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千年的水声

山依旧，水已老

在漫长的、关于石羊河和凉州的历史梦境中，我看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其中有个人叫鸠摩罗什。对，就是鸠摩罗什寺的那个译师鸠摩罗什。他从遥远的天竺走来，在石羊河流域停下脚步，旅居了十多年。在这里，他实践了弘扬大乘佛教的使命。石羊河水滋润他的喉咙，他将喉间的清凉荡漾开去，渐渐地荡向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然后漫延到整个中原，于是，整片中华大地都得到了滋养。他的故事很有意义，充满了隐忍、智慧和选择。或许有一天，我会把他的故事写成一部书。

因为凉州相对和平，也因为石羊河，凉州来过很多人。他们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文化，让无数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交错，逐渐形成了博大复杂的凉州文化。于是，有人就说，石羊河是一条文化之河；有人甚至说，没有石羊河，就没有凉州；没有凉州，中国文化就会少了许多辉煌。确实是这样的。震撼了世界的敦煌学，其重要源头之一，便是凉州文化。

有人还说，石羊河是政治之河，依托石羊河，西部出现过好几个割据政权，如南凉、西凉、北凉、前凉、后凉，历史上总称“五凉”。石羊河的“主权”也在频繁地变更，其原因，说穿了只有一个，就是对水的争夺。

不同阵营、不同民族的人尽情在石羊河的舞台上表演，因抢水抢地引起的杀伐之声响了几千年。我曾在长篇小说《猎原》中形象地描绘过这一情形：两群牧人为了争夺水源草场，不惜以丧失人性为代价。正如我在此书“题记”中所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千年的凉州人，千年的猎物。

今天，当历史的页码翻开新的一页时，山依旧，水已老，一切都变了。

不可否认，人类是很容易遗忘历史的。正因为遗忘，所以大多数人活在当下，活在这个可视可触的当下。毕竟，当下是真实的，是喧嚣的，而远去的历史，如那朔朔西风，掠过了，也就掠过了，在后人心中留不下一丝痕迹。

凉州的水事，可以从西汉移民在沙漠里开辟农田说起。

我的长篇小说《猎原》中猪肚井的原型，是腾格里沙漠中著名的邓马营湖。在久远的过去，那里曾是西晋大将邓艾养马的所在，故名邓马营。此地名湖，是因为古时候那儿真的有水。虽然在沙漠腹地，但千年前的谷水（也就是石羊河）据说最终会流入此湖，所以这里有很大的一片沃野，水草丰美，为魏国和西晋养育了无数膘肥体壮的骏马。它们的铁蹄叩击着中原的大地，溅出无数的火星，令对手魂飞魄散。那时节，凉州的兵将也是如狼似虎。像董卓，虽臭名昭著，但无疑是一代枭雄，他左右了东汉末年的朝政数年，要不是王司徒设下连环计，谁也不知道后来中国会是怎样的格局；像马超，他率领着凉州人马，把曹操追杀得丢盔弃甲，靠换袍割须才能保命；邓艾更是英勇无敌，是改变当时政治格局的功勋人物。那时的凉州，真是雄风无限，所以史书上说：“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由青土湖遥想当年邓马营湖

那时节，邓马营湖很美：成群结队的骏马风一样呼啸来去，水草繁茂，映绿天空。沙鸡子、长脖雁、野鸡、野鸭等各种鸟类点缀其间，鸣啾出壮美的大自然交响乐。沙米、梭梭、沙蒿、锁阳、苁蓉等诸多沙生植物像毯子一样铺在沃野之上。上游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泥土，把这块沙漠洼地沉淀得丰美无比。

我进入邓马营湖时，那里不像沙漠，而被人们称为湖区。那里来了无数拓荒的人们，其中也有许多是占地者。后者名义上拓荒，但买地只为圈地。他们圈下大片大片的土地，通过一些必要手续，把它们划入名下，却不去治理和耕种。于是，除了庄稼之外，这里已经没有绿意了。稍一踩踏，裸露的土便像面粉一样细腻。它们都是沙尘暴的重要原料。据说，那刮到北京的沙风，有很大一部分就源于邓马营湖。

看过《猎原》的人，都知道这个湖泊是如何走向毁灭之路的。牧人们、猎人们、农民们，既是湖泊的受益者、开发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石羊河流域也是这样，开发让这里出现了一时的繁荣之象，繁荣之象引来了更多的人。土地的负担越来越大。于是，经济的繁荣之中，便隐藏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只等合适的契机爆发。

很多开发，其本质都是掠夺。

当然，西汉末年，一切都还没有显露出端倪。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窦融就在公元23年举家来到河西，任张掖属国都尉。他很能干，结交了很多厉害的朋友，百姓也都信服他。后来，王莽败死，河西诸豪就推举他为大将军，管理河西五郡的事务。此时的匈奴又开始强大起来，屡屡强兵压境。窦融一方面“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另一方面也在大力发展河西的农牧业生产。他在张掖、酒泉置有“农都尉”，于公元32年，又将郡级农官更名为“典农都尉”，专门负责河西地区的农牧业。

这一时期的治理和开发有两种方式：一是军屯，由军事长直接负责军队的农业开发；另一种是民屯，允许农民个体经营。据《居延新简释粹》中记载：“秦胡、卢水士民……田民不遣”，可见，此时当地已有了定居下来、专事耕作的农民。这里的农作物品种也多了起来，共有麦、谷、米三大类，总计二十多种。

这一时期，牛耕在凉州已经很普遍了，马主要用于战事，但有时也会耕田。光武帝曾下诏保护耕牛，不允许人们滥杀耕牛。居延新简释粹》中也记载了窦融公元30年颁布的文告：“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不遣。”窦融于建武十二年奏事时说“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可见，当地农牧业发展得非常好。

光武帝还于公元28年下诏河西，严令吏民“毋得砍伐树木”，这对防止石羊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有积极作用，但从自然环境的反馈来看，它还是挡不住自然恶化的脚步。当然，那变化是悄无声息的。

公元36年，任延任武威太守，任职期间安排了水官专管水利。据《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记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意思是，河西是一个干旱少雨的地方，但治水官吏将沟渠修理得很好。经过政府多年的关注和开发，以及迁民多年来的梳理，石羊河流域变得十分富有。山上森林茂密，大地绿草成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富足之声，随着渐渐稠密的驼铃和马蹄，传向四方，各地都有百姓慕名迁居此地。当然，时过境迁，此时的“迁”，是自愿的“迁”，而不是汉武帝时的刀兵相逼了。

此时，祁连山上的冰川和雪线仍然很低，大靖河、古浪河、黄洋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诸多河流，将大山的清凉送入肥沃的绿洲。现在成了腾格里沙漠的所在，当时也是绿苇摇曳、遍地绿龙、湖泊四布、水鸟成群。即使在两汉间天下大乱时，凉州仍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香甜的呼噜。《后汉书》称：“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各地饥荒时，更不乏携夫将子来凉州逃命的百姓和士人。“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者，归之不绝。”这些人的汇入凉州，不仅仅为凉州增添了劳动力，更带来了他们承载的文化。所以，两汉之后，凉州便开始出现人文荟萃的局面，逐渐成为西部的文化重镇。现在，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便是东汉时铸就的，即使把它放在当时世界的坐标系上，它仍然代表了顶尖级的水平。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发带来的隐患正在暗生。接连不断的大灾难已经蓄势待发了。可人们还沉浸在开发带来的富足之中，乐而忘形。

据《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公元109年，凉州发生大饥荒，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公元140年，“凉州自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重”。当然，东汉时期几乎是中国大灾难最频繁的时候，再加上内战等人祸，据说到三国时代已经死了上千万人，甚至有人说，东汉末年是汉民族最接近灭族的时期，而凉州相对其他地方——尤其是京师，已经很好了。当时，到处都是天灾，人祸遂生，羌人和南匈奴都开始进攻汉朝，百姓多成流民，官兵也混迹其中，史称兵夷杂处，时有兵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地主豪强开始形成。直到曹魏控制河西之后，开始平定动乱、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移风易俗，并招怀流民、恢复个体小农的生产，情况才开始好转。

魏明帝统治时期，有个叫徐邈的人当了凉州刺史，他为凉州做了很多好事。比如，河右地区少雨，常因无粮苦恼，徐邈就上书朝廷，修武威、酒泉盐池，用来收藏粮食，又开凿水渠，招募贫民租种土地，使家家丰足，仓库盈满。又支取州中一部分的军费，用来交换金帛犬马，供中原人消费。同时逐步收缴民间私藏的武器，统一保管，然后宣讲仁义，建立学校，禁止丰厚的葬礼，限制过度的祭祀，扬善惩恶，令社会风尚大为改观，百姓也心悦诚服。

西晋时期，石羊河改名为“谷水”“南山谷水”，其流域各河也随之改名。而管理这块土地的人，也换了好几轮。到了永宁元年（301年），名将张轨当了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管理凉州。据说此人非常厉害。《甘肃名人传》记载，张轨是安定乌孙（今平凉西北）人，是五凉政权中前凉的实际建立者。他励精图治，改进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吸引了许多陷于战乱的各族百姓来凉州避难，河西变成了当时中国的福地。

这时，河西的农业技术已经与中原相差无几了，落后的蓄水浇灌法已被废除，相对进步的引水灌溉技术取而代之。随后，又出现了比二牛犁地更为方便的一牛犁地，耕播、犁地、耙地、耱地等一应俱全，农业文明的气象已经形成了。但频发的天灾，还是让人不能忽略一个事实：自然环境没有变好，反而在恶化。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并不能挽回这种局面。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甚至认为，千年后的沙尘暴，以及石羊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魏晋前后的开发种下的恶因。

千年后的某一天，一位伟人视察甘肃时，号召人们种草种树，可见甘肃的环境之糟糕。魏晋时期的凉州，还是草泛绿波、翠树成荫的，就连那时的风，恐怕都溢着绿意，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沙尘的问题。人们目力所及，是漫山遍野的草树和牛羊，草不种而自生，树不栽而自活，自然环境相对和谐，景色十分美丽。但随着迁徙和繁衍，当地人口越来越多，对这块土地所谓的征服也日渐加剧，于是，流向下游的谷水开始变瘦，沙漠中的绿洲也越来越少了。

现在，无论人们怎么号召种草种树，这块土地也很难恢复原貌了。除非人们的贪婪之心渐息，不再搞所谓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