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录送乡试

由于清代全面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因此，应乡试者以生员为主，同时也有贡监生及其他一些杂项人员。生员各应本省乡试，贡监生准应本省及顺天乡试，⁽¹⁾杂项人员则分别于各省及顺天应试。各省乡试均有入场定额，参加者必须经过资格考试始得入场，称录送乡试。资格考试有科试、录科、录遗、大收等项。生员须参加科试，贡监生及杂项人员参加录科，通过者可参加乡试。科试或录科未能录取及因故未参加者可参加录遗和大收，录遗和大收通过者同样可以参加乡试。在资格考试的同时，对于严禁冒籍、匿丧、枪替等规定，一如童生试。此外，对于不同身份的应试者，还有具体的要求及规定。

一、乡试前的资格考试

清初开科，以学校始设，生员人数有限，故允许精通三场之儒士应试，且未有严格的科试、录科程序，只由提学官考试。其后，学校发展，应试人数日增，渐入正轨，科试、录科、录遗等均依例进行，条例亦日臻完善。

1．科试与录科

科试是各省学政在任三年期间对生员的第二次考试，在乡试前举行，既是对生员的学业考试，也作为生员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清初，科试与岁试均考《四书》文二、经文一，后因限当日交卷，不出经题。“雍正二年，科试增经文，冬月一书、一经。六年，更定岁试两书、一经，冬月一书一经，科试书一、经一、策一，冬月减经文。乾隆二十三年，改岁试书一、经一，科试书一、策一、诗一，冬月亦如之”⁽²⁾。清沿明制，岁、科试均按生员考试成绩分为六等，实行“六等黜陟法”，然规定更严格，“视明为繁密”⁽³⁾。生员考列一、二等者有赏，可补廪生、增生，三等如常，四等以下有罚或黜革。⁽⁴⁾凡在科试中考列一、二等之生员，不论廪生、增生、附生，均可参加乡试。后又允许三等前列者参加乡试。

录科，即录送科举之考试，主要是针对贡监生及其他杂项人员的资格考试。按规定，各省贡监生如应本省乡试，则“由地方官申送学政录科；应顺天乡试，由本籍地方官申送国子监考到录科”⁽⁵⁾。其考试内容大体同科试。凡通过者即可参加本省或顺天乡试。其他杂项人员应乡试，须由国子监录科后送顺天乡试。⁽⁶⁾

如有生员因故未参加科试，或有科试、录科未通过者，可参加学政主持的录遗考试，考试内容同科试，通过者亦可参加乡试。清中期以后，资格考试放宽，一些地方尚有所谓大收考试，前项未考或未通过者，均可以参加大收考试，通过者同样可参加乡试。⁽⁷⁾

2．其他规定

通常情况下，生员通过科试即可参加乡试，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如临时举行恩科、武生报考文科等。因此，录送乡试，尚有以岁作科、文武互试、士子品德、录送程序之规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明年为皇上六十大寿，特定于五十二年二月开恩科乡试。因为按定制，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为乡试年，五十一年各省岁试正在进行之中，科试尚未举行，因此决定：“来岁二月，各省恩科乡试，其已经岁考者，准其以岁作科，起送入闱；其未经岁考者，准将前学臣科考定案名次，录送乡试。”⁽⁸⁾这里所谓的“以岁作科”，即指以岁试代作科试。其后，各帝屡开恩科，不论是登基恩科，还是万寿恩科，均沿此例，凡未行科试者，准以岁试作科试。是为恩科之特例。

清初乡场，不时会有文生欲应武试，或武生欲应文试的情况，皆因条例所限，故未能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谕大学士等：“文武考试，虽曰两途，俱系遴拔人才。而习文之内亦有学习武略、善于骑射者，习武之内亦有通晓制义、学问优长者。如或拘于成例，以文武两途，不令通融应试，则不能各展所长，必致遗漏真才。嗣后，文童生、生员、举人内，有情愿改就武场考试者，武童生、生员、举人内，有情愿改就文场考试者，应各听其考试。如此，则各得施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⁹⁾后经礼部等衙门议准：自五十三年乡试起，许文武生互试，中式者造入新册，不中者仍入文武原册，不准再考。⁽¹⁰⁾文武互试之例只推行数科，至乾隆七年（1742年），以文武互试易启夹带换卷之弊，将互试之例永行停止。⁽¹¹⁾

对于参加乡试者，清廷亦有道德品质之要求。雍正四年（1726年），以浙江“士风败坏”，令停浙江士子乡会试。⁽¹²⁾六年，以浙江士子“能反省悔过”，准于明年照例乡会试。⁽¹³⁾《圣谕广训》作为对士子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基本教材，自雍正朝颁行后，一直是朝廷要求士子必读之书。为了“端士习而厚民风”，嘉庆十九年（1814年）定：生员岁科试，贡监生录科、考遗等，一体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不能默写者，不得录送乡试。⁽¹⁴⁾

严格录送程序旨在防止冒滥及枪替、匿丧诸弊。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定：学政等录送应试诸生名册，务在场期十日以前咨送，逾限驳回不收。⁽¹⁵⁾鉴于修书馆等处有奉旨应试之人，不经录科，康熙六十年谕：“凡系奉旨应试之人，各该处具奏咨送，准其应试。其未经具奏，私行咨送者，概不许应试。”⁽¹⁶⁾各省录遗，属于考录遗才，多于乡试前举行，管理不及科试严格。乾隆九年（1744年），四川学政蒋蔚奏报，录遗时，多有顶替之弊。礼部议准：考录遗才，易滋顶替。嗣后学政于录遗时，每学檄调教官一员在旁识认。⁽¹⁷⁾为防止枪替、冒籍之弊，乾隆三十四年规定：嗣后乡试之年，各省学政造送录科、录遗等册，将年貌、籍贯、经书注明，移送布政使司，交收卷官，于投卷时详加核对，倘有不符，不准收卷，仍将底册移送提调、监试等官查核。⁽¹⁸⁾道光十一年（1831年），因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士子参加陕西乡试，路途遥远，以致陕甘学政送考误期，遂定：嗣后边远士子，务先期晓谕，令其赶紧起程，务于八月初一日以前全数到省，逾限不得收考。⁽¹⁹⁾同治九年（1870年）规定：云骑尉、恩骑尉改作文生员应试者，以准袭印文为凭，并取具里邻亲族甘结，呈该厅州县验明，传同礼房书吏当堂识认，出文送考。临场时仍由该厅州县礼房书吏来省识认，以杜弊混。⁽²⁰⁾

二、对应试人员的具体要求

应乡试者，除进行资格考试外，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和相关规定。清代的科场条例分别对生员、贡监生、杂项人员参加乡试定有专项条例。

1．生员应试

生员应试，只许应本省乡试，由学政录送；仕官子弟不准于父兄原任衙门移文起送；有病痊假满，及缘事欠粮已结，未补岁试者，俱不准录送乡试；凡丁忧期内不得录送；因讼在官，非紧要事由，准许该生员参加乡试后再行问理；已革生员，请予恢复者，待部议覆准，方可录遗乡试。⁽²¹⁾初定，生员科试列一、二等者可送乡试，三等可参加录科、录遗，四、五等则无资格应试。后改大省科试三等之前十名，中小省三等之前五名亦可与一、二等一体录送，其余三等者可参加录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议准：“乡试之年，遇新任学政于本年到任者，准将岁考一、二等生员册送科举，以应本年乡试，仍于乡试后补行科考。”⁽²²⁾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生员科试优等，于乡试前州县官设席礼送，只许诸生公服行礼，不得乘四轿张伞，违者不准入闱。⁽²³⁾乾隆五年（1740年）奏准：生员有情愿告给衣顶者，凡有重病及入学已历三十年，或年及七旬者俱准，免其岁考，不得再应乡试。⁽²⁴⁾十五年，广西学政罗源汉奏称，科试四等生员应参加录遗考试，礼部议定：科试四等生员，有情愿录遗者，令该教官造册申送录遗，如取录有名，准其乡试。⁽²⁵⁾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明确规定：嗣后岁试列五等之廪、增、附生，均不准其科试、录遗。⁽²⁶⁾二十五年议准：生员既授封职，不准再应乡试。⁽²⁷⁾道光十四年（1834年）定：文生员袭云骑尉世职者，只准应本省乡试，不得应顺天乡试。⁽²⁸⁾

2．贡监生应试

贡监生应试，以在籍在监分别录送。顺治二年（1645年）定：“在籍恩贡生、岁贡生、监生，愿就本省乡试者，许与生员一体送考，一例编号，不得分别皿字。其在监肄业贡监生，听本监官考送。若直隶贡监生，有仍赴学政应试者，通编皿字号，亦不许混入生员。”⁽²⁹⁾显然，清初的政策对于贡监生是否在监肄业是严格区分的，在监肄业者可参加顺天乡试，另行编号取中；而在籍者只能参加本省乡试，与生员一体编号取中。顺治十一年，因规定了各省副榜之名额，而副榜又可作为副贡入国子监，故十四年定：各省副贡入监者，可由本监考选录送。⁽³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放宽贡监生应试限制，规定：“各项监生，或在顺天乡试，或在本省乡试，听其自便。”⁽³¹⁾五十三年明确规定：“各省监生愿赴京应试者，于乡试前一年，起本省印文到部札监，违者照例议处。”⁽³²⁾雍正六年（1728年）进一步规定：外省贡监赴京闱者，亲自携带地方官印文，及地方邻里甘结，限乡试年二月到监，其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诸省，路途遥远，展限两月到监。该监验明印甘各结，留监肄业，仍于录科时取具同考各生互结收考，移送顺天乡试。如到监后规避考课，概不准收考。⁽³³⁾鉴于多有贡监生长期留居京师，若遇乡试年再回籍取文，甚为不便。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贡监生久寓京师，觅馆授徒，势难回籍起文，而上科曾有文结，应过乡试者，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录送。”⁽³⁴⁾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针对游幕外省之贡监生，不及回籍取文，而欲应顺天乡试，礼部议定：准其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移送国子监录科，仍行文该省学政，查明是否属实，复本部备查。⁽³⁵⁾不论是久寓京师，还是游幕外省，应顺天乡试时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的做法总是留有隐患的，毕竟这是属于私人性质的担保。因此，至嘉庆二十五年，首先针对游幕顺天府的情况做出规定：游幕顺天府，不及回籍起文之贡监生，由顺天府出具文结，送国子监录科。⁽³⁶⁾其后，有贡监生游幕各省，亦仿照顺天府出具文结之例，多由当地起文，以致情况较为混乱。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苏学政祁寯藻请明定限制，遂定例：嗣后贡监生无论游幕本省外省，确实不能回籍起文者，准照顺天乡试例，由所在地方官府出具印文，开具贡监生姓名、籍贯、三代清册，加具并无顶名冒替甘结，呈送督抚，由督抚加具印文，申送本省应试。凡籍隶省会设有贡院者，该府所属之贡监生，不准取具游幕文书。投文限定于七月二十日截止。⁽³⁷⁾

对于贡监生、举人中捐纳候选之员，例不准参加乡会试。其后，捐纳事例内有准捐应乡会试一款。乾隆元年（1736年），以捐例已停，此等人员不得援例应试，为解决这部分人的应试问题，乾隆皇帝特颁谕旨：“朕思此等人员，尚在需次选曹，与既登仕籍者有间，不得因捐赀候选，屏诸场屋之外。直隶各省贡监生捐官愿与乡试，举人捐官愿应会试者，准令一同考试，以示鼓舞人材之意。”⁽³⁸⁾

贡监生中有以捐纳取得资格者，称为例贡、例监，向为人所轻，其应乡试，起初多有限制。顺治十四年（1657年）始开捐例，即规定：例监生于本年援纳者，不准应本年乡试。十六年补充规定：例监生援纳在前，而部本札监，于科举年方到者，仍准应试。⁽³⁹⁾后以捐例屡开，遂对其应试逐渐放宽，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始准：本年捐纳监生，即准其本年应试。⁽⁴⁰⁾二十九年定：直省本年捐纳米谷监生，皆准其于本省乡试。⁽⁴¹⁾三十二年，以政府急需，再放宽限制，准各省常平仓捐纳监生，遇乡试之年，或在顺天，或在本省，与各项监生一例乡试。⁽⁴²⁾至此，例监之应试资格已与其他贡监生同。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在京新捐贡监，若系临场期迫，本籍遥远，实难取本地方文结者，准其取具同乡六品以上京官印结，并取同考五人互结，录科送考。如有顶冒情弊，将本身及出结、互结之京官、贡监，一并照例治罪。”⁽⁴³⁾九年，更准临场捐监未获部照者，凭该州县出具之印结，赴布政司衙门核实，转送学臣考录，一体乡试。然乾隆十二年又停此例。⁽⁴⁴⁾

3．杂项人员应试

允许杂项人员应试，旨在使有才之士，不致遗弃。所谓杂项人员，是相对于参加乡试之主体——生员、贡监生而言。归入科场条例中的“杂项人员”，主要包括教职、佐贰官、小京官、土官，以及制科录取之人。

地方儒学教官，专司课士，于举业有教学相长之益，是最早允许应乡试之杂项人员。顺治二年（1645年）定例：“直省现任教职，年力精强、文学优长者，准提学考送应试。”⁽⁴⁵⁾雍正七年（1729年）覆准：“教官情愿应试，许呈报学臣入册送考。”其后，又根据教职降调、患病等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嘉庆八年（1803年）规定：教职降调应补杂职人员，不准应试。⁽⁴⁶⁾道光五年（1825年）议准：教官缘事革职，捐复原官候补者，准应乡试。⁽⁴⁷⁾二十三年定：教官因案降调，归籍候选者，不准乡试。⁽⁴⁸⁾二十六年复准：外省教职选缺后，因病尚未赴任，在吏部呈请开缺者，准应顺天乡试。⁽⁴⁹⁾同治六年（1867年）定：外省生员保举训导，非贡监出身者，不准应顺天乡试。⁽⁵⁰⁾

地方机构中的佐贰官，所司或系漕粮，或系捕盗，或系河防、禁狱诸务，皆关地方紧要之事，若用心举业，以图应试，必于职事多所废弛，故条例向禁佐贰官应试。乾隆六年（1741年），御史禄谦奏请，应准许正途出身之佐贰官照教职例，一体乡试。礼部认为，佐贰官应试，不仅使职事废弛，且“定例选用教官不出本省，其应试原属就便，若佐贰官所选地方，例系隔省，多有相去甚远者，如概行回籍及赴京应试，不惟旷职愈久，亦且跋涉维艰”，故未批准。⁽⁵¹⁾至同治六年（1867年），始准选补佐贰，尚未到任，丁忧开缺，服满后改捐主事分部者应试。⁽⁵²⁾

小京官等应试，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准内阁中书应顺天乡试。是年奉上谕：“撰文、办事中书，俱准应试，即中式仍在内阁办事。”⁽⁵³⁾因当时内阁中书尚由贡监生考授，故有准其应乡试之旨。其后，于康熙五十三年又定：凡太医院及各馆有应举之生监，于各该管处具奏，移送到礼部日，准其考试。⁽⁵⁴⁾雍正七年（1729年）奉上谕：“由贡监、生员考取小京官、笔帖式之人，其中未必无通晓举业文艺者，若因其已经得官，遂不得与于乡试，则彼平日之所学，莫由表现，亦属可惜。着通行八旗，凡由贡监、生员考取之小京官、笔帖式，若愿就乡试，皆准其与举子等一同入场考试，使片善寸长不致遗弃，以副国家教养人才之典。”又谕：“修书各馆内，从前有外省生员在馆效力者，若情愿入场考试，着取同乡京官印结，保送顺天府，亦准入场。”⁽⁵⁵⁾八年定：“圣庙执事官，其由贡生、监生充补，有情愿乡试者，令其一体乡试。若系生员、童生，准作监生应试。”⁽⁵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吏部议准：由贡生、生员补授阙里崇圣祠主祀官，愿应乡试者，令其一体乡试。⁽⁵⁷⁾四十四年议准：在京候补候选人员及在部行走者，其应乡试，由吏部据呈礼部，行文国子监录科；现任小京官由本衙门送礼部，径行册送顺天府。⁽⁵⁸⁾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定：实缺九品医士，由贡监出身者，准其录科应试。⁽⁵⁹⁾同治六年（1867年），准荫生分部学习笔帖式，可送国子监录科，以应乡试。⁽⁶⁰⁾又，雍正元年，始准以监生、生员候补天文生及补用天文生者，由钦天监造册送顺天乡试；⁽⁶¹⁾乾隆五十年，准顺天府乐舞生由生员兼充，如科试考列三等，一体乡试；⁽⁶²⁾嘉庆三年，以皇上临雍，特准陪祀观礼之各氏圣贤后裔作贡监，留京乡试。⁽⁶³⁾

向例，土司因世代承袭，不由选举，故不参加科举考试。清初，清廷为更好地控制土司，使其知“君臣上下之礼”而“各遵王化”，特定土司应袭子弟年十三岁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⁶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允许土司子弟应童试，录取者为府学生员，但不准应乡试，亦不准补廪出贡。⁽⁶⁵⁾其宗旨仍是只准土司接受教育，而不得由选举入仕。由于清代在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南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其影响越来越大，以致有土司也想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取更光明之前途。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学政晏斯盛疏奏，贵州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正长官龙绍俭，原系府学附生，自以为做土司是“致山鸡戢翼，莫同威凤云翔”，宁愿不做土司，呈请参加科举考试，“以汉官之前途远大，而土职之上进无阶，冀与汉人同列”⁽⁶⁶⁾。礼部以条例所限，未准。得旨：“土司龙绍俭，原由生员出身，既有志观光，陈请科举，准其一体应试。若得中式，其土司世职，着伊将应袭之人举出承袭。”⁽⁶⁷⁾由此，开土司应乡试之先例。乾隆元年援此例，准广西、贵州等土司由生员、监生出身者，一体录送乡试。⁽⁶⁸⁾嘉庆九年（1804年）议准：四川等地土司子弟，未应童试之人，遇乡试之年，准一体捐监入场。⁽⁶⁹⁾

制科录取者准应乡试，即指召试及孝廉方正录取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奉上谕：“南巡考取贡监生带来纂书者，着翰林院移咨顺天府尹，一体乡试。内有生员亦准一体乡试。”⁽⁷⁰⁾乾隆九年（1744年）议准：“凡孝廉方正，给以顶戴荣身，愿应乡试者，本系生员，仍由教官申送录科；本系贡监，仍由州县申送录科。”四十四年奏准：召试二等，在四库全书馆行走各生，因在馆誊录，不能回籍应试，准由本馆送国子监录科，就近在顺天乡试，并归于南、北、中皿字号。⁽⁷¹⁾道光四年（1824年）覆准：“孝廉方正考试以知县用者，在部投供候选，照候补候选人员例，由吏部咨送国子监录科应试。”光绪八年（1882年）奏准：“生员保举孝廉方正，以佐杂用者，由吏部文送国子监录科应试。”又奏准：“各直省生员，曾经保举孝廉方正，顶戴荣身者，嗣后遇乡试之年，止应本省乡试，概不得应顺天乡试，以免纷歧。”⁽⁷²⁾

三、乡试名额的变化

清制，录送乡试一直有名额的限制。初以应试人少，定额亦少。随着应试人数日渐增多，定额亦逐渐增加。

顺治二年（1645年）定：“顺天及直省乡试，每中式举人一名，取应试生儒三十名。提学考试精通三场者，方准应试，不得将初学之士冒滥录取……取送过多者，将该提学参处。”⁽⁷³⁾这里所规定的录送乡试名额，实际上只是一个大致的标准，清廷亦未要求各地严格遵行，只是不得录送“过多”。顺治二年所定乡试中额是最高的，其后，乡试中额减少，而应试人数却不断增加。因此，调整录送名额，势在必行。最早增加录送名额的是江浙等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江南、浙江文风日盛，准每中举人一名，录送乡试六十名。三十年又准江南、浙江于旧额六十名外，再加四十名。⁽⁷⁴⁾至此，江浙等省按乡试中额，每取一名可录送一百名入场。江浙既行此例，其他各省亦多仿行，且成惯例。其间，更有学臣“博宽大之名，于科试、录科之外，录遗、大收一概录送，且有督抚普收送考者，以致文理荒疏之人亦得冒滥入场”⁽⁷⁵⁾。为此，乾隆七年（1742年）谕：“试卷太多，不但试官于仓猝之中难于别择，即浮薄士子将以观光为游戏，不复攻苦于寒窗，于宾兴大典甚有关系。嗣后学臣各宜留心，慎重办理，毋得滥溢，永著为例。”⁽⁷⁶⁾八年，以福建台湾府孤悬海外，为鼓励边远士子，准台湾府录科人数放宽，不限定额，但不得将文理荒疏之人普收送考。其内地录科不得援此为例。⁽⁷⁷⁾九年，因减各省乡试中额，亦重定各省录科人数：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每举人一名，录送乡试八十名；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每举人一名，录送乡试六十名；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每举人一名，录送乡试五十名。⁽⁷⁸⁾十三年奉上谕：“近来士子颇知自爱，有志读书，当稍展其额，以示鼓舞。前议定额，仅就正榜而言，未及副榜。着再加恩，每副榜一名，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⁷⁹⁾至此，形成定制，沿用至清末：

生监科举，每举人一名，大省取送八十名，中省取送六十名，小省取送五十名。每副榜一名，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学政于科举及录遗，通盘核算，遵额取录。⁽⁸⁰⁾

对于定制，各省仍是遵行不一，录取过多的情况普遍存在，以致江浙等省应乡试者动辄过万。因此，针对这一情况，以及各地方贡院的容量，清廷不时有相应的补充规定，以维护定制的严肃性。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顺天府府尹蒋炳等条奏：顺天乡试，各省贡监生及八旗士子占用号舍近半，所余不够直隶生员使用。请将直隶生员入场定额酌减。礼部议定：顺天乡试，直隶生员照山东例，每举人一名，录送六十名。⁽⁸¹⁾鉴于各省每有录送之人因故未入场，乾隆十四年议准：“嗣后应令学臣于录遗定额之外，查照历年投卷不到之数，酌量录取备补若干名。”届时，“将原额所缺之数，按照备取名次抵补。其抵补不尽者，仍行扣除，不准投卷入场”⁽⁸²⁾。嘉庆十二年（1807年），增台湾府乡试中额一名，共三名，准许照定额录送三百名外，再量为宽送，仍不得滥收。⁽⁸³⁾是为对台湾士子的特殊优惠。同治十三年（1874年）定：顺天贡院扩建号舍，可用者一万二千间，嗣后乡试即照此数录送，不得超过。⁽⁸⁴⁾同年议准：自咸丰兵兴以来，各省捐输军饷而加广之永远中额，照原定中额例，一体核算录送。⁽⁸⁵⁾光绪八年（1882年）奉上谕：“乡试录科送考，例有定额，近年顺天乡试，录送太滥，以致号舍不敷。嗣后着国子监及顺天学政严行考核，分别弃取，毋得稍涉冒滥。”⁽⁸⁶⁾实际上，各省录送过滥的问题至清末仍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