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兰兹
布朗温家姐妹回贝尔多弗家了，参加婚礼的人都聚在肖特兰兹克里奇的家里。这是一所老宅子，房子矮矮的，一长溜，是所庄园，它刚好沿着狭小的威利湖对面的坡顶上排开。从肖特兰兹望过去，是一片坡面的草坪，该是个公园，到处都矗立着单个的大树。狭小的湖泊对面的山林中，掩藏着峡谷中的煤矿，但是掩不住升起的煤烟。不过，这里还是田园般的宁静，风景如画，这庄园有它自己的魅力。
这会儿，老宅子里挤满了克里奇的家人和参加婚礼的客人。克里奇先生身体欠佳，抽身休息去了。杰拉尔德在主事。他站在简朴的客厅门口招呼着男宾，友好而又随意。他似乎乐于打理社交聚会，笑容可掬的，十分好客。
女宾们在乱哄哄的屋里到处溜达，克里奇家已出嫁的三个女儿只得四下找她们。那儿总能听到克里奇家的这个或那个女儿特有的那种专横声音：“海伦，到这儿来一下……”“马乔里，我要你来……”“哦，我说，威瑟姆太太……”这里衣裙窸窣作响，衣着漂亮的女人飞快地闪过，一个小孩子手舞足蹈地在厅里来回窜着，还有一个女仆来去匆匆。
这期间，男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静静地聊着，吸着烟，装作对女人世界的活泛并不留意。可是女人那边乱成一团的兴奋、那些让人扫兴的笑声和没完没了的说话声搅得他们并不能真正地交谈。他们在等着，心神不宁的，心里老记挂着，烦得够呛。而杰拉尔德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快乐，并不在意这种无所事事地等着，知道自己是这个场合的台柱子。
忽然，克里奇太太悄悄地进来了，那张刚毅、线条分明的脸到处盯着看。她还戴着那顶帽子，穿着蓝色丝绸外衣。
“有什么事吗，妈妈？”杰拉尔德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她含含糊糊地答道。然后她照直向伯金走去，伯金正在和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婿说话。
“你好，伯金先生。”她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似乎并不把别的客人当作一回事。她把手伸向他。
“噢，克里奇太太，”伯金用他随机应变的语调搭着话，“以前我没能拜访。”
“这儿的人有一半儿我都不认识。”她声音低低地说着。她的女婿不自在地走开了。
“那你是不喜欢生人了？”伯金笑道，“我自己从来就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意那些偶然相遇的人，为什么我该认识那些人？”
“哦，真是！真是啊！”克里奇太太紧绷绷的声音低声说，“要不是他们就在那儿，我是不认识在这屋里碰到的人的。孩子们把他们介绍给我说：‘妈妈，这是某某先生。’更多的我也不知道，某某先生姓谁名谁有什么关系？他本人或是他的名字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抬眼看着伯金，让他受宠若惊。她那么一个简直对任何人都视而不见的人，却过来和他交谈，真让他不胜荣幸。他低头看着她紧绷绷的、线条分明的脸，那副浓眉大眼，但不敢正视她那双忧郁的蓝眼睛。他的眼光移到她的头发上，看着她的头发是怎么松松地盘着，几缕头发随便地搭在好看的耳际上，可并不怎么干净，脖颈也不是太干净。即使这样，他似乎还是和她是一种人，而不是和其他的朋友。不过，他心里在想，他可总是把脖颈和耳朵洗得很干净的。
想到这些事，他微微地笑了。但他还是紧张，觉得与这个年长又疏远别人的女人在这儿交谈，就像是别人阵营里的叛徒和敌人一样。他就像一头鹿，一只耳朵甩向后面断后，另一只耳朵伸向前面，了解前方的动静。
“别人其实无关紧要。”他说道，挺不情愿再往下说。
克里奇太太猛地抬起头，阴郁的质问眼光看着他，好像怀疑他的诚意。
“你说的‘无关紧要’是什么意思？”她厉声问道。
“有许多人都算不了什么，”他答道，被迫把话往深里说，“他们咯咯地傻说傻笑，还不如把他们都抹去的好。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存在，他们并没有在那里。”
他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直定定地望着他。
“我们可是并没有想起他们。”她尖刻地说。
“这没什么要想起的，他们并不存在的原因就在这儿。”
“哦，”她说，“我可不愿意说得那么远。他们就在那儿，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的存在并不由我来做决定。我只知道，他们别想指望我都重视他们，别想指望我去结识他们那些碰巧到这儿来的人。就我本身来说，他们跟不在这儿一样。”
“的确。”他答道。
“他们不是这样吗？”她又问道。
“就跟不在这儿一样。”他重复道。接着，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只不过他们真在这儿，真是讨厌。”她说，“这儿有我的几个女婿，”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如今劳拉也结了婚，又来了个女婿。可我真的还没分清约翰和詹姆斯呢。他们来到我跟前，管我叫妈妈。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你好啊，妈妈。’我真该说，‘从哪方面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妈妈，’可这有什么用呢？他们在这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我能把他们从别人的孩子中分出来。”
“人是会这么想的。”他说。
她有点吃惊地看着他，可能忘了她是在和他说着话。这下把话头也忘了。
她面无表情地四下望望房间。伯金猜不出她在找什么，或是在想什么。显然她是在注意自己的儿子们。
“我的孩子们都在这儿吗？”她突然问他。
他笑了，或许有点儿吃惊。
“除了杰拉尔德，我几乎都不认识。”他回答说。
“杰拉尔德！”她叫了起来，“他是他们当中最不够格的了。你绝不会想在这儿见到他，对吗？”
“是的。”伯金说。
做母亲的朝她的大儿子望过去，沉着脸盯了他好一会儿。
“唉，”她让人不解地出了一声，听着那么冷嘲热讽的。伯金觉着害怕，似乎他不敢了解这些。克里奇太太走开了，把他忘了。可是又返了回来。
“我该盼望他有个朋友，”她说，“他从来没有朋友。”
伯金低下头盯着她的眼睛，这双蓝色的眼睛阴沉沉的。他不能理解这双眼睛。“我是我兄弟的守护人吗？”他有些轻率地对自己说。
接着，他想起来了，心头微微一震。那是该隐[1]的叫声。假如有谁是该隐的话，杰拉尔德就是。当然，他并不是该隐，尽管他也杀死了他的弟弟。那件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事故，也并没有把后果归罪于谁，尽管他与该隐同样杀死了自己的弟弟。杰拉尔德小时候在一次偶然事故中，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总要给出了偶然事故的人打上烙印和咒语呢？人能靠偶然活着，也能死于偶然。他不能这样吗？是否每一个人的生活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还是只有人种、种类和物种具有普遍的意义？或者，这根本是不真实的，这原本就没有纯粹偶然的事故？是否发生的任何事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吗？伯金站在那儿默默地思量着，忘记了身边的克里奇太太，就像她也忘记了他一样。
他不相信存在着任何偶然的事。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偶然和必然都结合在一起。
他刚刚对这事下了判断，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儿就走过来说：
“你不过来把帽子摘掉吗，亲爱的妈妈？我们就要坐下吃饭了，这可是一个正式场合，亲爱的，对吗？”她把手挽上妈妈，一起走了。伯金马上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位男士旁搭话。
午宴的铃声响了。男人们抬头望望，但没人往餐厅挪动。屋里的女人们似乎也感觉不到这铃声与她们有什么关系。五分钟过去了。老男仆克劳瑟出现在门厅，一脸怒气，用求助的眼神望着杰拉尔德。杰拉尔德从架子上抄起一个弯弯曲曲的大海螺壳，径自就吹得呜呜响。这奇特的声音，让人心惊肉跳。这一召唤还真是神奇，似乎一声号角，所有人都冲出来了，众人都一个劲儿地向餐厅涌。
杰拉尔德等了一会儿，想等妹妹来主持。他知道，她母亲是不会尽心她的职责的。但是他妹妹只是向自己的座位挤过去。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多少有些专横地指挥客人们入席了。
餐厅里静了一会儿，人们都在看着挨个上来的餐前小吃。这时，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十三四岁的姑娘沉静地插了话：
“杰拉尔德，你吹出那么可怕的声音来，就没有想到爸爸。”
“是吗？”他应了一声，然后，冲着客人们说：“家父躺下了，他不太舒服。”
“他怎么了，真的？”克里奇家一个出了嫁的女儿大声问，眼睛瞟着桌子中间高耸的巨大的婚礼蛋糕，上面散落着假花。
“他没病，只是累了。”留着披肩发的温妮弗雷德答道。
酒杯里满上了酒，人人都聊得兴高采烈。在桌子的另一头，新娘的母亲远远地坐在那儿，头发还是松松地盘着。她和伯金挨着。有时她凶巴巴地扫一眼那几溜面孔，还探着身子失礼地盯着看。然后会低声问伯金：
“那个年轻人是谁？”
“我不知道。”伯金小心地答道。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又问。
“我想没有吧，我是没见过。”他答道。她满意了，疲倦地合上了双眼，面容宁静得像女王。随后，她又惊起，脸上露出一丝社交式的微笑，一时间像是一个举止文雅的女主人了。有好一会儿，她优雅地弓着身子，仿佛人人都皆受欢迎，讨人喜欢。可是很快阴云复又密布，鹰一样的神情浮上了她的脸，她又绷着脸不高兴了。她从眉毛下凶巴巴地扫了众人一眼，像一头陷入困境的动物，憎恶所有的人。
“妈妈，”黛安娜叫道，她比温妮弗雷德大一些，是个漂亮姑娘，“我可以喝酒了，是吗？”她问。
“可以，你可以喝酒了。”母亲呆呆地回答着，她对这事儿完全不感兴趣。
黛安娜便招呼男仆给她倒酒。
“杰拉尔德不该不许我喝酒。”她静静地对众人说。
“好了，黛。”杰拉尔德和气地说。黛安娜喝着酒，挑战似的瞥了哥哥一眼。
这房子里自由得实在奇怪，简直是无政府状态。与其说是气氛自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权威的反抗。杰拉尔德有点儿权力，并不是因为给了他什么权，而只是出于他人格的力量。他的声音既和蔼又有支配力，唬住了所有比他年轻的人。
赫麦妮正在和新郎谈论着民族性问题。
“不对，”她说，“我觉得，呼吁爱国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像一家商行与另一家商行在搞竞争。”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杰拉尔德大声说，他可是真正热衷于讨论呢。“你总不能把种族称作商行吧？是不是？而我觉得，民族性的概念大致与种族相符。我想，它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会儿，他们都不作声了。杰拉尔德和赫麦妮一直是这样显得生分，客客气气但并不友好。
“你真认为种族与民族性的概念相符吗？”赫麦妮若有所思、犹豫不定地问道，面无表情。
伯金知道她正等着他加入讨论，就恭顺地插了嘴。
“我觉得杰拉尔德说得对，种族是民族性的基本因素，至少在欧洲是这种情况。”他说道。
赫麦妮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要让这种说法淡化一下。然后她用不可思议的权威口吻，傲慢地说：
“没错，但是即便如此，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就是对种族本性的呼吁吗？难道不更是对所有权本性、对商品化本性的呼吁吗？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性吗？”
“或许是吧。”伯金说。他觉得在这种场合讨论这种问题实在不合时宜。
可是杰拉尔德这会儿却正有争论的头绪。
“种族也可以有它商业化的方面，”他说，“事实上，必须如此。这就像一个家庭，你必须要获得给养，而要获得给养，你就得跟别的家庭去争斗，跟别的民族去争斗。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应该的。”
赫麦妮又沉默了一会儿，神情冷漠又盛气凌人。然后，她说：“是的，我觉得煽起竞争意识总是不对的，它会造成仇恨，仇恨会越积越深。”
“但是，你总不能把竞争意识都勾销了吧？”杰拉尔德说，“竞争是生产和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刺激。”
“是啊，”赫麦妮跟没事人似的说，“我觉得你能撇开竞争啊。”
“我得说，”伯金说道，“我憎恶竞争意识。”赫麦妮正吃着一片面包，就很可笑地轻轻用手指把面包从嘴里抽出来。她转向了伯金。
“你的确憎恶这种意识，的确。”她亲昵地说道，挺满意。
“是憎恶。”伯金重复道。
“是的。”她喃喃地说，挺满意也挺放心。
“但是，”杰拉尔德还在坚持，“你既然不允许一个人夺去他邻居的生计，为什么又会允许一个民族夺去另一个民族的生计呢？”
赫麦妮嘴里咕哝了半天，才冷淡地开口说道：
“并非总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吧？是不是？并非都是商务问题吧？”
杰拉尔德被她话里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意思给惹恼了。
“是的，多少是这样，”他反驳道，“假如我从一个人的头上拿走了他的帽子，这帽子就成了他自由的象征。于是他为了帽子和我争斗，他是为自由和我争斗。”
赫麦妮不知所措了。
“是的，”她恼火地说，“但是用想象出的例子来争论，这不见得真诚吧？是不是？并没有人来拿走我头上的帽子，对吧？”
“只是因为法律阻止了他。”杰拉尔德说。
“不尽如此，”伯金说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不过是看法的问题。”
“或者就是帽子的问题。”新郎笑了起来。
“假如就像这样，他真想要我的帽子，”伯金接着说，“那好，我肯定愿意考虑，对我这个自由自在的人来说失去帽子和失去自由，哪一种损失更大。假如我迫不得已去争斗，我就失去了自由。这是个对我来说要哪样更值得的问题，是要合我意的自由，还是要帽子？”
“是啊，”赫麦妮说着，很奇怪地望着伯金。“是的。”
“但是你能让人过来抢走你头上的帽子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个挺拔的长脸女人缓缓地转过身来，好像对新的讨论者麻木不仁。
“不，”她用一种不近人情的声音答道，低沉的声音里似乎还透着窃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我头上抢走帽子。”
“你怎么才能阻止他呢？”杰拉尔德问道。
“我不知道，”赫麦妮缓缓地答道。“没准儿我会杀了他。”
她语调中透着一丝不可思议的窃笑，而举止透出的是凶险又让人信服的嘲弄。
“当然，”杰拉尔德说道，“我能理解鲁珀特的观点。这对他是一个到底是他的帽子还是他心灵的宁静更重要的问题。”
“是身心的宁静。”伯金说。
“好吧，就随你所说的，”杰拉尔德回答说。“但是你要怎样以此去给一个国家做决断呢？”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道。
“是的，但是假如你必须做决断呢？”杰拉尔德固执地问。
“那也一样。假如国家之冠是一顶旧帽子，那么梁上君子就可以拿走它。”
“但是国家之冠或是民族之冠能是一顶旧帽子吗？”杰拉尔德不依不饶地说。
“差不多肯定是，我相信。”伯金说。
“我不敢这么肯定。”杰拉尔德说。
“我不同意，鲁珀特。”赫麦妮说。
“好吧。”伯金说。
“我完全赞成那顶国家的旧帽子。”杰拉尔德笑着说。
“你戴上它，就成了傻瓜。”他那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妹妹黛安娜冒冒失失地说。
“噢，这些旧帽子的问题不是我们能理解的。”劳拉·克里奇叫道。“住口吧，杰拉尔德。我们要干杯了。我们干杯吧。干杯！倒酒！倒酒！现在干杯了！祝酒词！祝酒词！”
伯金看着他的杯子斟入了香槟，心里还在想着种族的或是民族的消亡问题。泡沫流出了杯口，斟酒的仆人才缩回了手。看着新鲜的香槟，伯金忽然感到一阵干渴，把香槟一饮而尽。屋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气氛搅得他不得安宁，让他觉着十分压抑。
“我这样做是出于偶然，还是有目的的？”他问自己。然后，他断定，用一般的话来说，他这样做是“偶然的目的性”。他掉头看了一眼男仆，那个男仆无声地走过来，佣人式的冷漠中夹杂着不满的神情。伯金断定自己厌恶祝酒、厌恶男仆、厌恶聚会，甚至在许多方面厌恶人类。然后他起来祝酒时，又不知怎的觉得心里恶心。
这顿午宴终于结束了。几位男士溜达进了花园。花园里有草坪和几处花坛，边上有铁栅栏相隔。这里景色宜人，一条公路在林荫遮蔽下沿着低洼的湖边盘蜒而行。春风拂面，对面的湖光山色闪着淡淡的紫色，一派生机。漂亮的泽西种乳牛走到栅栏前，柔软的口鼻中喘着粗气，可能是想得到面包干。
伯金倚在栅栏上，一头奶牛朝他的手上喷着湿漉漉的热气。
“漂亮的牛，真是漂亮，”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婿马歇尔说道。“它们产的是最好的牛奶。”
“是的。”伯金说。
“啊，我漂亮的小东西，哦，我漂亮的小东西！”马歇尔挑着很怪的假声说道，惹得伯金捧腹大笑。
“你们谁赢了那场赛跑，勒普顿？”伯金大声问新郎，好掩饰自己笑的模样。
新郎从嘴里拿出雪茄烟。
“赛跑？”他高声说着，脸上现出浅浅的笑。他一点儿都不想说起教堂门口前的追逐。“我们一起到的。至少是她先摸到了门，我的手搭到了她的肩膀。”
“怎么回事？”杰拉尔德问道。
伯金就告诉他新郎追新娘的事。
“哼！”杰拉尔德不满地说。“那你怎么迟到的？”
“勒普顿要谈谈灵魂不朽的问题，”伯金说道，“接着他又少了一个纽扣钩。”
“噢，天啊！”马歇尔叫道。“在你结婚的日子谈论灵魂不朽！你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好点儿的事了吗？”
“这有什么不妥吗？”新郎问道，这位海军刮得光洁的脸敏感地红了起来。
“这听上去好像你是去赴刑场而不是去结婚的。灵魂不朽！”马歇尔很滑稽地使劲儿重复道。
可是他的滑稽模仿并没有让人觉得好笑。
“那你怎么看的？”杰拉尔德问着，想到一番玄奥的讨论，他立时竖起了耳朵。
“今天你不需要灵魂，小伙子，”马歇尔说道。“会妨碍你的。”
“天哪！马歇尔，去和别人谈去吧。”杰拉尔德忽然不耐烦地叫起来。
“老天爷做证，我很乐意，”马歇尔也来了脾气。“该死的灵魂，统统说得……”
他愤愤地走了，杰拉尔德生气地盯着他的背影，随着他矮胖的身影渐渐远去，杰拉尔德也慢慢变得宁静、和蔼可亲了。
“有一件事，勒普顿，”杰拉尔德忽然转身向新郎说道。“劳拉可不能像洛蒂再往家里带这种傻瓜。”
“你别介意。”伯金笑着说。
“我不会理会的。”新郎也笑了。
“那这赛跑是怎么回事，谁挑的头？”杰拉尔德问道。
“我们来晚了，我们马车赶到时，劳拉正站在教堂院子的台阶顶上。她看到勒普顿冲过来，就逃掉了。可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是觉得有伤家庭尊严吗？”
“是的，有点儿，”杰拉尔德说。“每做一件事，都要合乎体统。要是做不到合乎体统，就别做。”
“好妙的格言。”伯金说道。
“你不同意吗？”杰拉尔德问。
“完全同意，”伯金说。“只是你变得言必格言，让人有些烦。”
“该死的，鲁珀特，你想要所有的格言都对你的路。”杰拉尔德说道。
“不是，我想让它们靠边，可你总是把它们硬塞进来。”
对这种幽默，杰拉尔德冷冷一笑。然后，他眉毛一挑，算是不理这个岔了。
“你完全不相信任何行为准则，是吗？”他挑战似的向伯金吹毛求疵。
“准则，不，我讨厌准则。但是它们对普通人来说是必要的。任何有点儿样的人才能体现自我，为所欲为。”
“那你说的自我存在是什么意思？”杰拉尔德问道。“是格言还是陈词滥调？”
“我的意思不过是要为所欲为。我觉得劳拉逃开勒普顿奔向教堂是极好的方式，简直是大手笔。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听凭本能冲动行事是最难的，而且，这也是唯一可做的有身份的事，假如你适合这样做的话。”
“你不指望我拿你的话当真，是吗？”杰拉尔德问道。
“不是的，杰拉尔德，你是仅有的几个人里我希望能拿我的话当真的。”
“那我恐怕无论如何达不到你的期望了。你是认为人们都该为所欲为。”
“我觉得人们从来就是这样的。我当然希望人们喜爱他们纯粹个性化的东西，这样能让他们独自行事了。而人们总喜欢扎堆儿做事。”
“可是，”杰拉尔德冷冷地说，“我不喜欢待在你说的那样的世界里——人们听凭本能特立独行。这样不出五分钟，我们人人都要相互残杀了。”
“这意思是说人人你都要残杀。”伯金说道。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杰拉尔德愤怒地问。
“一个人除非他想要杀人，而别人也想让他杀，否则是杀不了别人的。这是一条绝对真理。杀人得有两人才成，杀人者与被杀者。而被杀者是一个可杀之人，这是一种掩藏着深切的被杀欲望的人。”伯金说。
“有时你的话纯属是胡说，”杰拉尔德对伯金说。“事实上我们谁也不想被杀害，而其他人多是要来杀我们——迟早的事……”
“这看法十分有害，杰拉尔德，”伯金说，“这就难怪你怕你自己，怕你自己不幸。”
“我怎么怕我自己了？”杰拉尔德说，“而且我并不觉得我不幸。”
“你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欲望，想让人剖开内脏，并且想着每人的袖子里都为你藏着刀。”伯金说。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杰拉尔德问。
“就从你身上看出来的。”伯金说。
俩人沉默着，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敌意，几近于爱。他们之间一直是这样，交谈总是把他们引入一种让人受不了的亲近，一种要么是恨，要么是爱，要么两者都有的危险的亲密关系，不可思议。他们表面上不经意地分了手，好像他们的分离是小事一桩，而且他们也确实把这看成区区小事。可他们的心却为彼此燃烧着，在内心深处为彼此而燃烧。这点他们绝不会承认的。他们的意思是要保持一种无拘无束的随意的友谊，而不想发展成那么没男人气，那么反常的关系，还容许彼此之间心存不满。他们一点儿也不相信男人之间会有深厚的友谊，这种怀疑使得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被抑制着，没有任何进展。
【注释】
[1] 该隐系《圣经》中亚当之子，杀死了其兄亚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