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绿色技术创新内涵
（一）绿色技术的概念
“绿色技术”最早源于1968年西方国家发起的社会生态运动，蕾切尔·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开始意识到传统技术必须得到更新。由此，人们开始了探索绿色技术的道路，中外学者也对“绿色技术”提出了各种见解。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工业国家在总结“末端技术”在技术发展上对于环境的影响时，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欧共体理事会在1979年正式宣布推行清洁生产证词，在同年举行的“在环境领域内进行国际合作的全欧高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少废无废工艺和废料利用的宣言》。1990年，清洁生产作为绿色技术的雏形被写入了“21世纪议程”。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第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之后，Edwin Mansfield，Morton Kaman，N Schwartz将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合二为一，引出了技术创新理论。Vicki Norberg Bohm（1999）指出，随着我们对人类影响环境的认识有所增加，需要对一个闭环的工业社会转变，以避免对健康和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32]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激励，之后又探讨了如何设计公共政策机制，促进而不是妨碍污染防治技术创新，设置了六项政策的设计标准，推动绿色技术创新。[32]Shrivastava提出了一个VIPO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VIPO（V-vision，企业的远景目标；I-Input，企业的投入；P-Product，生产；0-Output，产出），这一系统模型说明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源与推动力。[33]基于上述理论分析，Braun和Wield（1994）将绿色技术定义为：是对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34]而绿色技术创新又称为环境技术创新，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还没有统一定义。如国内学者杨发明（1998）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包含三个层次，即处理已产生污染的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将污染降到最低的绿色工艺创新、全过程预防和减少污染的绿色产品创新。[35]目前较为一致的是Kemp（2002）给出的定义，为尽量减少环境污染甚至避免对环境的伤害而对技术、工艺、系统和产品进行改良。[33]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有些学者从生态效益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定义，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意识创新的总称。[36]我们可以把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既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使其不受污染的产物”，或者把以环境保护目的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统称为绿色技术创新。[30]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有些学者从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把绿色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绿色产品创新，指开发各种能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少用昂贵或稀缺原材料，且在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并且易于回收利用和再生的产品；另一类是绿色工艺创新，包括目的在于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产生的清洁工艺技术创新和目的在于减少已产生污染物排放的末端治理技术两个方面。[38]根据Hobart（2012）、Angelou（2012）等人的看法，技术创新就是产品、步骤、市场以及组织改革，导致环境负担出现可见的缩小。[39]也有部分学者从主流技术与绿色技术比较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主流技术的竞争压力会降低部分行动者的创新意愿，并且延缓创新的进程。主流技术的竞争也会激励部分研发人员的学习过程，正是主流技术的压力刺激了这些研发人员的“斗志”，促使他们学习以改进新技术，使之更有竞争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40]还有一些学者综合多个方面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分析，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从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整体考虑的技术创新，它以实现生态综合效益，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为目的。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包含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的是把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引入技术创新并提高经济价值的全过程。[14]学者张庆普（2001）主张把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以提高企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作为主要目标，这样，绿色技术创新就与以往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产生了本质的区别。[42]
（三）绿色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差异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创新模式与传统技术创新有着巨大的区别。绿色技术创新是对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属于经济学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其商业化应用有关的经济技术活动。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既有正外部性又有负外部性。正外部性表现为跨越区域或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促进特定区域的产业技术进步，刺激产业技术创新，提高资源效率和促进经济繁荣等；负外部性表现为污染环境、消耗稀缺资源和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等。[43]绿色技术创新则着重强调了发展新技术要多创造正外部性，它要求新技术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绿色技术与非绿色技术相比，非绿色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外部负效应，其应用的结果会带来生态环境一定程度的恶化。而绿色技术却具有外部正效应，应用绿色技术能维护或改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生态生产力，增加环境资源。[44]与非绿色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且具有高风险性，广大中小企业难以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的投资是绿色技术创新资金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45]王克强（2007）分析了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的内在缺陷，指出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进而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的革命性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有技术创新轨迹的新的技术范式，其创新受制于机会、技术创新的选择环境、学习效益等多重因素。[46]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一般从企业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市场竞争等方面；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利润等方面。
（一）外部因素
1．环境规制
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外部因素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Vanessa等（2009）通过探讨管理激励技术制度和需求特点的作用，详细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和创新模式，并得出结论，认为技术制度、需求条件、政府政策三个创新子系统的交互作用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来源。[47]对于那些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的厂商，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成本负担则更为显著。[48]Nick Johnstone等（2010）分析1978—2003年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政府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有着正效应，并且不同的政策工具对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有着不同的影响。[49]沈能和刘凤朝（2012）分析1992—2009年全国和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存在地区差异。[50]李婉红等（2013a）通过分析造纸以及纸制品企业，发现命令控制型工具对企业末端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1]同时，李婉红等（2013b）选取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16个污染密集行业的影响，结论证明政府采取严厉的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但也有“不完全环境管制”的现象，也说明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有限定条件。[52]何小钢（2014）从研发补贴角度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存在互动效应。[53]张菡（2014）测算出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为1.315，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是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出现负效应。[54]王锋正等（2015）在资源型产业中加入行业规模和科技人员两个控制变量，研究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的绿色创新技术有正效应。[55]曹霞等（2015）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发现环境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行为选择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产生不同的促进作用。[56]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57]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并未取得有效作用。如Hettige等（2000）研究了1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层面的工业污水排放并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使工业废水排放量与收入呈反向变动趋势。[58]Brunnermeier和Cohen（2003）分别对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进行研究，发现R&D支出会随着治污支出的提高而增加，环境支出与技术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59]
2．制度因素
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导致了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激励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较好方式，能够实现全社会污染治理成本最低，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了有效的激励。[60]因此，众多学者开始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Zhu等（2012）认为，国际制度压力很大程度上与积极主动的环境事件相关，如ISO 14001、TQEM以及生态审计，且其影响力比国内制度压力更大。[61]齐晓东等（2013）认为，政府应明确选择技术创新的“绿色目标”并分阶段推进，重点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的保障机制。[62]
环境政策总体上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这也支持了引致创新假说。企业知识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并且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具有动态性。因此，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63]李杰中（2014）以生态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主体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运用囚徒困境模型对主体在绿色技术创新进程中的创新策略选择进行了单次静态博弈和多次动态博弈分析，指出创新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并提出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同时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法规，增强和稳定创新收益预期；完善绿色技术在生态旅游市场的交易和成果转化机制，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搭建信息共享和公共绿色技术服务平台。[64]杨发庭（2016）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制度供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策激励制度、现代市场制度、社会参与制度、文化提升制度、法律保障制度五种制度，这五种制度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形成联动制度体系。[65]
3．市场因素
企业和政府对绿色技术逐渐重视的原因在于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潜在贡献，而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因素主要是市场推动，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来自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社会价值观影响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市场促使企业选择绿色技术。[66]也有学者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顾客的压力也会引导公司进行生态改革，但公司并不会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与财力。公司可以通过安抚自己的股东来增加自己在充满竞争性的市场中经营的能力。这些公司尝试通过实施绿色技术改革来使股东满意并获得他们的经济支持。[67]
国内学者也基于消费者角度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总结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因素：消费者参与绿色创新、消费者识别绿色产品能力、消费者绿色意识。张德鹏和张凤华（2013）构建了顾客参与创新激励体系模型，认为顾客创新已成为企业重要的创新源泉，应该有效地引导顾客参与到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当中去。[68]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有最终的评价权和决定权，企业开发和生产的绿色产品是否成功，需要由消费者通过是否购买来给出答案。[69]
（二）内部因素
1．利润驱动
在所有激励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各项内部因素中，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因素。根据企业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战略环境不同，可以将企业决策按期间分为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并就不同的决策类型选择不同的战略因素作为决策变量。在短期决策中，企业竞争力大小取决于产量和边际治污成本两个关键因素。在长期决策中，单位产品排污量是企业取得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多数企业将从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出发来确定绿色改革。有学者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被动阶段、有条件主动阶段和自觉阶段。我国企业大多处在前两个阶段，而欧美日发达国家企业整体处于后两个阶段。[70]
2．企业文化
文化对于技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潜力。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系统，从而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71]美国学者詹姆斯·L.斯特姆认为，企业文化是团体之内和团体之间相互默契的“共同语言”，也是企业内部团结的纽带、沟通的渠道，文化对于技术创新往往具有引导功能、集聚功能、制约功能和激励功能。企业通常从技术能力、财务资源、后勤保障以及市场进入做出跨国经营和研发地点的选择，与此同时，企业也就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那么，企业的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能力必然要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的制约。[71]郑文峰、陈秀宁（2005）在《试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一文中指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激励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激励手段；另一方面是能够有效增强企业员工和企业家绿色环保意识的手段。[72]换言之，优秀绿色创新文化对于企业走绿色技术创新道路至关重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基于共有的技术创新文化、经验和能力等支配了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凝固形态就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由此再支配着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结构行为，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态度、取向、认知和评价起着反馈作用。[73]
3．技术因素
技术能力是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驱动因素，而企业文化、市场导向、政府政策与行为是对“技术—创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境因素。其中，企业文化是内部情境因素，市场导向、政府政策与行为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调节“技术—创新”关系强度。[74]Yalabik等（2011）选取德国两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技术研发可以提升技术能力、增加知识资本，进而引发绿色技术创新。[75]
（三）内外部因素交互
有学者认为，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李启明（2010）就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两方面构建了促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轮式“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模型”，并深入阐述了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具体措施。[70]艾志红（2010）分析环境法律法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管理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影响。[43]Ursula等（2008）提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由管理压力、成本压力、客户压力、竞争优势以及技术引领等企业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驱动。[77]张晨芝等（2009）提出，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分为外部动力与内部动力，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技术创新的八种动力模型并详细分析了各种动力模型的作用和功能。[78]
从战略全局的角度，绿色创新可系统性地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注重资源再生、环境保护和循环发展。但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质量。杨发庭（2016）分析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探讨其相互关系，提出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需构成合力，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持续动力。[79]杨东等（2015）认为，需要考虑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并在将绿色绩效划分为先动型和反应型、经济绩效分为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市场绩效的基础上，指出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作用是未来的研究趋势。[80]杨发明等（1998）提出，要由传统的经济“内部化”激励与技术供给激励不断过渡到产权结构激励、环境结构激励与意识形态激励，以使绿色技术创新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81]李杰中（2011）以PFI理论为基础，认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建立适合绿色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政策、企业的内在激励政策和多元创新主体协作的组合激励政策。[82]
三、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是指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动力要素整合渗透、相互作用，促使创新目标实现的运行方式或活动过程。概括起来可体现在以下几种机制：
（一）规制推动机制
政策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隐含的抵消关系，但波特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设”，即规制政策能够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最终实现高利润和“绿色生产”的双赢格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环境保护和竞争力提升可以实现共赢。[83]环境物品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生产者的销售意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环境效益难以内部化为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由此导致市场机制在绿色技术创新中产生“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加强技术供给和提供资金援助，激励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84]陈劲（1999）在《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构建与分析》一文中指出，通过对浙江省三个主要污染行业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重视不同部门间的交流与合作，各个部门在制定部门规章和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节能环保因素，合作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85]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工具，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二）市场拉动机制
企业和政府对绿色技术逐渐重视的原因在于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潜在贡献，而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因素主要是市场推动，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来自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市场促使企业选择绿色技术。[70]从经济理论上分析，消费者因为买入非清洁产品也是污染者，他们也必须分担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益，这种分担具体到消费行动中就是商品价格的提升，消费者对低污染产品需求其实是减低这部分上升的价格。绿色需求及其形成的巨大市场是企业实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许多发达国家，人们认识到传统工业的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高产出生产模式是造成今天环境压力的主要原因，[86]所以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无论出于社会责任还是个人利益的考虑，人们都更趋向于绿色技术产品。
（三）法律保障机制
法律保障机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得以发展的重要保护措施，因为专利保护使实施了技术创新的企业拥有了技术优势，企业有能力依靠技术垄断使本企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价格的增加高于创新投入而带来的成本的增加，使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可以获得比其他不进行创新的企业更高的利益。[87]
产权是指社会所强制认可的对某事物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制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产权明晰是成本和收益界定的先决条件。资源滥用和环境破坏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使其不愿从事外部经济性较大的绿色技术创新，因此，可以通过对非战略性资源的产权私有化以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进而激励企业基于私人利益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88]万迈（2004）在《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一文中指出，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对此，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专利保护制度，保护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89]
（四）联盟合作机制
Hora和Dutta（2013）曾以728家生物公司与医药公司的联盟关系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联盟组合的深度与宽度不仅各自会独立地促进技术创新及商业化的成功，而且联盟组合宽度与技术创新及商业化成功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联盟组合深度调节作用的影响。[90]也有学者提出，联盟组合的构建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深度影响：[91]
（1）联盟伙伴多样化的程度差异会影响企业“绿色知识资源池”的范围。
（2）联盟组合的深度差异会影响企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对外部主体知识资源的吸收、融合与重塑的程度。
（3）联盟组合的宽度差异会影响企业与某一既定的联盟伙伴之间合作的范围、资源共享范围与程度。
四、绿色技术创新的锁定问题
（一）技术创新锁定概念与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于路径依赖的描述很多，且在技术锁定相关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共识。一是路径依赖具有因果性，尤其是对早期历史阶段非常敏感；二是早期的历史事件，是随机发生的，这种随机性不能被之前的历史事件所解释；三是路径依赖具有惰性，即一旦随机性历史事件发生，则发展模式很难被改变。[92]路径依赖的讨论始于谢宁（Tomas C.Shelling），他最早提出了相互作用行为问题，认为经济结果非常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顺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也可能取而代之流行起来。
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中最有代表性、贡献最大的两位学者是David和Arthur。David（1985）探讨了路径依赖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主要揭示了小的不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变迁的影响。他认为路径依赖在经济变迁中的结果，就是偶然的、细小的事件会极大影响最终的经济效果，由一些偶然因素而非系统力量所导致的突发性事件处于主导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历史的偶然事件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出于经济分析的目的而被简单地摒弃。[93]路径依赖可以分为“弱态路径依赖”“错误路径依赖”“半强态路径依赖”和“强态路径依赖”。弱态路径依赖意味着存在两种等价路径，一个路径被选择并不影响另一个路径的存在，即使是错误的路径依赖也无须使用效率来评价。半强态路径依赖是一种无效率的选择，来自对未来的错误预测。强态路径依赖是社会不能消除的严重的无效率结构，因为消除这些结构的成本非常昂贵，信息和公共选择成本过高，同时路径创造的协调成本也太高。[94]David（1985）将路径依赖归因于三个因素：技术的内部相互关联、规模经济和努力的准不可逆。其中技术的内部相互关联指的是系统部件的相互补充和兼容；规模经济指的是来自于容量的收益；努力的准不可逆性指的是与资产重新配置有关的困难。Arthur（1994）提出，路径依赖是由收益递增的逻辑所引起的。当顾客、制造商和管制者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时，最终会出现一种主导标准。沉没成本、学习效应和协调问题就是解释技术锁定于某一路径的因素。[95]Bassanini和Dosi（2001）在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总结之后，提出不可逆性与非线性的某种组合是路径依赖的基本决定因素。首先，不可逆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体层次上，只要过去的事情对代理人的行为施加了无可挽回的影响，某种不可逆性就会出现；在系统层面上，不可逆性指的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回到系统曾经呈现的状态的可能性在降低。或者，转换到如果历史重现、系统所能达到的状态的可能性在减少。其次，非线性在局部和整体层面上，都来自于某种动态的收益递增。就市场的供给方来说，动态的收益递增可以表现为规模经济、投资的不可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形式，而学习和技术能力的积累也普遍具有收益递增的属性。对于干中学、相互学习和用中学的广泛研究都表明正反馈的存在。就市场的需求方而言，动态的收益递增主要表现为网络外部性，在网络中特定硬件系统的使用收益依赖于软件的可获得性，如果软件的生产是收益递增的话，那么其数量和种类取决于市场规模[96]。
国内学者认为，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一旦被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系统就可对这种无论好坏的路径产生依赖，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最终常常被锁定于某种状态。[96]丁继锋（2010）认为，正是由于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的存在导致了路径依赖的出现。转换成本的存在虽然导致了路径依赖或锁定现象的出现，但这种锁定是有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效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市场容易表现出正反馈的特点：如果一种技术在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安装基础具有相对优势，就有可能使市场选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限制其他技术的市场份额。因此，一项技术创新能否取代旧技术，关键在于用户规模能否达到所需的临界容量。[98]
路径创造是指企业通过动态地学习，在不断吸纳、组合和创造新知识的基础上，发展新知识、技能和方法，形成新的技术发展路径。[99-100]韩朝胜（2010）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一旦一个区域的发展被锁定，那么这个地区将会逐渐缺乏创新活力（无论该区域之前具有多大的创新能力）。[101]地方政府只有在地方政府间竞合构成的联动环境、自身嵌套的行政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下，积极革新创新精神，进行适应性学习和知识积累并不断地突破原有创新路径，使其创新适应发展变化的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形成的选择机制时，创新才具有持续的生命力。[102]王子龙等（2012）探究了技术创新路径锁定机理、锁定效应以及解锁模式，从提高参与人认知能力、改善外部环境、实施利益诱导和外部冲击四个方面提出实现技术创新解锁的途径。[94]杨震宁等（2013）分析锁定效应下制造业企业关系资本的运用以及不同类型的技术战略选择对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机制。结论表明，四种技术锁定效应显著抑制企业对创新绩效的获取，利用商业关系资本和政治关系资本帮助企业跨越了不同类型的锁定效应，提升创新绩效。[103]
（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锁定
技术标准是产业技术竞争的核心武器，同时技术标准化也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双刃剑”。一方面技术标准化有力地推动了产业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为技术的持续创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化又固化了产业技术创新的范式，使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现象更为严重。[104]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主要产业模式依然是以高消耗为代价带动产业发展，多年来造成了产业技术标准的低端“锁定”。它一般会造成两种情况：一是使有潜力但不是标准的技术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发展；二是在技术标准发展后期，将无法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包袱。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标准都会阻碍技术创新的发展，通过技术标准对技术多样性的限制、利用技术创新网络化特征强化技术标准的“锁定”效应、技术标准的路径依赖特征固化“锁定”效应这三种方式对技术标准进行锁定。三种方式的“锁定”过程并不相同，但结果却都限制了技术创新发展的速度。[104]现阶段，中国产业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低端锁定，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锁定。
1．技术锁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杨园华等（2012）通过对深圳市150家企业的实地调查发现，企业在低碳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技术锁定效应，这种技术锁定使得企业在现有技术系统内部循环，减缓了低碳技术创新的进程；企业现有资产的专用性和低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技术锁定的主要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对低碳产品的市场前景信心不足；此外，企业规模报酬递增、产品的顾客认知成本、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对现有技术的依赖性。[105]方建国（2010）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技术发展方面来看，当某种新技术被企业采用后，由于干中学、网络外部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信息的报酬递增和技术的相互关联性等原因，该技术会成为行业标准或主导设计，从而使技术的发展“锁定”在某一特定的轨道上，即使其他技术从长远来看更有效率。[106]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传统技术创新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研发出具有绿色特征的新技术；二是由若干个不同行为者将多种相关技术有机整合在一起，寻求“恰当的”工业或组合，从而形成一个近似封闭循环系统，使得某技术循环产生的废料变成另一技术循环的能源，尽可能减少消耗性排放。[107]丁丹（2005）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调控机制以及动力机制。在微观上，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内部驱动机制，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建立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实施绿色营销和绿色管理，从根本上加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108]同时，也提出突破传统技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是源头技术创新；其次是过程技术创新；最后是处置技术创新。
2．制度锁定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
在收益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绿色技术创新的个体成本要高于非绿色技术创新的个体成本，因而使其市场竞争能力比非绿色技术要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本身的严谨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是制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是制度创新。[97]学者李启明通过理论研究与案例相结合进行分析，发现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经济激励手段的应用和绿色技术创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认为针对企业减少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的两种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应采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对前者应以环境税费等手段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对后者应以补贴手段为主使其正外部性内部化。贾军等（2014）利用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区域内外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以及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区域内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的路径依赖特征均较明显；绿色集聚水平越高，区域内企业越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区域内外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的影响，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同时也促进了非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效用并不十分理想。[109]李杰中（2011）以PFI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绿色技术创新专有制度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激励因素，绿色技术创新专有制度可以理解为保障企业从绿色技术创新中获利的制度安排。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性问题体现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绿色技术创新追求生态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个体化的创新投入与大众化生态环境价值受益者之间的矛盾。绿色技术创新专有制度必须协调好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系统中各成员的利益关系，同时，专有制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收益获取的关系，专有制度与法律制度、绿色技术特性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多元主体系统中各成员利益冲突三个变量的动态联系，为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明了方向。[82]在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目标的引导和约束下，各个制度积木块互相组合并不断进化可能形成新的更适宜的积木块，进而更好地激励创新主体。所以，必须将产权制度创新、技术市场制度创新作为基础制度创新的重点；将政府促进技术创新制度、企业研发制度相关的制度作为核心制度创新的重点；将环境政策与法规、文化教育与培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作为保障制度创新的重点。[110]
绿色创新导向的环境规制就是为推进企业乃至全社会的绿色创新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政策法规集合。它不仅为企业营造创新环境以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还能减少绿色创新在制度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环境经济学认为，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技术推动政策和需求拉动政策对绿色创新进行激励。而演化经济学将创新特性归纳为有限理性、路径依赖性和频率依赖性，这要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保持技术多样性与短期成本的平衡，同时要积极创造利基市场并充分利用社会文化因素。[111]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提出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一系列理念和方法，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多种不同影响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方法，或仅仅是绿色技术研发问题，还需要绿色市场消费模式、变革的社会行为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等相关制度、市场等因素协同配合。已有的文献局限于某一视角，仅是从单方面来试图解决绿色技术创新问题，缺乏从技术、制度、市场等多因素综合的视角来探索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基于此，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技术、制度与市场等多因素综合的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多维驱动机理，并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中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测度技术、制度与市场等多因素协同发展状况，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