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军事屏障到民族图腾——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由众多防御工事组成的完整的防御工程，其修筑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的西周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修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缀和增扩，长城从此横贯秦王朝整个北部边地。
自秦朝以后，中原历朝历代几乎都修筑了长城。长城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与血汗，“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成为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防御工程。
长城本是军事工程，但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在长久的屹立与守护中，这条横跨中华大地的巨龙已成为中华的脊梁，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
责任编辑/袁栋梁
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
长城是世人公认的奇迹，其修筑时间和修筑规模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长城自公元前七八世纪开始修建，几乎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长的军事防御工程，纵横于中国北部和中部。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在一起，有十万里以上，被称为“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而在几百年前就被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长城的建筑规模是古代工程之最，修筑长城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非常惊人。秦朝动用了100万人修筑长城。北齐天宝六年（公元555年）征发180万人，修建幽州夏口（居庸关南口）到恒州（今大同）900多里的长城。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修筑长城时，发挥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不仅在修筑上完成了设防的需要，而且在施工管理、材料供应、施工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发明创造。
自春秋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间，修建长城始终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如战国时期长城途经陡峭山峰时，往往在两座山峰之间垒石为墙，连接山口，构成天然屏障。秦长城也尽量利用山险建城，在山脊和悬崖峭壁处修造城墙。现存明长城建在山脊上的墙体，也充分利用了自然山体。长城修筑关隘的地方不是两山之间的狭口就是河谷汇合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道。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与材料。
历代修造长城以土、石和木料、砖瓦等为建筑材料。在高山峻岭，就在山上开取石料，用石块砌筑。最开始使用的是自然石，后来又出现了加工过的条石。北京郊县现存明长城的墙体，多由碎石构筑而成，少数地段使用了较大的石块，比如北京西边海拔2300米的东灵山古长城。在平原黄土地带即就地取土，用土夯筑。最早是生土夯筑，后来出现土坯与用土烧制的青砖。在沙漠地区还采用芦苇或红柳枝条层层铺砂的办法来修筑。在东北的辽东长城还有用编柞木为墙、木板为墙的。明朝的长城所用的建筑材料种类更多，除了土、石、木料之外，还用了大量的砖和石灰。
修建长城的工程非常艰巨。长城沿线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草原，没有先进的施工机具和运输工具，施工之难可想而知。砌墙用的条石有的长达三米，重两千多斤。而长城在险峻的山脊修筑，十分陡峭，人们要把两千多斤的大条石和一块数十斤重的大城砖以及大量的石灰运上山，其困难可想而知。
运输是修筑长城施工中的重要问题，修筑工匠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根据记载和传说，搬运建筑材料上山的方法基本有：人力搬运、简单机具运输和利用动物运输三种。工具有推车、滚木、撬棍，还有在山上安置的绞盘，把巨大石块绞上山脊去。在跨过深沟狭谷运送砖瓦和石灰时，采用“飞筐走索”的办法，即把砖瓦石灰装在筐内从两岸拉固的绳索上滑过去，大大地节约了劳力。
砌筑城墙墙身的条石先要“找平”，即是层层条石，每层都要平砌，不能紊乱。这样才能使受压面的压力均匀，不致产生塌陷。长城起伏于山岭之间，但是每层墙身的条石都是平行的。其次要“顺势”，就是说城墙要顺着山岭起伏弯曲的形势，这样利用山脊作基础，使之坚固，而且也便于防御。
城墙先砌两帮，即是把基础打好之后，划出外线，把条石层层上砌。然后层层填厢，砌到规定的高度之后便铺砖砌垛口。
城墙墙面和砖砌垛口有两种砌砖方法，一种是斜砌，一种是梯状平砌。一般在坡度不大的墙面可用斜砌，如果坡度超过45度，就分成梯道平砌。在山海关外有一段长城墙面作双重梯级的砌法，解决了非常陡峭的修筑问题。其砌法是把墙面分作许多大梯，有的高一米，有的高达两三米，在大梯之内又砌小梯级供人上登。
长城不仅建筑规模是世界最大的，长城建筑的式样也多姿多彩。长城上的敌楼、城墙垛口的设计，关城城楼、城门的建筑手法和布局都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成熟的建筑风格，既是防御工程又兼具审美价值。长城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辉煌成就，记录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汇聚无数能工巧匠的严密构思和精心设计，成就古代建筑中的精品。
巍巍矗立的座座雄关，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道道城墙，无不展示着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非凡创造力，看过它的人们无不被它的巨大魅力所征服。
与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同步前进的军事工程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亭障、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
长城行经的地理情况千变万化，高山峻岭、大河深谷、沙漠草原、戈壁滩石……而长城上多种多样的防御工事，是劳动工匠和军事家们修筑长城时，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险要的自然地形，阻击来犯者的创造。
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在2000多年的修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在布局上，秦朝修筑万里长城时总结出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经验，成为军事布防上的重要依据。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创造了许多种结构方法，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
关城是万里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它的设置至关重要，均选择于有利防守的地形之上，以起到用极少的兵力抵御强大入侵者的作用，古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动地说明了关城的重要性。
长城沿线的关城有大有小，数量众多。以明长城的关城来说，大大小小有近千处，如山海关、黄崖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平型关、雁门关、偏关、嘉峪关以及汉代的阳关、玉门关等。有些大的关城附近还带有许多小关，如山海关附近有十多处小关城，共同组成了万里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系统。秦长城途经交通要道则设关隘，严密设防。嘉峪关就是当年十分重要的长城关隘。
明长城在城墙内侧建造了敌楼，用来观察、射击和隐蔽，还可以储存物资。此外，明城墙外还筑有墩台，墩台筑有围墙，里面可以驻军，还附带战斗、生活设施。城墙本身也可以用于防御，城墙上有短墙和垛口，短墙起掩护作用，而垛口可以方便士兵使用火器。
烽火台是万里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传递军情的设施。烽火台也称烟墩、烽燧、烽堠、墩台、亭、狼烟墩等，多建于高山顶、易于瞭望的主阜和道路折转处。早在秦汉时期，烽火台即与长城紧密结为一体，与墙台等长城建筑相互配合，构成了长城防御系统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朝的烽火台上竖有高架，上面挂笼子，笼内装着干柴枯草，《史记·正义》中记载：“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则举之。”在汉简记录中，烽燧上有五六人或十多人，其中燧长一人。平日必须有一人守望，其余作修建、收集柴草等工作，还有一人做炊事工作。
唐朝烽式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汉代制度，但更具体完善。明代烽火台燃烟放火制度也是在前代基础上改进的，除了放烽、燃烟之外，还制定了鸣炮制度，同时在点火放烟时还加硫磺、硝石助燃。为便于防守和执行勤务，烽火台配备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狼粪、牛粪、柴草等，并且根据入侵敌人的人数以及军情紧急程度，有不同的传递方式。如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规定：令边土堠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这样迭次增加，使传递的军情更加快速和准确。
由于传递军情的重要性，烽火台的管理十分严格，戍卒不得擅离职守，以免贻误军情。明成化二年法令中也有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失，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由于传报得宜克敌者，准奇功。违者处以军法。
长城所体现出的军事防御思想，在军事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城的产生及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整个军事发展同步前进，对于研究古代军事作战思想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齐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同时它也是“世界壁垒之最”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为有效地保卫国土，防御外敌入侵，西周军队还不断修筑一种土堆——烽火台。点燃的烽火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传递一千多公里，在最短时间发出报警信号。
西周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褒姒笑了，周王朝也在公元前771年灭亡，留下烽火戏诸侯的笑柄，而当时先进的防御系统烽火台也流传了下来，它和列城成为长城最早的雏形。
周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之间争霸、防守，开始各自在边境上修筑长城。最早建筑的长城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长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长城。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米到一两千米不等，后世称为“先秦长城”。
长城一开始并不叫长城，而叫“方城”。春秋时齐桓公称霸，楚文王为与齐桓公抗衡，在南阳北方地势险要之处建筑许多方形城，或作关城，或作为瞭望台和烽火台，把城墙与瞭望台连结一体，构成强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号曰“方城”。《南阳地区志·方城》说：“楚文王时于方城山（今小顶山）修筑长城，曰‘方城’，以守卫其北境，方城县由此得名。”这是我国关于长城的最早记载。
楚长城筑成以后，楚国恃以守卫其北境，并把方城作为北伐的桥头堡。因为楚长城在战争中屡次发挥作用，并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屯兵储粮，互市通商，易通讯联络，能快速调动军队的特点，到战国时诸国竞相效仿，此时已不叫方城，而被形象地称为长城。
长城最先传播到齐国。孟姜女的故事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但故事的原型其实跟秦朝没有什么关系，其发源地是齐国，是由《左传》中记载的齐国大将杞梁妻哭战死的丈夫演变而来。所以孟姜女哭倒的是齐长城，而非秦长城。
历史上的齐国以工商立国，是先秦时代工商业最为发达、富庶的地区。在诸侯雄起、相互攻伐兼并的年代，齐国成了各国最垂涎的地方，因此齐国修建用于防御的齐长城就成为必然。
齐长城最早是修建在水利工程之上的。齐国特别是齐国西面，水灾非常频繁，“五害之属，水为最大”，因此齐国很早就在河岸筑起一些拦水的堤坝，当时叫“防”。当时齐人为方便车马行人来往在防上开辟的大门，就叫“防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5年，晋国会同诸侯联军攻打齐国，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就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使堤防更高更宽更长，从而发挥其御敌功效。于是防由水利工程一跃而成为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也因此称为“巨防”、“长垣”，叫长城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平阴之战后，齐国历代君主认识到在其南境分水岭的交通要道和关隘要塞上，依照筑水坝的方法构筑防御工事，是一种效果很好的国防工程。《竹书纪年》中记载齐威王“筑防以为长城”，《史记》中记载后来的“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所以学术界认为齐长城是分段修建的，即泰山以西段在公元前557年已建成，中段泰山以东至穆陵关建于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东段建于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前后持续了250多年。
齐长城被史学家誉为“中国长城之父”，同时它也是“世界壁垒之最”。就世界范围内而言，齐长城比庇犹斯半岛上于公元前457年所始修的仅长79公里的雅典壁垒护道墙早100多年，比公元2世纪罗马人所建哈德良和安东尼长城早700多年。
无论先秦诸侯国的长城，还是之后历代修建的长城，都是中国几个省甚至十几个省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但齐长城不同，它独立于山东省境内，主要由齐人修建。从现在山东省的地图，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它东西贯穿山东全省。据粗略统计，齐长城的土石方总量约为2970万立方米，如果用这些土石方建筑一条高1米、宽1米的墙，可由北京开始，向东越过太平洋，跨过美国全境，再越过大西洋，穿过地中海，一直修到希腊雅典！
齐长城随着不同的地质和地貌条件而修筑，不仅建筑规模宏大，其建筑工艺水平也相当高。齐长城在山区多用石筑，有的全部用石头砌筑。当时没有石灰等粘结材料，完全是干砌，讲究石块与石块的叠压与交错。特别是陡坡地段，采用分段垒砌，一段为一个层高，下墙靠上墙形成阶梯形的墙体。后来蒙恬为秦筑长城的“垒石为城”，就是吸取了齐长城的建筑方法。而齐长城在丘陵和平原地带，则用沙土或粘土夯筑。为了增加墙的坚固程度，还采取了在夯土中掺盐的方法。
齐长城上有许多关隘、敌台、烽火台、城堡、兵营和点将台等，它们构成了一套完整、严密、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关隘一般修建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如防门、长城铺、青石关、锦阳关、穆陵关等。城堡一般修建在山岭险要处。在当时，除了在关隘守有重兵外，还在险要处驻有军队，平时执行巡逻任务，战时能及时支援吃紧地段。长城上及其附近的点将台、跑马场则是操练部队的地方。可以说，齐长城无论在设计、建筑、布局还是防御功效上，都为后来的长城修建积累了经验。它的存在，也是促成齐国从春秋到战国一直称雄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战时发挥防御功能之外，齐长城并没有隔绝南北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从齐长城构建之初，人们就在巨防上设立了“防门”，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人员来往、交流的方便。齐长城除了在交通要道上建有关隘之外，还在一些山间狭路处建有便门，成为人员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在莱芜、博山交界的青石关关北陡峭的青石路面上，至今还遗留着千百年往来车辆压出的清晰车辙，最深处有20厘米。车辙两边的石坡上凿有一级级石阶，据说这是车辆过关时拉车人登攀的台阶。而青石关南的官庄村，是古时来往商贾下榻等候过关的地方。在这条曾经的南北交通要道上，今人仍可以看出2000年前交流往来的繁忙景象。
当时秦朝差不多每20人中就有一人参与修筑长城
从春秋战国起，长城这个伟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就在华夏大地上不断重复着重建与毁坏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了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纷争的局面，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统一国家的大业。为了巩固帝国的安全和生产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大修长城。
从公元前214年开始，秦始皇下令拆除原来诸侯国之间相互防范的长城，把原来燕、赵、秦三国专门用来对付游牧民族的旧长城进行修缮连接，并在北部边疆的其他地方增修新的长城，七年后，一条“西起临洮，东止辽东，婉（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完工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时期的万里长城，分为西、中、东三大段，并不是完全连续的。西段长城主体分布在陕西、甘肃地区，呈东北—西南走向，主要在战国秦昭王长城的基础上修成；中段利用宁夏至内蒙古、河北一线的赵国北长城，并在其西北部增修了一段；东段则是利用燕、赵两国长城，继续向东延伸，经辽宁、吉林，直抵朝鲜境内。
史书记载，公元前214年，蒙恬奉秦始皇之命，率军30万北伐匈奴，继而修建新的长城以巩固战果。蒙恬在万里长城中所负责的，是很关键的一段：中段西北部增设的那一截，大约从内蒙古的大青山脉一带，向西连到乌兰布和沙漠。新的长城依地形而建，由狼山山脉沿线的“亭障”和黄河沿线的“河上塞”连缀而成。
长城修缮完成后，蒙恬又用了两年，监修了沟通中央与北部边境的重要道路：秦直道。秦直道也是一项伟大工程：南起京城咸阳附近的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全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秦朝的军队，能够通过这条“古代高速公路”，以最快的速度驰抵北部边境。
蒙恬所负责的秦直道和长城，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说它“关键”？从地图上看，首先会觉得这是用来防御北方的匈奴的。
传言说，秦始皇派蒙恬伐匈奴、筑长城，是因为听信方士预言“亡秦者胡也”。事实上，整个战国时期，匈奴人骚扰中原列国的次数非常有限，对于“虎狼之秦”，更是不敢触碰。别说亡秦，连威胁都称不上。
蒙恬北伐时，匈奴和秦军实力差距巨大，秦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把匈奴轰到了更北的地方，完全不能和西边的义渠、西羌及月氏这样的强敌相比。西汉政治家晁错认为秦始皇让蒙恬率军攻打匈奴，是借口保境安民，实则开疆拓土。
在蒙恬北伐之前，匈奴活跃于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这里三面环水，农耕与游牧条件都很好；北依阴山，又可以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以抵御匈奴为借口，几十万秦军占领了河套，蒙恬修建北方长城的同时，秦朝就在河套设置郡县，大规模移民、开垦农田。
蒙恬也没有忽略来自西边的威胁，他在秦直道沿途修建防御工事，通过这些工事，把西部的秦昭王长城和北方新修的长城连了起来，构成了阻挡西部敌人的防线。随着它的完成，万里长城终于完整地将秦朝西部、北部的疆土包围在内。
根据史书记载，秦时参加修筑长城的军队约40万，除此之外还征用了50多万民夫，总人数近百万。当时秦朝约有两千万人口，差不多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与了长城的修筑。可以说秦朝动用了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让万里长城终于横亘在华夏大地上。
汉长城是古代修建最长的长城，超过2万里
自秦朝以后，中原历朝历代，几乎都修筑了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其中以汉、金、明三个朝代的长城规模最大。它们都不在一个位置上。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清朝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修筑。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
在中国历代修建的长城中，汉代长城最长，超过2万里。从嘉峪关向西蜿蜒于戈壁沙漠一直到罗布泊一段的汉代长城，是河西走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甘肃河西地区，汉长城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今河西走廊很多名关、名城，如阳关、玉门关、嘉峪关（汉玉门石障），以及沙州古城（今敦煌）、大方盘城（汉仓廪）等的设置，也都与当时修筑长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汉代长城亦称塞、塞墙，在西北地区比秦长城区域有所扩大。绵延在祁连山北麓、横贯河西走廊1000余公里的汉长城呈横“丫”字状，因主要在河西走廊区域，故也称“河西走廊长城”。
河西走廊长城是汉武帝花了20年时间修成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人来降，武帝即在河西地区设武威、酒泉两郡进行安置。为巩固河西地盘和西域道路的畅通，“隔绝胡与羌之路”，汉武帝决定“筑令居（今永登县境内）以西”的边塞亭障，修烽燧，筑河西长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又令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完成了河西走廊西段的边塞工程及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从玉门关往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
河西走廊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在当时有明显的效果。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严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这条防线的设置不仅加强了汉朝西部地区的防务，对汉帝国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保护了陆路交通，促进了汉朝与欧亚各国的政治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汉代修筑长城的原则是“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候”。鉴于戈壁沙漠上没有土石，更没有砖瓦，工匠们巧妙地采用大漠特有的芦苇或红柳条连同沙砾层层铺压。最下面铺一层芦苇或柳条，上面铺一层沙石，沙石之上再铺一层芦苇或柳条。这样层层铺筑，依次加高。这是2000多年前，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出来的长城建筑上的绝活。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中，延伸数百米、数千米乃至数十公里的长城，就像条笔直的长龙匐卧在地，竟然不见一丝弯曲，真是奇观和奇迹。
而最令人惊奇的还是那些孤寂而高傲地屹立了2000多年的烽燧。烽燧是汉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长城改进与发展了秦以前长城的布局，长城、亭障、烽燧、列城等同时修筑，使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都有相连的堡垒、烽火台和方城，构成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防御体系。当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所设长城烽燧中都驻有戍卒，每个燧中有十几名士兵，由燧长统领，执行各种军事警戒防御任务。几个燧中间有一个大的烽台，是更高一级的军事建制。
汉代烽燧多呈底宽上窄的斜方柱形，主要建在长城内侧。汉代烽燧的距离在当地有“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的说法。实际上有的相距不到1公里，有的竟有一二十里之遥。
烽燧建在不同高度的地方，其本身高度也有所不同。如建在雅丹地貌的台地上，因台地本身就比附近高出十几米，所以烽燧较低，一般仅2米多高。而建在戈壁上的烽燧，一般都在7米以上。烽燧顶部四周有不高的女墙，形成一小屋。烽台下面有若干小房子，一般有“坞”（院墙）。烽燧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传递消息，举火报警，同时也为往来使者、商队补充给养。汉代在长城沿线遍设城堡和障塞，如南沙窝的“红柳长城”，现存高2米、长200米，犹如巨龙横卧于戈壁沙漠之上。
汉朝修筑长城总长约两万里，是历史上修建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其工程之浩大，施工条件之恶劣，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在西汉以前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的大将赵充国在他的《屯田奏》中说：“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汉代花如此大的气力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目的之外，西部长城还起到开发西域屯田、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作用。
但这一繁重的修筑工程，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东汉的陈琳曾在《饮马长城窟行》一诗里感慨，“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以至于“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意思是生女孩尚可留着，生了男孩就不要养活了，反正长大也要被征用去修长城。
明长城建造规模之大，功能之完善，是继秦汉之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它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跨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等9个省市自治区，建造规模之大，功能之完善，是继秦汉之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明朝是在北京修筑长城的第四个朝代，也是工程量最大、布局最完善的时期。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今天津蓟州区）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所以，明朝对这一带长城的修造格外精心，布局也十分严密，一些重要关口附近的长城有好几层，无论城墙的高度、厚度、防卫设施及工程质量皆为上乘。
明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分别是明代前期对长城的修缮，明代中期对长城的大规模兴建和明代后期蓟东长城的兴建，构成了主要由城墙、关、隘口、敌台、哨墙、烽火台等共同组成的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其中铺房、哨墙等是明代长城特有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
蓟镇长城大规模的兴建是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其中戚继光修建的金山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戚）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直到万历十一年被调往广东，这十几年时间，戚继光为明朝长城防御体系的终极完善以及抵制蒙古族进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年戚继光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以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圮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地方贮存军火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
戚继光上疏：“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干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于是自隆庆三年起，蓟镇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身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
戚继光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间隔及地势情况设置了看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戚继光又修建空心敌台。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金山岭短短10.5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建有67座空心敌台。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燃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
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明朝修筑长城使用的大多是砖块和石头。石头分为片石、块石、条石，层层堆积之后再往上砌砖。砖块由专门的砖窑烧制，一窑产砖量在五千块左右。明长城东部长1500公里，大约需要120亿块砖。
砖石不是修筑长城的唯一用材。长城墙体在建造过程中因地制宜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构筑材料和形式。
白羊峪长城界碑以东使用的是紫红色大理石，形成了罕见的大理石长城，堪称长城家族中的极品。赤诚独石口段的山上，还保存了一段长达一公里多由红色片石垒砌而成的长城，石片间没有使用任何粘接的材料，完全依靠巧夺天工的垒砌工艺修筑而成。位于董家口的一段长城利用了天然崖壁，光滑的墙面兀立陡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这里的长城是用“夯土板筑”的方法，用黄土修筑的。为使长城坚固，筑城者先开挖基槽，把槽底夯实后，铺一层土，夯实；再铺土，再夯实……逐层铺筑，直到所需高度。从现在保留下来的长城城墙看，夯层厚度一般在10到20厘米之间。
夯实城墙需要用到石夯锤和板筑：将两块木板以草绳搭联在一起，置于将要打成的墙体两侧，构成一个适当宽度的“槽”，填土于槽内，数人排着队手持石夯锤依次夯打，打实后，将搭联木板的草绳割断，重置板椽于已初步打成的墙体上端，如此反复，直到打够高度，土筑的墙体就成型了。
打墙的数人中，在最前面领夯的一般为技术较好、又善喊唱号子者。大家人手一柄石夯锤，所唱的号子较简单，为两拍节奏，每拍夯一下。领夯者唱一遍，后面的众人跟着和一遍，如此反复。整个土墙打够高度以后，还要将墙面铲修平整。
一道黄土夯筑的长城，看起来貌不惊人，但其中蕴藏着的力量与智慧并不简单！首先从打墙用的土来说，必须干湿适当，要“一攥成团，一打就散”。就是一把土能捏成团，这一团土扔到地下又能散开，而且土还必须捶打成细末，不能有土块，更不能有石子及杂物。
这些历经400多年风雨侵蚀的明长城上绝少长草，据说：夯筑长城的土被蒸过，所以不长草……也有说，夯打长城时，每打完一层都要彻底晒干，再打下一层。
这些黄土夯筑的长城，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雨侵蚀，一直保存到今天，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长城，被誉为“露天博物馆”。
向外开拓进取的桥头堡，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人类历史上众多辉煌的古老文明不断在铁骑的冲击践踏下消失，而中华文明从未断流，历经数千年至今焕发着蓬勃生机，其间几乎和秦汉大一统国家同步横空出世的长城，在巩固发展统一中国各民族中发挥了深远影响。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几乎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游牧民族马上作战聚散自如，尤其在开阔地带纵横驰骋，其势难挡，但攻坚步战则非所长，横亘在骑兵面前的城墙使其优势荡然无存。
秦统一后“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汉初中原人民经常或被“杀略”，或被俘“以为奴婢”，被掠财物“岁钜万计”。至汉武帝“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此后北匈奴长期受到长城军防遏制。
公元89年窦宪率军出塞大败匈奴，北匈奴主力退出漠北高原向西远遁，由此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南匈奴归附汉廷，定居于北边八郡，逐渐转向农耕生活，融入汉族之中。
明嘉靖年间蒙古贵族屡屡驱兵南下，后经戚继光等人十数年整饬，北边“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清代魏源在《圣武记》中盛赞，“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即使长城被攻克，它的存在也加快了文化的交融。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走出呼伦贝尔草原定都平城，面对北方柔然的袭扰，毫不犹豫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在控制住北部局势的同时，北魏加快了统一北方的步伐，顺利实施均田制、租调制等创新制度，并迁都洛阳，推行礼仪制度、社会习俗改革，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规定官员必须穿汉服，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北魏跨越长城的文化变迁，对促进北朝民族大融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长城在军事上并不仅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时，长城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不断巩固前沿阵地，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招致惨败，“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所以有推测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取得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作为积蓄力量进一步进攻的战略措施。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开拓发展的历史，中原文明的传播大多与长城密切相关。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包括修筑交通网道，开设马市贸易，刺激了边地经济发展，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秦汉军屯、民屯分布范围遍及北部诸多战略要地，数以百万计的屯垦军民，用从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新秦中）、河西等新的经济区。西汉时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涌现出“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的塞外新贵；五原、北假等地更被开发成重要产粮区。
《明史·方逢时传》记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相辅相成，长城确实发挥了播撒文明、促进北部边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西汉在西域构筑的烽燧亭障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开辟与西方交往的通道，“以通西北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在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军事保护下，一年之中“使者十余（辇），少者五六辇”，往来“相望于道，一辇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逐渐形成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葱岭、西达大秦（罗马）的“丝绸之路”。
五胡十六国以降二百多年，东西经贸通道因长年战乱而阻断。隋统一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丝绸之路。隋炀帝607年北巡，凿太行山“以通驰道”，并“开直道九十里”，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
在汉代开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和隋代重开丝绸之路的进程中，长城不仅没有成为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反而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使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北边疆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汇的前沿。
长城还是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以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对匈奴邻近长城谓之“瓯脱”的半农半牧过渡地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北部边疆面貌焕然一新。
“瓯脱”地带长年胡汉杂处，自然为北方民族向农耕生活转化架起了桥梁。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获得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刺激了畜牧经济的发展。而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还提高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
明隆万年间，蒙古在长城沿线边外也发展起众多耕牧交错、汉蒙杂居的“板升”聚落。汉蒙双方除了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私人交易也很活跃。
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很快发展成“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铺沿长四、五里许”的商业巨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俨然成为蒙古地区颇为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呈现“胡越一家”的气象。
在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长城发挥了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游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系在一起，使辽阔北部边疆真正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心目中所象征的意蕴自然并不那么一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针对筑城过程中对百姓酷虐催逼的暴行而发，长城有时是“限隔华夷”、自我封闭的壁垒，有时也是作为向外开拓进取的桥头堡。
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他们运用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和农牧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长城这条播撒文明的文化带，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
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沿着长城带与汉族汇聚交融，源源不断注入草原文化新鲜活力。万里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象征军事、国防、国家的安全和巩固，其作为国家统一和安全屏障的象征意义早已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象征民族统一的长城自然提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唤起整个民族的抗战意识。
1933年的长城抗战震惊中外，它揭开了抗日战争史上最初的壮烈一页，“誓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将士们的共同誓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更是唱出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与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人类历史遗址一样，长城在其军事实用功能逐渐消退和其文化精神作用不断增强的双向历史演进中，其美学魅力日益明显，它一方面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人类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
正是由于长城和长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魅力，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长城开始真正地了解中国。早在1563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就在他出版的《每十年史》中介绍了长城。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向联合国大会赠送的礼品，是一块编织着万里长城图样的大型挂毯，这表明标志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万里长城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象征意义被全世界所认同，所接受。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后说，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建造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这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则标志着世界对长城价值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长城文化的价值已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理解和认同。
经历了两千多年岁月磨洗的中国长城，至今依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如此宏大，如此雄伟，如此气势磅礴的象征性建筑物，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信息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长城所展示的文化和象征意义日显昭彰。长城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地球和平的象征，全人类都将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得到益处。
（参考资料：《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新华网2014年1月4日、《中国最早的长城——南阳楚方城》《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齐长城山东大地上的建筑史诗》《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2期、《长城·蒙恬以防守的名义去开拓》《博物》2016年第2期、《汉长城疏勒河畔觅烽燧》《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2期、《山丹长城夯土板筑的遗存》《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2期、《长城防卫的哨所——烽火台》《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戚继光与蓟镇长城防务》《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曹大为：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等；作者：肖华锟、王斌、赫连镜繇、岳邦湖、王怡、陈淮、鲁杰、李子春、孙志升、曹大为等）
链接 长城脚下“噬人”的地下兵城
在长城的防御体系中，有一处特例——宁夏灵武水洞沟。灵武水洞沟有一种地下藏兵洞，和长城、城堡紧密联系。作为明长城和红山堡的辅助军事堡垒，这些功能完备、设施诡秘的地下兵城，绵延十多里长，在明代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北方的游牧民族。
地下藏兵洞设施诡秘，陷阱密布
在长城防御体系中，有地下藏兵洞和长城、城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今只有灵武水洞沟遗址。电影《地道战》中，华北平原的游击队员利用神秘地道，把日本鬼子打得抱头乱窜，伤亡惨重。藏兵洞与地道比起来更出神入化。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水洞沟的藏兵洞，是国内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之一。作为明长城和红山堡的辅助军事堡垒，这些功能完备、设施诡秘的地下兵城，曾在防御鞑靼人、瓦剌人的袭扰中，起到稳定西北边境的重要作用。这里地处黄河东岸，东靠盐池县，南接同心县、吴忠市，西滨黄河与永宁县相望，北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接壤。明代时，因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地理上的“亲密接触”，水洞沟的军事战略位置显而易见。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藏兵洞和水洞沟之间，有一段4公里长的峡谷。峡谷尽头，就是曾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军事城堡红山堡。史书记载，古时在夕阳的照射下，这里的连绵山峦一片鲜红，故名“红山”。红山堡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由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纮主持修筑，距今已有五百多年。
明弘治十四年，鞑靼、瓦剌铁骑侵入花马池，在孔霸沟大败明军，直抵平凉，西北震动。明孝宗起任76岁高龄的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秦纮以固原为中心，修筑三边城堡14000余所，垣垛6000多里，使西北边务大为整饬。《明史》赞秦纮“在事三年，四镇晏然，前后经略西陲者莫及”。
水洞沟藏兵洞，就是在秦纮掌军大西北时开挖的，历经十多年修筑完成。所谓藏兵洞，是红山堡守军由地上转入地下，隐蔽军队，保护自己，待机出击，或在空旷处设伏兵的地道。
弯腰进入藏兵洞，入洞口是青砖台阶，洞门小得仅能走过一个人。洞内光线幽暗，森寒潮湿，地洞蜿蜒曲折，上下相通，长洞连着短洞，大间接着小间。在此中左盘右旋，久久不见尽头。
藏兵洞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地洞相连。除了坑道，还有居室、伙房、大厅、炮台、陷阱、观察口、储藏室、兵器库等，作战、生活、仓储设施相当完备。
洞的通道，一般高近两米，宽约一米，足可以供人直立行走。通道每隔一段设一个供人休息的居室。洞内圆形大厅，空间宽阔，足可以开个几十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一处兵器库的地上，摆放着许多刀枪剑戟、箭头、箭袋、头盔、盾牌、铁蒺藜、弯刀等。
洞内陷阱坑插满了铁蒺藜，一方陷阱内，还有四五具白骨，是当年入侵者留下的。有几处陷阱，表面上看只是铺了些木板或布网，但这些木板布网是可以移动的，来多少敌人就会掉下去多少。
洞内还有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将军室，外有侍卫休憩处，内凿土嵌建一木柜。打开木柜，竟现出一个黑黢黢的逃生暗道，真是狡兔三窟。
还有一处高出洞口约七八米的瞭望台，这瞭望台嵌在洞内一米深的地方。站在那里，放眼望去，峡谷内的一切都可尽收眼底。而在峡谷外面的人，无法看清瞭望台位置，对藏兵洞更是无从知晓。
设防和进攻，暗藏着兵家的狡黠；饮食和起居，凸显出世俗智慧。藏兵洞内有几口水井，有的至今仍未干涸。当年兵士在里面埋锅造饭，还不用担心烟熏火燎，炊烟可以通过专用通道自如地排出洞外。一个个隐蔽的通气孔，可以保持洞内的空气新鲜。洞顶还悬挂着一些就地取材的空心草，这些空心草可以消除回音，让洞内保持宁静。
“噬人”兵城，敌人有来无回
红山堡与藏兵洞，形成绵延十多里长的地下兵城。《明史土司传》载：鞑靼、瓦剌数次拆墙南下，目的主要是掳掠人口、财物，他们得手后迅速退走；而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退走，全由他们视情况而定。自从有了藏兵洞，情况就不一样了。鞑靼、瓦剌根本无法从红山堡入侵。
红山堡和藏兵洞的立体防御设施，从局部看不过是明代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颗“钉子”，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很长时间“钉”控着中原军队抗衡北人、维护西北边境安宁的宏大战局。
吴晗《明史简述》、孟森《明史讲义》等记载：明永乐初年，蒙古贵族势力互相残杀，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三部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部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三个部落之间打打和和，折腾不休，还时常抱团出兵，滋扰明朝边境。
当时，明军骑兵装备了改造的弩弓和适合骑兵的火枪，他们在和鞑靼对峙中，当鞑靼一进入射程便弓弩齐发、火枪轰鸣。鞑靼、瓦剌人当然不甘心，在明成祖死后不到五年，他们又厉兵秣马南攻明军。而宁夏灵武一带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地势又较平坦，便成了双方拉锯战的一个重要战场。西北边境久不太平。
鞑靼很快组建了自己的重骑兵，他们身披钢丝密织而成的锁子甲。开战后，往往一队人马冲到最佳射程内，开始绕着敌方军阵不停转圈儿。鞑靼人的复合弓让明军大吃苦头，这种弓尺寸不大，配以倒钩箭镞灵活使用，威力出奇。明军兵士没法靠近他们，大多只能窝在圆心中间被动挨打。但在灵武水洞沟一带，面对土林深处神秘莫测的藏兵洞，长于野战的游牧兵士也只能抓耳挠腮，让明军反过来占了便宜。
关于藏兵洞“吃人”的档案史实，素来很少，结合宁夏博物馆介绍的史料，试着还原一下当时情景。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年，瓦剌阿罗书部大举入侵宁夏，但在灵武藏兵洞面前，他们栽了个大跟斗。
一个清晨，阿罗书亲选40名瓦剌死士，踩着山塬上的积雪，偷偷钻进一处藏兵洞。一进去，就遇到机关和陷阱，十多名瓦剌兵很快踩上一块接通了机关的踏板儿，悬挂于他们头顶的铁蒺藜就噼噼啪啪砸落下来，十多人当场毙命。其他人没走几步，又踩上另一处陷阱，全部掉落到坑内的木钉上，这些木钉是固定在可以相向转动的两个轱辘上的，人掉下去，会被转动的轱辘活活绞死。剩下的瓦剌兵也被洞内伸出的枪刀戈戟收拾了。
两年后，三十多名鞑靼兵趁着月夜摸进藏兵洞。黑暗中，洞内的一处“生死门”悄悄打开了。生死门是一个可以转动的木门，后面连接着两个隐藏的洞口，木门向左一转，人就进了右边洞口，木门向右一转，人就进了左边洞口。一左一右，一瞬间决定人的生死。只有一边进去后是“生门”，另一边则是“死路”。就连洞内明军自己走错了道儿，也凶多吉少。三十余名鞑靼兵全部丧命于生死门内。
洞外的鞑靼人久等未见动静，扯起喉咙喊了半天，回应他们的，是洞内明军的嘲讽和山顶飘出的炊烟——明军开始生火做饭了。
当年，鞑靼、瓦剌人还多次尝试用水攻袭藏兵洞，但没用。藏兵洞选址十分讲究，大多高出沟底10—15米，根本不怕水淹。即使暴发山洪，藏兵洞都不曾为水淹过。
残酷堡垒旁的繁荣边贸
2006年夏，宁夏考古部门首次对位于水洞沟峡谷南面峭壁中的藏兵洞进行清理发掘。2012年9月，又对藏兵洞北侧一遗址（二号洞）进行了清理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洞道2600米长，规模之大，超过藏兵洞的第一次清理。
与一号藏兵洞清理发掘的多为兵器不同，二号藏兵洞出土的文物令人吃惊，竟是以生活用品为主。出土物品有秤、斗、升、格、马镫、油灯、皮囊等十多种。其中，铜杆、木杆秤有170多件，铁制马镫有180件，木制斗、升、格等量器有36件，铁质油灯有10盏，皮囊有7件。
这些杆秤，有双钩的，有单钩的，有大秤砣，也有小秤砣，均以十六两一市斤为计量单位，上面的铜星依然牢牢固定在秤杆上，基本没有锈蚀。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惠民说，如此多的秤、斗、升等计量工具的出土，印证了明代这一区域边贸繁荣的景象，也说明灵武红山堡不仅是屯兵的城堡，而且是互市的场所，曾有大量汉蒙商贩聚集交汇。
当时，虽然多有鞑靼、瓦剌贵族统兵从这里进犯中原，但长城南北的老百姓却一直和平交往，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这种商贸交往，许多时候得到交战双方的默许甚至参与。这情形，颇似战国后期的赵国名将李牧，一边在云中郡东部率铁骑和匈奴人打仗，一边私下安排部属和他们做“军火生意”，名为“军代商”，既戍边又养军。
《明史土司传》记载：旺盛的需求，使得民间走私势不可挡。明朝官府急需战马，补充军力，对能搞到战马的商人进行的私相授受，一律暗中支持。边贸使世代仇敌化身商业伙伴，剑拔弩张变为称兄道弟。
历史吊诡，这片茫茫戈壁滩上一弯绿洲，既是战争的残酷堡垒，也是和平的温暖载体。
（责任编辑：袁栋梁；参考资料：《长城脚下，“噬人”的地下兵城》《南方周末》2017年9月6日；作者：李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