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数仞宫墙君知否

—国学摭谈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部颁课程之外，增设一门校本课程：国学。都说现在是“国学热”，其实恰恰说明国学与我们疏离了很久，被我们冷落了很久。现在大家都想再了解它，学习它，这当然很好。孔子曾对有心向学的人说过“与其进也”的话，取赞赏鼓励的态度，所以这门课程就叫“国学与闻”。同学们需要学，我也需要学，大家一起来学！在学习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先聊聊几个关键问题。

一、何谓国学

在古籍中“国学”一词，是指与“乡学”相对应的国家教育。近代“国学”的内涵则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与“西学”相对应的概念。这得回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东方老大帝国——清王朝的国运遭遇了空前的危机，这个封闭的“中央之国”真的被一群虎狼列强围在了中央，面临着被蚕食和瓜分的危险。

鸦片战争一败涂地之后，举国震撼，如梦方醒，一批先知先觉者便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倡议。1842年，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最早反映了这种要求。他在《序》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股学习西方的热潮自此一时更比一时高涨。拿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做个例子：他从1865年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造出了中国第一部蒸汽轮机、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购回了第一批外国机器，聘请了第一批外国专家和技工，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从“学做炮弹，学造轮舟”入手，发展到从国外购买工作母机，再发展为翻译介绍外国科技知识，再发展到派生员直接到国外学习，一步步走上了引进“西学”的道路。

从这个缩影，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大势，那就是“西学东渐”。其实，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既有被动的、不得不学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不断深入乃至急于求成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一部近代史，也算得上是一部渐次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部历史分三段：洋务运动是第一段，学习西方的科技；戊戌维新是第二段，学习西方的政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三段，学习西方的文化。看得出，这是一步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故而当时确有一种主张，叫作“全盘西化”。

也许是中国这个学生“偷师”时的思想包袱太重，心太急，加上西方这个“老师”并不待见中国，时时只在算计这个学生，所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就有不同的态度。等到进入第三阶段——学习西方的文化时，这种不同态度终于引起了比较大的争执，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化与“国故”之争。

“国学”的概念就是这个时候引起热议的，成仿吾先生写过一篇《国学运动之我见》，对倡言国学者提出批评。“国学”而成“运动”，可见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群起而为”顾恋国学的。显然，“国学”概念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从实业、科技，到政体，到思想文化，这个“西学”的概念是宽泛的，故而相对应的“国学”概念也是宽泛的。 当时国学又被名之为“旧学”，而一切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则被称之为“新学”。所谓“新”与“旧”，其实反映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由此看来，“国学”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知识分类的学科概念，也不单是一个学术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中国的洋务运动不能说没有成绩，如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一支水师。然而甲午一战却全军覆没。“师夷长技”还是没能“制夷”，失败了。中国的变法，也不能说没有成绩，戊戌变法虽然夭折了，但后来的辛亥革命到底推翻了清朝，政体还是改变了。但朝代改了，“骨子里却还是旧的”（鲁迅语），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还在加速。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怎么办？革命派有些急了，追究下去，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罪魁祸首，是抗拒“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冤家对头。于是锋芒所向，直指旧文化。

“孔家店”被砸了，科举废了，学堂办了，白话文有了，注音方案也颁行了。但这场新文化运动跟前两波“西学”浪潮有点不一样，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太深了，刨起来不容易，西方文化的根要在东方扎下来，也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于是，反对的声音起来了，有主张“整理国故”的，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国学”的争论热闹了好一阵子。革命时期，破字当头。争论的结果，似乎是激进的新文化占了点上风。但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革命革而不成的罪魁祸首，最终还是没有彻底搞明白。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旧民主主义革命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革命的领导者变换了，继而革命的方式也变了。不过，这么一个背景，让我们对“国学”的概念看得比较清楚了，它确实不是学科概念，不是简单的学术概念，甚至也不等同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是从社会进步与否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着价值评判的文化符号。 今天，我们正是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来学习国学。

二、今日为何重提国学

这得从今天的大势说起。我们至今仍处在与西方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但历史没有重复过去的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重大的学习成果，它推翻了专制统治，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德先生”（民主）留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加速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更是取得了更为巨大的学习成果，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将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各方面都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赛先生”（科学）也留下来了。为什么百年前老请不来的这两位先生，今天都请来了呢？这中间有一个大变化。什么变化？学习的态度、方法不一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才取得了胜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呢，也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指引下不断取得成功的。两者都贯彻了一个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向西方的学习并未结束，我们要在民主建设和科技发展上不断提升，同样也需要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吸取西方先进的东西，让我们的文化具有新的活力，建立起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仍然是必须遵守的。

鲁迅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拿来主义》，讲的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应取“拿来”的态度。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送来主义”势头强盛，这和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已经逐渐从军事、经济转向文化层面有关。这种状况非常明显，从大片到芯片，西方文化产品充斥我国市场，而我们出口到西方的文化产品却微乎其微，弄得不少人成了“哈”一族。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非常主动地去“拿”，最典型的莫如英语教育，我们是从幼儿园就抓起，全民普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似乎要超过了母语。这些年有一句很时髦的口号，叫“与国际接轨”，在一些地方我们几乎是全方位地以西方为“范式”，有点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的味道。很清楚，我们今天已经很深并将继续深入地处于西方文化的浸润之中。不过，与百余年前伴随着殖民者侵略的“西学东渐”不同，这一轮的“西学东渐”多少也是“拿来主义”的结果。

能“拿来”确是一种进步，但拿来之前和拿来之后，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依据什么去拿，拿来又如何用？不搞清楚这个问题，进步终究有限。举个例子，新文化运动时期，相当多的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于汉字，以为必须走世界各国通行的拼音化道路，于是制定出了拼音化方案，大力推行。但是，拼音真能取代汉字吗？汉字真该被取代吗？费心尽力地搞了那么久，益处究竟有多少呢？所以，文化学习这个东西，不像政治体制或科学技术，不是来个废弃、置换、移植、引进就能办妥的。怎么解决？当然更得倚重前面获得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换言之，向西方文化学习之道，就是从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舍此无它。这就是今天我们重提“国学”的缘由。

重提国学的原因尚不止此。西学风行于世已经二三百年，其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化。然而就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危机也在日益显现。这种危机是多方面的，表现于自然方面，是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表现于社会方面，是道德危机、精神危机；表现于国际关系方面，是霸权主义、恐怖主义；表现于经济方面，是贫富悬殊、金融危机。这些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是西学固有的发展逻辑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个人主义、主权国家、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这几个支柱上，而今天这些支柱已经倾斜或锈蚀：个人主义让多数人的权力和自由失去保障，国家主权被解读成追逐霸权，资本主义经济蜕变为弱肉强食，工业生产与科学发展助长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漠视。尽管西方现代文明并非不做匡正和补救，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仅凭西学恐怕是难以破解的。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了一步，让我们看见了“现代病”在西方国家的发生，我们不仅感染了现代病，而且还承受了西方为转嫁这些恶果而造成的更深的伤害。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西学并非就是万应灵药，未必就是普世价值，我们需要从考量人类未来、站在人类文明命运的高度来审视今天，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来思考将来。为此，我们再次想起了国学。

由此可见，今天提国学与百年前提国学有根本不同，那时是为固守和抵拒，今天是为进步和创新。不过，有一点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关注点都在于弄清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激发民族文化的生命活力。

三、国学的范畴

那么，我们今天需要了解研究的，主要涉及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呢？中华文化长达五千多年的丰厚积淀，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知晓其万一，何况对于我们中学生呢！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笼而统之，将其延绵发展的主干清理出来，把各个繁盛阶段和生发阶段突出出来，从中来窥探它的奥妙，寻找它的玄机。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影响了这个民族的生存习惯，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态度，从而养成了这个民族的个性和特质。由此可知，哲学和民俗文化应该是我们最应予以关注的。依据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划定了一个大致可以勾勒国学轮廓，粗略揭示国学精髓的最低知晓范围：

1.汉字；2.礼乐制度；3.《周易》；4.孔孟与儒学； 5.老庄与道家；6.《四书》与理学；7.二十五史精华；8.诗词文章；9.中华医学；10.相关历史人物。

这个有些混杂的区划，对于一般国人，包括高中生来说，已经是最简略的范围了，增加固然多多益善，减少就或恐不得要领了。因此，这将是我们国学探究的一个路线图。

四、东西文化的基本特质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实际上，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别的问题。我们先从最表象的习俗上略作比较吧：见面行礼，西方人多拥抱亲吻，中国古人多拱手鞠躬；吃饭，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分餐，中国人同桌进食；称谓，西方人叔伯姑姨不分，中国人区分细致；交际，西方人直白，中国人委婉；拳击，西方人凶狠以力取胜，中国人太极拳以柔克刚；绘画，西方油画色彩浓烈，中国画清雅疏淡；类似的还有许多。这些不同，透露出东西方人秉性确实存在差异，这是不同文化形成的基础，也是不同文化熏染的结果。

人类文明的发生大体是同步的，约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先后产生。其中，古巴比伦与古埃及两大文明均靠近地中海和沙漠，它们明显带有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特征，随后这一区域辗转发展出的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以及再晚些时候的古罗马文明就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黄河（包括长江）流域面积广大，虽东及于海，但古人活动范围基本在内陆，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就带来了东西方文明最初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东西方文明都发展到了一个更成熟理性的阶段，都迎来了一个思想大师蜂起、智慧巨星争辉的时期。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相继创宗立派，一时百家争鸣。而古希腊的哲人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承前启后，完成了西方哲学的宏大构建。

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几乎思考了有关世界与人类的一切重大命题，并且给出了精深的答案，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人只不过是在理解、丰富和完善他们的答案而已。这些东西方的思想同样深邃，但其思维坐标的方向却似乎有所不同。西方的哲人更多在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而东方的哲人则更多地思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西方的大师们很多就是自然科学家、医生，而东方的圣人多半都是政治家、士人和教师。其实，只要考察一下那个时代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背景，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维坐标。那时的中国处在奴隶制即将崩溃的前夜，整个社会动荡失范，战争频仍，所谓礼崩乐坏。因此，家国天下的社会命题自然成了思想家们首先关注的对象。而希腊那时赢得了希波战争，随即而来的是奴隶制民主政治的伯里克利黄金时期，思想家们也当然对征服统治外在世界更有兴趣。

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东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有两个不同的发展向度：一个外向，一个内敛；外向的重物，尚力，积个别为全体，优于分析，偏于理性；内敛的重人，崇德，于全体中见个别，长于统观，偏于感性。这种区别，反映的是东西文化的不同性质，也即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今这个时代，哪一种价值取向的文化更适合人类未来的发展呢？

五、国学的活力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是世界古老文化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说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我看主要是基于两点，即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和聚合特质。下面试作解析：

1.道法自然。中国人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与希腊人的认识相当一致，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某些基本元素构成的，中国人称之为“五行”。希腊人以为是“水”或“火”。但再研究下去，就分道扬镳了，希腊人顺着“原子论”搞下去，发展了自然科学；中国人顺着“天人合一”的思路搞下去，悟出了“道法自然”的宇宙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与人联系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人”三才，人为天地所育，亦当守天地之道。人道与天地之道是统一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所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这个最高准则指导之下，中国人是敬畏自然的，行事讲天地良心，主张“民胞物与”。

2.求仁守义。在中华文化不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说是主流文化。有人说，因为儒家文化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所以才成为主流。这话固然不错，然而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关键还在于它是一种内圣外王积极用世的文化，是一种对社会起建设作用的文化。这种积极性和建设性从何而来？来自儒家学说的崇高价值取向。《周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这是最通常的解释。中国人讲仁爱，怎么讲？三个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你想，还有比这更完整透彻的人道主义吗？这是主观追求。那么客观行事呢？那就得守“义”。“义者宜也”，做任何事情，必须符合道理，处置相宜，各得其所。处事讲正义，待人讲情义，何愁世界不太平呢？

3.和合共生。世界是多元的，是充满矛盾的，要想求仁守义，如何才能行得通呢？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是主合不主分的，所以治国讲“天下归心”，治家是“家和万事兴”。这是不是回避矛盾呢？不是的，我们只是更多地借重一种处理矛盾的方法，叫作“和”。我们认为，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是“五行”“和实生物”而来，单调、同一都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主张是“和而不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在一切行为规范中，和是最高的境界，它包含着尊重、理解、坚持、融合、共赢。所以个人要和善，家庭要和睦，社会要和谐，世界要和平。

4.中庸之道。中国儒家文化有一个行事准则，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就是奉行中庸之道。传说孔子的孙子子思写了一部书，叫作《中庸》，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意思是凡事必取中道而行，才有恒常久远之功。中国人深知事物是对立统一的，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充分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应对无误。《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都是有情绪的，遇事有时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产生偏激。奉行中庸之道，就能让你不走极端，就能防止片面性。所以孔子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5.君子之德。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君子之德了。文化最终是要体现于人格的。儒家的思想体系最后形成的是一套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纲领出自《大学》，《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参编定的。后来，这套纲领成为历代儒生毕生奋斗的行动指南。在《论语》中，孔子有大量关于君子的描述。比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成人之美”，“君子矜而不争”，“君子泰而不骄”，等等，多达百余处。

君子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具体可感的。与君子相对应的是小人，二者人格的高尚与卑劣形成强烈对比，指引人们趋善避恶。圣人不容易做，但君子是人人可以学习、可以争取做到的，所以儒家号召大家都做谦谦君子。做君子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修身。从学习开始，格物致知，弄清楚世间万物的规律，获得真知灼见，然后诚意正心，端正心志，让自己胸怀磊落，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正道。然后可以把家庭和家族管理得井井有条，锻炼好本领，一有机会就能效力国家，帮助有德之君赢得天下，实现天下太平。这就是儒家的人才培养计划，治国兴邦的根本大计。清华大学开办之初，请梁启超到校演讲，梁演讲的题目就是《君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君子多了，就有挺直的脊梁，就充满希望。

六、国学对当下的意义

国学相当古老，但古老并不意味着失去活力，并不能因此嗤之为“旧学”。它曾经辉煌，也曾经式微，那是时代更换了不同的主题。当时代主题再次转换的时候，经历新的融合洗礼的国学，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活力。上述粗略的五条，是中华文化即国学所具有的优势。放在当今之世，这些优势和所长就更显得可贵。

这二三百年，是西方文化掌握了世界话语权，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世界一方面空前发达繁荣，一方面也空前畸形困厄。绝对的科学至上和过度扩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霸权主义，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社会动荡，道德滑坡，冲突不断。西方文化中一些本来积极的元素，在外向尚力的文化基调的主导下，只能退化为双重标准的虚伪行为。这一严重趋势，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世界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一味按西方的套路走下去是不行的。

二十世纪末，一批世界最有智慧的人（诺奖获得者）曾经聚会巴黎，提出了“向东方古老的文明学习，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的呼唤。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更是专门撰文，坦言中华文明将照亮世界。“照亮世界”未必是东方人的思维，但为破解当今人类的困局贡献“中华智慧”，我们也是当仁不让的。

是的，我们中华文化有这样的自信，试看前述的五条，哪一条不是救世纠偏的良策呢！此外还有许多，诸如老子的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墨子的兼爱与非攻；禅宗的道由心悟，世法即佛法；孙子的“上兵非兵”；孟子的“舍生取义”；荀子的“学而不已”；等等，举不胜举。

世界终于觉悟了，东方文明的光芒终于重新受到了瞩目，经过新时代滋养的东方文明必定能引导世界走出迷途！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提国学、了解国学、宏扬国学的意义。

《礼记》中说：“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我们的祖先留下了那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却搞不清楚状况，或者搞清楚却不去传播它、继承它，那是很糊涂、很不明智，而且很令人羞愧的。让我们认真地、努力地学习好国学吧！思考与探讨

1.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宝贵的经验？

2.为什么说当今之世中华文化仍旧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