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有人倒下，但勇气长存；虽然死亡危险逼近，信念绝不放松；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注视敌人，目光坚定，充满轻蔑。他虽然失败，并非败给我们，而是被命运打败。他虽然死去，但未被战胜：最勇敢的人，有时也最为不幸，同样也有人笑对沉沦，仍渴望着胜利……

——蒙田[5]

“蚊子抗大象”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他反抗加尔文的巴塞尔战斗檄文里的一段亲笔书写的铭文，乍一看令人惊愕，简直就像是人文主义者常用的夸张笔法。但是卡斯台利奥的这句话既不言过其实，也不冷嘲热讽。这位勇士用这突兀的比喻只想向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6]明确表示，他自己如何悲哀地清楚认识到，他公开控告加尔文，出于狂热的刚愎自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也扼杀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信仰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多么庞大的敌人挑战。

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举起手中的笔，犹如挺起长矛投入这场危险的斗争，就清楚地知道，反抗一个全身披挂、刀枪不入、拥有优势的独裁者，与之进行任何纯粹精神的战争，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从而也就知道自己的作为毫无胜算。独自一人，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向加尔文发动战争并战而胜之，支持加尔文的人成千上万，还有一个国家暴力的战斗机器！凭着无与伦比的组织技术，加尔文成功地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连同成千上万迄今为止一直自由自在的公民都变成唯命是从的机器，任何独立自主性均被消除殆尽，为了维护他那独一无二的学说，任何思想自由均被他褫夺。城里、国内一切权力机构全都置于他的全权控制之下，全部机关、官厅、市政委员会和教会监理会，大学和法庭，财政和道德，牧师、学校、警察、监狱，所有写出的字、说出的话，甚至悄声耳语的谈话全都受他控制。他的学说变成了法律，谁胆敢对此发出丝毫异议，监狱、流放或者柴堆，这些精神专制公然用来终止一切讨论的有效论据，立即会对那人进行教育。于是在日内瓦只有一种真理得到容忍，而加尔文便是这种真理的先知。此人令人望而生畏，他可怕的权力还远远延伸到城墙之外。瑞士联邦各个城市都视他为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新教世界选择这位最为强横暴烈的基督徒充当他们的精神统帅，君王们纷纷争夺这位教会领袖的恩宠，他在罗马天主教会之外，在欧洲建立了基督教世界最强有力的组织。当代没有一个事件的发生他不知道，更没有一个事件会在违背他意志的情况下完成。与彼耶尔教堂[7]的这位布道师为敌就像和皇帝和教皇为敌一样的危险。

他的反对者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是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人类思想自由的名义向这种和任何一种精神上的专制暴政宣战，此人究竟是谁？——和加尔文的令人晕眩的强大权力相比——真是蚊子攻大象！就公众影响而言，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是个无足轻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还是个不名一文、穷得像乞丐的学者，全靠翻译和给人当家教含辛茹苦地养活妻儿，身处异国的逃亡分子，既无居留权，亦无公民权，一个双重的流亡分子：每逢狂热主义统治世界之时，个人总是无能为力形单影只地置身于互相争斗的各派宗教狂之中。这位伟大谦虚的人文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处于迫害和贫穷的阴影之中，过着极度艰难困苦的生活，永远受到压抑，可是也永远自由自在，既不依附任何党派，也不沾染宗教狂热。只有等到塞尔维特遭到谋杀，他的良心深受震撼，他才放弃平静的著述，拍案而起，以受到损害的人权的名义，控告加尔文。只有这时，他的孤立无援才升华为英雄气概。因为和他能征善战的对手加尔文不同，卡斯台利奥并没有团结一致、组织严密的追随者围在他的身边，为他掩护；没有一个党派，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会向他提供援助；没有地位显要的人物，既无皇帝，亦无国王像当年庇护路德和埃拉斯姆斯[8]似的庇护他；甚至为数甚少的几个欣赏他的朋友，也只敢悄悄地给他壮胆打气。因为在其他国家，由于时代的疯狂，异教徒像牲口似的被人驱赶，遭人折磨，他大胆无畏地为这些权利被剥夺，遭到奴役的人仗义执言，并且通过个例，永远否定世上所有的当权派因为世界观而有权对世界上任何人进行迫害。公开站在这样一个人的身边是多么危险，多么性命攸关的危险啊！！在人的心灵阴沉昏暗的那些可怕的瞬间，当各国人民良心都遭到蒙蔽之际，他敢于保持清朗而又人性的目光，直呼其名，称那些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杀戮为谋杀、谋杀、再谋杀，尽管这些杀戮名义上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进行的！此人深切地感觉到，他的人性受到了最深切的挑战，他就独自一人打破沉寂大声呼喊，表示他对这些不人道行径的绝望，呼声直达天庭，单枪匹马为捍卫众人而战，单枪匹马对抗一切敌人！因为谁若向当时的当权派和掌权者扬声抗议，就别指望会有众人追随，因为世间俗人都有永生不死的怯懦心情。因此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关键时候，身后除了自己的影子，别无一人相随，除了战斗的艺术家拥有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在不畏强暴的灵魂里的那颗不屈不挠的良心之外，别无其他财物。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他在进行无望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服从自己的良心，他依然斗争。这神圣的“尽管如此”，“依然斗争”，使得人类解放斗争中的这位“籍籍无名的战士”世世代代永远成为英雄；单单凭着这股勇气，他独自一人、孑然一身对一种世界性的恐怖发起激烈的抗议。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的这场斗争，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该铭记在心。但是这种历史性的争论，就其内在的问题而言，也已远远超过了它那时代的契因。因为这里争论的不是一个狭窄的神学问题，不是关系一个名叫塞尔维特的人，甚至也不是只关系到新教中自由派和正统派之间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危机：在这场强硬坚决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涉及面广泛得多，时间包括更长的问题，我们的事业行动起来了[9]！战斗已经打响，这场战斗将不得不用另外的名字，用另外的形式一再重新进行。神学在这里只意味着一种偶然的时代的面具，即便是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也只是作为一种无形的无法克服的对抗所推出的最为有血有肉的代表人物而已。不论人家把这种张力的两极称作什么——是叫宽容反抗不宽容，自由反抗约束，人性反抗狂热，个性反抗机械性，还是良心反抗暴力——所有这些名字，归根到底只表达最后的、最内在的、最个人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是道德还是理念，是个性还是集体性。

在自由和权威之间需要不断进行必要的界定，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幸免：因为没有权威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将导向混乱），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将导向专制）。毫无疑问，在人性的根本，有一种神秘的欲望想自我消融于集体之中。我们原始的妄想无法消除，会找到一种确定的宗教的、民族的或社会的制度，它对大家都极为公平，最终把和平和秩序馈赠给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10]的大宗教裁判官以残忍的辩证法证明，大多数人其实都害怕自己的自由，广大群众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人生的复杂，责任的繁重，的确感到疲劳，渴望出现最终的、普世的、断然的秩序，使世界井然有序，人们不必进行任何思索。人们渴望出现救世主，渴望消除人生的种种问题，这种渴望形成真正的酵母，为一切社会和宗教的先知出现扫平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了火焰和色彩，总需要有一个会发生强烈影响的人昂然崛起，以不容抗拒的口吻宣称，他，只有他找到了或者发明了新的公式；成千上万人的信任便向着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或者世界的大救星涌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大概是它的形而上的意义）总是首先在世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因为每一个给人们赠送一种新的统一和纯洁的妄想的人，首先总是从人们当中吸取最神圣的力量：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强烈热情。千百万人像着了迷似的准备为他所俘，为他怀孕甚至甘愿为他强暴；这样一个宣传福音者，预言幸福者，向他们要求得越多，他们就越发迷恋上他。昨天还是他们的最高乐趣，还是他们的自由之物，今天为了他的缘故，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把它抛弃，只是为了更加心悦诚服不加反抗地受他引导。古老的塔西陀[11]说的话——急忙投入奴役之中[12]——便一再得到实现，在一种万众一心的热烈陶醉的状态之中，人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受奴役的状态中去，还要赞美人家用来抽打他们的皮鞭。

始终是世上的一种思想，一种最为非物质的力量，一而再地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技术化的世界里产生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影响力造成的奇迹。其实对于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本身都含有一些使人上进的成分，人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去欣赏和赞扬这些使世界为之痴迷的人物，因为他们成功地凭借精神的力量，去转变迟钝的物质。可是灾难深重的却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一旦胜利，几乎立即变成精神的最恶劣的背叛者。因为权力使人觊觎专权，获胜使人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让许多人如此热衷于个人的妄想，兴高采烈地准备为它而生，甚至为它而死，这些征服者对此还不餍足，他们全都受到诱惑，要变获得多数为占领全部，甚至还想把他们的教条强加到无党派人士身上；仅仅控制对他们俯首帖耳之辈，控制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心灵的奴隶，仅仅控制每个运动都永远积极参与之徒，他们尚嫌不足，——不，他们还想把自由无羁、无拘无束之人，少数独立分子也变成他们的吹鼓手和他们的奴才。为了把他们的教条变成独一无二的信条，他们便用国家的名义把每一个不同意见全都打成罪行。一切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一再重复这一厄运，一旦转变为独裁统治，就蜕化为专制暴政。因为一个才智之士不再信任他的真理所拥有的内在力量，而是采用蛮横的暴力，向人性的自由宣战。不论什么思想，只要它采用恐怖手段来使别人的信念全都与它一致，并且加以监督，它就不是作为理想的观念而存在，而是转化为粗野残暴的行径。即便是纯粹无比的真理，如用暴力强加于别人，它就成为反对精神的罪行。

但是精神是个神秘莫测的元素，像空气一样难以把握，无影无形，似乎任何形式和任何公式都能适应。它总是一而再地诱使专横成性的人物产生这种妄想，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精神，对它封锁、堵塞，把它乖乖地装进瓶子。可是随着每次压迫都产生出精神的强烈反弹，正因为受到压抑、压缩，它就变成火药，变成炸药；任何压迫都迟早会引发暴乱。因为人类道德上的独立自主天长日久，不可摧毁，——这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用独裁的手段把独一无二的宗教，独一无二的哲学，独一无二的世界观强加给整个世界，也从来不可能做到，因为精神总会抗拒任何奴役，总会抗拒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被迫变得平庸浅薄，低头屈服。因此仅仅凭着以暴力贯彻执行的原则，试图把人生的天神般的千姿百态、多姿多彩变成单一的模式，把人类分成非黑即白，好人坏人，敬畏上帝的信徒和离经叛道的异端，分成服从国家的顺民和反对国家的敌人，这种努力是多么庸俗，多么徒劳！任何时代都有独立不羁的精英，奋起反抗这种对人类的自由所施的强暴，总有一些“精神反对派”，坚定不移地抗拒任何一种精神强制，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会如此野蛮，从来没有一种专制暴政会如此周密，总有一些个别人会懂得如何逃脱这种群众性的施暴行径，总会捍卫个人信仰的权利，反抗那些以暴力推行其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偏执狂们。

十六世纪尽管和我们这个世纪相似，也狂热地信奉施行暴力的意识形态，但是也有自由思考、公正无私的人们。读一读那些时日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写的信札，我们会像兄弟一般亲切地感受到他们深切的悲哀，因为世界被暴力搅得惊慌失措，他们对于那些教条主义者做出的愚蠢以及大吹大擂的种种预告，打心眼里感到憎恶。我们感同身受，厌恶已极。这些教条主义者每人都宣称：“我们教导的，全是真理，我们不教导的，纯属谬误。”唉，面对这些不人道的人类改造者，什么样的惊恐震撼着这些思想纯净的世界公民。这些人类改造者闯进这些世界公民信奉美丽的世界，唾沫星子四溅地鼓吹他们施行暴力的教条。啊！这些萨沃那诺拉[13]们，加尔文们和诺克斯[14]们一心想要摧毁世上的美，把世界变成一所道德神学院！面对这些人类改造者，信奉美丽的世界公民打心眼里感到恶心，感到由衷的、深切的憎恶。所有这些睿智的人文主义者明察秋毫，悲哀地认识到这些疯狂的自以为真理在手的人们必然会给欧洲带来灾难。他们从这些人竭力吆喝的词句背后已经听到武器铿锵之声，在这种仇恨之中，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可怕的战争。但是这些人文主义者，尽管知道自己拥有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斗争。人生中的命运几乎总是这样区分，认识者并非实行者，实行者并非认识者。所有这些可悲的，悲哀的人文主义者互致动人的精妙的信函，待在他们房门深锁的书斋里，抱怨喟叹，但是无人挺身而出，向反基督徒迎面走去。埃拉斯姆斯时不时地壮起胆子，从阴影中射出几箭。拉伯雷[15]阴沉地放声大笑，以小丑的服饰为掩护挥鞭击去。蒙田，这位高贵、睿智的哲学家，在他的散文论述中找到最具说服力的词句，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认真干预，或者阻止哪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耻的迫害和死刑。这些人富有人世经验，因而变得谨小慎微。他们认识到，智者不得和疯子争吵；在这种时代，为了不使自己遭殃，成为受害者，最好还是逃回阴影中去。

可是卡斯台利奥，这可是他不会销蚀的荣誉——却在这些人文主义者当中，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地挺身而出，直面他的命运。他敢于为受迫害的同伴们英勇地进行辩护，从而也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尽管时刻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他毫不狂野，也不热情洋溢，而是以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态度，举起一份关于这个阴惨时代的声明，犹如高擎一面战旗：不得把一种世界观强加于任何人，世上任何世俗权势任何时候都不得对一个人的信仰施加暴力。正因为他并非以某一个党派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而是出于不会消逝的人道的精神发出此言，他的思想就和他说的有些话一样，不受时间限制，亘古长存。所有人道的、超时代的思想，如由一位艺术家所塑造，就永远保持其印记，而把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声明，永远比个别教条主义的，咄咄逼人的声明更为持久。这位业已被人遗忘者的史无前例、堪称榜样的勇气尤其在道德的意义上，对于后世若干代人都堪称楷模，因为当卡斯台利奥不顾世上所有神学家的反对，把那个被加尔文牺牲掉的塞尔维特称作一位无辜遭到谋杀的人时，当他用下面这句永垂不朽的话——“烧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了一种学说，而只是：杀害了一个人。”——来抗击加尔文的一切似是而非的狡辩时，当他（远在洛克、休谟、伏尔泰[16]之前，并且比他们更精彩地）一劳永逸地宣布人人有权获得思想自由时，那么此人是以他的生命为他的信念作为抵押。不，请别把卡斯台利奥对于施加在米盖尔·塞尔维特身上的司法上的谋杀所进行的抗议，和伏尔泰在卡拉斯[17]一案和左拉在德莱福斯[18]一案中所做的著名千百倍的那些抗议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远远达不到他的行动所达到的道德高度。因为当伏尔泰在为卡拉斯而战时，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更为人道的世纪；此外在这位举世闻名的诗人背后，有着一些国王、王公贵族的支持。同样在埃米尔·左拉身后，聚集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赞赏，直如一支看不见的大军。他们两位为了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出手相助，的确是冒着失去他们的名誉和舒适生活的风险，但是并不像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那样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这一差别却是决定性的。卡斯台利奥在他以全部人道的分量，为了维护人道精神而战时，忍受着他那世纪非人道的杀气腾腾的压迫。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充分使用了他的力量，直到耗尽精力，付出了他道德英雄主义的代价。这位宣扬非暴力的哲人，如何被粗野的暴力扼杀，实在令人震惊，他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器，而只是想使用精神武器——唉，人们一再发现，当个人，没有其他势力在背后撑腰，只有道德的权利作为依靠来反抗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时，每次战斗都如何毫无指望。倘若有一种教条有朝一日成功地攫取国家机器及其他压迫手段，便毫无顾忌地使用恐怖政策。谁若对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提出质疑，它就把此人的话语扼杀在喉咙里，大多数情况下也把喉咙予以扼杀。加尔文从未认真回答过卡斯台利奥。他宁可让卡斯台利奥沉默，无法出声。他们把他的著作撕得粉碎，禁止出版，付之一炬，或干脆没收充公。他们以政治压力在邻州[19]取得禁止他写作的禁令。卡斯台利奥根本来不及回答，来不及纠正，加尔文的追随者便扑了上去，横加诬蔑。不久就不成其为斗争，而是恣意强暴一个无力反抗者。因为卡斯台利奥没法说话，没法写作，他的文章默默地躺在抽屉里。而加尔文却拥有印刷所、报刊和讲台、布道台，教会代表会议，整个国家的权力机器。他毫无怜悯之心地让这部机器运转。卡斯台利奥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每一句话都遭到窃听，每封信都被截住——这样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组织，对付起某个别人来尽占上风，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因为卡斯台利奥英年早逝，才使他免于遭到流放或火刑的命运。即使对于死者的遗骸，这些洋洋得意、高奏凯歌的教条主义者们也不放过。他们大肆发泄疯狂的仇恨，把种种怀疑和各种诬蔑抛进他的墓穴，犹如抛洒腐蚀性强的石灰，把灰尘洒向他的姓名，目的在于世世代代都要忘记这个人，让他永远消逝，此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而且反抗每一种思想独裁的原则。

压制这个手无寸铁者所使用的暴力几乎也达到了极致：那种有条不紊的压迫不仅扼杀了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当时发生的效果，也一连许多年扼杀了他的死后美名。即使在今天，一位有教养的人士，也丝毫不必因为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感到汗颜羞愧。因为既然他最主要的著作都被书报检查封杀，几十年几百年都不得付印，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在加尔文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一个印刷所敢于发表这些著作。等到这些著作在卡斯台利奥死后多年面世，已经为时太晚，无法给以公正的荣誉。另外，一些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卡斯台利奥的思想，这场斗争便以陌生的名字继续进行。在这场斗争中，他作为第一位领袖阵亡，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有些人遭到的厄运是，生于阴影之下，死于黑暗之中。——后继者赢得了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荣誉。时至今日，在每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读到休谟和洛克是最早在欧洲宣扬宽容思想的人，就仿佛卡斯台利奥为异端分子辩护的文章从未撰写出来，从未印刷出版。他的道德上的宏伟壮举，他为拯救塞尔维特所进行的斗争，已经为人忘怀。他反对加尔文所进行的战争，“蚊子反抗大象”之战已被人忘却。他的作品，——在荷兰出版的全集中一幅残缺不全的肖像，瑞士和荷兰各图书馆里的一些手稿，他的学生对他表示感谢的一些词句，这就是此人留下的一切痕迹，他的同时代人不仅异口同声地称他为他那世纪最为学识渊博者之一，也是最为高尚者之一——我们对于这位业已被人遗忘的人，还亏欠多少感谢之诚啊！

因为历史没有时间来表示公正。它作为冷漠的编年史家，只计算成功，很少用道德的尺度来丈量成功。它只俯视胜利者而把战败者置于阴影之中。这些“籍籍无名的战士”被毫不在意地踢进宏大的遗忘的深坑里。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20]，来赞许他们因为徒劳无功，因而无声无息的牺牲。而事实上，没有一种纯粹出于思想的努力，会是徒劳的，没有一次投入的道德力量，会完全消逝于太空之中，无影无踪。那些身处劣势者，一种超前理想的过早宣扬者，作为战败者也实现了他们的意义。因为一种思想，只有创造出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的见证人和坚信者，它在这个世界上才富有生气。从精神出发，“胜利”和“失败”这两个字，完全获得另一种意义。因此有必要一而再地提醒一个只看见胜利者纪念碑的世界，并不是那些在千百万人的坟墓和毁掉的生命之上建造他们过眼云烟般的王国的人们，是人类真正的英雄，而恰好是那些不用暴力，为暴力压垮的人，像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一样，为精神自由和人道精神终于来到人世而战，却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才是人类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