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几十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已对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预测，到20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增温0.3～4.8℃；全球大气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已上升到过去80万年来最高水平。[1]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赖以生存的地球不断发出警报，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迫在眉睫。因此，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国际共识，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深入推进。例如，日本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诸多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历经“泡沫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面临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考验，陆续颁布了《环境基本法》《日本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环境基本计划》等法律文件。其中《环境基本法》确立了环境资源的享受与继承、构筑对环境负荷影响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通过国际协调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三个基本理念，为日本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型社会奠定了基础。[2]在美国，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早已得到重视，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旨在防治大气污染，主要规制对象是大气污染物。[3]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在1990年指出，开展源头控制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4]美国由此一直鼓励进行技术创新，开辟新能源的发展，并且大力推行将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相结合，进一步扩大绿色技术发展的国内外市场。在欧盟，随着工业进程的深入，在19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极度恶化。1973年11月，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欧洲环境计划——环境行动规划（EAP）。[5]事实上，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控制环境污染的法规，推动了末端技术（End-of-Pipe Technology）的创新和发展。[6]当前，世界多个国家和组织分别推行了绿色发展政策。例如，美国推出了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的绿色新政；欧盟提出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结合，“欧洲2020战略”把创新和绿色经济增长作为提高欧洲的核心战略；德国宣布要实现向清洁能源完全转化的工业化。[7]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经济总量已从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跃升至2015年第二位。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气候的恶化等问题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每况愈下，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暗藏危机。中国大气污染、水质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以及森林、草原等各种自然资源的破坏等都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近几年中，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正面临着雾霾、重污染企业关闭和搬迁等问题。[9-12]这些企业历史悠久，工艺设备相对落后，加之经营管理粗放、环保设施并不完善，造成了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严重污染。[12-14]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014百万吨油当量，比上年增长1.5%，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23%，是世界能源消费最多的国家。2014年中国的发电量为5649.6十亿千瓦时，占世界发电量的24%，2014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1.1百万吨，占世界排放量的27.5%，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增长与消耗市场。2015年上半年，在国家环境监测网开展的环境空气、酸雨、地表水、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近岸海域、城市噪声等各环境要素监测中：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含地、州、盟所在地）平均超标天数比例已达27.3%，而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近7.6%，其中，较重酸雨区已占国土面积的1.6%，气候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着生存环境。根据环保部公布数据，2014年京津冀13个地级或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只有156天，长三角25个地级或以上城市中有24个城市PM2.5浓度超标。可以说，中国以环境污染高排放为代价换取经济粗放式高增长的“双高”旧常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必须代之以经济从高增长降低到中高速增长来换取环境污染排放增速同时降低的“双降”新常态，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15]2016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着重推进创新，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绿色创新革命进程，并提出“绿色惠民”“绿色富国”的倡导。政策的调整，企业的转型，绿色技术的推行，使得在控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方面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加大了经济发展的压力，在转型期所遇到的矛盾日益凸显。只有加快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才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问题，从而推动工业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18]然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必须依赖技术进步。而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排污量、进行末端治理、实现工艺革新等，均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19]因此，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是保护环境并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唯一有效途径。政府征收排污税，迫使企业为削减成本而进行技术转型，通过绿色技术来降低排污成本，保障收益。国家对于新能源创新企业的扶持，使得企业涌入环保产业，同时公众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也加速了企业的绿色技术革新。
中国坚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转型”是把人类活动与社会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体。[20]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应当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提高发展质量，而这些必然要依靠绿色技术创新。E.Brown和D.Wield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绿色技术的概念，绿色技术创新是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为动力，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指标融入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1-22]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创新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整合环境原则，以实现产品周期成本总和最小化为目的的技术创新。[23]绿色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全面引入生态学思想，充分考虑技术对生态环境影响和作用，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纳入到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既注重经济发展也注重社会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既要保证技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环境清洁和生态平衡；既讲究经济效率，又要关注生态和谐和追求社会公平。[24]绿色技术创新能够缓解传统技术创新的非自然性、机械性的色彩，并有效抵制技术对自然生态圈的负面作用。[25]走绿色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经济发展的转型、绿色技术的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方向的风向标。因此，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是应对当前气候恶化、能源消耗过度的最好解决方法，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平衡。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书试图探索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多维驱动要素，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索其对绿色技术研发的影响，提出多维要素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模式。最后，在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