忆，“水出山口高达数丈，所过之处，人畜皆为鱼鳖，沿河两岸村庄田地顷刻化为乌有，绳索、衣物等多挂树梢之上”，杂、大两渠渠道遭到彻底破坏。是年，武威县组织成立水利委员会，各渠废总甲和水老，设渠长管理水利。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武威遭遇空前大旱，逐条河渠相继断流，春旱不解，难以下种，夏秋两季，颗粒无收。次年持续干旱，饥民载道，饿殍遍野。时任武威县长的邹光禄在黄渠大龙王宫内，设临时救济院，以工代赈，修复了被地震损坏的天桥沟，并更名为“永济沟”。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纠纷再起，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又因卸水发生纠纷，其场面浩大，群情激愤，难以止息，愈演愈烈。武威、永昌、民勤三县县长会同武威驻军前往弹压，其过程中，曾发生人命重案。乌牛坝率众阻挡卸水头人冉平章被逮捕法办，第二年被处决于武威。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938年，为解决以上纠纷，甘肃省政府下达了关于解决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水利纠纷问题的第1132号《甘肃省政府训令》，由县政府抄发三岔等地，以为处理凭据。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29年），武威县政府派遣专人，视察浇灌永昌县东大河山水的武威县沿山一带的渠道，查明之后，发动农民五百余人，在大坝闸湾沙沟整修干砌卵石泄水陡坡一座，以利输水。同年，武威驻军马步青部，为了大兴土木，砍伐杂木河和西营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十分严重。更将西营河的水强行逼集于怀二坝、三坝河槽，用以顺河漂运所伐木料，水浮巨木，横冲直撞，沿途河道多被破坏，沿岸农田亦遭淹没，致使沟壑纵横，河床裸露，水流四溢，一片残败。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武威成立工赈委员会，以工代赈，先后整修了双城、永昌、黄羊河天桥沟引渡槽、西营平交道、杂木校尉营平交道工程等设施。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地处大后方，以武威资源丰富，在石羊河流域发展水利、增产粮食、支援抗日，便成为当务之急。

1941年，国民政府组建成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由宋子文任董事长，沈怡为总经理，汇集一批人才，主办农田水利，监管森林畜牧。1943年秋，蒋介石巡视西北，驻节兰州，召见水利官员，认可其开发水利的设想，将其提案交行政院核议，提出以整修旧渠为主，全力开辟新渠，并制定《甘肃开发河西水利十年实施计划纲要》，但因后来内战，所有设想皆成空谈，水利仍呈破败之象，灌溉失时，饥荒四布，大好的凉州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石羊河的治水之路一直不太平坦。

第一，因为凉州山川地理所限，历代治水工程都用力很猛，浸透了历代百姓的血汗。

第二，“安宁则水乱，动乱则水废”，每次社会矛盾的激化，第一个受害者多是水利，而许多时候，水利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导火索。

第三，历代治水一直没有大手笔的动作，多区域性地修补和小沟小渠地构建，各自为政，互相制约，水道紊乱，缺乏统一规划和整体规划，少政府行为和投资机制，多由百姓率性而为，多随意引流，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

正是这几个原因，导致数千年来治水的坎坷和最终的失败。

只有到了新中国以后，石羊河流域的治水，才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