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山海经》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已提到，后经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流传渐广。今本《山海经》十八卷，包括《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是我们研究上古时期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山海经》的篇章结构整体模式为:广袤的陆地上山脉纵横，山脉的外围环绕着大海，大海之外荒远的地方更有山川。《山经》主要述山水，《海经》《大荒经》主要述海内外风物。
《山经》又称《五臧山经》，是《山海经》的主体部分，按照南、西、北、东、中的次序，具体描述数百座山的地理位置、谷穴、走向、高度、山上的动植物、气候、矿产、水系以及对山的祭祀等。属于中山的地区是大陆的中心，南山、西山、北山、东山环绕四周。
《海外经》四卷，载海外各国的奇人奇物。《海内经》五卷，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以下，疑刘氏整理时未收录，晋郭璞作注时乃收入。其中保存了不少神话故事，如黄帝、炎帝世系，大禹治水，后稷播百谷，西王母传说等。
《山海经》内容丰富，包罗甚广。今天，我们可以从地理学、方志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哲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卫生学等各个方面去研读。
汉代以来，《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于数术类之形法小类。汉明帝在给治水名臣王景的赏赐中，有《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 。北魏郦道元虽然感慨《山海经》等“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 但在《水经注》中仍大量征引《山海经》。在《隋书·经籍志》中，《山海经》明确列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以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 因改入子部小说家类。
《山经》结尾处谓：“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 实际上，《山经》只载名山数百、水流数百，于山则言其起止、走向、高度、形状、植被、矿产、动物、气候等，于水则言其发源、流注等情况。其所述地貌，究竟位于何处，历来有争议。有些山名地名自古沿用，而书中所述地貌特征既与其它史料相符，也与现实的地貌特征一致；另有的则荒诞不经，无从考索。所以，有人认为书中说的是中国古代从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或者中国局部的地理，也有人认为它反映的地貌特征不止于中国，甚至远及亚洲以外。
《山海经》所述，顾颉刚以为其中反映了战国、秦、汉间人的地理观念，亦多有想象的成分 。书中层累的东西极多，且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研究实属不易。但无论如何，《山海经》为我们研究远古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我们应以历史和辩证的眼光看待此书。
《山海经》中虽然有涉及地理的内容，但由于描述的景象与现实有差异，不能看作是写实的历史地理书，所以明代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 《四库全书总目》谓“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 袁珂认为不仅是地理书，而且是中国“神话之渊府”。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思考，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后世的诸多神话故事，都是在《山海经》及其他先秦典籍的基础上不断改编完善的。其中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北山经》）、夸父逐日（《海外北经》）、禹定九州（《海内经》）等，反映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有着神奇浪漫的特点，历来为后人所喜爱，影响至今，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上古史事传说，往往与神话传说相交融，《山海经》所载正是如此。虽然书中叙事多夹神话，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某些远古历史。如其中的黄帝、炎帝，他书亦多记载，但另有帝俊不明。帝俊之名，分别见于《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海内经》。郭璞注以“舜”对应帝俊，唯《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注以为“俊宜为喾”，“喾”疑是误字。明焦竑《焦氏笔乘》卷六、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䑞”字注等亦谓《山海经》“帝俊”之“俊”即“舜”字 ，其说可从。吕思勉曾在《读史札记》中说：“《山海经》一书，说多荒怪，不待言矣。然其所举人物，实多有其人；其所载事迹，亦间与经传相合，何也？盖此书多载神话，而其所谓神话者，实多以事实为据，非由虚构也。” 这是有见地的论断。神话中往往隐含着某些历史原型，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是大禹和伯益所作。汉刘歆《上山海经表》：“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王充《论衡·别通》：“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说大禹“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这种说法较早，但经不起推敲，因为《山海经》书中多处出现了夏以后的人名和地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即提出了质疑，因此后世学者多不认同这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流传已久，但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它大约成书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后经秦汉学者递修增补而成，无论是用词还是思想风格，都可从中找到证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可取的。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更试图将《山海经》之作具体到某人或某地之人，各有论证，成一家之说。
有人在分析《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地理、物产后认为，该书的作者有可能非中国人，而可能是伊朗人，或印度人，甚至欧美人。我们认为，《山海经》为我国固有典籍，这是毋容置疑的。
《山海经》的汉晋古本，除文字外，应该有图绘。《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郭璞注“图亦作牛形”， 《海外南经》羽民国下郭璞注“画似仙人也”， 又厌火国下郭璞注“画似猕猴而黑色也”， 狄山“离朱”下郭璞注“今图作赤鸟”， 明《山海经》有图。《隋书·经籍志》载有晋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又有郭璞注《山海经图讚》二卷。其《山海经图讚》既为郭璞注，则图与讚当非郭璞所作，而为古人作品。《太平御览》多次引郭璞《山海经图讚》，或是郭璞既注古图讚，而又自为古图作讚。唯其书皆已亡佚，不知其审。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以为《隋志》所载《山海经图讚》为“郭璞注”之“注”字当为“撰”字之讹，可备一说。明正统道藏本《山海经》各卷末录有图讚，有讚无图 。既言“某经图讚”，则原来有图，郭璞是据图作讚的。当是后人重编郭璞书时，删去原图，而只保留了讚文。如上所述，《山海经》汉晋古本有图则是明确的。
宋初舒雅曾作《山海经图》十卷，见郑樵《通志》卷六六、高似孙《史略》卷六、王应麟《玉海》卷十四。又《玉海》卷十五述《中兴书目》，谓“《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铨次馆阁图书，见僧繇旧踪尙有存者，重绘为十卷。” 按张僧繇，南朝时梁人。《中兴书目》之说不可从，张僧繇并无《山海经图》，故隋唐人不提。北宋《宣和画谱》备载当时所见古画，而张僧繇所作，皆佛像与佛教故事画，亦无《山海经图》。张僧繇为南朝著名画家，隋郑法士、唐吴道玄等并师法之，疑舒雅托其名，引以自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山海经图》十卷，右皇朝舒雅等撰。雅仕江南，韩熙载之门人也。后入朝，数预修书之选。闽中刋行本或题曰张僧繇画，妄也。” 其说可从。舒雅所作，后亦亡佚。
今能见到的《山海经》图绘，皆明清人所作。马昌仪《明刻山海经图探析》列所见明清时有绘图的《山海经》十种：明胡文焕《山海经图》；明蒋应镐绘图《山海经（图绘全像）》；明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明日本刊《山海经》；清吴任臣《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本《山海经》；清汪绂《山海经存》；清毕沅图注《山海经》，光绪十六年学库山房仿刻本；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光绪十八年五彩公司三次石印本；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之异禽异兽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之山川神祇 。其中日本刊本即蒋应镐绘图，而《古今图书集成》可合计为一种，则共为八种。所列各书，其图少则数十幅，多则百数十幅，基本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山海经》图绘的面貌，足资参考。我们现在所用的绘图，出自吴任臣的《山海经》注本，但所据版本不同。
吴任臣字志伊，一字尔器，初字征鸣，号托园，清初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诸生，博闻强记，学问淹贯。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承修《明史·历志》。撰有《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字彙补》《十国春秋》《南北史合注》《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行事载《清史稿·文苑传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七八、清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卷一亦有传。
《山海经广注》成书于清康熙五年。其版本，大略有康熙六年初刻本、康熙三十五年官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写本、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刻本、乾隆五十一年近文堂刻本、咸丰元年文汇堂刻本、咸丰五年海清楼刻本、光绪间刻本等。《四库全书》本唯录其文字，图则删去。《山海经广注》不断刊刻，可见其书影响之大。本书所据绘图，为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刻本。此本其书名页题“增补绘像山海经广註”，但正文皆题“山海经广注”。前有柴绍炳《山海经广注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序》各一首。以下依次分为《山海经图》与《广注》两大部分。《山海经图》卷首附《读山海经语》、《山海经杂述》。《读山海经语》言作者对《山海经》的理解，《山海经杂述》列有关《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和《山海经》佚文。图凡五卷：卷一灵祇，二十图；卷二异域，二十图；卷三兽族，五十一图；卷四羽禽，二十二图；卷五鳞介，二十八图。五卷凡一百四十一图，其图富于想象，造型生动，线条分明，清晰可观，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骆瑞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