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格，或人本身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明白，相比于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或别人如何看待他，人本身给他带来的幸福更多。一个人本身是什么，以及他自己身上所具备的品质，总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他的个性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并影响到他的所有经历。例如，在每一种愉悦中，快乐主要取决于一个人自己。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在身体的愉悦方面有多么正确，而在精神享受方面更是如此。
当我们使用“自得其乐”（to enjoy one's self）这一英文表达时，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非常醒目而恰当的短语。对于观察者来说，不是“他享受巴黎”，而是“他在巴黎自得其乐”。对于一个有病态个性的人来说，所有的快乐就像美酒入苦口。
因此，在生活的福气和弊病中，与其说取决于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不如说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的反应的类型以及强弱程度。一个人是什么、拥有什么——即人格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是唯一直接影响到其快乐和幸福的因素。其他一切都是间接的，其影响可以被消除，但人格的影响则永远不会。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品质激起的嫉妒是所有嫉妒中最难缓和的，正如它也是被最为精心地掩饰的一样。
此外，我们意识的结构，是我们所做或所遭受的一切中永远存在和持久的元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的个性或多或少都在持续地起着作用；所有其他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并且受制于各种机会和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会说：
持久的不是财富，而是性格。[19]
同理，相比于咎由自取的不幸，我们更容易承受完全来自外在的不幸。因为命运可能永远都在变化，但性格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主观的福气——高尚的天性、精明的头脑、快乐的气质、开朗的精神、健美的身体和完美的体魄——即“身心和谐健康”，是“幸福的首要元素”。所以，相比于拥有外在的财富与荣誉，我们应该更专注于促进和保持身心和谐健康。
而在所有这些中，使我们最直接获得快乐的是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因为这一良好的素质本身就是直接的回报。快乐的人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成为这个样子——事实上，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本性。没有什么能像这种素质一样，可以完全弥补失去其他所有福气的损失。
如果你认识一个年轻、英俊、富有、受人尊敬的人，而且想更进一步知道他是否幸福，你可以问：“他快乐和友好吗？”如果他快乐，那么无论他是年轻还是衰老，挺拔还是驼背，贫穷还是富有，又有什么关系？他是幸福的。
早年，我翻开一本旧书，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笑得很多，你就会快乐；如果你哭得很多，你就会不开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但正是因为它如此简单，我永远无法忘记，即使这顶多算是一句老生常谈。所以，如果快乐敲我们的门，我们应该敞开门，因为它从来不会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经常对让它进来感到顾虑。我们希望自己非常确信，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足；然后我们担心在严肃地思考或沉重地操劳的时候，愉快的心情可能会带来干扰。
快活是一种直接的收获——它是幸福的现金，而不是像其他一切那样，仅仅是银行里的一张支票。因为它本身就使我们在当下立即感到快乐，这是人类的至高福气，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个永恒之间一个微不足道的时刻。确保和促进这种快活的感觉，应该是我们为追求幸福而付出的所有努力的最高目标。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财富对快乐的贡献更小，也没有什么比健康对快乐的贡献更大了。那些下层阶级，即所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快乐和满足吗？而且，难道我们不是在富人和上层阶级中，发现他们脸上充满了不愉快和烦恼吗？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高度的健康，因为快乐就是健康开出的花朵。我必须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减少所有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不要长期地精神操劳，每天要在户外锻炼，勤洗冷水澡，并采取一些保健措施。因为如果没有适量的日常锻炼，任何人都不可能保持健康。生命的所有过程都需要锻炼，来适当地发挥其功能，不仅锻炼部分器官，而且锻炼整个身体。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生命在于运动”，这就是它的本质。
生物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停地快速运动。心脏有着复杂的双收缩和舒张，跳动强烈而不知疲倦；每跳28下，它就推动全身血液通过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肺就像蒸汽机一样往复运动，毫不间断；肠道总是在蠕动；腺体都在不断地吸收和分泌，甚至大脑也有自己的双重运动，每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都是如此。
当人们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时候，就像无数人注定要久坐不动，外在的不活跃和内心的骚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而致命的不平衡。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内在运动需要一些外在的对应物，而缺少它就会让我们不得不压抑情感。即使是树木，也必须被风摇动才能茁壮成长。在这里可以应用的法则，用一句拉丁文谚语来表达最为简洁：
运动的速度越快，就越成其为运动。
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精神，而这些又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可以通过比较同样的外部环境或事件在我们健康和强大时对我们的影响，与我们抑郁和被疾病困扰时所产生的影响看出来。让我们快乐或痛苦的，并不是客观上事物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以及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正如爱比克泰德[20]所说：
人不受事物的影响，而是受对事物的看法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十分之九的幸福仅仅依赖于健康。有了健康，一切都是快乐的源泉；而没有健康，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令人愉快。甚至，一个人的其他福气，如伟大的心灵或快乐的气质，都会因为缺少它而大打折扣。
因此，当两个人见面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表示希望对方健康，这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健康是人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愚蠢就是为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幸福而牺牲健康，无论是为了获利、进步、学习还是名声，更不用说为了转瞬即逝的感官愉悦了。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排在健康的后面。
但是，无论健康如何有助于精神饱满，它对我们的幸福多么重要，精神饱满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一个人的体格可能非常健康，但仍然具有忧郁的气质，通常满怀悲伤。造成这种情况的最终原因无疑是天生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身体结构，尤其与这个人对肌肉和生命力的敏感性有关。反常的敏感产生了精神的不平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忧郁，伴随着无拘无束的活泼的周期性发作。“天才”是指其神经能力或者敏感度过人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非常正确的观察：
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卓尔不群的人，似乎都是气质忧郁的。[21]
这无疑也正是西塞罗[22]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全能、聪明、忧郁的存在”[23]时，他脑海中所想的。莎士比亚[24]在《威尼斯商人》的以下台词中，非常巧妙地表达了这种激进的、与生俱来的气质多样性：
老天造下人来，真是无奇不有，
有人总是从他的小眼睛向外窥探，
像看见风琴手的鹦鹉一样笑；
有人终日愁眉苦脸，
即使不苟言笑的长者发誓说那笑话很好笑，
他听了也不肯露一露他的牙齿，
装出一个笑容来。
这就是柏拉图[25]在“乐天派”和“厌世者”（好相处的人和难相处的人）之间所做的区分，他在证明中提到不同的人对愉快和痛苦的印象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这样一个人就会对使得另一个人绝望的东西发笑。一般来说，对不愉快印象的敏感度越强，对愉快印象的敏感度就越弱，反之亦然。
如果一件事的结果同样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那么如果问题是不利的，厌世者会感到恼火或悲伤，在应该感到开心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乐天派对不利的问题既不会担心也不会烦恼，但如果结果好的话，他会很高兴。有一个人，如果十个事业中有九个成功了，他并不会高兴，而是会因为其中一个失败而感到恼火；而另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成功，他会设法在这一事实中找到安慰，并保持愉快的心情。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总体上来说，与那些降临在快乐和无忧无虑的人身上的不幸和痛苦相比，忧郁和焦虑性格的人必须克服的不幸和痛苦更多是虚构的，因此并不是现实的。一个将一切都涂成黑色，不断担心最坏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像一个总是看到事物光明一面的人那样，经常感到失望。
当厌世者受到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疾病的影响，被天生的忧郁倾向所控制，久治不愈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生活的厌倦感，继而产生一种自杀的倾向。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愉快，事实上也可能会导致自杀。当这种倾向达到最坏的状态时，它可能不是由任何特定的事情引起的。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永远不快乐而决心结束自己的存在，然后冷静而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从承受痛苦的人在受到监视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通常急切地等待着抓住监视者第一个没有防备的时刻。这时，他没有颤抖，没有挣扎或退缩，他可以使用现在自然和受欢迎的方式来获得解脱。[26]
即使是最健康的，甚至可能是最开朗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下定决心去死。例如，当他的痛苦或对某些不可避免的不幸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的时候，唯一的区别在于导致致命行为所必需的痛苦程度。对于快乐的人来说，所需的痛苦程度是很高的；而对于忧郁的人来说，程度就很低。忧郁越严重，需要的程度就越低，最后甚至可能降到零。
但如果一个人是开朗的，他的精神是由良好的健康状态支撑的，那么就需要高度的痛苦才能让他对自己动手。从仅仅源于先天阴郁的病态强化而自杀，到完全有客观理由而结束自己存在的健康而快乐的人的自杀，在自杀的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个刻度。
美貌在一定程度上与健康有关，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优势。确切地说，它并不对我们的幸福做出直接的贡献，而是通过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间接地做到这一点。即使在人类身上，这也并非不重要的优势。美丽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它使心灵偏爱美貌之人。正如荷马的诗句中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
除了神之外，
这份光荣的礼物没有人能给予。[27]
最普遍的调查表明，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是痛苦和无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有幸摆脱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靠近另外一个。事实上，生活会在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地剧烈震荡。这是因为这两极各自站在对方的双重对立中——外在的或客观的，以及内在的或主观的。艰苦的环境和贫穷会令人痛苦，而如果一个人非常富裕，他就会感到无聊。
因此，当下层阶级不断地与需求（换句话说，与痛苦）抗争时，上层阶级则与无聊进行持续的、往往是绝望的斗争。[28]内在或主观的对抗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个人身上，对痛苦的易感性与对无聊的易感性成反比，因为易感性与心智力量成正比。
听我来解释。迟钝的头脑通常有迟钝的情感，任何刺激都无法影响其神经。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性情，它不会感到痛苦或焦虑，无论多么严重或多么可怕。现在，智力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底端，这种空虚印在许多面孔上，通过对外部世界中所有琐碎环境的持续而生动的关注，而透露出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才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在兴奋之后不断喘息，以便有借口给头脑和精神以某种东西来消磨时间。
人们为了这个目的而选择的东西并不是很特别，从他们所依赖的可怜消遣，以及他们对社交乐趣和交际的想法，或者从在门口的台阶上闲聊或朝窗外张望的人数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所以人们去追求社交、消遣、娱乐，各种铺张，导致了许多人的奢侈和贫穷。
没有什么比内在的财富、心灵的财富更能防备痛苦了，因为它越是成长，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无穷无尽的思维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中找到任何新的材料来加以工作，能够并且准备好形成它们之间的新组合——在那里，除了放松的时刻，你有一些东西可以振奋心灵，还可以远远摆脱无聊。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植根于高度的敏感性、更强的意志力、更大的激情。这些品质结合起来，让情感能力得以增强，从而对所有精神甚至身体的疼痛更加敏感，对障碍更不耐烦，对干扰更为怨恨。
所有这些倾向都因为想象力而增强，脑海中想到的一切都变得栩栩如生，包括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智力水平的人，从最愚蠢的人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人越接近人类生活中痛苦的一个来源，他就离另一个来源越远。
因此，一个人的天性会导致他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地符合他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他将采取最大的措施，来应对他最容易感受到的那种形式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智者将努力摆脱痛苦和烦恼，宁静而悠闲，从而过一种安静、谦逊的生活，尽可能少与外界接触。
因此，在与所谓的同伴们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之后，他会选择过退隐的生活，甚至，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他会选择独自一人生活。因为一个人自己身上拥有得越多，他对别人的要求就越少，事实上，其他人对他的要求也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不合群。诚然，如果智力的“质量”可以用数量来弥补，那么生活在人间也是值得的。但不幸的是，一百个傻瓜加在一起，也无法造就一个智者。
但是，站在天平另一端的人刚从贫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消遣和社交，结交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尽一切可能逃避自己。因为在孤独中，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资源所支配，一个人自己拥有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穿着漂亮衣服的傻瓜在他悲惨个性的负担下呻吟，这是他永远摆脱不了的负担；而有才华的人用他充满活力的思想，在荒地上生活。塞涅卡[29]宣称：
愚蠢是愚者的负担。
这是一句实话，可以与西拉之子耶稣[30]的话相比较：
蠢人的生命比死亡更糟糕。[31]
而且，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会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智力的贫乏和普遍的庸俗成正比。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孤独，要么选择庸俗，别无他法。据说，所有人当中最善于交际的是黑人，而他们在智力上处于最底层。我记得有一次在法国报纸上读到，北美的黑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都喜欢在最小的空间里关进最多的人，因为再多的相互陪伴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够的。
大脑可以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一种寄生物，可以说是与身体生活在一起的退休人员。而闲暇，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自由享受自己的意识或个性的时间，是生命中其他时刻的辛苦劳作换来的。但是，大多数人的闲暇会带来什么呢？除了声色之娱和愚蠢之举，就是无聊和乏味。这样的闲暇是多么没有价值，可以从使用它的方式中看出来。正如阿里奥斯托[32]所说：
无知之人的闲暇时间是多么悲惨！
普通人只想着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而任何有才华的人都试图利用它。智力有限的人容易感到无聊的原因是，他们的智力无非就是将意志的动力付诸实施的手段：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来推动意志，它就会休息，他们的智力就会休假，因为与意志一样，智力也需要某种外在的东西来发挥它的作用。其结果是，无论一个人拥有什么力量，都会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状态——也就是无聊。
为了抵消这种痛苦的感觉，人们会转移到琐碎的事情上，而这些琐碎的事情会让他们暂时感到兴奋，希望能以此激发意志的行动，从而激发智力的行动，因为正是后者必须使意志的这些动机生效。这与真实、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如同纸币与银币的区别。因为它们的价值只是任意的（如纸牌游戏等），这些游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如果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男人就会搓手或者抖腿，或者将雪茄当成锻炼大脑的颇受欢迎的替代品。
因此，在所有国家，社会上的主要职业都是打牌，这是其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其思想破产的外在标志。因为人们没有想法可以交流，所以他们发牌，并试图赢得彼此的钱。白痴！但我不希望不公正。因此请让我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纸牌游戏是对世界和商业生活的准备，因为人们由此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偶然但不可改变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是纸牌），并尽可能多地利用它们。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学会点虚伪的东西，即使抓到一手臭牌还能得意洋洋；另外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玩牌使人道德败坏，因为它的整个目的是使用各种伎俩和诡计，以赢得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在牌桌上学到的这种习惯扎根于实际生活中，在每天的事务中，一个人逐渐将“我的”和“你的”当作纸牌看待，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他所拥有的任何优势，只要不落入法律的怀抱即可。我所说的例子在商业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
那么，既然闲暇是存在之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的果实，因为它使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那些自身有一些真正东西的人确实是幸福的。但是，闲暇只会让大多数人变成一无是处的家伙，无聊透顶，自己都烦自己。因此，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欢呼吧：
我们不是婢女的孩子，而是自由之子。
此外，由于没有哪一块国土比需要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进口的土地更加富裕，所以最幸福的人就是拥有足够的内在财富，几乎不需要外界来维持生活的人。因为进口的东西是昂贵的，会暴露出依赖性，带来危险，有时会有麻烦，而且总体上是本国产品的劣质替代品。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望，或者更普遍地说，不该对外部世界寄予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最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重要的是独立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
因此，这是歌德在《诗与真》中认识到的一般真理的另一个应用，即在任何事情上，一个人最终都必须对自己有吸引力。或者，正如戈德史密斯[33]在《旅行者》中所说的：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
我们自身的幸福，
要自己去创造，去发现。
自己是最好的东西的源头，是一个人能达成的最大幸福。一个人越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的源泉，他就会越快乐。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有道理：
快乐就是自给自足。[34]
因为所有其他幸福的来源在本质上都是极其不确定、不稳定、转瞬即逝的，受机会摆布。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它们也很容易被耗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并不总是触手可及。而到了老年，这些幸福的源泉必然会枯竭：那时，爱会离开我们，还有敏捷的才思、旅行的欲望、对马的喜爱、社交的天赋；朋友和亲戚也会被死亡从我们身边夺走。然后，幸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一个人自己身上有什么。因为这是他最为长久拥有的东西，在生命的任何时期，这都是唯一真正和持久的幸福源泉。
幸福是无法从别处得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和痛苦，如果一个人逃脱了这些，无聊就在每个角落等着他。不仅如此，通常占上风的是邪恶，而愚蠢制造的噪音最大。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悲的。一个内心丰富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像在十二月夜晚的漫天霜雪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快乐的圣诞小屋。因此毫无疑问，世上最幸福的命运就是拥有丰富的个性这一难得的天赋，尤其是拥有良好的智力禀赋。这是最幸福的命运，尽管它并不是一种会非常成功的命运。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35]19岁时关于笛卡尔[36]的那句话中蕴含着极大的智慧，当时笛卡尔在荷兰最孤独的地方生活了20年，除了零星报道，她只知道他的一篇文章。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状况非常令人羡慕。”[37]当然，正如笛卡尔一样，外部环境必须足够有利，才能让一个人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幸福。或者，正如我们在《旧约·传道书》中读到的：
对在日光之下的每一个人来说，有智慧又有产业，实在是好得无比的事。[38]
被大自然和命运赐予智慧福气的人，将会最急切和谨慎地保持自身的幸福源泉畅通；为此，独立和闲暇是必要的。为了获得它们，他会愿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的资源保护起来。尤其是他不像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局限于外部世界。
因此，他不会被对职位或金钱的期望，或同伴的青睐和掌声所误导，为了迎合低级的欲望和庸俗的品味而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遵循贺拉斯在给梅塞纳斯[39]的信中提出的建议。为了外在的人而牺牲内在，为了荣耀、等级、排场、头衔和荣誉，而牺牲一个人全部或大部分的宁静、闲暇和独立，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这就是歌德所做的。我的守护神则将我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我在这里坚持的真理，即“人类幸福的主要来源是内在的”这一真理得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最准确的观察的确认，即“每一种快乐都是以某种活动或者施展某种能力为前提的，没有它们，快乐就无法存在”[40]。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一个人的幸福在于他最高能力的自由锻炼，这也是斯托拜乌斯[41]在他对逍遥学派哲学的阐述中阐明的[42]。他说：
幸福意味着在你所从事的所有活动中充满活力并且成功。
他解释说，这里所说的“活力”的意思是对任何事物的“精通”，无论它是什么。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那些力量的最初目的，是使人类能够与困扰他的各个方面的困难做斗争。
但是，如果这场斗争结束，他未被运用的力量就会成为他的负担。他必须开始用它们来工作和游戏——我的意思是，毫无目的地使用它们，而不是为了避免人类痛苦的另一个来源——无聊，因为他很容易就会感到无聊。上层阶级和富有的人是无聊的最大受害者。
卢克莱修[43]很久以前就描述了他们的悲惨状况，直到今天，他所描述的事实在每一座伟大都市的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
富人很少在自己的府邸里，因为待在那里会让他感到无聊，但他仍然会回到那里，因为他在外面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要不然他就匆匆赶回乡下的房子，仿佛房子着火了似的。他刚到那里，就又感到无聊了，想要在睡梦中将一切都忘掉，要不然就再一次匆匆回城里去。[44]
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肌肉发达并且充满活力，但这些力量不同于头脑的力量，不能长时间保持充分的活力。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要么根本没有精神力量，要么因为缺少工作而无法培养出任何才能，从而使他们陷入悲惨的境地。
然而，他们仍然拥有意志，因为这是唯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他们试图通过激烈的兴奋来刺激自己的意志，例如高赌注的赌博——毫无疑问，这是最堕落的恶习。人们可以普遍地说，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他肯定会选择适合自己擅长的那种力量的娱乐方式——可能是滚球，也可能是国际象棋、打猎或绘画、赛马或音乐、纸牌或诗歌、纹章学或哲学，或其他一些业余兴趣。
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方法将这些兴趣分类，将它们归结为三种基本力量的表达，也就是说，根据构成人的生理结构的因素来划分。而且，通过自己去考虑这些力量，且不说它们可能促进达成的任何明确的目标，只是作为三种可能的快乐来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所擅长的，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
首先是“生命能量”的愉悦，食物、饮料、消化、休息和睡眠的愉悦；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可以说这些都是特有的和全国性的愉悦。其次是“肌肉能量”的乐趣，如散步、跑步、摔跤、跳舞、击剑、骑马和类似的竞技活动，有时采取运动的形式，有时采取军事生活和真实战争的形式。最后是发挥鉴赏力的乐趣，如评论、思考、感受，或爱好诗歌、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哲学等。
关于每一种快乐的价值，相对价值和持续时间，可以说的有很多，但是我想让读者自行补充。不过每个人都会看到，所发挥的力量越高尚，它给人的快乐就越多。因为快乐总是涉及运用自己的能力，而幸福就在于频繁地重复快乐的过程中。没有人会否认，在这方面，发挥鉴赏力的愉悦比其他两种基本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更为高级。因为后两者平等地存在于——不，在更大程度上存在于野兽之中。
正是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鉴赏力，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现在，我们的精神力量是鉴赏力的各种形式，因此其压倒性的数量使我们能够获得与心灵有关的那种快乐，即所谓的“智力愉悦”，而且鉴赏力越是占主导地位，快乐就会越多。[45]
正常的普通人只是对能激发其意志的东西产生鲜明的兴趣，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是个人兴趣爱好的事物。但至少可以说，意志的持续兴奋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加混合的好东西；换句话说，它也包含了痛苦。玩牌，无处不在的“美好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种刺激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通过兴趣的手段，来产生轻微和短暂的痛苦，而不是真正的、永久的痛苦。事实上，玩牌只是对意志的一种挠痒。[46]
另外，一个具有强大智力的人能够以纯粹知识的方式，对事物产生鲜明的兴趣，而不是混合的意志；不，这种兴趣对他来说是必要的。这一兴趣将他放在与痛苦毫不相干的领域中——一种更加神性的氛围，众神在那里安详地生活着。[47]
看看这两幅图画——大众的生活，一份漫长而枯燥的挣扎和努力的记录，完全致力于个人福利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各种形式的痛苦。一种一旦这些目标得到满足，人又回到自己身上，被难以忍受的无聊所困扰的生活，在那里，只有狂野的激情之火，才能再次唤起他的某种触动。
另一方面，一个人被赋予了高度的精神力量，过着一种思想丰富、充满活力和意义的生活，只要他一有空，就被有价值的、有趣的东西占据，在他自己身上承载着一种最高贵的快乐的源泉。他想要的外部激励来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自对人类事务的思考，来自各个时代和国家的伟人的成就。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完全欣赏这些杰作，因为只有他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他们。
因此，那些伟大的人只有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生活过。正是对他，他们发出了呼吁，其余的人只是偶然的倾听者，对这些伟大的人及其追随者只是一半理解。当然，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意味着，他比其他人更需要阅读、观察、学习、冥想、练习，简而言之，需要不受干扰的闲暇。因为，正如伏尔泰所说：
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而真正的需求就是他们可以获得快乐的条件，而其他人将这些拒之门外——大自然和艺术以及文学的各种美。将这些快乐堆积在那些不想要也不能欣赏它们的人身边，就像期待老年人坠入爱河。在这方面享有特权的人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生活，一种是智识的生活。后者逐渐被视为真正的生活，而前者只是一种手段。其他人则将这种肤浅、空虚和烦恼的存在本身作为目的。
这样一来，一个人会将智识的生活置于所有其他消遣之上：随着洞察力和知识的不断增长，这种智识的生活就像一件慢慢成形的艺术作品，将获得一种一致性、一种不变的强度、一种越来越完整的统一性。与之相比，一种致力于获得个人舒适的生活，一种确实可以扩展，但永远不能深化的生活，只是一种拙劣的表现。然而，正如我所说的，人们将这种更为卑贱的存在本身当作一种目的。
每一天的平凡生活，只要不被激情所感动，就是枯燥乏味的；而如果真的被激情感动，很快就会变得痛苦。只有那些自然界偏爱的人才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一些多余的智力，超越了实现其意志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这使他们也能够过上理智的生活，一种没有痛苦的生活，充满了鲜活的兴趣。仅仅只有闲暇，也就是说，不为意志服务的智力，其自身是不够的：必须有真正的能力过剩，从意志的服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智力的服务。因为，正如塞涅卡所说：
不识字的闲暇是一种死亡，一座活的坟墓。
随着过剩的数量不同，在这个第二生命、心灵的生命中将会有无数的发展；它可能仅仅是对昆虫、鸟类、矿物、硬币的收集并贴上标签，或者是达到诗歌和哲学的最高成就。心灵的生活不仅使人免于无聊，还可以抵挡无聊的有害影响。它使我们远离坏人，远离许多危险、不幸、损失和奢侈，这是那些将自己的幸福完全放在客观世界中的人肯定会遇到的。例如，我的哲学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一分钱，但它为我节省了很多费用。
普通人将生命中的幸福放在外部的事物上，包括财产、地位、妻子和孩子、朋友、社交等，所以当他失去他们或者发现他们令人失望时，他幸福的基础就被摧毁了。换句话说，他的重心不在他自己，伴随着每一个愿望和心血来潮，它不断地改变着他的重心。如果他是一个有钱人，今天是他在乡下的房子，明天是买马，或招待朋友，或旅游——简而言之，是一种普遍奢侈的生活，原因是他在外部的事物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就像一个失去了健康和力量的人，他试图通过服用汤水和药物来恢复，而不是通过发展自己的生命力——他所失去的东西的真正源头。在进行相反的研究之前，让我们将介于两者之间的人与这种普通类型的人进行比较。这样一个普通人可能被赋予了卓越的智力，不是完全具有卓越的思维能力，而是拥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智力。他会对艺术产生业余兴趣，或者将注意力放在科学的某些分支上，例如植物学或者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并在这些研究中找到巨大的乐趣。当幸福的外在力量耗尽或不能再满足他时，他会用这些研究来娱乐自己。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可以说他的重心部分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对艺术的业余兴趣与创造性活动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业余的科学追求往往是肤浅的，而不是穿透到事物的核心。一个人不能完全认同这样的追求，也不能让他的整个存在完全充满并渗透到这些追求之中，以至于对其他一切都失去兴趣。
只有最高的智力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才能达到这种强度，将所有的时间和存在作为主题，并努力表达其独特的世界观，无论这种世界观是否将生命作为诗歌或哲学的主题来思考。因此，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不受干扰地拥有自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孤独是受欢迎的，闲暇是最好的，其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繁重的。
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说重心完全在自己身上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人——他们非常罕见——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都不会表现出对朋友、家人和整个集体的热情和无限的兴趣，而其他人往往会这样。因为如果他们只有自己，他们不会为失去其他一切而悲伤。这给他们的性格带来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特点，因为其他人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他们。
总的来说，他们与其他人的性质是不同的。不仅如此，而且因为这一差异不断地提醒他们与其他人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习惯于作为外来者在人类之间游走，并且在总体上思考人性的时候，会说“他们”而不是“我们”。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被大自然赋予智力财富的人是最幸福的。的确，相比客观方面，我们更关注主观方面。因为无论前者是什么，它只能间接地、次要地，并通过后者来影响我们。琉善[48]精妙地表达了一个真理：
真正的财富只能是灵魂的内在财富，
其他财富带来的烦恼多于好处。[49]
拥有内在财富的人除了不受干扰的闲暇这一礼物，别的什么都不想要，他只想去发展和成熟自己的智力，也就是享受自己的财富。简而言之，他的整个一生都想要做他自己，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如此。如果他命中注定要给整个人类留下深刻印象，他只有一个衡量幸福或不幸福的尺度——成功或失败地完善他的力量和完成他的工作。其他的都是小事。因此，各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将不受干扰的闲暇视为最高价值，其价值与人本身的价值完全一样。亚里士多德说：
幸福似乎存在于闲暇中。[50]
第欧根尼·拉尔修[51]在《名哲言行录》中说：
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所有财产中最公平的。
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致力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或者，正如他在《政治学》中所说：
任何力量的自由行使，无论它是什么，都是幸福。[52]
这再次符合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
一个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人，在使用天赋中找到了最大的幸福。
但是，拥有不受干扰的闲暇，远不是普通的生活。这是一种与人性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普通人的命运就是花费一生的时间，去获取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他是奋斗与需求之子，而不是自由的智慧之子。因此，人们很快就会对不受干扰的闲暇感到无聊，如果没有任何虚构和强迫的目标占据它，比如玩耍、消遣和各种爱好，它就会成为一种负担。
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充满了可能的危险，“大声喧哗的总是无事可做的人”是一句实话——如果你无事可做，就很难保持安静。另一方面，远远超过常人标准的智力既是不自然的，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它存在，并且被赋予它的人是快乐的，他将恰恰想要别人认为繁重或有害的那种不受干扰的闲暇。因为没有它，他就是一匹被人奴役的飞马，因此而不快乐。
如果这两种不自然的情况，外在的和内在的，不受干扰的闲暇和伟大的智力，碰巧在同一个人身上重合，那就是一大笔财富。如果命运到目前为止是有利的，那么一个人就可以过上更高的生活，这种生活受到了保护，使其免于遭受人类痛苦的两个相反的来源——痛苦和无聊——免于痛苦的生存斗争，以及无法持久的闲暇（这本身就是自由的存在）。只有将痛苦和无聊这两者相互中和，才能避免让我们受苦。
但是，有些人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伟大的智力天赋意味着超常的神经活动，因此对各种形式的疼痛都有非常高的敏感度。此外，这样的天赋暗示着一种强烈的气质，其想法更多且更加生动。而作为巨大智力力量不可分割的伴奏，使得它的拥有者会有相应的强烈情感，并且这些情感无比强烈，以至于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折磨。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的东西产生的是痛苦，而不是快乐。
同样，智力的巨大禀赋往往会使拥有它的人与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格格不入。因为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拥有得越多，在他人身上发现得就越少；而其他人从中获取快乐的各种事情，他会认为肤浅而乏味。那么，这也许是补偿法则普遍适用的另一个例子。人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并带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说心胸狭窄的人实际上是最幸福的，尽管他的命运并不令人羡慕。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让读者自行判断；更何况，索福克勒斯[53]已经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智慧是幸福中最大的部分。[54]
在另一段话中，他又宣称：
轻率的人的生活，是所有人中最愉快的。[55]
旧约的哲学家们也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矛盾之中：
傻瓜的生命比死亡还糟糕。[56]
又说：
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忧伤，增加知识的人也增加忧愁。[57]
然而，我可以说，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因为他的智力有限而且正常，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所谓的“平庸之辈”（philistine）——这个词一开始是德语中的特有表达，是大学里的一种俚语，后来用于类比，在更高的意义上使用，虽然在它的原始意义上，它指的仍然是那些并非“缪斯之子”的人。平庸之人一直平庸。
我宁愿站在更高的角度，用“平庸之辈”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总是严肃地忙于非现实的现实的人。但是，由于这样的定义将是一个先验的定义，因此一般不容易理解。它在本书中出现并不恰当，因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流行。另一个定义可以更容易地解释，因为它已经足够令人满意地指出了所有那些将平庸之辈区分开来的本质。他被定义为“没有精神需求的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首先，关于他自己，他没有“智力上的快乐”；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平庸之辈没有获得知识和洞察力的欲望，也没有体验真正的审美愉悦的欲望。如果这种快乐是一种时尚，平庸之辈发现自己不得不关注它们，他会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他会尽可能少地对它们感兴趣。他唯一真正的快乐是一种感官上的快乐，他认为这些快乐可以补偿其他方面的失落。对他来说，牡蛎和香槟是最高境界的存在物；他的人生目标是获得对他身体健康有贡献的东西，如果这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那他就的确乐在其中了。如果生活的奢侈品堆积在他身上，他难免会感到无聊，而为了避免无聊，他有很多幻想的药方，如舞会、剧院、聚会、打牌、赌博、马、女人、喝酒、旅行等。所有这些都不能确保一个人免于无聊，因为没有智力需求，就不可能有智力乐趣。
庸俗之人的独特特征是一种枯燥无趣的严肃，类似于动物的严肃。没有什么能真正使他高兴、兴奋或感兴趣，因为感官上的快感很快就会耗尽，而平庸之辈的社交很快就会变得繁重，他们甚至可能对打牌感到无聊。诚然，还剩下虚荣带来的快感。他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这一快感，要么是觉得自己在财富、地位，或者是对其他人的影响力和权力上具有某种优越性，而其他人随之对他报以尊敬；或者至少，通过与那些非富即贵的人交往，围着他们打转而觉得沾了光——英国人称之为“势利小人”。
其次，从平庸之辈的本质出发，对于其他人，由于他没有智力上的需求，而只有身体上的需要，他会寻求那些能够满足后者的社交圈子，而不是满足前者的。他最不希望从朋友身上得到的，是拥有任何形式的智力能力；如果他有机会遇到它，就会激起他的反感甚至仇恨。仅仅是因为除了一种令人不快的自卑感，他在心里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嫉妒，这种嫉妒甚至要小心地被自己隐藏起来。
然而，这种嫉妒有时会演变为一种隐秘的敌意。尽管如此，他永远不会想要以这些品质为标准，来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念。他将继续偏爱等级和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在他看来，这些似乎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优势，他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飞黄腾达。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智力需求”的人。所有平庸之辈最大的苦恼，是他们对思想不感兴趣，而且为了逃避无聊，他们不断地需要现实。但现实要么令人不满，要么令人感到危险；当他们失去兴趣时，就会变得疲惫。但理想的世界是无止境的、平静的，它是那么遥远，远离尘世间的悲伤。
注：在这些关于带来幸福的个人品质的评论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身体和智力的本质。关于道德对幸福的直接影响，请参阅我的获奖论文《论道德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rals，第2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