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军史上的第一

第一面军旗是裁缝手工赶制，第一个兵工厂首批修理的枪支运上前线又被退回，第一辆坦克是捡的“洋落”，战时边打边修，第一颗卫星质量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第一枚探空火箭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是用市场上7元一只的小台钟改装研制而成，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提前一年完成研制片，第一艘航母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2017年4月26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我国第二艘航母）成功下水，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此之前，俄新社曾报道的“中美为争夺太平洋做准备”一文称，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俄罗斯海军，而是中国海军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并没有昏睡，已开始实施海上强国战略。

中国军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引世瞩目。回顾军史，人民军队的创建筚路蓝缕：90年前，人民军队发动秋收起义高举的第一面军旗是裁缝连夜手缝的；86年前，我党独立创办了第一个兵工厂，而厂里的工人很多连枪都没有见过；72年前，人民军队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坦克，这辆坦克在后来的战役上边修边打，猛冲到敌军城防司令部。建国后，我国开始拥有了更多举足轻重的第一，第一颗原子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枚探空火箭……它们的诞生，无一不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新路，见证了短短几十年我军飞跃式的发展。

责任编辑/袁栋梁

第一面军旗：“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1927年，秋收起义前，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针对南昌起义使用的仍是国民党旗帜，决定：这次起义要公开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亮出工农武装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8月30日，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任书记；秋收起义部队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部队的旗号定为“镰刀斧头”。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部奉命在师部驻修水的参谋处办公室设计制作军旗。何长工等人接受了设计军旗的具体任务。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模仿苏联国旗的式样，设计出有镰刀、斧头、五星的红色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镶有黑色的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农民和工人，相交叉表示工农联盟；旗子一侧缝有一条白布，上面用黑布缝写着繁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全旗的含义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军旗设计出来后，何长工找来20多名裁缝通宵达旦地缝剪一个星期，赶在9月9日秋收起义之前赶制出100面军旗。当时的裁缝梁幼陶曾回忆说，大家一个星期没有出门，由于一直低着头做事，脖子痛了半个月都抬不起来。

制作出的100面军旗，全部发到各部。9月11日，指战员高举鲜红庄严的军旗举行了秋收起义。可惜的是，这100面旗帜没有一面能保存下来，因此现在我们所见的这类旗帜均是根据相关资料复制的。值得庆幸的是，1928年3月底至4月上旬，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驻湖南桂东沙田村期间，不仅宣布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留存了一些宣传画。画中较为清楚地展现了当年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

第一套军服：罗瑞卿把大号军服都试穿了，穿不得，又要试穿毛泽东身上的军服

八一南昌起义后，各部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一直没有统一的军装。

1929年3月14日，红4军从赣南杀入闽西，在长汀近郊长岭寨，击毙国民党17军6师第6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长汀县，取得了红4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毛泽东将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完成后，毛泽东说：“部队是焕然了，但还没有一新啊！”当时战士们有的穿缴获的白军军服和沿途打土豪而来的衣服，有的穿工人、农民衣服，着装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相当混乱。

当时长汀县城人称“小上海”，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红军接收了郭凤鸣创办的一个军服厂，该厂有12台缝纫机和一批布匹。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

长汀地下工会协助红4军后勤部购置布匹。由于红军实行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军需处和染布坊联系，请他们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原郭凤鸣的军服厂组织起来，在县城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即后来的中华苏维埃被服厂）。

军需处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初步设计出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再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亲自审定，最终确定：新军服为深灰色布质；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开襟，衣前和衣侧有4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子上绣一圈黑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陈毅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军服的灰蓝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由于此时恰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了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4000多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都缀上黑边，表示悼念革命领袖。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的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

在军需处的积极努力下，红四军终于首次配发了统一制式的军服，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了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以及两双胶鞋。许多官兵还上街洗了澡、理了发。

红4军军容焕然一新，士气大振。他们在县城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检阅。

罗瑞卿当时在龙岩作战，听到发了新军服，专门跑到军部要新军服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你穿得，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瑞卿把大号军服都试穿了，穿不得，又要试穿毛泽东身上的军服，毛泽东笑着把军服脱下给他，一试还是小。最后专门给他定做了一套。

朱德后来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起新军服：“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却真是其好无比了。”

这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红4军换上新军装后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军服基本趋向一致。

后来，红军在长汀建立了第一家中华织布厂。这家红军织布厂和中华苏维埃被服厂一起，为红军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军服和军用棉被。

第一个兵工厂：“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

位于江西省兴国县莲塘乡官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又称中央军委兵工厂或官田兵工厂，是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被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国防工业的摇篮”。

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任务。兵工厂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这一决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党第一家综合性大型兵工厂的独立创办和人民军事工业的发端。

兵工厂的厂址由朱德选定在距离兴国县城约45公里处的官田。在战争环境下，兵工厂为了隐蔽，被分散安排在“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和“万寿宫”内，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瓦顶、油漆粉画、飞檐翘角的古建筑，房子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兵工厂的基础为兴国东村机械小组，小组开始只有两个铁匠。厂长吴汉杰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首先将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陆续迁到官田。合并后，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二百五十来人，工具也多了二十多倍。

1932年4月初，红一军团攻下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重镇漳州、厦门，缴获了国民党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台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修械材料。兵工厂的设备得到很大改善。

兵工厂的工人除了少数木匠、铁匠及原国民党部队军需人员外，大部分人不久前还是农民，他们多数人没有摸过枪，不少人连看都没有看过。但工人们热情高涨，面对困难，谁也没说干不了，他们乐观地表示：“除了生孩子，我们什么都能学会。”

不料，第一批枪支、子弹送往前线后很快被退了回来。修理过的枪，有很多不能用，有的子弹打不准也打不远。这不仅会影响红军作战，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牺牲。

这无疑是兵工厂的耻辱。工人们经过仔细检查，找到了问题所在，作出改进。新一批武器送到前线后，前方战士满意地说：“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哩！”

1933年初，为加强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上海地下党从上海动员了6个熟练的车工来到兵工厂。开始这6个工人见条件如此艰苦，一切都不习惯，工作消极。厂里对此也很有意见。

事情被毛泽东得知后，他要求工厂要团结帮助，使他们成为先进的工人。“如果我们连这6个工人都教育不过来，我们还怎么改造旧社会，推翻旧世界呢！”并给这6个工人和工厂领导各写了一封信。6个工人很快能积极工作，向往进步。仅3个月，有两人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一次募捐大会上，他们还将半年的工资全部捐献给红军将士。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兵工厂也随之突围北上。至此，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官田兵工厂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制造和修理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短短两年时间，官田兵工厂共修配步枪4万余支、机枪2000余挺、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制造子弹40余万发、手雷6万余枚、地雷5000余枚等，为当时的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官田中央兵工厂造就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门大炮：仿造缴获的日军九二步兵炮

在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陈氏祠堂，有一门绿色大炮格外引人注目。它是“盖亮号”九二式七十毫米步兵炮的复制品。“盖亮号”重200公斤，口径70毫米，射程3500米，是我军军工史上生产的第一门大炮，原炮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单拐复制一门“盖亮号”，别具意义，因为这里即是其诞生地，冀鲁豫军区兵工一厂当年就坐落在单拐村陈氏祠堂里。

1945年8月，为了做好解放战争准备，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建立大型炮弹厂和六个不同规模的军工厂。邓小平专门作出指示：“军工要加紧建设，不管多么困难也得把工厂建设起来，一切保证军工。”

1945年9月，冀鲁豫军区在单拐成立军事工业部，先后建立了4个兵工厂，兵工一厂就设在单拐村。最初，兵工一厂只能利用单拐村的陈氏祠堂作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锤子、锉、手摇钻等，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

1940年，鲁西军区在潘溪渡战役中缴获了一门日制九二式步兵炮，但炮弹却仅有6发，一旦炮弹打光，这个“大家伙”便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军区兵工厂克服困难，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了炮弹。冀鲁豫根据地军队如虎添翼，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拿下敌人近百个据点。但由于长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

没有炮，打据点成了问题。于是，兵工一厂接到紧急任务：仿造九二式步兵炮。

在当时要完成试制九二式步兵炮的任务，对兵工一厂来说，困难相当大：技术资料不全，没有图纸；设备和原材料匮乏，尤其是钢材和煤炭奇缺；人员思想状况、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面对巨大的挑战，兵工厂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和职工大会，坚定大家的信心。同时召开技术骨干和班、排长会议，明确由年轻的技师盖亮、工务长杜茂才和一批技术水平较高、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组成技术攻关小组。

为了造大炮，军区人人行动起来。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套购材料；走街串巷收购破铁锅、古铜钱等材料；同时，军区还组织民兵破坏敌人的铁路、火车，弄来道轨、火车轴、钢板等材料。攻关小组则全身心投入到这门炮的最核心的仿造中。

攻关小组把炸了膛的日军九二步兵炮所有零部件拆成8大部分，共计120多个零件，获得基本数据，逐一进行仿制。他们还对炮栓、闭锁机、甩子、击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进行改造，使新炮与日本的九二炮完全不同。盖亮率领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进行绘图工作，画了改，改了再画，力争达到最高水平。

经过日夜奋战，1946年4月，攻关小组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军军工史上第一门步兵炮。

试射成功后，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鉴于盖亮的特殊贡献，军工部将这门炮命名为“盖亮号”。造出了第一门炮，第二门、第三门接连问世。作为当时我军唯一的自制重型武器，“盖亮号”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军开始配备炮兵，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起点。

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七门大炮，其中有五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辆坦克：辽沈战役中边打边修，一直猛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

1949年10月1日，举国沸腾。开国大阅兵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来自隆隆驶过的战车方队。数十辆坦克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打头开路的坦克炮塔上，军旗猎猎，车身上漆着三个大字“功臣号”。

这辆坦克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战功赫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与在东北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1月的一天，在民主自治军工作的高克等人，到沈阳九一八工厂（原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侦察敌特活动情况，无意中发现那里有几辆日军的坦克。

高克奉命带领几名战士将其中两辆坦克开到沈阳铁道西，停放在一个被破坏的工厂里。经过十几天的收集和修配，修好了两辆坦克、两辆装甲车、两辆牵引车和一辆汽车。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大举进犯，已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东北民主自治军准备撤出沈阳。司令部命令高克等驾驶坦克和车辆向吉林通化转移。经过一天行进，由于坦克和车辆故障太多，不得不停在沈阳西北的小桥子屯。当时，临时拉进来的工人中混进的敌特分子，趁高克带领战士去打探道路时发起暴动，将坦克和车辆大部分破坏，只有一辆坦克在部分工人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仅剩的这辆坦克，在日本军队中被命名为“97式”。“97式”及其改进型号总共生产了近3000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中开始投入战场，此后横行中国和东南亚八年之久，是日本装备最多的主力坦克。

高克等人为了保全这剩下的一辆坦克，只好暂住在小桥子屯等待部队来人。民主自治军司令部派出曾学习过坦克技术的孙三带领骑兵警卫排接应。

孙三率警卫排再闯沈阳九一八工厂抢器材，随后驾驶着那辆修理好的坦克和一辆装满器材、零件的汽车，向东北炮兵司令部开进。

当他们到达炮兵司令部时，坦克的隆隆声惊动了炮兵司令部全体人员，他们围着坦克转了一圈又一圈。时任东北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朱瑞紧紧握着高克和孙三的手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们给我军带来了一支装甲部队。”

12月1日，朱瑞宣布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的决定，在炮校附设坦克大队，任命孙三为大队长，毛鹏云为政委，高克、刘大祥、霍舒亭为副大队长。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坦克部队自此诞生，这辆“97式”坦克成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

东北坦克大队成立后，根据部署，跟随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向北转移。在吉林通化，副大队长霍舒亭又发现4辆坦克。

这4辆坦克是被日军遗弃在四平郊外的，当时陷在一条小河沟的淤泥中无法开动。霍舒亭找到它们时，坦克已经和淤泥冻在了一起，有辆坦克甚至只剩炮塔露在外面。霍舒亭领着战士们把坦克挖了出来。这些坦克上的机枪和很多能卸下的小零件都被拆了，但是主体部件完好无损，简单维修后居然都能发动。

东北坦克大队把黑龙江东安县（今密山县）选作驻地。到1947年10月，东北坦克大队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团时，全团已经壮大到560人，有20多辆坦克，40辆装甲车、牵引车，成长为一支成建制的装甲兵部队。

朱瑞对新成立的战车团指战员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坦克团，将来还要有坦克师、坦克军。你们都是老母鸡，坦克部队要靠你们抱窝生蛋！”东北坦克大队开始在东安培养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坦克驾驶员和装甲兵干部。

不久，东北坦克大队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那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97式”坦克，一直跟随作战，因为其资格老、机件旧，被坦克手亲切地称为“老头坦克”。在1948年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东北坦克大队首次参加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老头坦克”和另外3辆坦克一起掩护步兵突破国民党守军工事。战斗中，其他3辆坦克被击伤掉进河沟，无法作战，“老头坦克”孤车冲向敌军阵地，先后五次负伤，驾驶员董来扶冒着危险，几次爬出坦克，将坦克修理好，然后继续开动前进，将敌军火力点一一消灭，为步兵扫除了不少障碍。“老头坦克”边修边打，一直猛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对着敌司令部猛烈开炮。敌军打出了白旗。战后，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将这辆坦克命名为“功臣号”坦克，荣记集体三等功，董来扶和机枪手吴佩龙荣立一等功。

辽沈战役结束后，“功臣号”坦克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战役中，“功臣号”坦克再立战功。随后，“功臣号”坦克和它所在的战车团参加了北平入城式和西苑机场阅兵式。开国大典中，“功臣号”坦克作为领头车参加了阅兵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现场的广播响起：“我们的炮兵、装甲车、坦克，这是夺自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匪军的，今天掌握在人民手里，他们将是人民祖国的国防力量。”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10月14日，原子弹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拨通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原子弹开始了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赤色毛铁……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致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张爱萍极为兴奋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

得知消息无误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同志们宣布这个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

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1964年10月17日、18日两日关于中国原子弹的报道多达几十篇。很多评论承认，尽管事先有所预料，但在中国发生的事仍实实在在是个“重磅炸弹”。有西方媒体预言，中国核爆炸将打破国际均势，中国将比过去更加期待获得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

有的国家衷心祝贺核爆炸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欢欣鼓舞，也有国家表示反对，发出抗议。如，美国迅速调整关于核扩散问题的策略，企图通过新的条约来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同时拉拢苏联并利用和平旗帜博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国家的支持。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社会党，都掩盖不住困惑的表情，而且，同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联系起来，政局骤然显得紧张起来”。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的核武器大国，不能再被忽视。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取得成功，在国际上引起了“地震”。

中国第一艘自制潜艇：毛泽东唯一视察过的潜艇

1954年6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潜水艇独立大队，在青岛某军港正式成立。

今天，回顾新中国潜艇部队的创业历程，有一艘非同寻常的潜艇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新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03型潜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下决心要结束中华民族有海无防的历史。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将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51年4月20日，海军从陆军选调出275名优秀官兵，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习大队，进驻苏联红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队学习。经过37个月文化、技术的攻关，1954年6月28日，完成学业的我国第一代潜艇兵，独立操纵着从苏联人手里接收的两艘旧式中型潜艇，从旅顺老虎尾起航驶抵青岛，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潜艇独立大队，新中国的潜艇部队初具雏形。

新中国虽然开创了拥有潜艇的历史，可苏联提供的二战时期的老掉牙潜艇，难以担负起保卫共和国的重任。1954年4月，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在上海江南造船厂首次装配制造新一代03型潜艇。03型潜艇较之苏式老潜艇在许多技术上都作了重大改进。最大的区别是，潜艇可以在水下利用空气筒航行充电，从而结束了潜艇水下工作时间短、易暴露的历史。但是，这对新中国薄弱的民族工业是一个考验。

1956年1月10日上午，工人和技术人员像往常一样紧张地忙碌着。10时左右，他们惊喜地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有人禁不住喊出了声。只见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一行的陪同下健步走来。

毛泽东围着静卧在船台上的潜艇整整转了一圈，听取技术人员汇报潜艇的建造情况，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工人和技术人员表示，“我们不但要学会装配，而且要自己制造，还要赶上和超过别的国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视察潜艇。

1956年3月26日由我国建造的第一艘03型潜艇下水，舷号为“115”号。

1969年的1月10日，在庆祝毛泽东视察“115”号潜艇13周年之际，海军特授予该艇56—110荣誉舷号，成为海军迄今为止唯一授予荣誉舷号的潜艇。

56—110号潜艇曾连续5年担任一号作战值班艇，先后4次圆满完成海军重大远航巡逻任务，并成功地突破第一岛链到太平洋训练，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军、师职领导干部。原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守群等老首长，都曾在56—110号艇战斗过。

1983年11月14日56—110号潜艇退出现役，走完了她27个辉煌春秋。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潜艇部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拥有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二代、第三代潜艇，而且还有了核潜艇。

第一台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的海军

1965年11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万里海疆：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成功了！

舰艇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只有超长电磁波传播距离远、能量消耗少，能够穿透深深的海水，使指挥机关与潜艇联系畅通无阻，实现远距离作战指挥。正是基于此，可以说，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没有真正的海军。

还在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的同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的建设，并于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作战训练的需要。1957年，萧劲光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并委婉地向苏联顾问提出了给予援助和支持的要求。

苏方提出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超长波电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分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史料中，中苏“长波电台”事件的基调是不愉快的。

后来，赫鲁晓夫访华时说，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经过几次交涉，8月3日，两国政府签署了相关协定。

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作出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背水一战！萧劲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请邮电局、广播事业局、三机部等单位协助海军攻克难关，组织国内力量研制配套所需设备器材。

1965年9月，经过4年多的艰苦拼搏，超长波电台工程完成整机调试，终于顺利竣工。11月进行了首次对潜通信试验，试验证明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效果良好。电波传遍了五洲大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诞生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11月28日，新中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投入使用，开始担负训练任务。1966年2月，超长波电台正式参加通信执勤任务，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艘核潜艇：核潜艇试验时如果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

1958年6月13日，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正常运行水平，聂荣臻果断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时称“原子潜艇”）。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的文件，至10月，制造核潜艇的各项筹备工作相继落实，核潜艇工程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为保守机密，核潜艇工程代号为“07”工程（后改为“09”工程）。

当时参研人员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中。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一直守口如瓶。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接着，他还宣布了准备撤回援华专家的决定。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时过不久，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谈到尖端武器研制时，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有人说核潜艇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这话一点儿不假。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各项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1960年7月，研制导弹原子潜艇领导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提交了《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1962年春节前夕，国务院决定，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原子弹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

转眼三年，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

然而，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政治形势恶化，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央分工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当时聂荣臻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冲击和批判，处境相当困难。但面对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的一封封急电，聂荣臻毅然决定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聂荣臻说：“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1967年6月25日，协调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300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军委下发了毛泽东签署的《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把“尚方宝剑”给了核潜艇工程最大的支持。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和设计人员，得以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单位，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核潜艇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起堆试验。此次试验非常关键且惊心动魄。核潜艇试验与原子弹试验不同，人无法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核潜艇操作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周恩来强调了16个字：“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成为以后核潜艇研制建造及使用中的警语。

在人们激动而焦灼的期待中，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现场参试人员一阵欢呼，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周恩来立即送去祝贺和慰问。

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后，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设备安装。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这天，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反潜鱼雷核潜艇，胜利举行了下水典礼。

按照计划，鱼雷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然而1971年9月，“四人帮”一伙再次挥起大棒，妄图干扰破坏核潜艇航行试验，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通过有理、有力的斗争，保证了核潜艇试航的正常进行和进一步改进、完善。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授予军旗，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人民海军进入了核海军的行列。

按照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规划，接下来是研制导弹核潜艇。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一工程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直至粉碎“四人帮”后，进程才得以大大加快。1981年4月30日，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剪彩下水；翌年10月12日，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等你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如果这样，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永远受制于人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负责筹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

1957年12月，时任国防部五院总体技术室主任的任新民奉命前往满洲里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去接回一枚苏联提供的“P-2”教学导弹。临行前，院领导对任新民和随行人员说：“这次任务是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动，谁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那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我国的铁路是标准轨，双方车辆不能接通，“P-2”导弹及其装备需要调换车皮。为了保密，调换车皮的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寒冷的深夜，中方技术人员与苏军士兵压低声音，打着手势，相互配合着装卸导弹。

“P-2”导弹转运到北京后，被送进了京郊的一所学院内。由于学院只有一幢4层楼房，挡不住这枚20多米高的导弹，大家在导弹四周搭起一个大席棚，把导弹圈在当中。五院的技术人员全部集中到学院，一边学习，一边进行仿制工作。当大家看到眼前的庞然大物时，都惊呼起来：“原来导弹就是这个样？”“这家伙能飞两百多公里吗？”“这东西像根大竹笋似的。”

1958年8月，科技人员在结束了“P-2”导弹的图纸、技术资料的翻译和复制工作时，突然发现没有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资料。任新民认识到这是一个致命问题。他立即去询问苏联的有关专家，得到的回答是：“你别着急，等你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任新民心里很明白：如果要把发动机拿到苏联去试车，那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永远受制于人了。任新民和同事们决定，自己设计建造试车台，自己摸索试车技术。当时，苏联专家组长施尼亚金很支持中国自己建造试车台。他是苏联导弹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对试车台的管理、电路、土建工程等，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苏联方面多次警告他不要管中国搞试车台的事，但施尼亚金没有听。他回国后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1960年3月，中国科技人员终于建成了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并于1960年10月17日，成功地进行“P-2”导弹发动机的90秒典型试车。这是决定导弹能不能出厂、投入发射的关键之一。

按照计划，第一枚国产导弹确定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P-2”在进入发射阶段时正式命名为“东风一号”

临近发射时，在发射场因为燃料使用问题，引起了一场风波。本来导弹发射要使用苏联提供的推进剂，然而，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意外事故，苏方不能履行合同，生产推进剂的任务只好由我国承担。早有准备的吉林化肥厂以第一号任务昼夜生产，5天完成了32吨的液氧生产任务。

液氧送达基地后，特燃库化验室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及时作了取样化验，完成了全样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生产的液氧质量很高，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的技术指标。可是，发射现场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柯夫对化验报告不屑一顾：“我们苏联的液氧是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让人不放心。”由于导弹试验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基地只好将这些国产液氧全部报废。

事隔不久，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用国产燃料发射导弹，时间确定在1960年11月5日。

1960年10月24日，苏联拜克努尔发射场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悲剧：一枚洲际运载火箭点火后，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的苏联元帅、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涅杰林和几十名专家、官兵葬身火海。

苏联的悲剧绝不能在中国上演。聂荣臻元帅亲临发射场，坐镇指挥，叮嘱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11月5日9时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东风一号”导弹喷射出一团烈焰，从发射塔上拔地而起，直刺苍穹，沿着预定弹道向目标飞去。10分钟后，弹着区向首区报告：弹头准确落在理论弹着点附近。

当晚，在基地举行的庆祝酒会上，聂荣臻激动地向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官兵祝酒：“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第一枚探空火箭：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是用市场上7元一只的小台钟改装研制而成

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成功地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送上了太空，令世界瞩目。美国也于1958年1月31日，将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太空。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要放卫星，火箭先行。当时研制人员甚至还不知道“火箭”为何物。第一枚深空火箭负责人、国际宇航院院士杨南生就一边给大家上课，一边指导大家开展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有位新来的大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黑板上画了个想象中的“火箭”，豪情满怀地写道：“今天画在纸上，明天拿在手上，将来飞在天上！”

根据火箭技术现状和国情，杨南生决定先从研制T-7M火箭开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要成功研制T-7M，必须严、慎、细、实，一丝不苟。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回忆当年研制探空火箭的那段历史时说，那时研制条件十分艰苦，设计和加工手段也非常落后，如计算弹道，用的是手摇计算机，二三十个人白天黑夜连轴转了两个多月才计算完。又如容器贮箱的设计也一直通过试验来验证，让其不断在加压中承受压力，一直到爆炸为止。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只要做个仿真试验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再如发动机试车，是在一个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废旧碉堡里进行的，一次试验做下来，科技人员都灰头土脸。

科学家们将普通小电珠的玻璃敲碎，取出里面的灯丝，再裹上硝化棉制作成点火装置；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是用市场上7元一只的小台钟改装研制而成；他们用自行车打气筒加注火箭推进剂，人拉肩扛矗立起简易发射场……1960年2月19日，火箭呼啸着冲上天空，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

1960年5月28日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室，观看了T-7M火箭。

讲解员汇报说：“T-7M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帮助、没有现成资料的条件下搞出来的。”

毛主席指着火箭微笑道：“这家伙能飞多高？”

“8公里！”讲解员回答。

毛主席轻轻“哦”了一声，仿佛有点遗憾，但他很快挥了挥手中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

王希季说，没有探空火箭研制发射打下的基础，1970年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可能会被拖延；而且当时的生物火箭回收技术研发，对于我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以及后来神舟飞船的成功返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另外，在研制过程中用到的照相技术、红外地平仪、发动机高空点火技术等，都对我国航天事业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颗卫星：质量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

航天对于国防安全有重大意义。随着军用航天器的迅速发展，各种军用卫星、载人航天器、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等空间新式武器形成了一体化的太空战场军事系统，并将在联合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太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夺取信息权，建立战场信息系统，保持信息优势方面具有其他手段所无法企及的优势。由于其他设施只能配置在本国领土上，而滞留在轨道上的航天器则根据国际外层空间法享有超越国界的权利，因此利用天基系统可以最有效地对全球备战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能及时发现敌方发动的导弹和空间袭击，确保及时发出警报和对部队实施指挥，而其他设施则只能望“天”兴叹。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紧接着他幽默而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两万千克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准。1967年初，国防科委正式确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都听一听中国的声音。年底，国防科委又为这颗卫星正式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方红一号”卫星外形为球形多面体，直径一米。这个“大晶球”，从1965年论证，到1970年发射成功，历时4年多。

万事俱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辉煌时刻就要到来了。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卫星的升天计划险遭搁浅。虽然国防科委向中央提出的发射时间是1970年或1971年，其实，到1968年春，中国就已经有能力将卫星送上太空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宇航员已乘着阿波罗号飞船登上了月球。西方媒体报道，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中国的万里长城是用肉眼看到的较少的人造景观之一，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奇迹。然而，仅凭这，就能让长城内外的中国人自豪吗？1970年2月，日本本岛升起了亚洲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与中国同时进行卫星发射研制工作的国家共有4个，除去日本，还有英国、以色列和印度。日本为了能夺得亚洲第一，不惜借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

这一切，不能不叫中国震惊了。周恩来、聂荣臻等冲破重重人为阻力，亲自处理了“文革”给研制工作带来的问题，“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终于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地段。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的托举下，进入太空。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祖国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入轨了！

法新社当日刊发电文：“中国把它的第一个人造卫星射入轨道的这个大成就，使西方观察家们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不顾中国在核物理学方面所取得的飞快进展，特别是中国一再试验氢弹，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和西方相比，在技术方面是落后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质量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极大缩短了我国运载火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在我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泱泱中华对茫茫宇宙的第一次叩击，成功开启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提前一年完成研制，经费只用了原计划的五分之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原“哈军工”的基础上组建国防科技大学，并点名要国防科大承担首台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为什么要研制自己的巨型计算机？邓小平的讲话掷地有声：“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参与和领导“银河-I”首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的国防科大原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胡守仁曾说，改革开放前，由于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我国勘探的石油矿藏数据和资料不得不用飞机送到国外去处理，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受制于人。当我国提出向某发达国家进口一台性能不算很高的计算机时，对方却提出：必须为这台机器建一个六面不透光的“安全区”，能进入“安全区”的只能是巴黎统筹组织的工作人员。外国人明摆着是在卡我们的脖子啊！

国防科大虽然是国内最早研制计算机的单位，但此前为远望号测量船研制的“151”机，每秒运算速度只有100万次，而现在要研制每秒运算一亿次的机器，计算机运算速度一下要提高100倍，其困难不言而喻。困难没有吓倒我们，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全力以赴造出自己的巨型计算机。大家把它叫“争气机”，就是要争一口气，不让外国人再卡我们的脖子。

5年没日没夜的顽强拼搏，以慈云桂为代表的科研人员，闯过了一个个理论、技术和工艺难关，攻克了数以百计的技术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向量阵列”结构，大大提高机器的运算速度，提前一年完成了研制任务，系统达到并超过了预定的性能指标，机器稳定可靠，且经费只用了原计划的五分之一。

1983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正式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科技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张爱萍亲自挥笔命名为“银河”，并题诗一首：“亿万星辰汇银河，世人难知有几多。神机妙算巧安排，笑向繁星任高歌。”

消息传到北京后，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为研制者们荣记集体一等功，称赞计算机研究所是一支“国防科研战线上敢于进取，能打硬仗的先进集体”。

“银河”巨型计算机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的空白，标志着中国进入世界能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的行列。2010年11月17日，国防科大自主研发的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计算机“天河一号”以每秒2566万亿次的持续速度，登上了超级计算的“珠穆朗玛”，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个速度是前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美洲虎”——的1.45倍。

中国第一艘航母：“中国首艘航母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

2012年9月25日，这是一个注定被历史牢记的日子。这天上午，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的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成为海军战斗序列中的一名新成员。我国从此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

自2012年9月，辽宁舰正式交付中国海军，入列仅四年，辽宁舰已经连续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11月，国产歼-15舰载机首次成功降落辽宁舰，一举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此时距离辽宁舰入列只有两个月。

2013年11月，辽宁舰从青岛某军港起航赶赴南海，并在南海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军事训练活动。这是该舰入列后首次组织跨海区的长时间航行训练。

2015年12月和2016年8月，先后有两批飞行员驾驶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队伍不断壮大。

2016年11月16日，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在其官网头条位置刊发报道，称“中国首艘航母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联社则报道称，对于正在大踏步走向远海的中国海军来说，辽宁舰形成战斗力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美联社分析称，这可能暗示辽宁舰的定位不再是科学实验平台。

中国军事专家尹卓表示，辽宁舰平台本身已经形成作战能力，但辽宁舰的舰载机以及飞行员数量还没有达到整装作战的战役战术指标，还有一段路要走。尹卓表示，辽宁舰现在主要担负科研实验任务，相对中国今后其他的自研航母，起到一个种子的作用。舰上各部门的舰员今后可以派生到其他舰艇上作为核心成员，培养新一代航母人。但是，辽宁舰在建造过程是按照作战航母来建造的，不仅仅是实验平台。舰上部署的相关武器，也说明其反导、反舰能力都已形成。“辽宁舰是一个作战平台，这是毫无疑问的”。

2017年4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出坞下水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第二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研制，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参考资料：《风展红旗如画——人民军队军旗史话（一）》《党史纵横》2007年第8期、《首套红军军服诞生始末》《党史天地》2013年11期、《人民兵工的始祖——中央红军兵工厂》《党史文汇》2012年2期、《军工史上第一门大炮诞生记》《广安日报》2013年11月7日、《铁甲雄风——人民解放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传奇》《北京日报》2015年2月10日、《人民军队第一辆坦克——“功臣号”》《解放军报》2007年7月3日、《新中国建造的第一艘潜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6月18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内幕》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诞生记》《党史博览》2014年3期、《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26日、《纪念封上的首枚探空火箭》《军工文化》2016年第1期、《独家揭秘“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始末》环球网2016年4月25日、《改革开放30年：“银河-Ⅰ”计算机研制成功》《解放军报》2008年10月8日、《航母计划出台始末》《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30期等；作者：刘中刚、赖晨、廖春梅、袁和平、王尤起、吴殿卿、刘程、鲁晨、伏萍、游本凤、韩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