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篇：台阶

在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心目中，最高法院是“世上最伟大的法庭，联邦政府三大分支机构之一”，所以，对法院新大楼的设计，他自有一番宏伟设想。吉尔伯特深知，通向最高法院的道路，与大楼架构同等重要，二者都将决定人们对这座建筑的体验，但是，即将迁移的新址却给他带来难题。哥伦比亚特区其他几座宏大建筑——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皆是以规整有序的步道唤起人们内心的敬畏。但在1928年，国会为最高法院指定的新址，却是一处狭窄且不对称的地块，勉强挤在国会大厦与国会图书馆之间。[1]吉尔伯特该如何精心设计，才能向访客们宣示，发生在最高法院大楼内的诉讼活动至关重要、泽及众生呢？[2]

答案是：台阶。按照吉尔伯特的设计，大楼两翼整体推后，这样一来，高大柱廊与恢宏台阶将得以凸显。参观者无须步行太久，即可进入最高法院，他们当然不会忽略登上44级台阶后，抵达8根支撑檐顶的两排巨柱时的感受。拾级而上的体验，恰是设计者的寓意所在，象征着美国跃向正义国度的艰难历程。台阶将最高法院与日常世界，尤其是国会政客的世俗考量分隔开来，宣示着大法官们将在更高层面上审慎判断、细致裁量。

当然，台阶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象征，最高法院内部的现实，远比这些复杂。

过去两百多年里，最高法院也曾面临与政府（Government）其他分支（Branch）一样的政治难题，走过了一段荣辱交织的历程。[3]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漫长岁月里，在塑造与维系合众国政府的宪政架构方面，约翰·马歇尔[4]起到了与制宪先贤一样的作用。然而，在随后几十年内，无论是在改善奴隶恶劣处境方面，还是在避免内战爆发方面，最高法院的表现都与总统、国会一样糟糕。同样，在“一战”爆发前的领土与经济扩张时期，最高法院刻意避免成为潮流引领者，更大程度偏向商业利益及其政治盟友，政府其他两个分支亦受二者支配。直到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任期内，法院才真正将自身定位为独立、进取的宪法权利守护者。

在接下来的30年里，也就是首席大法官沃伦·E.伯格与威廉·H.伦奎斯特任期内，许多重大议题使最高法院呈现出内部分裂态势。涉及种族、性别、宗教、联邦政府权力的一系列问题，都曾引发持续争议。案件的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温和派（moderate）大法官，早期是刘易斯·F.鲍威尔，后来是桑德拉·戴·奥康纳，他们秉持初心、审慎裁断，力图使判决更贴近最广大美国人民的意愿。不过，这也恰恰是矛盾所在。因为，一直以来，大法官们都属于最高法院这一非民选机构，他们并不是经选举而产生，无须对公众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任期终身制也使他们不必竭力逢迎民意。但是，从1992年至2005年，最高法院仍将能否最大限度反映公众意愿作为衡量判决的标准。判决以最高法院惯常使用的法言法语表达，看上去是为昭示宪法原意、遵循既往先例[5]，但这些判决结果，实际上更像是经普选得出的。

现在，变革的时刻就要到了。经过伯格与伦奎斯特时代的紧张僵持，一股强有力的保守主义势力正卷土重来，矛头直指最高法院。这股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力量，主要来自精英法学院与福音派教会，而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白宫。几十年来，这股势力想要推动的预定议程从未改变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6]，允许各州禁止堕胎；扩张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诸项种族优惠；加快死刑执行速度；倡导宗教进入公共领域。由于最高法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内部分化严重，保守派的议程推进举步维艰。现在，伴随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正逐步攫取最高法院的控制权，有时甚至可以一票定乾坤。

最高法院运转隐秘，向来与世隔绝，唯有在某些仪式性场合，外界才有机会窥其风采。2005年9月6日这天，大法官们集聚一堂，送别3天前离世的威廉·伦奎斯特。

在最高法院任职的33年间，伦奎斯特有过105名法官助理[7]。在他们眼中，伦奎斯特非常注重形式、效率和守时，甚至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因此，仪式开始前，助理们准时来到最高法院一间雅致的会议厅内，商议相关注意事项。7名前助理和1名前行政助理已被选中为伦奎斯特抬棺，他们必须再次确认各项程序。8位扶灵者与逝者亲属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琐碎、细致程度，几乎超过这位已故首席大法官对律师们的苛刻要求：如谁该站在何处；扶灵者应一步一顿，还是缓步慢行；步幅是两英尺还是一英尺；等等。他们当中，只有一人有过扶灵经历，由他负责提醒其他扶灵者，以让众人保持步伐一致。“必须十分小心，”1980—1981年间任伦奎斯特助理的小约翰·G.罗伯茨说，“这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

上午10点，扶灵者们与灵车准时到达第一街（First Street），伫立在卡斯·吉尔伯特设计的台阶前。[8]棺木质地如同伦奎斯特本人特质：圆润光滑、不加修饰。7位男士、1位女士擎住松木灵柩的扶手，最后一次将首席大法官送入这座宏伟建筑。晚夏的晨光柔和地投射在台阶上，大理石板折射出强烈光芒，颇有些耀眼。

扶灵者向法院缓步迈进时，其他法官助理肃穆地列队于台阶左侧，右侧则是大法官们。大法官人选11年来未有更替，创下了历史纪录，如今，很快就会有一位新的大法官产生。（自罗伯特·H.杰克逊1954年离世以来，伦奎斯特是50多年来唯一在任上逝世的大法官。）大法官们沿台阶站立，次序严格依照任职资历由低到高、自下而上。

灵柩首先经过斯蒂芬·G.布雷耶，他于1994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布雷耶不太适应这种仪式性场合，之前在国会山工作时，他长袖善舞，擅长交际，其乐趣远胜于在最高法院做一名循规蹈矩、刻板无趣的大法官。[9]他刚刚过了67岁生日，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整整年轻10岁。布雷耶略有些谢顶，头顶被晒成棕褐色，这与他热爱长途单车旅行和鸟类观察探险有关。很少有大法官对上述运动有如此大的兴趣与热情。

布雷耶的精力旺盛，与克林顿之前提名的另一名大法官，1993年上任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形成鲜明对比。她站在离他三个台阶远的地方。72岁的金斯伯格纤细瘦弱。沿台阶而下时，她挽住布雷耶的胳膊。尽管身着黑衣，她的气质仍与往常一样优雅高贵。面对伦奎斯特的离去，她难掩痛苦与失落之意。事实上，无论是个人背景，还是政见立场，伦奎斯特与金斯伯格都截然不同：一位是来自密尔沃基[10]郊区信奉路德教派的保守派，一位是来自布鲁克林区的犹太自由派，但他俩却共同分享着对司法事业的挚爱与热忱。一直以来，金斯伯格都扮演着局外人角色。她知道，首席大法官的离世将使她与法院主流距离更远。

灵柩接下来经过的，是大法官中最为人熟知的面孔——克拉伦斯·托马斯。1991年那场令人难忘的听证会，使他声名远播，面孔更是广为人知。[11]不过，台阶上的这位大法官已经一点儿也没有当年那位震惊全国、深陷窘境的年轻人的影子了。[12]尽管托马斯才57岁，可看上去却很苍老。他的头发在那场听证会上时还显得漆黑茂密，如今已变成缕缕白发。病痛让他永远告别了篮球场，长期久坐则让他的体重增加了100多磅。摄影师的快门此起彼伏，摄像机也拍个不停，托马斯却一直横眉冷对。事实上，他从不掩饰，甚至公开表示过对媒体的敌视与轻蔑。

戴维·H.苏特本应站在托马斯右侧。伦奎斯特去世时，苏特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韦尔市的家里，由于没有及时接到消息，所以未能赶回参加送别仪式。事实上，当苏特待在新罕布什尔州时，人们很难联系到他，因为他只用电话与钢笔，排斥电视、传真、手机和电邮。（别人倒是送过他一台电视，可他连插头都没动过。）他65岁了，看上去更像是生活在18世纪的人。苏特讨厌华盛顿，对这份工作的热情也比不上其他同事，而且丝毫不在乎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将于翌日返回，参加伦奎斯特的葬礼。

安东尼·M.肯尼迪也没来，缺席原因与苏特差不多。伦奎斯特逝世时，他正在中国出访，因此连星期三举行的葬礼也无法参加。肯尼迪1987年被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时，因为其一直住在萨克拉门托[13]的祖居，而被人看作一个沉闷无趣的保守派。但是，他很快从一名典型的乡村俱乐部型共和党人，蜕变为一个狂热的旅行爱好者。出任大法官后，他热衷于各类国际旅行，无论公差还是私务都乐此不疲，长期奔波在外。

再往上三个台阶，站着安东宁·斯卡利亚。此君素来争强好胜，并以此著称于世，此时此刻，他却显得黯然神伤。1986年，伦奎斯特被里根提名为首席大法官时，斯卡利亚填补了前者在最高法院留下的空缺，两人从此成为这一时期司法界的灵魂人物。作为歌剧爱好者，斯卡利亚情感丰富，从不掩饰内心好恶，痛失好友之恸，令他禁不住当众抽泣。斯卡利亚一向被认为是最高法院“反革命势力”的中流砥柱，而伦奎斯特则是其领导者。[14]老友的离去，令69岁的斯卡利亚看起来失落而孤单。

桑德拉·戴·奥康纳也在哭泣。在最高法院历史上，奥康纳与伦奎斯特的友谊可谓独一无二。从她在斯坦福大学餐厅见到这位端盘子的英俊法学院青年开始，他俩的友情已跨越半个多世纪时光。（她随后成为伦奎斯特的同班同学，并在两年后同期毕业，毕业致辞时，她正好在伦奎斯特之后发言。）他们都曾在凤凰城居住，其间，两个家庭经常互邀对方到自家后院烧烤，或是一起外出度假，直到伦奎斯特1969年搬至华盛顿。

伦奎斯特于1972年进入最高法院，9年后，罗纳德·里根任命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以两人多年的交情，似乎意味着奥康纳从此将成为伦奎斯特的最佳拍档，但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奥康纳在法律意识形态之争上给伦奎斯特带来的失望与挫伤，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位大法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奥康纳，而不是首席大法官掌控着最高法院。但是，她的悲恸是真诚的，或许她也在为自己掬一把伤心之泪。她75岁了，一头金色短发已全部变白。尽管比布雷耶更热爱最高法院的工作，但她即将从这里离开。两个月前，为专心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日益严重的丈夫，她已宣布辞去大法官职务。巨大的失落感包裹着奥康纳，许多美好事物正离她远去——一位亲爱的老友、弥足珍贵的大法官席位，还有她最不愿失去的：挚爱伴侣的健康。

除了忧伤，奥康纳也很恼怒。乔治·W.布什在任期内的种种表现，在她看来，简直是傲慢无礼、无法无天、不择手段。奥康纳曾是位共和党政治家，也是最高法院内唯一一位出任过民选官员的人。眼睁睁看着小布什把自己的政党，乃至自己的国家拖向令人深恶痛绝的境地，奥康纳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5年前，正是她投下的决定性一票，将布什送进白宫，如今，正好又是她腾出一个席位，给布什一个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这令她更加沮丧。

站在台阶顶端的是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与往常一样，他与同事们远远地保持着距离。这位由杰拉德·R.福特总统任命的唯一一位大法官，仍是1975年被提名时的模样，厚厚的眼镜片，花白的头发，以及恒久不变的领结。他已85岁高龄。初入最高法院时，他扮演着中间温和派的角色，当最高法院整体右倾时，他又偏向左翼。当然，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依照自己对宪法的独特理解行事。尽管斯蒂文斯向来特立独行，也很难被人真正了解，但同事们都对他心存敬意。

44级台阶一路走来，扶灵者们都已略显疲态，唯一的例外是约翰·罗伯茨。仪式之前一天，经布什总统任命，约翰·罗伯茨刚刚成为继伦奎斯特之后的新一任首席大法官。他刚满50岁，没有遭受过太多焦虑与磨难的煎熬。此刻，尽管负重而行，但他步履坚实，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那些未来的同僚们面前。

台阶上的仪式，预示着最高法院自旧而新的蜕变。

最高法院的组成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的人员调整，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而伦奎斯特与奥康纳的同时离去，预示着更为剧烈的变化，代际更替、意识纷争、个人兴衰，皆是如此。近年来，尽管最高法院日趋顽固，共和党人逐步占据绝对多数，但保守派仍不断遭受挫折。1991年以来，大法官组成始终维持在7～8人由共和党总统任命，1～2人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状态。尽管共和党的核心日渐右倾，最高法院却没有亦步亦趋，甚至呈现出偏离之势。保守派可以选出总统，可他们却无法改造最高法院。

有三位大法官算得上反革命势力的死敌。苏特是其中一位，他受偶像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15]与勒尼德·汉德[16]等司法适度主义者影响颇深，总是让保守派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二位则是肯尼迪。与历史上许多旅行家一样，肯尼迪不断在旅行中进行自我完善与调整，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使他在面对许多法律争议时，保持着更为自由、开放的思维。三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奥康纳，正是她改变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走向，并通过这些判决影响了整个国家。

在历史上，很少有奥康纳这样的大法官[17]，能通过不断投下关键性一票，控制并主导整个最高法院——在许多重大法律争议前，她的态度都游移不定，从堕胎到种族平权措施[18]，从行政分支的战时权力到总统大选，所有问题皆是如此。尽管卡斯·吉尔伯特试图用大理石台阶显示大法官们已远离国会政治侵扰，但是，伦奎斯特法院——这个审理过布什诉戈尔案[19]的法院——恰恰位于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近年来，最高法院维护了堕胎权，但在具体实施上增加了诸多限制；大法官们容许在高等教育领域采取种族平权措施，但仅限于特定情形；他们批准了大量死刑案件，同时又在死刑适用上附加了不少限定条件。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理，大法官们容忍了公众场合中越来越多的宗教表达，对同性恋权利也表现出审慎支持的态度。

作为伦奎斯特法院的遗产，上述判决之所以得以产生，很大程度源于奥康纳大法官，这正好表现了司法实践与政治理念的细微差异。她仿佛拥有一只神奇的耳朵，能够倾听美国公众的心声，并将判决结果控制在绝大多数人盼望，或至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从来没有人像奥康纳那样，对中间主义与司法适度主义这些冷冰冰的原则有着那么大的热情。也从没有一位大法官能像她那样，在影响一代人的法律发展上烙下如此深的个人印记。但是，正如卡斯·吉尔伯特为最高法院设计的这座宏伟建筑仅仅只是形式象征一样，奥康纳留下的遗产虽丰富多样，却脆弱不堪，那些经她努力以5:4票数达成的判决，随时可能被新的判例修正，乃至最终被颠覆。

这一进程已被自由派阻挡了20多年，现在，终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