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诺迪埃
与《奥勃曼》同时，在法国书市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说，它是与瑟南古类似思想倾向的产物。尽管它的作者也是比自己更重要的一些人的先驱，但他出色的和多方面的才华，他对神奇古怪的东西的敏感（作为法国作家他在这方面是特别突出的）和他开辟新道路的勇气，使他不仅成为一个先驱而且成为一个开拓者。这个作家就是夏尔·诺迪埃，书的名字是《萨尔茨堡画家》。
夏尔·诺迪埃只是由于早年的一两本书才使他属于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否则他应该划为法国浪漫派存在以前的法国浪漫派作家。他于1780年出生于白桑松。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行政官，一位有才能、受人尊敬的人，履行公职很严厉，在家里却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公开信奉十八世纪哲学的人，他按卢梭在《爱弥尔》中规定的原则教育他的儿子。查理早年时就表现出惊人的禀赋和多方面的才能。十七岁的时候他在语言学上已有了这样的造诣，竟编出了一本法语拟声词词典，教育部队为可以作为各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到十八岁时他对博物学已有了这样的研究，他写出了一本谈昆虫的触须和听觉器官的书。大约同时，他的第一本小说也付印了。
诺迪埃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十三岁时他已经看到恐怖时期的一些可怕景象了，因为他父亲是白桑松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1793年这个心肠热而又意志坚决的孩子救了一个女人的命。这座城里的一位贵妇人被控送钱给莱茵区保皇军里的一个逃亡亲属。这项指控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关于这种情况的法律规定也是很清楚的，这位贵妇人的命运看来已经确定了。亏得她的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家的朋友，把这事的经过给小诺迪埃讲了。这孩子先是恳求他爸爸，想感动他，但没有用，于是宣布如果对她判处死刑他就要自杀。他是那样认真，看来已下定决心要这样做，在最后一刻，由于怕失掉儿子，这爸爸违反他执法不阿的品德，把罪犯释放了。就在这一年，由于白桑松不能提供有利的教育，小诺迪埃被送到了斯特拉斯堡。他碰巧在阿尔萨斯残酷的州长、声名狼藉的尤洛吉·席奈德家里搭伙，不久这个人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送了命。在斯特拉斯堡所看到的情景有助于加强这位未来小说家的想象力。后来青年时代的他在巴黎又亲眼看到了五执政时期盛行的轻薄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他于1799年回到白桑松，之后热心为这个城市的政治犯和嫌疑分子出力。这引起人告发他，说他危害社会。有一天夜里，有人破门而入，检查了他写的东西，但除了他那谈昆虫触须和词根的著作之外，没找到更引人注目的东西。这种紧张场面使得他对惊险活动的浪漫主义爱好得到满足；他很高兴他在和当局作对，在冒风险，有人在监视他等等。那时候和后来他都没有什么政治信念，但他热爱自由，总站在反对派一边，不管这时谁当政；在共和国时期他信奉宗教，在帝国时期他是个自由思想家，如此等等。第一执政官的暴政使他如此气愤，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写了一首题为《拿破仑女士》的长诗来讽刺他。为了找到作诗的人，许多人给抓了起来，最后当印刷商也给送进监牢时，诺迪埃自首了。在巴黎关了几个月之后，他被遣送回乡，在那里由警察对他进行监督。
这是政府对他一连串迫害和干扰的开始，尽管年轻诗人一贯活跃的想象力肯定对情况有所夸张，但这些对他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他在汝拉山一带从一个地方躲到另一个地方，在偏僻的地方居住写作，从来没能在一个地方待长到能完成一部在那里开始写的作品。就这样，除了已经获得对这个时代的种种印象之外，他还在很早时期就体验到了流亡的味道和流亡者的心情。正是这种体会和心情构成了他第一期文艺活动的背景。《萨尔茨堡画家》就是他在汝拉山不断转移住所的情况下写成的。
第一版是1803年在巴黎印行的，书名是《萨尔茨堡画家——痛苦心情日记，附修道院沉思录》。《修道院沉思录》是这本小说的一篇附录，它饶有兴味地表达了年轻一代中盛行的一种想法。写作的目的和《勒奈》相同，就是要求恢复修道院。这是一个自认为特别不幸的人的独白，他哀叹没有修道院作藏身之地，他诉了一大阵苦情，天真地企图证明他适合过特拉普教派[1]的生活。“我还这么年轻，却已这么不幸，我已看透了人生和社会，我的同胞们伤了我的心，我和他们完全格格不入，我丧失了一切希望，它们一直在哄我，在这样的痛苦之中我想找一个逃避所都找不着。”接着就是一大段对教士和修女的颂词，说他们是“和平的天使，他们只是祈祷，安慰可怜的人，教育年轻一代，照顾病人，帮助有困难的人，跟着犯人到断头台，给英雄们包扎伤口。”正是这些虔诚的男男女女遭受到了宗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疯狂迫害，这应当怎样解释？十八世纪的那些立法的人为什么对人心那样无知，以致不能理解和体会到有这种需要？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宗教才建立寺院的。
“政治环境给了我们这一代阿基里斯所受的那种教育[2]。我们是用狮子的血和骨髓养大的；而现在一个不听任事物任意发展的深谋远虑的政府，已对青年精力的危险发展规定了限度，对他们说：‘到此为止，不再往前！’——他们现在不了解这样被压抑的感情和没使用的精力造成了多少令人伤心的事，一个感情充沛而又忧郁厌世的心可能产生多少犯罪的念头？我怀着悲痛厌恨的情绪写下这些话：维特的手枪和刽子手的斧头已经处理了我们中间不少的人。我们这一代站起来了，要求过去的修道院。”
就用狮子的骨髓养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谦卑的伤感的要求！但在这温顺的外表后面可以觉察出反抗的情绪，不能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要求。这表现出一种烦躁的沮丧的情绪，不惜随便抓住一样东西来减轻苦痛。
1840年诺迪埃给这本书加了一篇序言，在里面他谈到了创作这部作品的背景。他说，在五执政时期感情主义已经非常过时，三十年前卢梭使之风行一时的梦幻和感情的语言在世纪末时已显得滑稽可笑。但在德国却完全两样，“那了不起的德国是欧洲诗歌的最后的藏身之地，是未来社会的摇篮（如果欧洲还能产生一个社会的话）。我们这时开始感到德国的影响，……我们阅读了《维特》，《葛慈·封·伯利欣根》和《强盗》。”
诺迪埃的主人公是仿照维特这个典型塑造的；他二十岁，是画家、诗人，更重要的，是德国人。但他是比较逊色的仿制品，肯定不如原来的典型。夏尔（这也是诺迪埃自己的名字）是个流亡的人，由于政治问题被逐出巴伐利亚。他在欧洲各地游荡了两年，过了两年诺迪埃自己的那种流动不安的生活。只有一种感情支持着他，那就是他对一位姑娘的爱，这姑娘有一个带诗意的名字——欧拉丽亚。他回到巴伐利亚，发现（啊，天老爷，你听着）欧拉丽亚变了心！欧拉丽亚和另一个人结了婚！被负心的恋人禁不住要到她住的地方徘徊。有一天他们碰见了，也真是命中注定！她告诉他，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他的音信，有人说他已经死掉，她才痛苦地，完全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思，同意嫁给了年轻的斯勃隆克先生，在她看来他长得很像夏尔，这使她很受感动，看来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接着是叹息和维特式感情的描绘，但整个调子更低沉一些。夏尔陷入忧伤的回忆之中。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她，就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不祥之兆，在另一个地方，他看到她时是那样高兴，他忘掉了自己的纸、铅笔和他的“奥西安”；在前边那些树砍倒了的地方，他曾经下决心把他亲爱的维特埋葬掉，现在看来他想挖的竟是他自己的坟墓了。维特是夏尔的一个朋友，显然他是按照这位朋友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只有一次夏尔比维特劲头更足、更有男子气，那就是在他和他心爱的人之间出现障碍时他所表现的激昂情绪。
诺迪埃
克洛卜斯托克
“为什么我没有把她抱在怀里，像战利品似的抓住她，把她带到远离世人的地方，当着天空宣布她是我的妻子！如果说连这个愿望都是有罪的，那为什么它和我的每一个细胞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我抛弃它就活不下去？我是不是说了有罪两个字？在还没有开化的时候，在愚昧和奴隶制的时期，野蛮游牧民族中不知是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写下了自己的偏见说：‘你们有了法律！’人是多么容易哄骗啊！这么多人都由古人的偏见和怪想法统治着，这是多么可鄙的滑稽剧！”
说也奇怪，紧接着是一长段庄严的话，赞颂克洛卜斯托克的《救世主》，显然是对维特的另一些但很不相同的回忆引起的。夏尔呼喊道：“啊，神奇的克洛卜斯托克！不管是你把我们带进上帝的接见厅，那里初生的婴儿在天使中间赞美着上天的神奇，还是让我们去看小天使们在礼拜上帝，用金黄色的翅膀遮住他们的脸，你都多么奇妙地把诗一般神奇的景象集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由革命情绪转入虔诚的欢快情绪是有些突然，但这种革命倾向和浪漫主义倾向的结合，尽管在任何其他时代都显得很古怪，它在流亡文学中是并不使人惊奇的。在几乎所有流亡作家中都可找到这种现象。在夏多布里昂身上表现为撒旦式的天主教；在瑟南古身上是多愁善感的有浪漫色彩的无神论；在这里对社会法律的反抗和对《救世主》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这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
不久会发现欧拉丽亚的丈夫并不比她不幸的恋人愉快一些。死神夺去了他年轻时候的爱人，即使在欧拉丽亚身边对这他也不能忘怀。他也注意到他妻子和夏尔之间的感情，他不愿意妨碍他们，在请求他们宽恕他“由于他不幸的存在”无意中给他们造成了痛苦之后，他服毒身亡了。不可能想象还有比他考虑得更周到的丈夫。而那两位恋人的高尚品质也丝毫不下于他。特别是欧拉丽亚的崇高思想不允许她从这样的惨死中得到好处。她隐退到修道院中，夏尔则跳进多瑙河死去。两人自杀，一人进修道院，这是那时候一般的结局。
今天看起来，这部小说是一本微不足道的文艺作品，但却是一篇有趣的历史资料。它的作者不久进入另一发展阶段。在法国文学进入更高水平时，我们将再次看到诺迪埃；谁也不像他变化得那么频繁——而蝴蝶总比毛毛虫好看。
[1] 特拉普教派：天主教的一个教派，1664年在特拉普修道院开始创建，主张苦修，沉默寡言，与世隔绝。
[2]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中人物，从小受严格锻炼。他母亲把他放在斯提克斯河中浸泡过，使他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没有泡到，最后在特洛伊战争中脚跟中箭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