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
1．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思想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学者提出的组织的独特能力。Penrose利用经济理论分析提出了组织不均衡成长理论，成为资源基础理论的基础。Penrose认为，企业战略的资源基础观点是企业搜集有形、无形、人力等资源用以发展运营的决策，也就是说企业被看作一个各种不同资源的综合体。企业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可由资源基础观点理论为基础进行探讨。资源基础理论的假设是指由于企业间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而这些资源可转变成各自独特的能力，这些资源必须具有某些特性，如稀少的、不可流动的、难以复制和无法替代的等性质，总起来说就是把企业视为资源的集合体，并将目标集中在资源的特性上，而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则为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
Barney（1991）提出的资源基础理论构架，指出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以下几种属性，[26]包括①价值性，资源的机制取决于其是否能为企业与相关策略执行时增进效率与效能。②稀有性，企业拥有的价值性资源为竞争者所没有。③不完全模仿，该类资源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历史独特性。企业优势的产生是由于过去一段时空背景下的累积，且以历史和社会的综合体的方式出现，例如企业的组织文化。二是因果模糊性。企业所持有的资源与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其他企业或者竞争者无法利用相同的资源及其策略的模仿来获得类似的竞争优势，例如关系资本。三是社会复杂性。资源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复杂且超越系统化控制的社会现象，例如组织的网络关系。四是不可替代性。竞争者尽管从战略上进行模仿企业的价值性资源，但仍然无法获取相同的竞争优势。
近十几年以来，资源基础理论受到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视，认为企业必须创造以及把握资源的优势，在管理上强化资源效率，进而形成资源优势，使其最终演化为竞争优势。如Hart（2005）提出了纳入生态考量的自然环境资源理论来发展企业的三种环境策略，并搭配相关的环境因子、关键资源以及欲获得的竞争优势。[27]Russo和Fouts（1997）则将资源基础理论与环境和经济绩效相联结，认为提升环境绩效能够促进经济绩效同时提升。[28]Clemens和Douglas（2006）发现，卓越的企业内部资源与自发性绿色举动正相关。[29]
资源基础理论特别强调组织内部的资源是塑造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凡是能够有效提升效率、开发市场机会以及降低竞争威胁，能有助于组织策略实施的均为有价值的资源。然而，将企业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及能力有效的整合在一起是其中的关键。企业内部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能力是必须具备的。在拥有了资本及能力之后，接下来就是充分利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给予企业一个发展及采取何种活动的方向，企业采取何种类型的战略会引导组织适应环境并形成独特的策略走向及竞争力，因此，在发展新产品或者服务时，不同的战略特点体现出不同的创新性。
2．制度理论
（1）制度理论的发展
制度理论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压力施加在组织身上，进而影响组织的实践和结构。Oliver认为，组织在面对制度压力时会产生下列行为：组织的选择会收到外界制度压力的限制；组织能否生存在于是否能够回应及符合外界环境的要求；组织需求的正当性以及组织会受外界利益驱使。也就是说，制度理论是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在于促使外界环境将其价值观念灌输给组织，组织在面对环境要求时，倾向于追求制度环境所认可的合理性，从而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做出适当的策略调整。处于不同时期、空间及环境特性的学者，他们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遇到不同程度、不同内涵，甚至相互重复的制度作用，如资源环境、国家政府介入组织运作的程度等。
①传统的制度理论
首先提出制度理论的是Selznick，他主张制度化是一个过程，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行自我调整，反映了组织独特的历史与组织所创造的既得利益，并认为在组织为追求互动与顺应外在环境的前提之下，会引发有趣的制度化现象。即组织会试图呈现独特的特点与隐含重要机制理念的能力，能确保条理性、稳定性，从而监视、控制并适应外在压力的表现——制度化过程。Stinchcombe根据Selznick的理念，提出制度是代理与权利的角色，他认为是权力优势方实现其价值和利益的方式，强调价值观的保存与利益的维护，只有在拥有他们需要的制度时，才可以拥有权力。
②现代制度理论
Meyer的《制度化组织：正式结构被视为虚构和形式》《将教育的影响作为制度》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制度理论从传统制度理论转向了现代制度理论。现代制度理论逐渐扩大了传统制度理论的研究范围，将组织视为多样化体制的综合。跨越了更广泛的边界，聚焦于组织如何通过更翔实、精心设计的管理结构来回应可能的冲突、维持稳定的权利和增加组织的合理性。在此前提下，现代制度理论考虑的是减少组织的差异性和探究为何组织是相似的。DiMaggio认为，管理的决策受到三种体制机制的影响——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这对拥有相同组织状况的组织而言，可有效传播相同的一组价值、规范和规则，进而产生相同的实践和结构。而组织构成主要为关键供应商、资源和产品消费者、法律法规、生产相似服务或产品的竞争者等。
（2）制度的同构机制
Scott将组织日渐同质的现象归结为三大驱动力——法规性、规范性和认知性。
①法规性：广义而言，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强调制度的法律层面，制度是用来限制及规范行为的，但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规范化呈现的重点不同，包括规则的制定、监控和制度活动。在这种概念下，法规性程序包括建立规则的能力、检查遵从的程度与控制以及影响未来的行为。
②规范性：规范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规定性、测度性以及义务性，规范性制度包括价值和规范。价值是一种偏好或是一种构成的标准，用来比较或评估线性的结构与行为，规范制定的制度执行，也定义追求价值目标中的方法。
③认知性：认知性主要体现为生物体是其内部对外部环境反应的一种功能。
另外，Dimaggio也认为制度可以通过三种同构机制来塑造组织的结构与行为，即强制同构、模仿同构和规范同构。
①强制同构：强制同构受到来自于其他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压力，例如，许多组织进行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政府及相关法律的制裁。②模仿同构：模仿同构主要是对组织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模仿行为，如缺乏技术或者目标较为模糊。因此，当组织面对此种不确定性时，会模仿其他组织的一些活动以降低本身所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③规范同构：规范同构与专业化有关，此种压力来自于要达到专业化标准的压力。专业化标准是指公司人员的教育、人际以及认识选择等容易形成组织在技术或者管理上的同构，如企业可能会采用专业咨询公司的意见。
（3）绿色制度理论
已有文献指出，外部环境的某些因素可能促使企业采用环保策略，例如法律、竞争因素或非政府组织的压力等。环境问题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市场，Jennings等率先引用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采用环境管理策略。绿色制度理论提供了制度力量，包括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影响企业绿色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制度的压力在于强调制度力量会导致产业和企业策略的变化，而不是同构。当策略的选择受制于制度压力，企业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转移，将会造成策略的异质性。
制度的社会学架构更强调法律、规范和认知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决策，采取具体的实施策略，从而获取更高的技术效率。然而，从制度的视角来看，许多问题却不能有效解决。例如，为什么组织受到相同的制度压力而选择了不同的企业策略？信息的来源在企业策略选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的管理者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企业管理信息，而企业管理者也是利用各种方法获得其环境管理信息，而这必然影响到企业管理者的环境管理策略选择。企业的历史环境绩效也会影响到管理者感知利益关系人的压力以及反应。管理者所在的企业会因污染事件或更敏感的环境问题而导致声誉受损，企业可能会重新安排组织结构，以防止该类事件的再次发生。Hoffman（2001）认为，政府、监管机构、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社区和环保利益团体以及产业协会均会影响企业的环境策略。也有学者认为，消费者、股东和其他投资者将通过产品和资本市场信息传播来影响企业行为。因此，将制度压力区分为法规压力、投资者压力、消费者压力、利益团体压力以及竞争压力。Delmas等研究提出，顾客、立法者、当地社区、环境活动组织会与主要公司部门互动，更可能影响企业管理者决策。下面简单介绍各类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影响。
①政府压力：政府是最能影响企业采用环保策略的组织，其制定的法律法规强制企业促进强制性和模仿性同构。
②消费者和竞争者压力：可使企业模仿领先的企业，从而有效满足消费者需要。
③社区和环保利益团体的压力：当地社区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诉讼等方式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压力。已有企业表示，社会群体的压力影响了他们的环境计划。
④产业协会压力：研究人员认为，产业协会促进了企业采取环保管理措施。如Kollman研究发现，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企业在不同环境管理系统认证下，对ISO 14001或欧盟所提出的环境管理计划都希望达到标准。
3．外部性理论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其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决策者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含其他决策者所选择确定变量数值的一些实际变量[30]。另一方面，决策者主体并不对受影响者进行补偿或收费，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费用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30]。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误解为外部不经济性体现的是一种低效率状态，而外部经济性体现的是一种高效率状态。应该说，无论是外部经济性还是外部不经济性，它们都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而且游离于市场之外，即市场失灵问题[31]。环境资源的特点决定了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因而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政府通过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来解决。环境规制的目的就是使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考虑规制所带来的成本等的影响，从而使社会达到最优化的生产与经营。
在现实生活中，外部效应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分类。其中最基本的是根据外部效应的结果来分类，即分为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30]。正的外部效应，指的是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在价格中得以反应的经济效益[30]。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无论是物品的买者还是卖者，都未在其决策中计入其间交易可能给其他企业或居民带来的益处。如消防设备的交易、传染病的免疫接种等。[31]本书进行研究的绿色技术创新即是正的外部性的实例。负的外部效应，指的是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在价格中得以反应的成本费用。在负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无论是物品的买者还是卖者，都未在其决策中计入交易可能给其他企业或居民带来的损害。[30]如工业污染、水污染等。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同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发生偏离，由此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30]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因其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该种物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社会边际效益，从而使其生产和销售呈现不足状态，因而也就解释了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带有负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因其价格不能充分反映用于生产或提供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生产要素的社会边际成本，导致其生产和销售会呈现过多的状态，也就解释了对于多数的环境污染由于企业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导致过量生产。政府规制即政府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作用于政策对象，强制其执行，将企业带来的社会成本纳入到企业生产函数中，迫使企业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绿色生产工艺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