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屋里的远方
下雨天的院坝滑溜，透出青苔。我和红林走进黑暗的屋子，一个女人在烤火，炉子几乎已经熄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但我其实认识她很久了。没有成年时，我就知道她住在自生桥上头，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推磨、唱歌。有时会走到路上，老半天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
后来我去坎上红林家，每次要经过她家的屋。院坝空荡荡的，旁边的邻居似乎也搬走了。大门虚掩，有时堂屋里掠过一个人影，只有一次院坝里有个女人，在新装的龙头下接水，我跟她搭了一句话，但不敢确认是她。不管有没有见到，她常常在我想象中出现，唱着歌推动磨子，或者走到自生桥头高坎上去，朝远方眺望。
人说她望的是走失的儿子。自从十四岁那年离家，出门打工，他再没回来。儿子走后，老公也去世了。她成了屋里唯一的人。
我曾想过以她为题目，写一篇叫做《远方》的小说。但我从没有机会跟她搭话，听见她唱的歌。每次我进豹溪沟散步，一直走到自生桥下方，望见吊岩坎上方露出院子一角，就会想到她站在坎上眺望。儿子走失之后，有人说在镇坪见到过他一面，她的眺望因此是向着镇坪的方向。
没想到红林跟她熟，是院子里跟她说话最多的人。那一次在水龙头旁边我跟她搭了一句话，回头她告诉红林，儿子来看她了：“忙得很，说一句话又走了。”
今天红林下去，她问红林要不要洋火姜，她种的洋火姜都挖回来晾在楼上，红林爬上去看，发现这些天下连阴雨，石板屋顶漏，好多都坏了。上楼打开了电灯，“呲啦呲啦响”，赶忙下来了。
窗户很小，火屋里光线缺少，下雨天现出黑暗。土墙上蒙着一层防雨的编织布，几乎看不出条纹。她从火边抬起头来，神情平静，似乎对外人到来并不惊讶。
她的面容白皙，没有多少皱纹。六十多岁的人，头发在黯淡的光线里显出青幽幽的。衣服也干净，看得出年轻时的人材(2)。提起丈夫去世的往事，语气和缓，让我不易把她和想象中那个女人关联起来。
“他本来是胃癌，做手术把肝子伤了，就又包起来，我们也没去找医院——”
丈夫比她大八岁，两家是老亲，很早的时候丈夫走亲戚，看上了十二岁的她，一直等到她成人了才结婚。那时她的生父是地主，被枪毙了，跟着继父度日，虽然丈夫是二婚，也没有多少选择。好在丈夫心疼人，在外头有啥子吃份儿，总是给她装回来。“人家装的纸烟，他拿一大把回来给你吃，他个人吃叶子烟。”提起这些，她脸上露出不显眼的微笑。
她还嫌丈夫不够“哈”，本来是民办教师，又兼了大队的会计，公社把他抠住，管四大四行，却没有谋到国家身份，“没志气的么”。
提到儿子，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了。她说，儿子是他爸爸送去郑州学烹调，毕业后分配到联合国了，十六个国家都在。各个国家都娶一个媳妇，生了一百个后人，还有了四十九个孙娃子，“我想到都笑人”。原因可能是丈夫下葬的时候自己请了阴阳，埋在覃家老屋场里，发人。
一会她又说，儿子是分到美国。“美国他胆子大，把总馆开到瓦屋场来了，我去年在瓦屋场看见他了的，还没丢。”瓦屋场是豹溪沟口的蔡家大院子，她的大女儿嫁到院子里，有时候会去玩，但不过夜，当天一定会赶回来。
儿子开个大摩托，故意把她拦到，她当时背一篓苞谷给大女儿送去，儿子向她笑，没说啥子，看她认不认得到，她认得到，儿子长得好，红光满面的，出门这么多年容颜变化不大，“还没皱”。她也没说啥子。因为知道儿子在管劳改队，是机密，不敢说么子。他是法院的厅长，美国把七个劳改队放了，他就没工作了，劳改队分散到这些地方到处跑，所以他又回来。
这是在电视上看到儿子讲的。曾经有两年，沟里拉起了小水电，一个月收五块钱电费，看了几天电视。后来小水电垮了，直到前年又通电，电视已经坏了，放在窗台上没修，也不想再看。“知道他没丢，就行了。”
电灯也坏了。我试着一拉，果然呲啦呲啦响，灯头冒火花，红林不禁躲闪起来。去堂屋关上了电闸，打开灯头一看，两股线搭在了一起。掰开了导线，再合上闸拉电灯，好了，屋里顿时明亮了一些，似乎也暖和了一点。
她要给我们烧水喝，但是炉子已经快熄了。半个月的连阴雨，水浸满了炉窖，煤已经烧不燃了，加的柴火，但炉子下半截不通，柴火也烧不旺。幸好土墙上大女婿来时包了一层防雨布，地面下也铺了一层塑料布再垫的土，不然屋子要返潮透了。
还好坡上的庄稼都收了回来。三亩多地退耕还林，普遍种上了洋火姜，另外还打一千多斤苞谷，自己吃不完的，都给沟口上大女儿用摩托车带下去。往年用背，眼下实在背不动了，肩膀痛。去年还养的有猪，碰上发猪瘟，两个猪胚子都死了，女儿不叫她喂了，买肉送回来给她吃。这次下连阴雨，厨房也垮了，煮猪食的灶塌了，往后就都喂不成了。
她也不想再喂猪，一个人呆着也不焦愁，跟自己说说话，其实她推磨的时候并不唱歌儿，眼下石磨也废弃了，是坐着没事的时候唱。从小爱，十样的歌儿都会唱，从解放前的老歌儿，到流行的也会几个。
让她唱一个，她说“那唱个么子好”，又说没得那么合适的了。想了半天，说让红林唱。
红林小时候经常托她抚养，另外还有一个小孩，都是家里没有大人照顾，正巧她没有子女在身边，都托付给她。那时候红林刚刚出生，伯伯在山西煤矿里塌坏了腰杆，长年躺在床上。当年红林的妈妈是跟伯伯谈恋爱的，伯伯出事后才嫁给了红林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尴尬，家里负担又大，生下红林几个月就走了。红林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在高山上种药材，两头不见太阳，红林就放在大伯床上，靠着大伯能动的上半身照看一下。再大一些，就丢给坎下的她照看。两人的亲近就这么来的。
“我喜欢娃儿。”她说。两个女儿小时候都是背在背上，一边做活路。
但是自己的孙儿，她一个也没引(3)到。沟太深，前几年路面也没硬化，更不像现在都装了路灯，从瓦屋场上来一趟也困难。两个孙女上来玩过，晚上没通电灯，“要给她们点蜡烛，把打火机放在旁边”，晚上两人起夜，还要给她们找盆盆。
幺女儿两口子在县上买的房，幺女儿又在外面，带着孙儿。提起幺女儿，她的口气又变得活泛起来，说是中学毕业考师范，三个里头录两个没考起，后来调去县上的缫丝厂，“她双手能起丝，又考第一名”。后来女儿究竟“心野”，去了江苏那边的印刷厂，印花厂，花了两三千学艺，“她没办那个厂，也是国家分配，当总管，是七个油田的大老板，四十万一年”。又说到女儿过年回来，爱打麻将，“一揣几千，都输了”。她自己从来不打牌，但也不去管儿女的事。
听红林说，实际幺女儿是在陕北油田打井的包工头，红林的爸爸前些年一直跟着她在干，这是两家的另一层关系。眼下油井封了，还在那边做别的生意。
除了走失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她说自己小产过娃子，另外是国家要求她结扎，强行在医院剖腹引产，“手杆脚杆都拴到的”，婴儿从肚子里取出来，她说是由一个医生的老婆抱走，国家抚养，分到十国去了，她只记得当时婴儿被抱走的样子，“那么佝着，伸着，盖到的”。
走失的儿子没有留下什么，只剩一套西装，是二姐出嫁时婆家给他做的。
她起身进卧房，给我们找儿子的衣服。卧房里整齐地挂了不少衣服，都是两个女儿买的。儿子的西装储在一只土漆的老式大木箱里，箱子是她的陪嫁。西装是灰色的，叠得整整齐齐，她拿起来提在手上，尺码很大，不像一个十四岁少年能够撑起来的，她说儿子个子大，和他爸爸的瘦高不一样，穿这个衣服不嫌长。“他就剩这么个东西，在屋里穿了一下子，就给他叠到这儿的。”
事后听红林的伯父说，她的儿子最后一次出门是十七岁。这套衣服，大约是预备他成人后穿起来的。
她不肯离开这个屋子，近来国家扶贫搬迁起的集镇房也不去，过年都是女儿们回来。我问她是不是在这里等儿子，怕儿子回来了家里没人。她说不是的，就是呆在这里自在。窗台上放着半瓶药酒，红林说她买两块钱一小瓶的锤锤酒来泡药酒喝，前一次还拿给了红林奶奶，红林过后吵了她，说奶奶有中风的毛病，把奶奶喝醉了，倒在地里起不来怎么好。桌上还有半包便宜香烟，一天抽掉大半包。
在这间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即使一只猫、一窝家鼠的动静也听不见。不会有什么来妨碍她唱歌，跟黑暗中的儿子对话，旁人看来是自言自语。歌声停息的时候，抽一支烟，喝掉两口酒，在烟丝和醉意里，看到了远方的儿子，穿着那套灰色的西服走来。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这间屋子，这是她不能说出口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