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阿加迪尔危机

1911年春天，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非斯。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加剧的不满，加上法国的这个行动，促使德国政府在7月初突然采取手段。当时在欧洲金融界十分活跃的一家德国公司曼内斯曼兄弟公司宣称，他们在摩洛哥海岸的大西洋沿海地段一个港口及其腹地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个港口名叫阿加迪尔。德国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意见。法国政府完全理解，他们在摩洛哥获得了利益，使德国有理由在刚果河流域找寻一定的殖民利益作为补偿。另一方面，德国新闻界不满意德国拿在气候温和的摩洛哥的利益去交换他们已经多得过剩的不利于健康的热带地区。牵涉的问题很复杂但在本质上又极其不重要。法国人做好了长期谈判的准备。就这个港口和阿加迪尔的内陆地区而言，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完全否认那里存在任何德国利益。他们说那里只有一块人所未及的沙湾；那里的岸边没有德国产业，没有贸易机构，没有一座房屋；在腹地也没有德国的利益。这些事实只要两国可信任的代表走一趟便能轻易查明。双方都表示很愿意安排一次查明事实的勘查。他们还表示急于进行有关刚果边界的讨论。

7月1日清晨，德国突然和出人意料地宣布，德意志皇帝陛下指派其炮舰“美洲狮”号驶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利益。宣言发布时这条小小的兵船已经上路。全欧洲所有警钟立刻开始颤动。法国感到她面临无法解释的行动，行动背后的目的更无从推测。英国查阅了地图后开始琢磨非洲大西洋海岸出现一个德国海军基地会对其海运安全意味着什么。英国“注意到”（水手们互相写信时经常说的术语）这个事实必须与以下情况联系起来看：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的活动，以及从南美和南非的给养运送路线与贸易路线都在这些水域汇合和经过。欧洲感到不安，法国感到真正的惊恐。当梅特涅伯爵将德国人的行动通知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后者告知他，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必须由内阁加以讨论。7月5日英国内阁开会后，爵士告知伯爵，英国政府不能对摩洛哥问题漠然置之，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他们必须持保留态度。从那天起到7月21日，德国政府一言不发。毫无疑问，英国清醒正确的姿态使德国外交部大为吃惊。随后在两国政府间出现当时被称为“沉默期间”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报纸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而英国报纸呈现出十分沉闷的气氛。

要从驻欧洲各国大使馆每天发来的一份份电报中，猜度德国行动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困难的。我专心地听取内阁对这个问题的一再讨论。德国是在找寻对法国开战的口实呢？还是仅仅试图通过制造压力和不安定以改善其殖民地位呢？若是后一种情况，在一段紧张时间之后纠纷自会得到解决，过去有过很多这种情形。大国在两边列队集合，受精心设计的外交缓冲礼节的引导和保护，相互展示各自的行列。在最前面是两个主要争执国（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按照其资源与资格顺次以不同距离排列左右，形成了同盟国与当时开始被称为协约国的阵营。在合适时刻，其辅佐者或支持者会发出某种含义模糊的言语，表示其内心状况。作为这些呼喊的结果，法国或德国会后退或前进一段非常小的距离，或者可能稍稍向右或向左移动。当重要的欧洲平衡——实际上也是世界平衡——做出这些微妙的纠正时，可怕的军队将撤回到自己的地界，撤退时有仪式和礼节还有相互道贺，或者彼此轻轻耳语对结果表示慰藉。以前我们见过几次这种情况。

可是，即使是这种过程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一定得想一想那些日子里这些国家相互交往的性质，她们不是棋盘上的棋友，也不是穿着美丽有褶裥的衣服在方阵舞上彼此做鬼脸的木偶，而是有动能或潜能的庞大组织，她们像行星体一样，不可能在太空中彼此接近而不产生巨大的磁反应。要是她们相距太近，电将开始闪光，超过某一点，她们可能从限制她们的轨道上相互吸引到一起，引起可怕的碰撞。外交手段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样的灾难；如果在任何国家和民族心中不存在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战争目的，外交也许会成功。但在这种严肃而微妙的接触中，任何一方的一个暴力行为都会撕碎和搅乱所有人的克制，将世界投入黑暗深渊。

我在思索，德国人对原先的《英法协定》有一定的不满。我们在埃及得到许多实际利益。法国在摩洛哥获得巨大好处。如果德国人感觉到这些安排会损害其相对地位，她没有理由忍耐而和善地说她不会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大国中最离群和最少结盟的英国，有可能施展缓和局势和减轻紧张以及促成和解的影响；当然这正是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德国的意图邪恶，这样做的用处极少。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说出斩钉截铁的话，而且要在不太晚之前说出。我们从世界政治舞台完全隐退也于事无补。倘若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有的遏制影响将消失殆尽，随之必然会出现敌对力量的紧张加剧。因此，我阅读开始传递怀疑心态的所有报纸和电讯，我能看出爱德华·格雷爵士平静底下日益增长的、有时十分严重的焦急。

欧洲局势阴霾密布，并且由于我们自己会议室中各种力量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演而复杂化。在这里再现了外面外交形势的平衡与保留的缩影。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大臣们，他们背后是显示着海上威力的巨大的三叉戟，他们完全属于政府中的自由帝国扩张派。他们受激进分子的密切监视，被迫保持平静，他们中包括受尊敬的人物如莫利勋爵和洛雷本勋爵，而财政大臣与我通常倾向他们一方。很明显，如果某种危险状况随后发生，这种平静会容易地使得英国不可能以坚定果断的语气说话。因此，我们既不应远避危险而洁身自好，也没有能力采取果敢行动及时把危险挡开。在这样的环境中，财政大臣的态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有几个星期他没有表现出他将遵循什么路线的迹象，在我们多次的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有时站在这一方有时站在另一方。但到7月21日早上，当我在内阁开会前拜访他时，我发觉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已下定决心。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要走的道路。他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该怎样去做。他对我说话的要旨是我们正滑向战争。他详细谈论我们所关心的德国的令人压抑的沉默。他指出，德国目前的行为，近于将英国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德国完全忽视我们强大的形象；德国继续对法国施加最严厉的压力；灾难可能随即发生；要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话，我们必须立刻就说。他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出席一年一度的银行家晚餐会并对他们发表讲话。他想要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德国想打仗，她会发现英国将成为她的劲敌。他让我看他准备的讲稿，并且告诉我，内阁会议后他要把讲稿让首相与爱德华·格雷爵士过目。他们会怎样说？我说，他们当然会感到十分宽慰；他们确实感到宽慰，我也感到宽慰。

劳合·乔治先生从政府反对派手中接管外交政策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我们从此能立即采取坚定而一致的政策。那天晚上在银行家协会中，财政大臣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维持和平的代价是：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她利益攸关的地方任人摆布，似乎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如果强加给我们的是如此局势，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的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伦敦城听他演讲的银行界人士，他们的内心因劳合·乔治预算的不公和预算使他们财产蒙受的可怕损失而感到不安。他们极少想到未来，所以并不理解他们听到的讲话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把这些话看作大臣关于外交事务的一次寻常的老生常谈。然而欧洲国家的大臣们却一致跳了起来。

4天后，大约在下午5点半，财政大臣与我正在白金汉宫的喷泉旁散步，后面赶上来一个信使，问财政大臣能否立刻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劳合·乔治先生突然停止脚步，转过身来对我说：“一定是为了我的演讲。德国人可能要我辞职，就像他们要德尔塞卡辞职一样。”我说：“那将使你成为英国最得人心的人。”（当时他实际上不是最得人心的。）我们尽快回去，在下院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第一句话是“我刚收到德国大使的信件，语气十分强硬，我们的舰队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受攻击。我已派人去请麦克纳，叫他提高警惕！”然后他简短地告诉我们他刚刚与梅特涅伯爵进行的谈话。这位大使说，听了财政大臣演讲后，德国不能再做任何解释。他用尖刻的言词说，要是法国拒绝皇帝政府伸向她的手，为了维护尊严，德国将以一切手段迫使法国全面尊重德国的条约权利。然后他宣读针对劳合·乔治先生演讲词的一份长长的抗议书：“至少可以说，这篇演讲不能被理解为对德国讲话的警告，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已经把它解释为接近威胁的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以如下方式作答是正确的，指出由于刚才读给他听的那份信件语气无礼，要对财政大臣的演讲进行解释已有损英王陛下政府的尊严。当我们正在进行谈论时海军大臣到来，几分钟后他匆匆离开去发布警告命令。

这些致命的措辞听起来十分谨慎和恰当，柔和、平静的语调和谦恭、庄重、正确估量过的、充满和平气息的文字。但就是这个德国，她是会不加警告就开炮把各国打倒在地的。所以现在，海军部的无线电报悄悄地通过电波传到战舰高高的主桅，舰长们在甲板上踱步沉思。没有事情，根本没有事情。在20世纪想到这些真是太愚蠢和太荒唐。难道会有人从黑暗中跳出来袭击和谋杀，要我们性命？难道鱼雷会撕破还未睡醒的舰艇的腹部，过了一夜到太阳升起时海军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个守卫一直良好的岛屿最后竟不能自卫？不，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文明已足以制止这种毁灭。各国间贸易与交通上的相互依赖、人们的公法意识、海牙公约、自由原则、工人政党、巨额融资、基督教慈善事业以及人类的常识使得这类噩梦不可能成真。你有把握吗？想错了真遗憾。这样的错误只能犯一次——犯一次就足以遗恨千古。

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说使各国大吃一惊：它对德国政府更是一声惊雷。他们所有的情报曾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会是主和派的领袖，英国的行动将是中立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现在他们意料英国内阁是绝对团结一致的，财政大臣是英国政府从所有其他人中精选出来作为英国政府中最激进的大臣来发表这个声明的。他们不能理解，德国在英国的代表和间谍怎么会被如此严重地误导。他们的恼火，决定了梅特涅伯爵的垮台，机会刚一成熟他就被召了回去。居住在伦敦10年的大使竟不能预测一个最有权力的大臣在这种性质的问题上的行动。从上文所述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对梅特涅伯爵太苛刻了。他怎能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将要做什么？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的同事也不知道。连与他一起工作关系密切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他明确地下定决心之前，他本人也不知道。

现在看来，德国人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无意挑起战争。但他们有意要摸摸底，在这样做时他们准备走到悬崖的边缘。在悬崖边上人很容易失去平衡：轻轻一推、一阵风、片刻的晕眩，所有一切全都会使人突然落入深渊。在英国方面公开表态之前，不管德国人内心有还是没有战争的意图，但此后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在财政大臣的演讲及其引起的余波之后，德国政府不再怀疑，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她作战。他们没有立即从其原有立场上后退，但他们尽量小心避免新的挑衅行动；他们与法国谈判的各种处理方式倾向于调和和退让。对于我们来说要估计问题的不同阶段的确切意义依旧极为困难，在整个7月、8月、9月三个月里形势继续不明朗和令人压抑。德国外交政策特性上表现出来的细微但决定性的改变难以察觉到，与此同时就我们所知，德国境内发生的某些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忧虑。因此，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英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

迄今，作为内政大臣的我在这番事态变化中没有发挥任何特殊作用，尽管作为内阁成员的我极其注意它的发展。就在此时我突然受到猛烈震惊。7月27日下午我参加唐宁街10号一个游园会。在那里碰到警察总监爱德华·亨利爵士。我们谈起欧洲的局势，我告诉他局势严重。后来他陈述，根据一个奇特安排，内政部应通过伦敦市警察局负责保卫在查坦登和洛奇山的军火库，那个军火库贮藏着海军无烟火药的全部储备。许多年来这些军火库，由几个警察守卫着，并未出事故。我问他倘若一天晚上有20个德国敢死队员乘两三辆汽车全副武装来到那里会发生何种结果。他说他们能为所欲为。我立即离开游园会。

几分钟后我从内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到海军部。我问谁在值班？回答是，管业务的海军大臣随舰队在克罗默蒂；第一海务大臣外出视察。当然我用有线或无线电讯很快与两人取得联系。此时有一位海军将军（不提其名）掌管部务。我要求海军陆战队立刻保卫这些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的军火库。我知道在查塔姆和朴茨茅斯的兵站驻有大批海军陆战队。这位海军将军在电话里回答我，海军部没有责任也不想承担这个任务；他的语气很清楚地表明他讨厌危言耸听的文职大臣的打扰。“那么你拒绝派海军陆战队？”经过片刻犹豫，他回答道，“我拒绝。”我放回电话听筒改摇陆军部。霍尔丹先生在那里。我告诉他我要在当晚加强和武装在那里的警察，要求他为每个军火库增加一连步兵。几分钟内命令就发了出去，几个小时内陆军出动。到第二天海军无烟火药储备库安全了。

这是一件小事，也许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一旦人们开始以这个角度看形势时，就不可能考虑其他做法。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几乎近一千年没有外国军队登上英国的土地。英国本土的安全有一百年未受威胁。人们以充分的信心和相当的无知一年年一代代做生意、参加体育运动、上学校和参与党派争论。他们的所有思想都来自和平环境。他们的所有安排都是长期和平的结果。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一场大规模战争，也许就在这个居住着从世界各地来的可信任外来客人的伦敦市内，一些死心塌地的外国人可能正打算向我们所信赖的伟大武器和防卫屏障发动致命的打击，那么大多数人会表示怀疑，许多人会感到非常恼火。

我开始调查容易遭受攻击的要害部门。我找到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助理大臣、有远见的海军上校汉基，他已经着手编制战时手册，将要害部门进行分类。该书的规划此前实际上已开始。我进一步问到破坏、间谍及反间谍问题。我又访问了一些平平常常的用不起眼的工具默默无闻且严肃认真地工作的军官。他们告诉我关于在英国各海港活动的德国间谍和特务的情况。迄今，内政大臣还必须在必要时签发许可证，检查经过皇家邮政的特殊信件。此时我签发了一般许可证，授权检查名单上特殊人物的一切来往信札，这份名单不断有所增添。用这个办法立刻发现了一个由德国人出钱雇佣的英国特务组成的正规的庞大系统。这仅仅是内政部长有责任正式干预的准备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一旦我涉足进去，它在我心目中就比其他所有事务更加重要。有7年时间我几乎很少考虑其他问题。自由政治、国民预算、自由贸易、和平、费用削减和改革——所有我们选举斗争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新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任务前面开始显得不现实。在一个个出现在眼前的严酷现实中，只有爱尔兰仍保持着她的位置。别的大臣无疑有同样的心理经历，但我只讲我自己的故事。

这时我开始深入研究欧洲的军事形势，我阅读提供给我的所有文件。我花费许多时间参与争论与讨论。国防大臣通知他的部下告诉我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总参谋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与他在1898年蒂拉赫远征结束时同是威廉·洛克哈特爵士麾下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他撰写精美、雄浑有力的评论文字，鼓吹明确而坚定的原则立场。但教给我最多知识的人是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即以后的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位军官具有非同寻常的眼力与信念。他对欧洲大陆具有我认为的无比丰富的知识。他彻底了解法国的陆军。他洞察法国参谋部的机密。他曾是英国参谋学院院长。多年来他致力于一个目标，即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应立刻站在法国一边作战。他确信战争迟早会爆发。军事情报的线索尽在他掌握之中。在他小小办公室四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比利时地图，清楚地标明德国陆军横越比利时入侵法国时每一条可以行军的道路。他的全部假日，都用来审核这些道路及周围乡村。他没法去德国详细了解情况，因为德国人对他知道得太多了。

一天晚上，德国大使——仍旧是认识10年的梅特涅伯爵——邀请我共进晚餐。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拿出在德皇地窖里储藏过的著名霍克酒。我们关于德国做了一次长谈，谈到她怎样发展强大；谈到拿破仑在联合德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谈到普法战争及其如何开始和结束。我说，俾斯麦允许自己受军人逼迫割取洛林真是一大憾事，和阿尔萨斯-洛林如何埋下所有欧洲军备竞赛和对立结盟的祸根。他说这两地从远古时代起原是日耳曼的省份，直到一个极度平静的日子路易十四趾高气昂地越过边界占领它们。我说那里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倾向法国；他说人们的感情倾向双方的都有。我说无论如何整个事情牢牢记在了人们的心间，法国人决不会忘记失去的省份，他们绝不会停止向她呼唤。我们的谈话转向性质相似但更严峻的话题。我问到他对于目前形势是否感到焦急，他说，人们试图把德国围起来并把她驱入网中，她可是一头强壮的野兽，要把她网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我说，她与其他两个第一流强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是同盟，怎么能把她网起来？我们多年来常常处于孤独的地位，但并没有感到惊恐。他说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情况大不相同。但当你的国家经常遭受别国军队践踏、掠夺和压迫，并且只有以你军队的胸膛去抵挡入侵者的时候，你便会感到心惊肉跳。我说没有人使德国感到惊恐，而是每个人都受德国的惊吓。

后来我们谈到海军。我说，德国试图在海上与英国对抗肯定是个大错误。德国肯定追不上我们。我们将建造的舰只与你们成二比一的比例，若有必要还会更多，这样在每一阶段两国间的对抗都会逐步升级。激进派人士和保守党人，不管他们彼此可能怎样指责，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英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危及我们的海军优势的海军存在。他说，劳合·乔治先生曾告诉他许许多多相同的意见，但德国人并不想占有海上优势。他们想要的只是一支保护他们商业和殖民地的舰队。我问道，有一支较弱的舰队有什么用途？它只是另一个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他说皇帝深切地眷恋他的舰队，舰队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忍不住说，毛奇曾公开宣告完全不同的意见，说舰队是德国的真正利益所在。

我记录了这些愉快但小心翼翼谈话的笔记，不是因为这些话有任何重要性，而是因为有助于表明不同的观点。后来我知道财政大臣在相同的环境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要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受到真正的挑战，他将在一年中为它筹集一亿英镑。

梅特涅伯爵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忠诚地为他的主人服务，但又竭力维持和平，特别是英、德间的和平。在柏林一次将军和亲王们的集会中，有人说，英国舰队有一天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德国。听到此话这位大使回答说，他在英国住了近10年，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的话引起人们明显的不信任，他站起身来说他以德国官员的荣誉说这句话，他愿以他个人的荣誉保证它是实话。这些话暂时平息了集会者的议论。

缺乏思考能力的人习惯于嘲笑老式外交，并声称战争就是外交上搞秘密运作引起的。当人们看到引起大国间战争和许多纠纷的细小起因时，容易误认为是秘密外交的过失。当然这样的小事仅仅是危险疾病的症状，只有从这一点上说小事才是重要的。在症状后面存在着强大民族的利害、激情和命运。长期的对抗以琐屑小事表现出来。从前有人说过：“大规模的骚动由小事引起，但与小事无关。”老式外交的拿手好戏是使小事情不生祸害，此外别无能耐。可是推迟战争便可能消除战争。改变环境、改变联盟、出现新的集团、新利益替代旧利益。许多可能导致战争的争吵被欧洲的老式外交手腕化解了，用梅尔本勋爵的话说，被外交手段“平息”了。世上大小国家，虽然对各自可怕的遭遇记忆犹新，但如果她们能够设计出较广泛、较深刻的和平保证，将各自的家园建设在兄弟般相互依靠的、较稳固的基础上，那她们依然需要欧洲老式外交家的典雅态度、有礼貌和审慎的言辞、沉着冷静的举止、保密的观念和慎重的作风。不过这些是题外话。

8月23日，在议会休会大臣们离去后，首相非常秘密地召开帝国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他召集与外交形势和作战任务关系密切的大臣，当然包括财政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的重要军官。我受邀出席，尽管这与内政部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坐了一整天。上午由陆军发言，下午由海军发言。

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谈总参部的观点。他站在特意运来的巨幅地图边上，情绪特别激动，他披露（后来证明是极端精确的）了在德、奥为一方而法、俄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中德国攻击法国的计划。他的讲话简述如下：

首先，德国人将以近五分之四的力量对付法国，只留五分之一的力量遏止俄国。德国陆军将集结在从瑞士边界到亚琛一线。他们将以右翼横扫比利时，从而绕过保护法国东部边境的堡垒防线。德军右翼的这种异常巨大的横扫行动需要利用从卢森堡到比利时默兹河的每一条道路。这样的道路有15条，也许每条路可通过3个师。比利时默兹河的流向与这些师的前进方向平行，并保护它们的右方侧翼。沿这条河有3个重要的筑有工事的航道或桥头堡。第一个列日与德国最近；最后一个那慕尔与法国最近；在两者中间是于伊堡。现在有个问题：德国人占领这些桥头堡之后是限制自己在比利时默兹河东边，并利用河流为防护屏障，还是抽出兵力，让相当大部分军队伸展其进攻矛头到默兹河以西，继续前进超越河界而不是限制在河界以内？这只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本不占据比利时默兹河以西地区吗？他们会只用骑兵掠过沿河狭长地带吗？或者他们会指挥步兵师甚至军团在河的西部进军吗？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当战争来到时，他们用整整两个集团军进军。但在当时，最恐惧的猜测也不超过一个军。

引证的最详细的证据表明，德国人为通过比利时进军做了极为细致的准备。接近边境的大量兵营、巨大补给站、铁路交通运输网、无穷尽的专用支线，极清楚和不容怀疑地暴露了他们的图谋。宣战后列日在数小时内即可被占领，甚至有可能在宣战以前，由从埃尔森博恩军营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的突然奔袭予以占领。那个军营此时（1911年8月）驻满军队，好奇的人们和普通的乡下人已被粗鲁地挡回或阻止他们接近军营。

面对这样猛烈的袭击，比利时会怎么做呢？没有办法可以拯救列日，不过法国军队可能及时到达那慕尔帮助防卫。至于其余地方，假定比利时抵抗入侵者的话，比利时军队将撤入安特卫普的有战壕环绕的巨大兵营和堡垒。这块广大的地区有许多横竖交叉的河流与运河，有三圈碉堡防卫，将成为比利时王室与人民的最后避难所。

我们对荷兰的处境也做了审视。没有人认为德国人会像横扫比利时那样蹂躏荷兰，但德国人可能发现通过位于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荷兰的奇怪形状的凸出部分进军是十分方便的，那块凸出部分按当时英国参谋部的说法称作“马斯特里赫特阑尾”。如果德国要把大部队投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没有人会详细地告知我们法国应付这个可怕形势的计划；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以他们自己的最大规模的反攻抢先拦阻和打破德军的包抄运动。

当动员完成时双方在各条战线上可投入使用的师，数目估计如下：

法国……85

德国……110

有人断言，倘若有6个英国师在宣战后立刻被派往防守法军最左边的阵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溃德军的机会很大。要是法军知道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将会有双倍信心打仗。关于俄国军队，威尔逊将军的话有正确的预见性，他对于俄军动员缓慢的描述消除了许多幻想。那种认为德国满足于留出几乎不到20个师以抵抗俄军的想法，似乎是不可信的。但英国参谋部认为这样的决定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久将看到忠诚的俄国和沙皇怎样找到办法做出巨大牺牲把德军的很大一部分在决定性时刻引向东方。当时无法预见这样的行动，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把它忘掉了。

在两点钟短时休会前当然有许多讨论和大量询问。当我们在3点钟复会时轮到海军部发言，第一海务大臣亚瑟·威尔逊爵士用另一幅地图评述在我们被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情况下，他所认为应采取的对策观点。他没有向大家透露海军部的作战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紧锁在自己的脑海里，但他指明作战计划包含严密封锁敌人港口的原则。人们很快就明白，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看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海军部的想法大体上是，我们应该把作战努力限制在海上；如果我们派数量不多的陆军去欧洲大陆，它会被那里大陆国家的巨大争斗吞噬光。要是把我们的陆军保持在舰队上，准备对德国海岸进行反击，它将迫使大量德军从其战线撤出。这个观点受到陆军将军们的猛烈抨击，没有博得大多数与会者的好评，而在关于这些军队登陆的许多细节上，陆军和海军当局完全不一致。在这种关键时刻，在基本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参谋部之间的严重分歧是我进入海军部的直接原因。会议解散后，霍尔登先生向首相暗示，除非建立海军部委员会，使它与陆军部计划协调工作，并由它组织适当的海战参谋部，否则他不想继续负责陆军部的工作。当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此事注定很快以明确方式影响我的命运。

我认为总参谋部对法国陆军的看法过分乐观。我知道他们站在法国一边，所以担心他们的想法是一厢情愿。英国军人不可避免地热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国家站在法国一边进行干预，并深信法国被德国毁灭将危及英国的整个未来，因此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陆军的相对力量，将它的前景设想得比实际更光明。总参谋部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法国。法国的总参谋部是坚定和有希望的。进攻原则是他们军事艺术的基础和法国军人的主要动力。虽然根据最可靠的情报，战前全面动员时法国的陆军只有战前德国陆军的四分之三，但法国下动员令后的第9天到第13天就能为战斗前线召集一支占优势的部队。法国将军抱有高度希望：大胆主动猛烈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将起到破坏德国人小心制定的通过比利时进军巴黎的计划。这种希望反映在英国总参谋部的评估报告中。

我不能同意这些意见，因而我起草了一份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包含我根据我在总参谋部得知的所有信息做出的结论。备忘录起草日期是1911年8月13日。当然其目的只是为了撕破未来的面纱、勾勒各种可以想象的前景、权衡数不清的因素、掂量无法估计的事物。可以看出，我把动员后第20天称作“法军被从默兹河一线驱逐撤退到巴黎和南部”的日子，把动员后第40天称作“德国内部和前线力量发挥到顶点”“那时会出现考验决定性力量的机会”的日子。我乐于承认，我无意于使其成为精确的日子，而是把它们当作指引，表明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事实上，这些预言3年后几乎一点不差地被事实证实。

我在1914年9月2日重印这份备忘录，目的是以这样的希望鼓励我的同事，即如果关于第20天这个不利的预测得到证实，那么第40天的有利预测也会得到证实。后来确实如此。

欧洲大陆军事方面的问题

丘吉尔先生备忘录

1911年8月13日

以下备忘录是根据……已经决定在欧洲大陆使用英国军事力量的假设写的。本文不对那个决定做预见性判断。

假定在英、法、俄之间存在同盟，这些国家受到德、奥的攻击。

1．决定性作战将是法、德间的那些战役。德国陆军在质量上至少和法军相等，而能动员军队人数为220万对170万。因此法国人必须想方设法使双方力量比较均等，要么在德国人能发挥其全部力量之前，要么在德国人竭尽全力之后。前一种情况可能在第9天和第13天之间达到；后一种情况大概在第40天时达到。

2．在动员时期的几天中，法军如果在前线与对方军力相等或暂占优势，这一事实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除非法国打算采取战略攻势。德国人不会选择他们不占优势的日子发动总进攻；如果法国人进军，他们会立刻失去自己全部内部交通联系的有利条件，他们在推进时会遇到前来增援的德军，从而丧失自己可能暂时拥有的人数上的优势。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保持守势，或者在自己的堡垒防线上或者在比利时边境后面防守；何时是开始打第一次硬仗的日子，选择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人一定足够聪明能选择最适当的日子，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被迫进行决战，除非法国方面做出某些不顾后果和没有道理的行动。

3．英国方面在谨慎研究各种进攻机会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德军开始做有决定意义的进军时，它将有占充分优势的军队做后盾，并在充分广阔的战线发动进攻，以迫使法军从比利时边境后面的阵地退却，即便法军可以守住凡尔登-贝尔福战线上堡垒群中的间隙。一连串大规模战事无疑会发生，各处的战况会有所不同，而德军遭到重挫的可能性也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德军的进攻停止，法军兵力也不足以反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可对此抱有希望。更大的可能性是，在第20天左右法军将被从默兹河防线赶跑，撤退到巴黎和南方。所有以相反假设为根据所制定的计划太多地寄希望于命运了。

4．不排除使用4或6个英国师参与这些最初的大战的计划。这样的一支军队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因素。它对法军的价值大大超出数字显示的力量。它会鼓舞每个法国军人的士气，使得德军在用强力攻占边境时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对我们最有实际影响的问题是，德军突破边境和入侵法国开始之后将发生什么情况。法国没有能力在前线采取任何行动以成功地结束战争。她不够强大，无力入侵德国。她的唯一机会是在法国境内击败德国。就这个问题在做出任何最后决策前应予充分研究。

5．德军经过比利时进军法国，由于下列全部或任何之一原因力量将被相对地削弱：

由于在攻势中免不了会遭受较大的损失（尤其是如果德军试攻法国堡垒防线失败）；

由于在外线作战必须投入更多的士兵；

由于必须保护他们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的交通线（尤其从沿海侧翼过来的交通线）；

由于进攻巴黎（必须投入至少50万对10万的兵力），包围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也需要大量兵力；

由于英国军队的到达；

由于从第13天起日益加重的俄国压力；

一般地说由于德军的行动公开后，从右侧进军造成的不利的战略形势；

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会随着德军继续前进和时光一天天流逝而成正比地增加。

6．海军封锁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对德国商业、工业和食品价格产生影响，如海军部备忘录所描述的；巨大的战争日常耗费的不堪重负，从德国的信誉和财政状况中反映出来也需要时间。所有这些压力将同时地且逐步地发展。（财政大臣特别注意这方面以及德国工业与经济组织的结构方面的微小变化。）

7．到第40天，德国在内部及其战线上已达到强弩之末的境地，这种紧张状况将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垮台，除非德国在法国境内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减轻重负。如果法军没有在突如其来的或险恶的战斗中消耗过多，40天以后，力量均衡将有利于法军，而且形势会日益改善。因为德军将面临越来越需要胜利的进攻的境地，但前线却很可能出现兵力日渐相等的形势，此时可能出现考验决定性力量的机会。

W.S．丘吉尔

* * *

会议解散了，忧虑沉重地压在每个与会者的心头。

陆军部在那些日子里忙碌于处理机密消息，无法采取最细微的公开行动，但做了每一件能事先想到的准备工作，用文件制定出了每一个细节。每个营的行动的严格时刻表或他们所称的行动图——甚至标明在哪里喝咖啡——都制定了下来。此外印制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地图。“由于威尔特郡及其邻近各郡缺水”推迟了骑兵的调动。新闻界按严格的党派划线，言论压倒性地倾向于主张和平，没有新闻检查，没有强迫行为，觉察到一种普遍的沉默。没有任何言论打破长期以来令人窒息的寂静。大规模的铁路罢工突然神秘地结束了。劳资双方听了财政大臣推心置腹的谈话后相互做出了让步。

8月中旬我去乡间住了几天，脑子里除了战争的危险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我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但强烈照亮我心中的只有一个感兴趣的领域。8月30日在环绕梅尔山延展的生机盎然的乡村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也许来到了。倘若摩洛哥谈判失败，请考虑使用如下的对策：

建议与法国和俄国订立三国同盟以保护（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独立。

告诉比利时，如果她的中立地位遭到破坏，我们准备援助她并将与法国和俄国缔结同盟以担保她的独立。告诉比利时，为此目的我们将采取任何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比利时军队务必参战以配合英国和法国军队。比利时还必须立即适当地派兵驻防列日和那慕尔。否则我们不能对她的命运负责。

向荷兰和丹麦提供同样的担保，条件是她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如有必要，我们应帮助比利时保卫安特卫普，并为驻守该地的要塞的军队提供给养与弹药。我们应准备在适当时刻向荷兰人施加最大压力，使她保持斯海尔德河为一切用途开放。要是荷兰人关闭该河，我们将以封锁莱茵河作为报复。

对于我们，有能力封锁莱茵河至关重要，而且随着战争进行下去而愈发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不利用“马斯特里赫特阑尾”，他们将永远不再需要它。

让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根本不相信严密封锁的那一套道理，我不喜欢海军部的说法。如果法国人派巡洋舰到摩加多尔和萨非，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方面）把我们的主力舰队开到苏格兰以北进入战时位置。我们的利益在欧洲而不是摩洛哥。这个举动的重要性就像我们派两艘军舰与法舰一起巡弋一样。

请告诉我你何时返伦敦；烦劳你把此信交给首相。

我的观点在此后三年的和平时期里没有改变。相反，我的所见所闻使我的观点更坚定、更充实。在某些方面，如取消严密封锁计划和命令舰队进入战时位置，我能够使其成为现实。对于另外一些事情，如保卫安特卫普，我没有权力及时去做我认为同样必要的事情。但我并不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凭愚蠢的冲动行事，我尽力遵循基于沉思与研究的坚定信念。当我眼见自己的一些信念在那个可怕和无比动乱的时期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得到证实时，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信念的真实性产生强烈的信心。对该做些什么，我从不感到怀疑，我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或劝导他人。

* * *

无论如何阿加迪尔危机终于和平地过去了。它以用外交手段抵制德国而终止。德国又一次以突然性的威胁姿态干扰了整个欧洲。她又一次对法国使用最粗暴的恐吓。她第一次使英国政治家有了直接接触战争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欧洲大陆人民的心头从未消失。可是法国人做出了让步与补偿。关于在西非法、德领地边界的错综复杂的谈判（谣言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宗主国间最终订立了一个协定。在我们看来法国赢得相当的利益。但法国并不特别高兴，在那些焦虑不安日子里主持工作的总理卡约先生被免除职务，其原因在当时很难领会，但从以后的事态来看便能较易理解。德国统治阶层里的紧张程度必定极为严重。德国殖民大臣冯·林德奎斯特还没有来得及在协定上签字就辞职了。毫无疑问，在德皇居住的宫殿内，众多穿着光彩夺目制服的朝臣们内心正充满着深刻而强烈的屈辱感和仇恨的激情，而这些充满激情的人中皇储本人是代表。世界把无限的污秽积聚在这个不幸者的身上。事实上他也许与一个普通的年轻骑兵中尉不相上下，他没有受过公立学校的一般教育，也不必考虑如何谋生。他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他主要把魅力滥花在女人身上，但在黑暗的日子里他的魅力迷惑了维灵根的青年人。在高级指挥官、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导人充满激情的眼光的注视下和言辞的阿谀下，他已被冲昏了头脑。因此他纵身投入这强劲的爱戴潮流中，成为一股权势，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权势的中心，有了这种地位，德皇也得刮目相看。德国再次着手增加自己陆、海军的力量。

冯·提尔皮茨写道：“问题是我们要绷紧神经，继续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避免所有挑衅，而且要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来，迫使英国人让我们和平呼吸。”仅仅是和平呼吸！需要什么可怕的装备来保证获得这个简单的呼吸动作！

* * *

现在我们得追述法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1911年早期，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和法国指定的陆军战时总司令米歇尔将军为战役计划草拟了一个报告。他宣称德国肯定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德国人的包抄运动不会限于比利时默兹河南面，而会越过它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其范围包含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他断言德国参谋部立刻使用的不只是他们的21个现役军，还要加上众所周知的他们打算通过总动员组建的21个后备军的大部分。因此法国应准备面对通过比利时的庞大包抄运动和一支一开始就包含42个军大部分的敌军。为迎击这次入侵，他建议法国人应该从一开始就组织和使用自己后备军的大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与每一个现役编制并行建立一个后备编制，使两个单位在率领现役单位的军官的指挥下一起开上战场。使用这个办法动员起来的法国陆军将从13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德国入侵军将面对至少相等人数的法军。许多法国军的编制将提高到70000人，大部分的团将成为由6个营组成的旅。

米歇尔将军下一步将部署这些部队。他建议把最大部分的军队近50余万人布置在里尔和阿韦讷之间，以抗击德国包抄运动的主要兵力，他把第二大兵力30万人放在50万最大兵力的右面——在伊尔松和勒泰勒之间；他指定22万兵力守卫巴黎，这部分人也用作总预备队。其余军队沿东部边界配置。这就是法国军队领导人1911年的计划。

这个计划与法国军事思想主流直接相反。总参谋部不相信德国会采取通过比利时做包抄运动的战略，肯定不会通过比利时的北部。他们不相信在刚开始的战斗中德国会使用他们的后备部队。他们也不认为后备队不经过长期训练就有能力参加战斗。他们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德国人只会使用其现役部队，他们将以极快速度进攻，在穿过东部防线时法国反击部队一定要迎击并阻止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人的编制应该尽可能大比例地保持实际作战的军队和尽可能小比例地保持后备队。怀着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制定《三年兵役法》，保证至少得到两支由年轻士兵组成的完整部队。在法国参谋部里，除了参谋长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属于进攻学派，他们中间最活跃的鼓吹者是格朗迈松上校，他们热切地相信，胜利能够通过一次对敌人的激烈而凶猛的突然攻击在最初一刹那夺得。

这种意见冲突决定了米歇尔将军的命运。可能是他的个性和气质与他深邃而敏锐的判断力不相称。这样的差异常常损害到真正的政策。在国防会议上他的同事联合成绝大多数来反对他。在阿加迪尔危机紧张期间他们的争议达到紧要关头。新任国防部长梅西米上校坚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米歇尔的计划。这位副主席处于孤立地位；几乎任何一个将军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同意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没过几天国防部长便通知他：他已失去法国陆军的信任，7月23日他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政府的意图是，米歇尔的职务由加列尼或波继任；可是波要求任命一些将级军官，而部长不接受他的请求。他的任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表面上以他的年龄为理由，一旦提出这个借口，对加列尼似乎更加不利，因为后者比他年纪更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选择落在霞飞将军头上。

霞飞是工程兵军官，在马达加斯加，他在加列尼麾下和在摩洛哥担当不同职务后，获得思想稳健、沉默寡言和意志坚强的名声，1911年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很难找到一个人物比他更不像英国人想象中的法国人——这个人大脑袋，宽肩膀，思考慢条斯理，行动迟钝，土里土气。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种类型的人：第一眼看来就觉得不适合编织和拆散深奥复杂而庞大的现代战争之网。他是国防委员会中资格较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率领过军队，甚至没有在战争演习中指挥过军队大规模调动。在这类演习中他只扮演过交通线监察长的角色，而当时他被委派在这个岗位上做动员军队的工作。

霞飞得知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命提名时感到忧虑和困惑，这是自然的也是可信的。他的迟疑因得到卡斯泰尔诺将军由他特别安排的保证而消除。这位将军深谙法国参谋部的计划与理论，特别精通打大仗。因此霞飞作为法国参谋部提名的主要人选和他们理论的代表而接过权力。他一直不变地忠于这个概念，三年后法国注定要遭受的巨大灾难，从那时起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霞飞将军的品格适合为战争前的几届短暂法国政府提供最有用的服务。他代表并体现变动世界中的“稳定”和派系斗争世界中的“不偏不倚”。他是具有明确政治观点的“优良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擅长搞政治的军人或参与阴谋的军人。没有人怀疑他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指责他牺牲天主教利益支持无神论的将军们。在政治家对今后的大决战只会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和七嘴八舌讲空话的时候，法国对这位将军无论如何有某些可以托付的地方。在近三年的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更迭中，霞飞连任他的职务，我们有把握说，在局势变得日益险恶的岁月里，他在技术事务上的建议，几乎总是被任期短促的部长们所采纳。他在卡约和梅西米手下任职，在普安卡雷和米勒兰手下任职，在白里安和艾蒂安纳手下任职，当战争爆发时，他再次在维维亚尼和梅西米手下任职。

* * *

最后让我们再谈谈英国的情况。

10月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与他一起在苏格兰住些日子。在我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当我们在从海边沙地去他家的路上时，他十分突然地问我愿不愿去海军部。当他刚担任首相时也向我提过同一问题。这次我不再犹豫怎么回答。我的内心满是战争的危险。我欣然接受了。我说：“我当然愿意。”他说明天霍尔丹先生来看他，我们一起谈这件事。但我知道他的心意已决。傍晚的夕阳映照出远处慢慢驶出福斯港湾的两艘战舰的轮廓。在我眼中，它们似乎有新的意义。

当晚，在我上床时，我在卧室中看到放在桌上的一本大《圣经》。我得到的消息占据了我的内心，职位的完全改变和托付给我的任务激荡着我的思绪。我想到英国的危险，她热爱和平却考虑不周和缺乏准备；我想到她的力量与美德，想到英国提倡的良知和公道的使命。我想到强大的德国，高高耸立在其帝国光辉上，用她深邃、冷静、有耐心、无情的分析方法进行钻研。想到在陆军1907年布雷斯劳演习中，我曾目睹这些矫健男儿从我面前一拨又一拨地跋涉而过；想到1910年在维尔茨堡四周、在山冈上以及沿马路，几千匹强壮的马拖着大炮和大批榴弹炮。我想到德国人的教育和他们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建树所具有的含义。我想到德国赖以建立权势的突然而成功的战争。我随意打开《圣经》，在“申命记”的第9章中我读到：

1．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

2．那国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3．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4．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

5．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这段话看来是充满安慰与鼓励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