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过早向命运提问
我的痛苦使我衰老……
您简直难以想象，
我直到二十二岁过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致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22]信
1828年
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宣布，他要做作家、诗人，反正要做一个自由创作者，而不是做公证人或者律师。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家人直如晴天霹雳。放弃确有保障的前程？一个巴尔扎克家的子弟，一个备受推崇的萨朗比耶家的外孙竟然要去做作家这种值得怀疑的行当！保障在哪里？怎么保证他会有一笔规规矩矩的可靠收入？文学、诗歌，这种多此一举的奢侈品只有德·夏多布里昂子爵[23]这样的人才玩得起，他在布列塔涅某地拥有一座美丽的宫殿。或者像德·拉马丁[24]先生这样的人，充其量还有雨果将军的儿子[25]这样的人可以从事，但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市民之子玩得起的。再说了——这个不靠谱的少年，曾经显露过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吗？有没有读到过他写的一篇精彩的作文，他有没有在外省的报纸上发表过诗歌？从来没有！在所有他上过的学校里，他都和劣等生坐在一起。在拉丁文课上他排名三十二，更不用说数学课了。这可是每一个正经商人最重要的学问啊。
而他宣布这项决定恰好是在最不合适的当口，因为巴尔扎克老爸这时的财政状况头绪分外紊乱。复辟时期砍倒了战争时期的血红葡萄，也把这些靠战争发财的小吸血鬼连根拔掉。他们靠着战争，在幸福的拿破仑年代一直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对于向军队提供军需品的供应商和靠部队大发横财的人来说，现在可是毫无油水的时代。巴尔扎克老爸丰厚的年金也从八千法郎降到所剩无几。另外他在杜迈尔克银行清账时，在其他的投机买卖中也损失惨重。现在还能说这个家庭富裕殷实，可以看见，他们还存得有几万法郎；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最高法则乃是——这比国家的一切法律都更为有效——每次收入有所缩减，立刻就得以加倍的节俭来予以补偿。巴尔扎克家立刻决定，放弃巴黎的住宅，搬到一个便宜的地方，搬到维勒帕黎西去住——当时离开首都约二十公里——，在那里可以毫不引人注目地节省开支。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天真的少年跑来，父母亲本以为已经永远摆脱了他的负担，而他却不仅要做诗人，还要求家里为他这种无所事事提供资助。
因此他家里人就宣布：绝对不行！并且把亲朋好友请来帮忙，他们当然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饭桶异想天开的狂妄要求。巴尔扎克老爸表现得还最为淡定，他不喜欢家里争吵，最后和善地地咕噜了一句：“为什么不支持他呢？”他自己就是个老冒险家，老牌投机商人，他变换自己的职业不下十几次，后来才过着舒舒服服的市民阶级的生活。他对于自己这个古怪儿子的荒唐行径实在发不出火来。站在巴尔扎克一边的，当然暗地里还有他亲爱的妹妹洛尔；洛尔对于文艺有一种浪漫的爱好，想到她有一个著名的哥哥，虚荣心就得到满足。浪漫的女儿梦想中的荣誉，受过小市民阶级教育的母亲却觉得这是个严重的耻辱。倘若亲朋好友听说这件荒唐的怪事，说巴尔扎克夫人，萨朗比耶家闺女的一个儿子，成了一个写书或者写报的人，叫她怎么面对这些亲友？母亲怀着布尔乔亚对一种“不可靠”的职业的全部厌恶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不行，绝对不行！这个懒惰成性的少年，在学校里就不成器，不能放任他去干那些赚不来钱的傻事；再说，家里也用现金法郎给他支付了上法学系的学杂费用。这个荒谬绝伦的计划让它永远结束吧！
可是巴尔扎克妈妈第一次碰到了反抗的力量。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脾气温和懒懒散散的孩子竟会这样反抗，她见识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不屈不挠，什么外力也无法震撼的意志力，自从拿破仑的意志力被摧毁之后，欧洲无人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坚强意志力。巴尔扎克想要的东西，就会得到实现。他下定决心想做什么，就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无论是眼泪还是诱惑，哀求还是歇斯底里发作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奥诺雷想做个大文豪，不想做公证人；世界作证，他后来成了大文豪。经过几天艰苦的斗争，达成了一个极具市民阶级特色的妥协，伟大的实验放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进行。奥诺雷可以贯彻他的意志；他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个伟大的著名作家。他如何着手进行，完全由他。他的家庭只向这个不大有把握的事业投入一笔相当有限的资本，他们充其量只对奥诺雷的极端可疑的天才投入两年资助，对他的天才可惜没人能够提供担保。倘若奥诺雷在这两年之内没有变成一个伟大的著名作家，那他就得乖乖地回到公证人事务所去，——不然就对这个浪子撒手不管。父子之间白纸黑字签订了一份奇特的协定，父母亲根据协定，经过仔细计算，资助他最低生活费，答应到1821年秋天为止，支付给他们儿子每月一百二十法郎的援款，也就是每天四法郎，供他进行夺取不朽的征伐之战——尽管巴尔扎克老爹从事过收益甚丰的军需供应和金融投机，这一次归根到底是笔一本万利的最佳生意。
刚愎自用的母亲，第一次不得不屈服于一股更加强烈的意志——可以想象，她多么绝望，因为根据她整个人生的经历，她真诚地认为，她的儿子顽固成性——脑子充满奇思怪想，已经把生活毁了。现在对她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瞒着显赫尊荣的萨朗比耶家族，不让他们知道奥诺雷放弃了稳定的职业，想要以如此荒谬的方式谋求自立这样的耻辱。为了遮掩奥诺雷启程前往巴黎这件事，母亲告诉亲戚们，她儿子由于健康原因，已到南方去找他的一个堂兄；也许这次荒谬绝伦的改选职业之举，会像一时兴起，转瞬即逝，也许这个不肖之子会再次考虑他干的这件傻事，那么谁也不会知晓他这不幸的越轨之举。此举可能会有损他的稳固的职业，从而彻底毁了他的婚姻和公证人事务所的业务。反正母亲暗地里制订她的计划。既然用一片善意好心，连声恳求也没法使这个顽固的少年放弃这个耸人听闻的行当，那现在就用计谋用坚韧来设法办到这点。她将让儿子挨饿，儿子得看到，在家里是何等舒适安逸，在那炉火烧得旺旺的公证人事务所的房间里是多么温暖。等到奥诺雷在巴黎饿得肚子咕咕直叫，那些好高骛远的计划不久就会投降。等到他的手指在阁楼里冻得发僵，他很快就会放弃那愚蠢的写作行当。妈妈借口出于母爱关心他的幸福，亲自陪他前往巴黎，帮他在那儿找间房子：事实上妈妈处心积虑地为这位未来的作家找了一间最糟糕、最寒碜、最不舒服的房间，即使在无产者居住的巴黎也只能找到这样差的一间，为了让她儿子意志消沉。
勒斯第尼耶哀尔路九号那幢房子如今早已拆除，这很可惜。因为巴黎除了拿破仑的坟墓，没有其他比这间寒酸的阁楼更雄伟壮丽的纪念碑，纪念激情如炽的壮烈牺牲。在《驴皮记》里可以读到对这间阁楼的描写。沿着又黑又臭的小楼梯爬上五楼，就能看到一扇用几块木板凑合着钉起来的破门。把门推开，就摸索着走进一间低矮黑暗的阁楼，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即使房租低廉，每月才五个法郎，——三个苏一天——女房东也找不到房客愿意在这陋室里居住。巴尔扎克的母亲恰好就选中“这个洞穴，可以和威尼斯的铁皮屋”[26]相提并论，为了让这位未来的作家对他的行当倒足胃口。
巴尔扎克在多年之后还这样写道：“天下没有什么比这斜顶的阁楼更令人憎恶的东西了，四壁发黄，肮脏不堪，散发出穷酸的味道……
屋顶不断往下陷，松动的瓦片都露出天光……我这寓所要我每天花三个苏，夜里花三个苏点油灯。我自己打扫房间，我穿着法兰绒的衬衫，因为我花不起每天两个苏的洗衣钱。我烧煤取暖，要是我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以总数，每天花销不超过两个苏……所有这些开销合在一起，每天不超过十八苏，这样还剩下两个苏来支付意外开支。在这‘艺术之桥’上度过的漫长的艰苦岁月里，我不记得曾经为了买水而付出过什么钱。我总是每天清晨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井边自己去拎水的……在我像僧侣一样孤身一人度过的开头十个月里，我穷困不堪，离群索居。我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仆人，我以难以描绘的激情过着一个第欧根尼[27]的生活。”（《驴皮记》）
巴尔扎克妈妈用尽心机，考虑周密，丝毫也不想把这囚室布置得舒适一些，宜于居住。这种不舒服的状况能越快把她儿子赶回正常的职业中去，就越好。所以，她只是从家里的废旧家具中找来必不可少的几件布置她儿子的阁楼——一张平板硬床，“就像旧木搭起的支架”，一张蒙着破旧皮面的橡木小书桌和两把旧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一张床供他睡觉，一张桌子供他工作，还有他工作时必要的椅子。奥诺雷热切希望租一架小钢琴，这个愿望也未蒙批准。过了短短几天，他就不得不向家里乞求给他几双白色棉布长袜，灰色的丝袜和一块毛巾。为了让他荒芜一片的墙壁变得稍稍令人愉悦一点，他刚买了一幅铜蚀雕版画和一个镶着金边的方镜，巴尔扎克妈妈立即让女儿洛尔责备她哥哥过于“浪费”。
而在巴尔扎克身上，想象力远比现实强过千百倍，他的目光可以把毫不显眼的东西看得生意盎然，使丑陋不堪的东西得以升华。即便是他囚室外面，巴黎鳞次栉比的灰暗的屋顶汇成的阴郁景色，他也能从中攫取欣慰。
“我记得，我把面包掰开来，浸到牛乳里，心情是多么欢快。我坐在窗前，吸进新鲜空气。我的眼睛扫过石板和瓦片组成的一片褐色，浅灰色和红色的景色，上面盖有黄兮兮的或者绿幽幽的苔藓。起先我觉得这片景色有些单调，可不久我就发现了独特的美丽：现在是余霞满天的傍晚，没有关严的百叶窗，在夜色中标明了这种独特景色的黝黑的深度，然后看见街灯发出的灰白色的光线，向下通过雾气发射黄黄的反光，并且以控诉的姿态，以它们微弱的光线在大街上反射出缩成一堆的屋顶汇成的波浪，建筑物汇成的一片雾海；有时候在这片阴郁迷蒙的荒漠之中凸显出一些奇怪的人物。在某一个屋顶花园的鲜花当中，我看到了一个老妇人佝偻的轮廓分明的侧影。她正在浇灌她的旱金莲花；在一个朽坏的阁楼窗框里，我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梳妆打扮，她以为没有人在注视她；我只看见她秀气的额头和长长的发辫，她正用两只优美白皙的手臂，迎着光举起发辫。我欣赏那些长在屋檐小槽里的短命植物，那些可怜的小草，也许是一阵狂风把它们带到这里。我研究这些苔藓，它们的色彩，雨水浇淋，使得色彩鲜艳，日光照射，它们变成干燥的丝绒，呈褐色，光影变幻不定。终于开始一天里诗意盎然转瞬即逝的印象，浓雾洒下悲哀，太阳突然跃出，一片沉寂，夜晚的魔力，日出时的神秘景色，烟囱里喷出的浓烟——这奇特的大自然中发生的所有事件，我都感到亲切，它们使我愉悦。我爱我的这个囚牢，我是自愿囚禁于此。这些巴黎的热带草原，地旷树稀，由那些像一片平原一般伸展开来的形状相似的屋顶组成，铺展在下面人生的深渊之上——溶入我的灵魂，和我的奇思怪想汇成一片。”（《驴皮记》）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巴尔扎克离开他的房间，沿着布东大街向着郊区圣·安托阿那信步走去——这是他唯一能够享受的快乐，因为它不花一个子儿——，向肺里吸进一点新鲜空气。这次短短的散步竟成为对他的鼓舞，成为一段人生经历。
“唯一的激情驱使我放下手头的学习——这难道不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吗？我开始观察郊区熙熙攘攘的生活，那里的居民，各式各样的人物。我穿得和那里的人一样寒碜，完全不在乎任何外表上的体面，我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对我毫无避讳。我可以夹杂到他们的人群之中，他们刚干完活回来，我看见他们购物，听见他们讨论时政。这种观察对我来说已经成为本能，我挤进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并没有忽视他们的外表，或者说我如此精确地把握住他们外表的特点，以致我的观察立即就突破了外表的范围；这种观察使我能够设身处地，与有关的个人共同经历他的生活，这样发展下去，这种观察就使我能够处于那人的地位，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乞丐，向一些人说出他的魔法咒语，从而换取了他们的外形和灵魂……
我和他们彼此了解，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我感到肩上披着他们的破衣烂衫，脚上踏着他们破了窟窿的鞋，我的灵魂贯穿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苦难，或者我的灵魂化成了他们的灵魂。这是一种睁眼做梦。我和他们一起大发其火，因为那些企业老板欺侮他们。或者为老板们丑恶的手段火冒三丈，老板们采用这些手段迫使工人跑来好几次，就不把工资发给他们。我放弃了自己的习惯，变成另一个人，为我道德的力量陶醉不已。我随心所欲地玩着这个游戏，这是我自己的娱乐。我有这种天赋，该归功于谁呢？这不简直就像是第二视觉吗？这不就是一种特性，滥用这种特性不就近乎疯狂了吗？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产生这种能力的原因。我拥有这种才能，我使用这种才能——这便是一切。重要的只是：我从那时起，把人们称之为‘人民’的这一拼凑起来的群体的各种因素，能都分解开来。我分析了他们，能把他们善良的和恶劣的特性区别开来。我很清楚，这个郊区对我有什么用处。这座革命的神学院，连同它的英雄们，发明家们，它的讲求实际的智者们，它的无赖们、罪犯们，它的众多美德和罪恶，所有这些都通过穷苦拥挤在一起，通过苦难被压抑下去，淹没在葡萄酒里，消耗在烧酒之中。您没法想象，在这座痛苦的城市里有多少冒险故事不受人们注意，正悄悄地演出，有哪些迅速为人遗忘的戏剧在这里上演！有哪些可怕的事情，又有哪些美好的东西可以在这里看见！想象力远远跟不上掩盖在这里、还没人发觉的现实；必须深入下去，才能找到这些值得称赞的场景、悲剧或者喜剧，偶然诞生的杰作。”（《法契诺·卡讷》）
他房间里的书，大街上的人，看透一切思想和事件的眼睛，这已足以用来建造一个世界。从巴尔扎克开始工作的那个瞬间起，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花了巨大的代价赎得自由后的开头几天，巴尔扎克用来拾掇他的居所，拾掇他用来创作，以使自己未来不朽的寒碜住处。他不惜亲自动手，给污渍斑驳的墙壁抹上石灰，贴上壁纸。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排列起来，又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他把白纸摞起来，为了撰写自己未来的杰作。他削好羽毛笔，买来一支蜡烛，用一只空瓶作为烛台。他为油灯买了燃油。这盏灯应该成为黑夜中的太阳，照亮他工作的无边无际的沙漠。
现在一切都已齐备，就缺一样，就缺一个不算微不足道的细小东西，——那就是这位未来的诗人还一点也不知道，他究竟该写什么。巴尔扎克令人惊讶地决定钻进一个洞穴，不写出一部杰作决不离开。可他完全是凭着本能下定这个决心的。现在该动笔了，他连一个确定的工作计划也没有，或者可以说，他是在百十来个模糊不清、尚未成熟的计划里换来换去。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没有明确的想法，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人，——当个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家？他只感到身上有股力量，可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使这股劲。
“我心里坚信，我有思想要表达出来，有个体系想建立起来，有门科学想予以阐述。”
可是究竟献身于什么思想，什么体系，什么文艺类型呢？内心的极点尚未找到，意志的磁针还在骚动不安地摆来摆去。巴尔扎克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一些手稿，全都是断简残篇，没有一部已经完稿，没有一篇稿子在他看来适合用于起跳，可以一跃而达到不朽。有几本手稿簿是《关于灵魂不朽的笔记》，《关于哲学和宗教的笔记》，一部分是学校里记的笔记和阅读心得，一部分是自己的写作计划，其中只有一句批语使人感到意外：“在我自己的悲剧之后，我要重新拾起此稿。”有几篇零散的诗句，一部叫作《圣·路易》的押韵史诗的开头部分。悲剧《希拉》和喜剧《两位哲学家》的习作。有一段时间，他打算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柯格西格吕》，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斯苔妮或哲学的谬误》，另外一部名叫《斯苔拉》的“古典式”的书信体小说；与此同时，一出喜歌剧《海盗》的初稿插了进来：看见这一大堆令人失望的篇目，巴尔扎克越来越没把握，现在到底该写哪一篇来开头。是靠一个哲学体系，一部郊区上演的歌剧脚本，一首浪漫主义的史诗还是一部长篇小说来把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带往世界各地，使之遐迩闻名？首先得写点什么，不论什么，写完为止，让他一举成名，摆脱家庭，独立生活！他以特有的狂热激情，翻阅通读一系列的书籍，既是为了寻找素材，也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学几招写作的手法。
“我什么也不干，只是一味学习，锻造我自己的文体，直到我深信我快丧失理智。”他这样写信告诉他妹妹洛尔。可是渐渐地时间开始逼人，寻寻觅觅，试来试去，足足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年金无情，极为有限，撰写哲学著作的计划只好搁置，估计是因为写起来太麻烦，收益也太少。要写长篇小说，他感到还力不从心，只好写剧本——不言而喻，这得是一出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剧，就像席勒、阿尔菲耶里、玛丽·约瑟夫·谢尼耶[28]开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品——，为法兰西喜剧院撰写一个剧本；他再一次从图书馆借来几十本书籍，翻阅一遍。用一个王国换取一个题材[29]！
终于选定，1819年9月6日巴尔扎克告诉妹妹：
“我终于确定了《克伦威尔》这个题目。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因为它是整个现代历史中最出色的题材。自从我抓住这个题目，把它彻底思考一遍，我就向它扑了过去，几乎达到丧失理智的地步。绝妙的想法纷至沓来，汇集在我脑子里，但是我一再受阻，由于在诗韵艺术上缺乏天才……
你颤抖吧，亲爱的妹妹，为了把全剧写成诗句，把我的设想充分表现出来，然后，为了进行删改润色，我至少还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唉，写这样一些作品，困难比比皆是。你若知道就好了！伟大的拉辛[30]为了修改他的《菲德拉》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这应该让你充分了解到其中的艰辛，这可是使每个作家都会绝望的事情。整整两年啊！两年——你好好想象一下：两个年头！”
现在可是已经无路可退。
“没有天才我就完了！”
那他就必须要有天才才行。生平第一次巴尔扎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让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开始运作。这个意志一旦发生作用，就无法抵抗。巴尔扎克知道，他会完成《克伦威尔》，因为他要完成此剧，非完成不可。
“我下定决心写完《克伦威尔》，即使让我爆炸也在所不惜。妈妈会跑来要求我向她汇报，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在这之前，我必须完成点什么。”
巴尔扎克便以偏执狂般的干劲投入工作。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即便是他最恶毒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他的这股干劲。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把自己关禁闭，关在那个僧舍里，甚至可说是关在特拉普修会[31]的僧侣住的修行室里。他一生中所有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的时期，都以自我囚禁于修行室作为铁的规则。他白天黑夜都坐在书桌旁，往往三四天不离房间，即便出门，也只是为了买点儿面包、水果和新鲜的咖啡，对疲劳的神经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刺激。渐渐地，冬天来临。他的手指从来对冷就敏感，在这个没有取暖的遮风不严的阁楼里，有冻僵之虞。但是巴尔扎克狂热的意志力并不松懈。他钉在书桌旁一动不动，脚上盖着一条他父亲的旧毛毯，穿着一件法兰绒的背心保护胸部。他求他妹妹给他寄条“什么旧得不能再旧的围巾”，写作时能披在肩上。他还求他妈妈给他织顶绒线小帽。为了节约昂贵的劈柴，他成天待在床上，继续写作他的神性悲剧。所有这些不顺心的事都无法折断他的意志，他只是担心买昂贵的灯油，开销太大，因为冬天日短，黑暗早早降临，下午三点就不得不点燃油灯，否则白天黑夜对他全都无所谓：统统用来写作。
整个这段时间，没有朋友光临，没有女人来访，不上饭店，不去咖啡馆，在这极端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一点放松、散心。由于长期腼腆羞怯，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不敢接近女人。他一直在寄宿学校里和男生生活在一起，知道自己举措不大灵活。他不会跳舞，没有学过如何在上流社会周旋。因为家里节俭，他知道自己衣着很不讲究。再加上巴尔扎克在这过渡年龄，发育得外表并不惊人；既由于他生理上的现象如此，也由于他疏于装扮，有个这时期的熟人甚至说他丑得惊人：
“巴尔扎克当时特别难看，丑得惊人。尽管他的一双小眼睛灵动异常，炯炯有神。个头又矮又胖，一头黑发乱成一团，脸上骨骼突出，嘴巴很大，牙齿不齐。”
既然他花每个苏都得在手里转上三圈，才能从指缝里放出去，那就连交际应酬最原始的条件也不具备。在年轻的记者们作家们坐在一起交谈的咖啡馆门口，饭店门口，他充其量只能在外面玻璃窗上照一照自己饥肠辘辘的面容。所有这些娱乐、欢乐，百万人口的城市所有的壮丽辉煌，这位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自愿僧侣在所有这几个月里可是一丁点儿也没有能够得到。
就只有一个人时而来关心一下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这就是“小老爹达布林”。这位诚实的市民是五金铁器批发商，作为巴尔扎克家的老朋友，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关心一下这个可怜的诗艺的初学者。渐渐地，年长的先生和遭到抛弃的青年之间产生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备至的友谊，而且一直延续了巴尔扎克的整个一生。这位真诚的人虽然仅仅是郊区的一个商贩，却对诗艺怀有一种感人的敬畏之情。法兰西喜剧院是他的神庙，有时铁器店里冷冰冰的生意一结束，他就带着这位年轻诗人去朝拜这座神庙。这些夜晚在享受一顿奢华的拉辛的诗句之前，先饱餐一顿丰盛的晚饭，是这位感恩的客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吸取到的唯一使人精神焕发的滋养。小老爹达布林每个礼拜都勇气十足地爬上六层楼的楼梯，登上巴尔扎克的斗室，来探望他的被保护人。他让他的这名旺多姆中学的蹩脚学生再做一遍拉丁文的练习，进行自修。巴尔扎克迄今为止在他自己家里只知道小资产阶级的拼命节约的欲望和屈从成性的野心——他将以火焰燃烧的如椽之笔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使之永垂不朽——，而在小老爹身上却看到了那神秘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往往在这样一些鲜为人知的中产阶级人物形象身上比在文坛上的职业叫卖者和撰写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纯正。日后巴尔扎克在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对诚实的小市民唱起赞歌来时，怀着感激之情加了一段，颂扬他的这第一个援助者。此人“怀着内在的感觉的能力，毫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充分理解巴尔扎克由于年轻，心中无数，苦恼不堪，从而帮他化解。这个“小老爹达布林”转化成了心地善良其貌不扬的公证人比耶罗，他那可爱的形象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此人尽管因为他那市民的职业变得视野狭窄，可是凭着内心的直觉，早已预见到并且认识了巴尔扎克的天才，比巴黎、文坛和全世界决心发现他足足早了十年。
就只有这一个人关心巴尔扎克，可以不时减轻他外部的无比孤独的状态。但是真正灾难深重的痛苦是由于内心的毫无把握。这点小老爹达布林却无法从这位未受训练、毫无经验的作家身上排除。巴尔扎克写啊写，直写得太阳穴脉搏突突直跳，处在一种焦躁不耐的恍惚陶醉的情绪之中，双手像发烧似的滚烫：他的《克伦威尔》无论如何必须在几周之内完成。可是在这期间，每一个在创作时既无朋友亦无顾问的文坛新手，都要经历这样可怕的清醒的瞬间。这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能，怀疑他自己尚需完成的作品。巴尔扎克不断地反躬自问：“我有足够的天才吗？”他在一封信里央求妹妹，千万不要用一种充满怜恤之心的称赞使他糊涂：
“凭着你对我的兄妹之情，我请求你：在你和我谈起我的某部作品时，千万别说：它写得好！你只该向我指出我的错误，你的赞美留给你自己吧。”
这个激情如炽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创造出平平庸庸的作品，普普通通的东西。
“平庸之物，见鬼去吧！”他叫道——“要当就要当一个格累特里[32]，当个拉辛！”
当然，有的时候，陶醉在创作的五彩云雾之中，巴尔扎克也会觉得，他的《克伦威尔》妙不可言。他骄傲地宣称：
“我的悲剧应该成为君王和民众每日必读的祈祷书，我要用一部杰作跃登文坛，或者摔断我的脖子。”
接着，心神忐忑的时刻又复来临：
“我所有的忧愁烦恼都源于我看到我多么缺乏天才。”
这样巴尔扎克的全部勤奋岂不尽付东流？因为在艺术中单凭勤奋又算得了什么……
“世界上所有的勤劳工作都无法取代点滴的天才。”
《克伦威尔》越接近完成，这个孤独的人就越来越为这个问题苦恼：这部悲剧在他手里究竟是变成了一部杰作，还是什么也不是？
极为糟糕的是，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不大可能成为一部杰作。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对内心的道路并不清楚，又没有经验丰富的人进行指导，他迈进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位二十一岁的天才羽翼未丰，涉世甚浅，既不了解世界，也不熟悉舞台实践。对他而言，再也没有比写悲剧更不合适的了——而写一部韵文的悲剧尤其不合适。巴尔扎克想必自己也意识到“对于韵律，他极其缺乏天才”，因此，他的韵文——包括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那几首诗里——远远落在他自己的水准之下，也就不是偶然的了。韵文，尤其是亚历山大诗体，以它沉稳缓慢抑扬顿挫的节奏，要求诗人写出宁静、稳重和耐心。这些特性正好和巴尔扎克激越奔放的天性完全相背。巴尔扎克只能在翱翔之中思索，在翱翔之中写作，羽毛笔跟不上字句，跟不上思想。他的想象力从一个联想蹿到另一个联想，根本无法停留下来计算音节，巧妙设计韵脚。僵硬的格式必然只会阻止他本性旺盛的精力。这位激情四射的年轻人努力以古典形式创作的东西，变成了一出冰冷、空洞，模仿他人的悲剧。
但是巴尔扎克没有时间进行自我认识，他一心只想写成这部作品，取得自由，一举成名。于是巴尔扎克就写着磕磕绊绊的亚历山大诗体，连滚带爬地直往前赶：赶快写完，赶快回答对命运的提问，他究竟是否“拥有天才”，还是说又该回去做公证人的文书，家庭的奴隶。1820年1月，经过四个月狂热的写作，《克伦威尔》的初稿完成。春天，巴尔扎克在亚当岛的朋友们那里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和加工。五月份，他回到维勒帕黎西的家中。在他狭小的行李箱里放着修改完毕的手稿，拿出来向家人朗读。现在必须做出举足轻重的决定，究竟法兰西，究竟全世界是不是拥有了一位名叫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崭新的天才。
全家好奇心切，焦躁不耐地期待着这个问题儿子和他的作品。不知不觉中有个小小的转折出现，对他有利。家里的财政情况多多少少有些好转，家里的气氛又变得欢快起来——尤其因为奥诺雷心爱的妹妹洛尔嫁给了出身贵族、颇有资产的工程师德·苏尔维耶，联上了这么一门出类拔萃的亲事。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无疑地也引人注目，巴尔扎克竟然如此坚毅地熬过饥饿，居然没有欠下一个苏的债务——怎么说也证明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特别的意志力。一部写了两千诗行的手稿，单从废掉稿纸的数量来看也证明，公证人事务所的预备雇员并不是由于懒惰成性才如此突兀地放弃他那稳稳当当的前程。“小老爹达布林”亲切友好地报告了这位年轻诗人僧侣般省吃俭用的生活，很可能也起了作用，使父母亲产生怀疑，归根到底这样严酷地对待儿子，对他那么不信任，是否有些过分。说不定在这个性格乖张、倔强顽固的家伙身上还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倘若他真有天才，那么法兰西喜剧院举行一场首演对于萨朗比耶家族和巴尔扎克家族来说，归根到底绝对不能说是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甚至巴尔扎克的母亲也开始对她儿子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相当迟到的兴趣。她自告奋勇，要亲手抄写一遍她儿子涂满了修改字迹的手稿。这样，这位年轻的作者不致因为字迹潦草，在影响深远的朗读时受到阻挠。生平第一次，奥诺雷在他父母家里稍微受到一点重视——但为时不会长久。
这次朗读将决定，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否真有“天才”！这次朗读于五月份在维勒帕黎西他父母家里举行。全家赋予这次朗读的规格是亲密圈子里操办的小型庆典。为了使这一最高法庭人员齐备，除了巴尔扎克的新妹夫苏尔维耶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朋友获得邀请，其中有纳戛尔大夫，此人一直到巴尔扎克去世，都将是他的医生、朋友和仰慕者。忠厚的“小老爹达布林”当然也不会错过参加这次奇特的首次朗诵会的机会。他自己驾着那种名叫“Coucou”的老式马车颠簸两小时从巴黎赶来。
奇特的首次朗读会：巴尔扎克家把大客厅为这次朗诵好好布置了一下，在靠背椅上坐着巴尔扎克老爸这位见多识广的农民的儿子，巴尔扎克严峻的母亲，患有忧郁症的老外婆萨朗比耶老太太，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和她年轻的丈夫，这位德·苏尔维耶工程师对于造桥修路要比精雕细刻的或者矫揉造作的亚历山大诗体懂得多。这几个人充满期待地围成一圈，而贵宾席则留给纳戛尔大夫——皇家医学协会的秘书和“小老爹达布林”。在后面窃听的，大概也不大专注，是奥诺雷的弟弟亨利和小妹妹洛朗丝。新出炉的这位作者就当着这些不太在行的听众的面，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用他白皙的小手紧张地翻动稿纸。这一次巴尔扎克很例外地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一个二十一岁的瘦削的年轻人，长了一头浓密的狮鬃似的头发，神采飞扬地梳到脑后，一双黑色的小眼睛，此刻却忘却了平时那逼人的火焰，略微有些不安地向一个个听众投去询问的目光。他相当拘谨地开始朗诵：第一章，第一场。可是很快就兴奋起来，于是亚历山大诗行犹如瀑布从天而降，轰然犹如雷鸣，飒飒风声，流水拍岸，喧嚣翻腾，在房间里回响，达三四个钟头。
关于这次引人注目、值得纪念的朗诵会进程如何，效果如何，我们没有得到报告。我们不知道，老外婆萨朗比耶老太太是不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们不知道，在查理一世处死的场面之前，小弟弟小妹妹是否已经打发上床。我们只知道，这朗读使听众陷入某种尴尬的局面：这次——有些使人疲倦的——排演刚完，就得马上颇具权威性地做出决定，奥诺雷是否拥有天才。一位上了岁数的军需供应商，一个贩卖铁器的批发商，一位桥梁工程师和一名外科医生绝不是一部诗剧的理想评论员。要他们确定，这出怪模怪样的戏剧仅仅只是使他们个人感到厌烦，还是本身就很无聊，这委实不太好办。面对着大家不知所措的窘境，苏尔维耶工程师建议，得把这位“新索福克勒斯[33]”——奥诺雷有点冒失，已梦想自己成了“新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提交给一个真正有资格的机构审阅。工程师这时想起了，他上的那所综合技术学校教“美文学”的老师自己便是几部诗体喜剧的作者，这些喜剧甚至还被搬上了舞台。他很乐意介绍这位安德里欧先生来做出判断。判断一位年轻的作家是否有天才，除了一位标准的教授文学史的教授以外，还有谁更加合适？这位教授近来甚至已受聘到法兰西学院去执教了呢。
对于老老实实的市民而言，再也没有比一个响当当的官方头衔更令人重视的了。谁若能被国家任命为教授并且可以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想必不会有错。于是巴尔扎克的妈妈带着女儿像朝圣似地前往巴黎，向这位先生呈上巴尔扎克的初稿，请他做出评判，此人很乐意被人提醒，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别人却早已忘记此事——为此感到受宠若惊。教授看了一遍《克伦威尔》，已经认为这部作品毫无指望，他做出的判断，后世也早已证实。我们甚至必须认为，教授对这部作品所做的严酷的判决，并不至于导致粗暴地彻底否定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诗才。这是教授的功绩。他非常客气地写信给巴尔扎克的妈妈：
“我丝毫不想让令郎泄气沮丧，可我认为他最好把时间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不要去写什么悲剧或者喜剧。他倘若有意给我愉悦，亲自光临寒舍，我将乐于向他解释，如何按照我的意见去学习美文学，从中能得到哪些益处，不必同时成为一个职业作家。”
巴尔扎克父母此刻最愿意听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折中建议。倘若奥诺雷继续想当作家，干吗不让他当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坐在书桌前总比待在咖啡馆里瞎混，或者找些不正经的女孩浪费时间、损害健康要好些（要省钱些）。当然，不言而喻，就像想必十分懂行的安德里欧教授所劝告的那样，不要当“专职诗人”，而是在有个稳稳当当的、收入可观的市民职业之余，潇潇洒洒地从事业余创作。可是，尽管他的《克伦威尔》遭到失败，巴尔扎克依然觉得自己是个“负有使命的诗人”，认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他通过一种神秘的本能，感到自己的天赋使命过于重大，绝不可能仅仅只是附带地去浅尝辄止。
“要是我接受一个职位，我就完了。我会变成一个小伙计，一部机器，一匹马戏团里的马，得转上三四十个圈子，按照规定的钟点喝水、吃饭、睡觉。我将变成芸芸众生。这种推磨一样的循环往复，同样的事情永远一再重复。而这，人们还称之为生活。”
巴尔扎克并不知道他的任务究竟何在。只是感到，他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而出生的，而这要求一个人全力以赴，甚至超额投入。因此巴尔扎克拒绝做出妥协，保持他的现状。根据他和父亲签订的合同，两年试验的时间并没有期满，他还有整整一年多时间可以支配，他要充分利用。经历了人生给他的上百次各式各样的失望，他每次失意之后都依然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他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使自己“独立不羁”，摆脱徭役和家庭，回到他自己选定的勒斯第尼耶哀大街的那间囚室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