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34年11月30日 湘江西岸（1）

史载一：

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胜利后，调集十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第一次围剿。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万余，活捉敌前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而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从此形成。

1931年3月，敌人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5月间，中央红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8月至9月间又粉碎了敌人三十万部队的第三次围剿。

史载二：

六届三中全会后，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那时设在上海的中央本身正处在剧烈变动中，周恩来不能即时赴任，由项英先赴中央苏区暂代。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六届四中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在3月4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4月初到达瑞金。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起义，成立红五军团。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史载三：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境也取得了很大胜利，发展到八万人左右；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也取得了发展，全国红军约为三十万人！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组成，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10月，中革军委组建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第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9月，中革军委组建第八军团。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又调集部队一百万、飞机二百架，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人，兵分四路：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根据地，消耗红军力量，以达最后消灭红军之目的。

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先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则出现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留下三万余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突围西征。

红军经过艰苦转战，在安远、信丰间；桂东、汝城间；郴县、宜章间，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星夜兼程，突临湘江。

此时，敌已利用湘江险要，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两相夹击，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处境十分险恶，在湘江两岸全力抗击敌人，以保障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战斗空前激烈。

一 李德的希望

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的典型性格，使他获得过成功，也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当他与三名随从人员踏过摇摆不定的浮桥，登上湘江西岸的碎石沙滩时，两架意大利式的轰炸机背着滴血的夕阳直直地向他们扑过来。他望了一眼，一脸严峻，沉稳地向着一棵千年老樟快步走去。

天空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百米外的界首村头，拔地腾起了几团烟火，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他，李德，久历战场，对惨烈的搏斗处之泰然。1919年的4月至5月间，为了保卫革命的巴伐利亚共和国，他英勇地战斗过。在他的故乡——慕尼黑的街垒战中，表现出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那时，有一只被敌方炮弹炸碎的战友的手，打在他脸上，他抹了一把黏稠的血，说了一句俏皮话：“同志别发火，我会指挥得更好一些！”那年，他才十九岁。

在长达两个月的街垒战中，他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也不是只顾死拼硬打的鲁莽之人。在与政府军力量过分悬殊的战斗中，他表现出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被斯大林和米夫所重视。除对第三国际的方针路线无限忠贞和革命的坚定性外，实战经验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优异成绩，便是李德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的基本原因。

自古不以对错成败论英雄。为了政治原因，把犯错误的人搞倒批臭，是后来才有的事。可谁不犯错误呢？

如果李德的品格真像后人所说，除了粗暴、专横、恶劣、不接受正确意见之外一无所长，那他这个二级顾问（真正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曼弗里德·斯特恩。他是奥托·布劳恩也就是李德的上级）在中央苏区据有“太上皇”的权威是困难的。即使博古要把他推上去也是要掉下来的。因为军革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还有彭德怀、林彪这些军团长以及刘伯承、叶剑英等军事家们，也绝不是俯首帖耳、不分是非、不顾革命利益而仅仅惟命是从的羔羊。

天边很红，把山岳和森林映衬成黛色的剪影。

背着阳光，又来了两批敌机，在界首与渡口间俯冲、拉升、再俯冲、再拉升，轮番轰炸扫射，李德可以清晰地听到炸弹刚刚开始脱钩后的沙沙声，随着重力的迅速增大，沙沙声变成了尖利的怒啸，把死亡的恐怖尖锥似地刺进人们的心灵。整个大地发出火山爆发似的轰隆声。

江上的浮桥颤抖着，摇摇欲折，桥上拥挤着不顾一切冲向西岸的灰色人群。布满沙滩的伤员在血染的尘埃中痛苦地扭曲抽搐。

李德仿佛在莫斯科的影剧院里，看一部战争巨片。他对眼前的惨烈景象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距离感，仿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连浮桥碎裂，人群纷纷落进血红的江水里时的呼唤，都没有使他动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意前线上当列兵时就有过这种感觉。子弹对他迎面飞来时，他竟忘了弯腰。这种短暂的麻木状态，被称作战争休克。

这时，那含山的落日，蹲踞在越城岭高达两千一百四十二米的苗儿山头，闪射出灿烂的光辉，悠然地瞪视着人间惨剧，就像威严狞恶的战神，借用它的斑斓色彩在中国大地这块古老的画布上，匆匆地抹了一笔。

李德心头渐渐生起被嘲弄的怒火。狡黠的历史欺骗了他。

纷乱的灰色人群，涌向正在燃烧的界首，那嘈杂的呼叫在远远近近的枪炮声伴奏下，像一个声音嘶哑的解说员，对着壮阔的战争画面，不厌其烦地作着说明。

大约有十几个人，向着李德借以隐蔽的那棵千年老樟跑来。

突然，他们一个个碰上无形绊脚石似地纷纷栽倒。呼啸的飞机子弹旋风似地在沙滩打出一片土花！硝烟从浓密的墨绿色树叶间飘洒下来。一个机关干部举着驳壳枪无望地向飞机射击，又猝然栽倒下去，而后血迹满身地爬起，直向樟树奔来，可是又被旋回来的飞机打中了。伤者手捂着前胸，身体佝偻着剧烈地前倾，痉挛不止，仍然直奔他而来，似有话向他报告。他终于认出这是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他下意识地跑过去迎接他。可就在两步远的距离内，作战参谋的头颅咕咚一声触到地上，整个躯体紧缩成一团，已经破成网状的灰布军衣立即浸满了血迹。

军事顾问正要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把他抱到老樟树下，没想到作战参谋忽然从血泊中跃立起来，滴血的脸上双眼暴突，对他怒声直喊：

“他妈的！这仗是怎么打的！”

李德听不懂他吼叫的是什么，却感到迎面扑来一种凄厉可怖的怨愤之情，那喷火似的目光深深地灼痛了他。在他悚然而怔的时候，那鲜血淋漓的参谋猛然向后仰倒下去，瞬间气绝身亡。他两脚岔开，麻质的草鞋上粘满鲜血浸泡的黑色稀泥。

四批敌机轮番轰炸，大地在五百磅的炸弹撞击下发疟疾似地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弹坑里冲出一股股热浪，把四周的人像草捆似地冲走！耳膜嗡嗡发响，每个细胞都紧紧绷起。

透过慢慢散落的烟尘，大树伏倒，驮马狂奔，被炸者肢体、枪支、鞋帽、行装一起飞迸……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马匹和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在弹坑近旁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带血的布条碎片。一个弹坑四周，竟躺着三十多具尸体。焦煳、血腥和辛辣的气味直刺鼻腔。

渡江的人群个个脸色发灰乃至发黑，衣服全都失去了原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肮脏绷带，穿着粘满泥尘的破烂便衣或军装，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

有许多人疲倦到极点，一登上江岸便倒卧在沙滩上喘息。

黝黑的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森林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

李德用抑郁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他那碧蓝的眸子里，昔日洋溢飞扬的热情神采已经熄灭了，显得忧心忡忡。

在这种时候，1799年苏沃洛夫元帅在阿尔卑斯山中最困难最危险然而最终取得了胜利的进军情景，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对这段传奇性的战史作过深刻的研究，反复地推敲了当时的每个细节。当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踏上征程时，他就预想漫漫征途上会出现类似的威武雄壮的进军。

绝艰奇险中，方能表现出雄才大略和英雄本色。

那时，苏沃洛夫率领全军，业已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圣戈达隘口，进入瑞士，来到敌军背后，但因作战计划泄露，功败垂成，反被拿破仑的大将玛塞纳包围于崇山峡谷之中，处境极其危险。由于俄国军队表现了罕见的英雄主义，在前卫战斗、后卫战斗、巧妙迂回敌军阵地、战术合围和全歼被围之敌等方面，成就了化险为夷、出奇制胜的举世公认的战术范例。

恩格斯曾称赞说：这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山行军中最为出色的一次”。

当苏沃洛夫处在危境之时，有的将领绝望了。萨逊诺夫向同僚们散布悲观情绪说：

“我们整个军队都是衣不蔽体，饥寒交迫，赤脚走路……子弹已经消耗殆尽，看来，苏沃洛夫元帅的计划简直是个大失败，大错误！”

可是，当时的巴格拉齐昂将军却不这样看，他说：

“不，不，元帅的计划一点也没有错，无懈可击，堪称杰作……我们和大自然搏斗，通过了圣戈达隘口，我们已经争取了三天的时间，已经绕到玛塞纳背后来啦！”

“可是，我们陷进了绝境，被敌人包围在这里……”萨逊诺夫反驳。

“这和元帅的计划全不相干，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任务。只是出现了意外原因……”

这与目前的境况何其近似！想到这些，李德焦灼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宽慰。一切的挫折，莫不出于意外的原因。

李德注视着湘江，他不能不佩服这支军队。他们穿着不遮日晒，不挡严寒，甚至连皮肉都遮不住的破衣烂衫；时饥时饱地吞吃着临时到口的食物；带着伤痕和病痛，迈着血迹斑斑、滞重蹒跚然而坚定的步伐，怀着不可动摇的意志和信念，面不更色地向着死神，向着茫茫无际的万水千山，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和耐力，辗转开进……

“这是熔岩的奔流！”李德曾不止一次地发出赞叹。指挥这样一支军队，可以攀越比阿尔卑斯更高的山峰，创造比苏沃洛夫所创造的更大的奇迹！

李德很想喝一杯温热的咖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伸手向特大的军衣袋里摸烟，是中国南洋烟草公司出产的普通的白金龙牌香烟，只剩了一支。他叼在嘴上，把烟盒拧了一下甩到身后。

李德在撤离苏区时，给他配有一匹白色的坐骑和一匹灰色的驮骡。两个马袋里装满他专用的衣物和食品。这种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既是生活的必需，也是对他的尊崇。礼遇的高低往往是与威望相称的。

渡过潇水，他积存的两听咖啡和五包美丽牌香烟都已经用完了。他是个大肚汉，一餐可以吃掉半斤牛肉再加一只鸡。食品也用完了。他只能与中央军委首长一样，搞到什么吃什么。

他很少骑马，也不让驮骡跟着他，那是飞机袭击的目标，所以他的供需经常脱节。

公正地说，他并不过分留恋中国同志给他的优厚待遇。他之所以吃面包、喝咖啡，仅仅是因为生活习惯。他是可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但他很重视仪表。在刚刚踏上征途而敌机尚未光顾时，他骑在高头大马上，望着前后行进的浩荡大军，的确产生过稀世雄才的自豪。

有两颗炸弹在界首镇内爆炸。几座石壁房屋在硝烟烈火中坍塌，飞迸的瓦石带着与弹片同样的杀伤力，散落在五十米以外。传来女人的尖声叫喊——一种疯狂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惨叫声……

房屋在燃烧。因惊愕而近乎发疯的孩子半裸着身体四处乱窜。先期到达的红军筹粮筹款的人员，在救护受伤的群众，毫无指望地从废墟中拖出已经奄奄一息的受难者。

李德久经沙场，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地面对死亡，他已见惯不惊，没想到这个参谋的猝然死亡竟让他觉得心惊胆怯。他已经从战争的遐想中完全回到了现实，隐隐觉得作战参谋的目光，向他显示了一种陌生而又可怕的东西。

李德仿佛看到了那声音像炮弹的爆炸，声浪的碎片，带着对于历次失利的怨恨，打进他的脑海，嗡嗡直响。

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已无前沿后方之分。那些骡马担架麇集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成了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这时，李德才张目望着缓缓北流的江水。从上游下来的尸体夹在断桥的木板之间，像散而又聚的木排。江水血浆似的又黏又稠。弹痕累累的岸滩上，散乱着因负伤、死亡、疲倦而倒卧的人群，远处有人指挥着拖走被打死的骡马，在分割它的血肉之后，便急急地走向不可知的陌生世界。

理查德·尼克松曾经说过：“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他李德的地位，虽然还没有达到领袖的高度（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但他所经历的风险、自我克制和痛苦的内心斗争，却不比一个患难沉浮中的领袖更轻松！

天色渐渐黑暗下来，深蓝色的暮霭饱含着血腥味的硝烟笼罩着山野，绵亘起伏的紫色山丘跟远方横断天际的越城岭（俗称老山界）重叠起来。只有西方的天际还飘浮着一条殷红的霞云，似雾非雾的暮霭从江面上升起，远方的枪炮声在苍烟残阳中喧腾。夜降临在湘江两岸，给惨烈的战争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飞机已经不再肆虐，嘈杂的渡口灯火闪烁，前后左右的隆隆炮声，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轻柔清凉的晚风里充满着火药气息，淡紫色的远方天际，不时闪现着橘黄色的光亮，像盛夏季节远方的闪电。

李德突然感到一阵疲惫浸透他的全身，似乎一副重担沉沉地压在他的背上。他蹲坐下来，坐在老樟树隆起的冷硬的根瘤上，急切地等待着去跟司令部联系的参谋回来，却又惧怕等来的是意外信息。

离开屋子只有五十天的时间，他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憧憧的黑影在湘江两岸的深红色火堆旁晃动，远处的炮火在天际闪射着危险的红光。

在死一般的静谧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庄严。他记起在湘江东岸时，曾遇见一个披着棕蓑的战士，把整个队形都破坏了。他问他为什么不丢掉这件笨重原始的东西以轻装。那战士回答说：那是他父亲的遗物。丢命也不丢棕蓑。他始终弄不懂那个战士为什么会有此想法。至此，他才隐隐感到：他并不了解农民，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指挥一支自己所不了解的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目前的景象，与李德最初的希望反差太大了。

当他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踏上中央苏区火热的山野时，他就把他的全部热情、全部希望和全部幻想寄托在这块土地上了！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是他追求的目标。这是第三共产国际的要求。

那时，他站在独立屋前，在绿油油的田间与山冈之上，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满天满地的红旗。那红色旗帜犹如石击水波似地向四方延伸开去。在巴伐利亚街垒战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十五年后的异国土地上即将得到实现。

如今，红旗的波浪化成了黏稠的、殷红的江水，那不是夕阳投落的霞光，而是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

英雄的梦，幻灭了。

这时，他才清醒地感到，未来的前程吉凶难料：光明与黑暗，胜利和失败相隔着一层纸。他的内心在亢奋与痛苦中挣扎。

随从人员从界首回来，告诉李德，司令部正在设置，请他暂时进村去休息。给他带来的情况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

李德并没有最后失望，只是没有想到在湘江两岸会出现如此大的挫折！

“大概损失两万人！”李德嘟哝着。但他错了，大大低估了湘江一战的严重性。

他希望部队拼死渡过湘江进入湘西，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与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此时此刻，任何后退犹豫便是死亡！

他同随从人员向界首走去，又向血迹斑斑的湘江望了一眼，这最后的一瞥，竟使他全神贯注地凝望了一生。

二 目标不改

界首是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水西靠大山。弯曲的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穷山恶水的桂北，界首算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宝地。正像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数万大军来说，这里所能补给的毕竟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两棵粗壮的枫橡树，高大、挺拔、苍劲，威风凛凛地高踞于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干，撑起一把黄中透红的伞盖，荫护着在这个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人们。

军用地图铺展在客厅中的两张八仙桌上。参谋部人员请首长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对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语流利地交谈。每人面前都放着水杯，但没有茶叶，白开水散发着蒙蒙蒸汽。

总部作战局负责人扼要而又精确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早就想到了。

这次西征，与李德最初的设想很不一样。它并不像苏沃洛夫率领的那支在阿尔卑斯山苦战的大军。那支大军，矫若游龙，可以指挥来去。而中央红军的西征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既不能大踏步前进也不能大踏步后退，更不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动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个“国家”的开动。

参加西征的作战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个军团，总数达八万六千余人，军委纵队（机关）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纵队（机关）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里面还有老人、病号和怀孕的妇女，挑夫、驮骡、担架，还有数不尽的辎重……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由于五次反围剿及远征的特殊性，最高权力领导核心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当时被称之为“最高三人团”的机构，握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西征的全部权力。

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组织指挥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迅速渡江！然而这两个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下属各部门，即使在十万火急的命令连电催促下，仍然姗姗来迟！

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有些事当时看是迷茫的，回头看又是清楚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对了一半！

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那么关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许多结论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剖析。在战争的棋盘上，后人都可以进行复盘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历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湘南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中革军委立即发布命令：野战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具体部署的行进方案是：

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两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26日，中央红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前进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此时湘敌刘建绪部队尚未到达全州，红一、三军团主力顺利地到达文市地区。

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此时，先头部队与后卫部队前后相距一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分路猛扑，志在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于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在湘江两岸展开！

敌人占据脚山铺西北一带高山，事先已经坚工扼守。红军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然而红军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红军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敌人有工事进退的依托，而我军却是仓促进入阵地。

一切不均衡，预示着这场较量将是残酷的！

位于右翼的一军团，把界首交给三军团后，便急速向全州方面突进。由于刚上任的追剿总司令何健指挥的湘军先期抢占了全州，红军只好在全州以南三十里的脚山铺附近的丘陵地带进行扼守。位于左翼的第三军团正在灌阳、新圩一线与桂军优势兵力作战。这样，红军前锋部队一、三军团分左右翼控制了南起界首北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为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择这一段渡江，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一带江面宽阔平缓，水流不急，可以架设简易浮桥，并且四处浅滩均可以徒涉。

11月27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经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阳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仅有一百六十华里。如果此时决心摔掉坛坛罐罐，采用急行军的办法，一天一夜即可到达。可是，经过种种努力，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从11月28日和29日，拖到了11月30日。全军上下，这样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似乎都懂得但又都忘了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何曾忘过？哪次电文不是十万火急？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未能做到。这样，不仅苦了前锋部队，使他们在数倍之敌的猛攻下，拼杀了四天四夜。更苦了后卫部队，使他们被阻于湘江东岸，陷入血海泥潭！

蒋介石对西征红军追剿、堵截、围歼的作战部署，在作战局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标示得异常清楚。但这仍只是渡湘江前的基本态势。

作战局负责人脸色黯淡，两眼凹陷，声音沙哑。他已经三个昼夜没有睡眠了：

“我认为军委原先的预想基本上符合目前的敌情态势，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作战局的判断是这样的：蒋介石为了对付我们的战略转移，显然，他考虑过几种方案。在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有两点：一是害怕红军进军湘中，在湖南重建根据地；二是害怕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鄂、湘、川、黔扩大苏区。这一点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上完全看得出来……”

作战局负责人，用红蓝铅笔点着地图上的标记：

“第一，他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这是辛亮基师，这是李觉师，这是陶广师，这是陈光中师，全部开进广西全州一带，在湘江两岸布防，与灌阳的桂军、夏威的十五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我们当前与之激战的就是刘建绪和夏威的两个军……”

他暂停了几十秒钟，以便首长们作些初步思考。

“第二，蒋介石以吴奇伟的第四军和第五军的主力：也就是韩汉英、殴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

朱德以惯常的平静掩藏着内心的不安，盯视着地图，低沉地说：

“这一路非常讨厌，他的目的在于阻止我军北上。这对我们与二、六军团的会合，极为不利……”

博古把朱德的话翻译给李德。

精于图上作业的李德，当然非常清楚。他沉着脸，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博古忽然发现李德脸上出现了一些平时不太显眼的疱疱。他目光凝视着地图上蒋介石的各路军马，思想全部落在严酷的现实上：如果被迫放弃原定计划，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李德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仿佛又恢复了信心：

“一定要与二、六军团会合，不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但这种近似挣扎的声调与平时的倔强自信极不一致，在这种不协调之中，隐含着某种可怕的冲动和决绝的“不惜一拼”的心态。

博古向司令部人员翻译了军事顾问的决心，但军事顾问的决心是否正确，他心中无数。李德的决心，就等于他的决心，他们两人的决心，几乎就等于最后决定。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博古凝望着朱德敦厚严正的脸，希望从他的反应中，得出某种验证。

但是，朱德避免干预“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他已经听出，李德的决心就是由自己的提醒激发起来的。他不愿多说，只让作战局的同志继续报告敌情。

“第三，蒋介石以三十六军周浑元所辖的谢溥福师、萧致平师、万耀煌师尾追我军，他们进据宁远、道县堵住我后路，并防止我军进入桂北。

“第四，敌人以二十七军李云杰所率的王东原师和二十三师，沿桂阳、嘉禾、宁远我军行进路线，拊我侧背。”

“第五，敌人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从另一侧面拊我后卫。”

会场沉默了足有五分钟，吸烟，喝水，踱步，盯着地图思考。

博古请总司令发言。

朱德沉静地评论道：

“敌人分五路完成在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计划。蒋介石用心是很险恶的。他从人地相宜着想：以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是因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湘军进入桂境，彼此不会猜忌，以促成湘桂两军通力合作，封锁湘江之目的。

“现在，蒋介石的部分战役计划已经达到。但聚歼我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却被我们粉碎了……”

博古低声将朱德的分析翻译给李德。

“目前的局面还是相当危险的。”朱德继续说，“一军团正在脚山一带与湘军激战；三军团在兴安、新圩一带阻击桂军。我们面对的是湘、桂军中的精锐，以疲惫之师对抗以逸待劳之敌，战斗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

作战局的同志报告红军情况：“现在八军团损失最为严重，处在失控的状态。许多团队都失去了联系！”

朱德说：“应该说已是溃散状态。这个新组建的军团没有来得及整训，部队缺乏战斗经验，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溃散是难免的！”

“溃散”二字太刺耳了。它像尖针似地刺进博古的耳鼓，他不愿意直译给李德。因为关于组建新的军团，还是把新兵补充给一、三、五、九军团以老带新，在“最高三人团”里曾有过争议。博古当时支持李德的意见组建新的军团，仅是为了增大西征的声势，而不是增加实际的战斗力量。

“五军团殿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打得十分艰苦……”作战局的同志继续报告。

“跟三十四师的联系恢复了吗？”朱德问。

作战局负责人作了否定的回答。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

博古不断地往上推他的眼镜，显示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他那红润的嘴唇变得扭曲而灰白，铅灰色的、微微仰起的脸上浮动着凄怆与悲凉。

也许没有人注意到听到博古翻译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李德的潜隐极深的漠然心境。因为他担心的并不是八军团和五军团的一部分部队的命运，而是下一步，中央红军能不能跟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对这个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目标，寄予了全部的热情、希望与幻想：“放下沉重的包袱再战斗，只要再打几个漂亮仗，一切损失（其中主要是他的威信和权力）就都可以挽回了。”

这个沉重的包袱，只有与二、六军团会合后才能放下。

“是不是议一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总司令用请示的口吻问博古。他发现博古和李德都有些走神。

“是不是等恩来同志到了之后再议？”

“也好，那得催他快些过江。”朱德征得博古同意，对作战参谋说，“你对总政委说，我要到前线去，请他快来司令部……”他本想说“统管全局”，又觉得守着博古、李德说此话不妥，就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军事会议暂告休息。警卫人员送来一脸盆火煨红薯请大家先垫肚子，说玉米糊糊很快就好。

“这是谁烤的？”朱德拿一块儿翻转着，“一半生一半煳的……”

“当然没有总司令烤的好了。”警卫人员甘拜下风。

“检讨不如改正，煨几块好的留着，总政委喜欢吃。”朱德捡了块软的递给李德。

此时，机要秘书送来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给军委的一份电报，是从脚山铺打来的：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成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朱德一边吃着红薯一边看。看完后交给博古，博古择其要点翻译给李德听，然后问他如何回复。

李德专心致志地吃着红薯，心不在焉地听着，眼里闪烁着病黄色的光，好像要极力摆脱一场压在他心头的噩梦。一会儿才如梦方醒似地说：“先请总司令说吧！”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苦笑，同时，脸上掠过一种烦乱不安的神情。

朱德以一种直率坦诚的、永不慌乱的目光，凝视了李德一会儿，而后转向博古。他是个厚道稳重而又深沉的人。博古虽然年轻而且有着明显的失误，他也绝不因此而不尊敬他：“博古同志，除了命令部队达成掩护红星纵队、红章纵队迅速过江之外，别无办法！”

“是的！用火急的命令，催促中央纵队过江！”博古此时，可谓百感交集。自从到中央苏区之后，短短的时间内，他真是历尽了艰辛。他曾亲临过广昌前线，枪炮轰鸣、血肉横飞，和无穷无尽的争议，都无休无止地交织在一起。他目睹了各种场面，处理了数不清的事情。他像一个围棋新手在下一场布局混乱的围棋，上边的指令，下面的抗争，左右的掣肘，使他举棋难定。他只能抬头看李德：棋子该往哪里落，然后就按照李德的眼色落下去了。有多少对的多少错的几乎难以理清。湘江之战，使他真正看到了红军命运的危殆。

不知道过了湘江之后还会遇上什么风浪和暗礁，他觉得全部精力已经丧失，心情分外沉郁。他聪明，经验却贫乏。他的智慧宝库中找不到解脱目前困境的任何启示，只能又重复地再说一遍：

“用十万火急的命令，催中央纵队火速渡江！”

他们已经疲倦到极点，草草吃了送来的玉米粥，就在三官堂的一间小屋里安歇了，只留下值班参谋人员，有急事时唤醒他们。

李德和博古互道了“晚安”，刚刚躺下，机要处又送来了三军团的急电，报告他们受到桂军的巨大压力。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委托总司令全权处理。

朱德，在这时是这支红色西征军的大脑和意志的体现。他性格诚实，心胸宽广，谦和仁慈，忠厚长者之风掩盖着他品格的另一面——倔强豪放，临危不乱，遇敌不惊，一切处之泰然。这种可贵的品格除了来源于他的天赋素质外，更是在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靠不断地汲取人民身上所固有的优秀品德而逐渐形成的。

他亲临火线的勇敢精神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勇敢富于思想内容，体现出意志坚强、目标明确，具有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顽强精神。不管统率十万胜利大军还是带领一个班的溃败战士，都能体现出他的将帅风范：绝不因为兵多将广而趾高气扬，也绝不因全军溃散而气馁心丧。他不怨天尤人，不争功，不诿过，永不懈怠地奋斗！

他德高望重，但有时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中，由于他主要分管军事，也更专注于军事，而处在不被重视的地位。譬如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军革委主席，可是，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圈内却没有他。

他从不计较这些，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全副身心投入工作！历数红军所走过的路程，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脱不开这只农民式老军人的有力的手！

“一定要他们镇定……”他盯着地图，仿佛看着三军团浴血奋战的战场，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尽诉的感情。他知道，如果不是压力过大，彭德怀是不会叫苦的。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大声说，“再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发报，十万火急，迅速渡江……每一秒钟，都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总司令，你也去休息吧，”作战局的同志语音里透着无限关切和爱戴，“夜间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

“我等总政委回来……你们先去打个盹吧……总政委回来之后，你们抽两个人跟我到一军团去，全军突围的重担都在他们肩上了。如果他们不能顶住，在中央纵队还没有完全渡江的情况下，问题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