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壹

蔡姐的苹果树

一

“我们去苹果树下坐吧。”在挂着锁的老屋门前，蔡姐说。

老屋的砖褪色了，有些泛出微红，门楣上还钉着不知哪个年代的“十星户”铝牌。锁也是老式的将军不下马铁锁。楼房有三层，蔡姐说，只有一层住人，上面都是空的，当初不知为什么要起这么高，是村里最先起的一座楼房。蔡姐一直不喜欢这座楼房，它像是并非用来居住，却是显摆给村里人看的。就像蔡姐那些年在广州的生活，多半也是为了给别人看，和自己关系不大。

好在它现在变旧了，比村里别的房子更旧。弟妹几次说要翻新，蔡姐都没答应。她打开这把铁锁，走进像是蒙了一层尘灰的空气里，就像是走进了一个终究可以安心的地方。

位于山顶上的耀英坪，有一条县级公路穿过，是以前的土家村落变为小街的唯一理由。蔡姐家的房子和别人家一样起在路边，但似乎有意往后退了一点，留出一个场坝，旁边还有一块空地。苹果树栽在场坝与道路的边沿上，带着一个培植泥土的坛子，水泥的坛沿上点缀一些落花。新鲜的绿叶之下，米粒一样细小的苹果已经结出来，顶端缀着最后一层花事。

第一次见到蔡姐，是在广州越秀区一家火锅店里，那是蔡姐自己开的第二家连锁店。一家中型大小的店铺，虽然难免有火锅店常有的味儿，大理石镶面的桌子仍旧称得上干净。蔡姐请我们吃火锅，说起她到广州十七年来，换了多少种行当，干过财会保险服装，夫妻开过厂买过矿，钱又全赔在一座东北的矿山上。几起几落，眼下这两家火锅店，总算是浮沉之后留下的一点事业。

沉浮的代价，则是蔡姐几年前患上的抑郁症。好容易有个空隙，趁机生孩子，孩子生了没有多久，人就一下子沉下去了。

“忽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老公像是陌生人，本来为投资那座矿也吵了架。要命的是连孩子上学都不想管了，就像想不起来是自己生的。”

蔡姐说，那时只想跳楼，一了百了。觉得自己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像疯子一样，却又似乎只有这个念头能救自己。后来看医生才知道，得抑郁症的人不管以前千差万别，全是这么想。

“但是也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我还不想在广州死，老是看见父亲的坟，想回家乡来，死在父母坟边。”

蔡姐没告诉丈夫，乘飞机到武汉和恩施，又坐汽车回了巴东县，再搭中巴下乡，没有告诉亲戚和县城的朋友，想要静静地离去。不料回到村里，来到老屋门前，这棵苹果树正在开花，绿叶已经长出，花朵一点还没有落，只有苹果树是这样的。蔡姐端了母亲做的饭，不用椅子，坐在苹果树的花坛上吃，忽然不想死了，开机给丈夫打了电话。

以后蔡姐每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就回到家乡，带上医生开的药物，让妹妹送来老屋的钥匙。住上一段好转了，再回广州去。那几年因为总是焦虑发脾气，不仅和丈夫别扭，跟上幼儿园的女儿关系也不好，女儿盼着她回老家，听到她要回来就开始闹脾气。在广州的家里，蔡姐像是个外人。

病情好转之后，开了这家火锅店，但这时蔡姐的心思不在生意上了，她想不能光回去住一阵，还要为小山村做些事情，似乎这样才能真的把自己和老家联系起来。

她开始组织朋友为村小捐校服，搞结对扶贫，最近的一个活动则是联合公益组织造一个“会飞的盒子”，弥补校舍的短缺。蔡姐是这个小学第一个大学生。

丈夫偶尔嫌她这些事情做得太多，没有实际意义，她说：“至少我会觉得开心，总比整天抑郁好吧？”

二

小学在坡顶上。蔡姐带我们去看的时候，没有走新修的公路，选了从前她上学的小路。石板铺成的阶梯，掩蔽在阴坡的植被里，路面变为暗绿。往年下雪的时候，蔡姐曾经摔跤，“买过地皮”。

坡地路边有一个“地眼”，像沈从文小说中的那种，掩蔽于寻常的土坡灌木，忽然下陷，深到地心，人掉下去就没了。少年的蔡姐，只敢在远处观望，从未敢走近洞口窥视。有几只羊掉下去，后来人们用水泥糊住了，水泥上又长了灌木，现在蔡姐已不大辨得清方位。

半坡有一口大水井，还在那里，是村里人往年吃水的地方。蔡姐和妹妹曾经每天去提水，上学途中也要去趴着喝两口。现在井口似乎消失了，拉出几根塑料管子，通向坡下人户，有一家是养殖场。空气里有一股湿气，似乎是往昔大水井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走近去看。

放着暑假，小学校里没人，迎面两排塑料绳上，学生的作文在飘荡，作文比赛主题是“画出梦想”，蔡姐说挂起来是她的主意。夜里有露水，有些作文被打湿了，画笔颜色透过了纸背，像是花花绿绿晾起来的床单，有一两张飘落了下来，蔡姐拾起来挂上。

看了小学校，蔡姐引我到村里转转，离开大路，走到学校后身的坡下。这里是一道平缓山坳，小路迂回穿过田坝，连带稀疏人户，路旁长了不少果树，似乎土质偏薄不易茂盛，青葱却又够遮阴凉。是这处山顶村庄的地貌。

蔡姐说，黄昏时候顺那条道走下去，两旁的萤火闪闪烁烁，像要落到身上，却又像流水不会停留，引着人忘了回家，一直走到不知多远的地方，她曾经为这挨过母亲的骂。

在小路上，蔡姐问我先前在车上手机里放的什么歌，似乎是一个叫莫什么的歌手，我说是《妈妈的歌谣》，莫西子诗的。蔡姐要我再放一遍。

听到手机播放悠悠的曲调，戴着太阳帽的蔡姐眼睛有点闭起来，像受到一阵清风吹拂，手指抚过路旁的苹果树叶。

我们走到了一大坝空落的房子，一座楼房带着几排水泥平房，蔡姐说这以前是个养猪场，她想把这里买下来，改造成一个农家乐，请外地的友人来玩，给村里添点收入。

她还想到请几个名家暑假来讲诗词，给外地的小学生办一个班，学诗词同时也体会大自然。“我们这儿的风景太美了。”她说，有点像是问我们，不是这样吗？

小路进湾的地方，有一块坡地，蔡姐说那是她小时候另一处经常提水的地方。

“冬天天干，大水井没水了，大家到处找水。我和妈妈赶到这里来。来迟了，这口井的水又打没了，要爬几步坡，去上面的一口井。”下了小雪，蔡姐在上坡的坎子上跌倒了，哭了起来，沾雪的手擦着冰凉的泪等妈妈。这个情节在记忆里捂久了，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温暖起来，不再那么生冷。

母亲现在广州，但每年夏天会回来住。她从来没有习惯过广州。回到老屋，坐在门前的树下，左邻右舍路人就跟她打招呼，对一个富老婆婆⁽¹⁾的人情味儿，在广州是没有的。年轻时的辛苦，在父亲暴躁脾气下的压抑，也就得到一分补偿。

三

顺着这条小路往里走，景色有些荒凉起来，路旁种着干枯的荞麦，几处老房子撂在路旁，屋顶塌陷了，露出叉丫的木料，板壁日晒雨淋成了黑色。路旁没有行人，阳光强烈得近于虚幻，却有一群乌鸦，在老屋的废墟上鸣叫，似乎是嗅到了什么事情的气息。

“这里就是乌鸦多。”蔡姐有点畏惧起来，停住了脚步。她不敢走进老屋的废墟，却记得搬走的人家的名字。她曾想买下两座板壁房，却没有赶得及房子塌。

在公路另一旁的小径上，蔡姐曾带我去看一座保存完好的木屋。这座房子建在山坳里，有八个角，“我们叫八角楼”。屋后山坡深深浅浅的蒲公英，躺在草地上，淡白色的花伞似乎笼住了屋顶。

几户人住着这座大屋。我们走上二楼的回廊，看到窗户里的日用物什。木条的栏杆还结实。远眺一块块青色和绿色的土豆田，像是深浅颜色的布缝合在一起，裁剪的线路笔直。

蔡姐在几根柱子支撑的天井里照了一张相，一道屋顶透入的阳光掠过她的身体，光柱里许多细小的灰尘浮动，她没有打扰这些金粉一样的灰尘。

半路上，蔡姐要我陪她去一个地方。拐上狭窄的小径，爬上一处山坡，现出几座坟，带着层叠高擎的雕花牌坊，像是活人居住的雕梁画栋，让人开眼的同时又有点畏惧。

牌坊最高的那座是蔡姐父亲的，坐落在一小片田地后面。田里种了庄稼，几乎没有路了，蔡姐说这本来是自家的地，因为多年无人经管，被邻居种了，也没留下到墓地的小路。快到墓前还倒了一根枯树枝，蔡姐和我一起移走了它。

墓碑上刻了父亲的生平，去世时年过六十不久。蔡姐说父亲是裁缝，在乡里一个什么缝纫社里扎衣服，因为手艺好很辛苦，总是天不亮出门半夜回家。他会手艺也会玩。当地丧事上的仪式“撒尔嗬”，爸爸是主鼓的，鼓声高亢激烈，和他的脾气一样火爆。他和乡里粮站、供销社、林特站这类部门的人处得很好，好到搞恶作剧捉弄他们。在“文革”中因为一个侄子考上县中学被造反派的人卡住不盖章，把那人的桌子促翻，自己找到了章子拿来盖。

到去世之前，父亲的火爆脾气并未平息，他想喝酒，医生说喝了会死，他说死就死，喝要喝，喝了酒就死了。每次给父亲上坟，蔡姐会带两瓶白酒洒在坟前。

四

回到老屋门前，侄子仍旧没有到来，邻居在苹果树下放了几把藤椅，沏了茶。我们坐在这里聊天，蔡姐说起以往端饭在苹果树下吃，苹果花落到了碗里，舍不得拈出来，有一种无从触及的芬芳。

对面一幢尚未竣工的大楼，裸露着一层的水泥柱，前面却有几棵繁茂的水杉，大约是这里最繁盛的植被了。蔡姐说，以往街道两旁都是很高的水杉，不知什么时候种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砍的。她回来的时候，看到路边的杉树砍了一大半了。弟弟和人合起一幢大楼，她硬拦着让他们的大门侧开，把正面的水杉树保存了下来。眼下那是路旁仅存的几棵。

就像老屋旁边的空地，亲戚几次想要起房子，也被她硬留了下来，“就这样搁着”。地皮透出一层青色，似乎只用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