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勒奈
夏多布里昂不像歌德那样是一个平静的人。在他摇篮的上方就闪耀着不祥的星；他和拿破仑是同年生的，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的残酷暗淡的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有明显的反映的，给了它们一种独特的狂野的品质。
有人可能提出异议说，他真的同歌德和卢梭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他确实向他们学了什么东西吗？我认为可以肯定，不仅他、而且整个时代都受到我们刚才评论的两本书的影响。一系列的事例可以举出来证明这一点。当夏多布里昂责备拜伦不提他的名字，忽略了《勒奈》对《查尔德·哈罗德》的影响时，他强调说他自己就不这样，他绝不会否认奥西安、维特和圣普勒对他思想的影响。在描写拿破仑的埃及战役时他又写道：“他带的许多书中就包括奥西安、《维特》、《新爱洛绮思》和《旧约全书》，这足以说明他脑子里的混乱状态。他把现实的想法和浪漫主义的感情、制度和梦想，严肃的研究和幻想、智慧和疯狂都掺和在一起。他就是按照这个世纪各种不同的作品来塑造他的帝国的。”[1]这个看法是否可信很难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卢梭的《新爱洛绮思》、歌德的《维特》和奥西安的诗是如此流行，以致当代的一个人感到它们是塑造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们肯定会和同时期出版的划时代的文学作品有密切的关系。
把夏多布里昂的才华和同时期的拿破仑的天才比较一下，我们会感到这个新世纪把它的全部活力和进取心都集中到它伟大的将军和征服者的身上，没留下什么给同代的没有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年轻人。那支由敢于行动、善于作战的人组成的队伍从他们跟前走过，让他们犹豫不定、心怀不满地待在那儿。
勒奈按说是生活在路易十五那个时代，但对这个时代的描绘同样也适用于夏多布里昂的青年时期。用勒奈的话说，这是一个由笃信宗教、严守道德观念堕落到不信神明、道德败坏的时代，是天才蜕化为只是脑子机灵，态度严肃头脑正常的人感到不安和寂寞的时代。这些都准确地反映了夏多布里昂所看到的十八世纪末期的状况。
在《阿达拉》中夏克达斯给勒奈谈了自己的身世，现在回过来由勒奈向夏克达斯讲述他过去的历史。他描绘了他在偏远的省份一座古老的庄园里度过的童年，他讲到他在父亲面前感到多么不自在和压抑，如何只有和他妹妹阿美莉在一起时才感到高兴。兄妹两人性格都很忧郁，两人都很喜欢诗，但很早就成了孤儿，不得不离开家里。勒奈很向往修道院平静的生活，但他的兴趣是多变的，不久他又想出外游历。这个愿望实现了，他在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中找到更多东西来加深他的忧郁，他发现到处都跟在这些古国的土地上一样，活着的人们都早已将死者忘却；在伦敦街头他向一些工人问查理二世的事，他们一无所知，而这时他们正巧站在他的塑像脚下。那么名声又有什么价值呢？他到苏格兰来凭吊莫尔温[2]的英雄们，却发现奥西安歌唱过、芬格尔[3]征服过的地方只有一群群牛羊在吃草。他回到意大利来研究它艺术上的古迹，结果尽管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完整的塑像，一个是从地里发掘出来的，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另一个则还没有完成，只能由未来来完成它。自然也像历史一样，没有力量使他失常的心灵平静下来。他爬上爱特纳山，站在顶峰上，一边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整个西西里岛展现在下面，四围是无边的大海，看起来是那么小，它上面的河流就像是地图上的线条；在另一边他俯瞰火山口闪耀着红光，升起黑色的浓烟。他感到这情况正好象征了他的性格和一生。他说：“我的一生中前面一直是一个宽广却又渺小的世界，在我身旁则是一个张开着大口的深渊。”
一个这样暴烈和狂妄性格的人，自然和他出生的地方格格不入。夏多布里昂认为自己比这个社会在精神上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因此尽管他在言谈方式上试图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也没有用；人们在看待和谈到他时总把他看做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对这种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这里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名词，以后词型稍加变化就成了整个一个学派的名称，这在法国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这种自觉有趣的神秘的苦恼中无疑是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成分的。从所有这些对于往日荣华的零星回忆，关于名声的空幻的种种印象，对人类的卑下渺小的极端愤恨，勒奈提炼出一条顽固的信念，那就是人间没有幸福可言，即使在他感到生命的健康的激情在他血管里跳动的时候，他也相信人生是空虚的和令人厌倦的。他最喜欢说的几句话是：“相信有幸福才真愚蠢”，“人生没意思”，“深重的厌倦情绪”等等。
在这样痛苦的时刻，他只有想到他妹妹，才感到一些安慰，但他回到了法国，却惊奇而又痛心地发现她老回避他；她一再宣称她不能见他，看来已完全忘记了他对她的感情。只有一次，在疑心他想自杀时，她才和他接近了一会儿。他已经把他所热爱的妹妹的这种冷淡态度列作他关于人类无情无义的又一条痛苦经历，这时他突然得到了她要进修道院的消息，便立即赶去看她。他到达时正好赶上参加这阴郁的仪式，看到阿美莉的头发顺着剪刀落了下来；他跪倒在她身边，这时她按仪式的规定，像一具死尸俯身躺在教堂的大理石地面上。他听到她低声地祈祷，请求饶恕她“对自己哥哥的罪恶感情”，这时他才明白他妹妹对他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顿时晕倒在地。等他一恢复知觉，他立即下决心离开欧洲到新大陆来。在他离开法国海岸的那天夜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雷雨。他问道：“是不是上天警告我，我走到哪里都要碰到风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夏多布里昂看来，和阿达拉的恋爱故事一样，勒奈的经历没有雷电相伴是不能想象的。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人物遭到的奇特的命运。新文学中的忧郁和厌世情绪可以说就起源于这个人物。这种忧郁和这种厌世情绪同过去有过的任何这类情绪都不一样。例如，莫里哀的阿尔赛斯特[4]，作者塑造的最细腻、最深刻的男性人物，他的厌世只是由于内心深处对一个腐败、庸俗的朝廷中所盛行的卑鄙自私、卑躬屈节、轻浮或怯懦造成的口是心非感到苦恼；然而他并不忧郁，他性格中没有病态的东西，他额上没有该隐的印记[5]。
十九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的那些次宗教狂热一样。勒奈只不过是第一个和最突出的一个病例而已，一些最有天赋的才智之士都患同样的病。
勒奈就带有刚才提到的这种该隐的印记，这也是一种统治者的印记。这种天才的印记，他自己看不见，却已打在他额上了。在他的自白里有沉痛的自我指摘，但在这背后却又有那充盈了作者心胸的傲慢的优越感。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夏多布里昂的《墓外遗集》，我们不能不感到阿美莉爱勒奈的虚构情节隐含了一种自白，承认他姐姐路希尔对她非凡的弟弟的强烈感情。这书的其余部分又有多少不是某种程度的自白？
勒奈的痛苦是天才在现代人灵魂中诞生时引起的阵痛。他处在这样一个时刻：被选中的灵魂像古时候希伯来的先知那样，听见声音在呼唤他，却胆怯地往后退，毫无信心去承担这项工作，说道：“主啊，不要选中我，挑选另一个人，我的兄弟，我太脆弱，太拙于言辞了。”勒奈就处于这最初阶段，因被选中而感觉不安的阶段。被选中的人等着看到另一个人来响应召唤；他环顾左右，看不见谁来，而那声音还在继续呼喊。他看到所有他憎恨蔑视的东西取得了胜利，而那些只要有人带头他愿意为之牺牲一切的东西却被击败。他惊异而恐惧地明白过来，竟没有人有他这样的感觉；他四处游荡想找寻一个带头人却找不到，直到最后他得出这样的信念：既然他找不到帮手，找不到引路人，那一定是上天注定要他来当引路人，来援助比较软弱的人。最后他响应了召唤；他认识到梦想疑虑的时刻过去了，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摆脱了危机，不像维特，他不准备自杀，而是有了坚强的决心和较大的自信。但天才总有两面，它既是灾祸又是幸福。即使是最伟大、性格最和谐的人，也会一辈子意识到身上有灾祸的一面。而在勒奈身上，夏多布里昂只让我们看到了灾祸。他自己的性格和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所采取的立场，使得他所体会的天才似乎只能带来寂寞和痛苦，要不就带来一种狂妄自大的喜悦，这种情绪很快会被空虚无用之感破坏掉。
夏多布里昂这个十九世纪宗教反动的发起人，本人却对思想没有信仰，没有热情，没有献身精神。十八世纪的那些思想意识开始失去色彩，显得像是谬论；十九世纪的那些伟大思想还没形成科学的理论，夏多布里昂限于他的处境和性格，对它们是无法预见的。因此，他成了反动的带头人，成了天主教和波旁王朝的维护者。他有天才的本能的倾向，想抓住新时代的伟大原则，但是对于这种原则的实际性质，却没有天才的可靠的预见，对于它的最后胜利也没有信心。他只抓住由于人们情绪和感情一时变化所产生的那些思想，便固执地以华丽而常常显得空洞的言辞去维护它们。他有才华却没有热情，没有浸透人全身使之成为这种思想的热情的、不屈不挠的代言人的那种信念。伏尔泰尽管焦躁不安并有种种缺点，他却始终精神焕发、不知疲倦、不屈不挠地战斗了一辈子直到最后一刻，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理想的信心从未动摇过，而夏多布里昂却受到厌倦、怀疑和厌世情绪的折磨。只是在一个方面，那就是作为一个诗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色彩富丽的诗人，他开拓了新的领域；因此，只有他青年时期的诗作方面的努力使他得到满足，在精神上得到报偿。不过，在他所创造的人物中，勒奈还是最成功的，他是他自己所属的那类有才智的人的写照。
勒奈这样类型的天才可能使用宗教的词句，但他从来没使自己真正进入更高的境界；他的忧郁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享乐愿望得不到满足而已。作为一个天才，勒奈感到上帝就在他跟前，就在他心里，他简直没法把自己和上帝区分开来。他觉得他的思想和话语都是受到神的启示而产生的：哪些是他自己的，哪些不是，这中间界线在哪里呢？他要求一切——要求公众尊崇他，要求女人爱他，要求人生的一切荣誉和舒适——却从没有想到自己有责任做什么来作为报答。他接受爱情却不再爱对方。他不就是一个有特权的人物吗？他不就是一个过客似的从人世中匆匆而过的先知吗？不就是一团照亮天空、烧完自己、随即消逝的火焰吗？
在描绘这些特点时作者不过是在描绘自己的性格。夏多布里昂的《墓外遗集》中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对待爱情和赞佩故意采取冷淡态度，特别是在他保持沉默的地方。圣伯夫[6]搜集到的他的一些私人信件表明，他有时候怀着冷漠的自负，装出无限热情的样子企图骗取别人的感情。甚至在六十四岁的时候他还给一个青年女子写信，要求她和他在瑞士幽会：“我的生命只是偶然产生的，你就从这偶然的生命里吸取爱情，烦乱和苦痛吧，这些东西我一天给你的将比别人多少年给你的还要多。”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记起，伏尔泰对他的爱美莱表现了多么动人的柔情，即使在他知道她大大地欺骗了他以后还是这样。比较起来这位上一世纪所谓的魔王真显得像孩子那样稚真。
对勒奈的描写在以他命名的这本书里并没有写完；他在《奈察人》中仍然是一个重要人物，这部小说是在同时写的，但出版得比较晚。通过他在这本书里的表现，作者才完成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按照印第安人的风俗，娶了热爱他的赛鲁达作妻子。但是不用说，和她在一起生活并不能治愈他心头的创伤。我们读到：“勒奈一直向往一个没有人烟的国家，渴望得到妻子和自由，他渴望的东西得到了，但却总有点什么使他感到不高兴。如果有谁能把他一下从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的幸福（如果确实是幸福的话）中解放出来，他会感谢他。他设法实现他往日的梦想。哪个女人比赛鲁达更美？他把她抱到森林深处，为了加强自由的感觉，他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住处。但不管是森林深处，还是高山顶上，他把他年轻的妻子搂在怀里，并不能感觉他所希望的那种快乐。他灵魂深处形成的空虚无法填补。神的判决降临到勒奈身上——这可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他的天才。他自己的存在使他烦恼；感情从他身上发出，却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烦躁地在世上游荡，沉重的负担压着他，他违反本意地留在世上。”这就是作者对婚后的勒奈的描绘。
这位主人公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一起过这种生活，他试图用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凑成的情趣来加强她爱情的吸引力，这种努力是别开生面的。但这一切都不起作用！他曾经产生过不自然的爱情，由于不自然，由于按照人间规定是有罪的，它具有极大的力量和热力，虽然与他自己性格中火一样的气质是一致的，却使他部分地受了病，使他不管怎样已不能再爱别人。他在写给赛鲁达的那封出色的告别信中说，正是这不幸的经历把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被人爱过，爱得那么深，那神秘的感情把他生命的泉眼都封闭起来，尽管还没有使它们完全干涸。他写道：“一切爱情对我都成了可怕的东西。我眼前有一个女人的形象，谁也赶不上她。尽管我在灵魂深处受到感情的折磨，不幸的遭遇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把我全身冻结起来……”他接着写道：“有些人的生存是那么悲惨，似乎是对上帝的一种控诉，它们肯定会治好任何人追求生活的狂热病。”
连人天生的想活下去的愿望，对生活本身的深切自然的热爱，他都轻蔑地称之为“狂热病”，这一半是矫揉造作，一半是出于厌烦；他要代之以疯狂的撒旦式的毁灭欲。他接着给赛鲁达写道：“我想现在勒奈的心已敞开在你面前了。你看到它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世界了吗？从里面冒出了火苗，它需要燃料，可能把天地万物毫不餍足地一口吞掉，甚至连你也要吞掉！”
接下去他又变得虔诚起来，变得谦卑起来，唯恐上帝要发怒。在孤寂之中他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唤，就像对该隐的呼唤一样：“勒奈！勒奈！你把你的妹妹怎样了？”他说自己唯一对不起赛鲁达的地方，就是把她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这一联系给他带来的最深重的痛苦，就是赛鲁达让他当上了父亲。看到自己的生命这样延长到超过它的限度，他简直感到一种恐怖。他让赛鲁达把他的信都烧掉，把他所盖的他们住过的小房子也烧掉，回家去找她的哥哥。他希望世上不要留下他存在过的任何痕迹。很显然，他也愿意要求她像印第安人的遗孀那样躺在火葬的柴堆上；因为他产生了那曾促使中世纪的骑士把自己的爱马杀掉的同样的嫉妒心。他给他妻子的最后这封信是以下面这样独特的告别话结束的：“赛鲁达，如果我死掉，在我死后你可以和一个比我性情平和的人结合起来。但是不要以为你可以接受另外一个男人的拥抱而不受惩罚，也不要以为这无力的拥抱会从你的灵魂里抹掉勒奈的拥抱。我曾在沙漠当中在狂风暴雨里把你搂在怀里；那天我抱着你跨过溪流时，真想把匕首插到你心里，来保持住那颗心里的快乐，也惩罚我自己把这样的快乐给了你。啊，至高的主啊！你是一切爱和快乐的源泉，是你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你能了解我！啊！为什么我不纵身跳进这个湍急的溪流！这样我可带着我全部精力完整无损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
“是的，赛鲁达，你失去我之后你会保持独身的，谁能像我一样让你周身感到温暖？我即使在没有爱情时也散发这样的热情。那些我的爱情曾温暖过的地方，当你在另一个伴侣身旁时，会显得像冰一样寒冷。你在森林的林荫里还能找到什么呢？你再也不会有欢乐，不会有陶醉和黯然销魂的感觉。我给了你这一切也就使你再也不会得到这一切，也许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无法愈合的伤口……我对人生感到厌倦，这种厌倦情绪一直折磨着我。对一切使别人感兴趣的东西，我都无动于衷。要是我是一个牧羊人或国王，我会把牧羊棍或是王冠怎样呢？荣誉和天才，工作或闲暇，富贵或灾难，都会同样使我厌倦。我发现欧洲的社会和美洲的自然同样使人厌烦。我有美德并不感到高兴，是罪人也不感到悔恨，我只愿老天没有生我，或是永远被人遗忘。”[7]
就这样第一次强有力地奏出了这种不调和的调子，以后“恶魔派”的作家们将以种种变化的形式加以重复。夏多布里昂还不满足于以稳健的笔触和华丽的文体来描绘这样接近疯狂的自我崇拜，他故意用一个妹妹的罪恶感情作为阴郁的背景来加以陪衬。他是那样想使勒奈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直到他让他自己的妹妹对他产生了不自然的爱情才肯罢休。这种罪恶的兄妹恋爱是当时人们想得相当多的一个题目。不几年前歌德在他的《威廉·迈斯特》里使迷娘成了兄妹罪恶结合的产物。雪莱和拜伦也分别在《罗萨琳与海伦》、《伊斯兰的叛变》、《该隐》和《曼弗雷德》中处理过这个题材。年轻的革命派爱提的一个论点是，对兄妹乱伦如此憎恶只是出于一种偏见。
不过勒奈的忧郁不单是阿美莉的不幸的感情引起的，它是天生的，是十分深刻的。读者会一直感到这种感情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表现忧郁情绪的机会而已。勒奈的沮丧情绪，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他表面的冷淡和内心压抑的热情，在那个时期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身上，在他们创作的许多最出名的人物身上都有所表现，而且同这种外在原因无关——例如，蒂克的威廉·洛维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朱丽厄斯，拜伦的科赛尔，克尔恺郭尔的约翰纳斯·福佛爱伦和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它们成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文学中男主人公的共同特点。
但使《勒奈》特别成为新生的反动思潮产物的是这故事的创作宗旨——这一宗旨只和上述作品之一即克尔恺郭尔的《约翰纳斯·福佛爱伦》相同。这本书是一部更大的有明确的道德和宗教倾向的著作的一部分，它宣称它写作的明确目的就是警告人们不要陷入它所描绘的精神状态，要歌颂基督教，并表明基督教作为失常灵魂的庇护所不能没有，特别是要用阿美莉的事例证明重建修道院的必要性，因为犯了某些错误后只有进修道院才能得救。这本书的虔诚的意图和亵渎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以致起不到特别大的教育作用。但这也是反动运动的一个典型特点，这个特点还可以比如在克尔恺郭尔的《或此或彼》和《历程》两书的头几部分中找到。主调是天才疯狂地渴望享乐，它将通过把死亡和毁灭这种魔鬼式的狂热同比较温和自然的享乐和幸福糅合在一起而得到满足。这本书尽管和《阿达拉》一样，公开宣称是为天主教甚至为教士们说话的，它的实际内容却和基督教毫不相干，甚至对宗教也是不尊重的。
但是，这种内容是大革命在人的头脑中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不管它在个别作家身上表现得多么不纯或冲淡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出现的一切精神病态，都可看做是两件大事——个人解放和思想解放的产物。
个人解放了。青年人不再是农奴或佃农，第一次看到整个世界展现在面前，他不再满足于给予他的地位，不再甘心跟着犁头翻耕父亲的土地。现在似乎一切都变得可能了；“不可能”这个词已失去意义，既然士兵手上的鼓槌经过一系列快速的变化，可以成为元帅手上的短杖，甚至成为国王的节杖。然而，个人得到的权力并没有跟上可能性；道路突然开放在千千万万人面前，但只有个把人能够达到希望达到的目标，谁能向一个人保证他就是那个人呢？过分的欲望必然带来过分的忧伤。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能参加这狂热的大竞赛的。有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感到自己和旧秩序联系在一起，有些性格比较细致、脸皮比较薄，有些人爱梦想而不善于实干，这些人都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靠边站就是流亡国外，他们变得孤独起来，而且越是陷入冥想就越发变得以个人为中心，因而越发变得容易苦恼。最苦闷的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
此外，旧秩序的崩溃使个人不再受到那种把他约束在某些社会限制之内、使他不会自以为了不起的有益的压力。凡是自我约束的力量抵不上社会原来所起的约束作用的地方，就可能产生自我崇拜。而且在一切变得可能的同时，人们仿佛觉得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个人过去放弃了的、自愿交给上帝或国王的权力，现在他一概要求收回。正像他不再向镀金的车子（为了给它镀金他曾经出过钱）脱帽一样，现在他也不再向任何禁令低头，只要他能清楚地看出这是人为的。对于这一切他有一个现成的答复，这个答复是一个问句，一个可怕的问句，也是人类一切知识和一切自由的开端，那就是“为什么？”。很清楚，即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反常的恋爱，这类流于不正常感情和不正常罪行的事件，只不过是一种病症，只不过是个人在坚持自己权利的伟大重要的斗争中所犯的一个错误。
思想解放了。个人从别人的监护下解脱出来，不再感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天地，具体而微地反映了整个的大天地。许许多多个人成了许许多多面对宇宙有所反映的镜子。但是，尽管思想逐渐取得勇气从全局上综合地而不是零碎地来理解事物，它的能力却跟不上勇气的增长；人类仍然像以前那样在黑暗中蹒跚前进。对于这些老问题，人为什么要出生？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一切要达到什么目的？回答看来仍然令人不满意，令人泄气，仍然是一个悲观的回答。在过去人一生下来就接受一种明确的没人怀疑的信仰，它提供了据信是从上天得来的答案，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到十八世纪这个信仰被抛弃了，但人们仍然从小就接受一种同样教条式的、至少同样是灌输进来的信念，相信文明和启蒙的救世作用；他们认为当他们的哲学家们的学说被普遍接受的时候，幸福和和睦就会在全世界实现。到十九世纪初叶这种信念的基础也被破坏了。历史似乎告诉人们，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于是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就像一支军队在战斗中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时陷入混乱一样。即使那些试图使思想回到旧的宗教常轨上去的人，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旧宗教的观点了，因为几年以前他们要么是伏尔泰派，要么是卢梭自然神论的信徒；他们新的虔信精神乃是经过痛苦的推论和斗争而产生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世纪初的作家中间，思想活动是那么狭窄而拘束。阿尔夫莱·德·缪塞以非常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他们给人造成的印象。他说：“永恒就像一个老鹰窠，世纪就像一只只雏鹰挨个地飞出窠来在宇宙中飞翔。现在轮到我们这个世纪来到窠边了。它站在那里瞪眼瞧着，但它的翅膀却给剪掉了，它凝视着无限的太空，飞不起来，只有等死。”
[1] 《墓外遗集》第2卷第190页，第3卷第78页。（原注）
[2] 莫尔温在苏格兰北部。
[3] 芬格尔是奥西安诗中的英雄。
[4] 莫里哀的剧本《厌世者》的男主人公。
[5] 据《旧约·创世记》，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哥哥阿贝尔，受到上帝惩罚，到世界各地流浪，额上给打上了印记。
[6] 圣伯夫（Saint-Beuve，1804—1869），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和批评家。
[7] 引自《奈察人》，见《夏多布里昂全集》第5卷第353至463页。作者在他的《墓外遗集》中表达自己情绪时，曾不自觉重复这几句话，前面已经引过。（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