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临朝时期（664—683年）

因唐高宗患有风疾，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事，朝政大权逐渐掌握在身为皇后的武则天手中。自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开始，便是高宗视朝，武后垂帘于后，二人合称“二圣”。到了上元元年（674年），高宗与武则天改称天皇、天后，正式落实了“二圣临朝”的制度。在此期间，女性妆束风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发式除了将原本流行的高髻进一步变高之外，又仿效起华丽柔美的南朝之风，在头顶梳起宽大的双鬟；淡作粉妆的面上还可装饰以小巧的花钿、面靥；女子身型逐渐变得更为挺拔丰盈，上衣领口常挖作弧形，穿着时衣襟在胸前围系形成圆领，或对襟作ω形。裙腰逐渐下移，直到发展为胸下高腰位置。帔帛端庄地披挂于两肩，仍延续着初唐式样。在中亚粟特地区撒马尔罕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城中大使厅的那一面墙上绘有皇后时期的武则天与众宫人在盛开莲花的湖上乘龙舟游乐的情景，她们均作头梳双鬟、戴金花簪、着圆领上衣、系间色长裙的华丽打扮(1)。

阿斯塔那29号唐墓出土的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文书中，详尽罗列了“新妇”所布施的两套完整女装的名目，可作对照组合：

墨绿紬绫裙一腰、紫黄罗间陌腹一腰、绯罗帔子一领、紫紬绫袄子一锦褾、五色绣鞋一量、墨绿紬绫襪一量锦靿，右前件物布施见前大众；

紫绫夹裙一腰、绿绫夹帔子二领、肉色绫夹衫子一领，右件上物新妇为阿公布施。

文书中所谓“陌腹（袹複）”，旧注又有“袜肚”“腰巾”“腰彩”(2)等名，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新样裙装。它承袭自初唐式襦衣下围相连的一圈腰裳，进而独立成单独外系的短裙；如新城公主墓壁画中，便有在窣地长裙上另行围系一腰短裙的女子形象，甚至“陌腹”也有窄条间色式样。

至于这时的间裙，裙条已变得极细。同时期壁画形象中的间裙，往往是用四五十道细条接续拼缝，颇为费工，当时有着“七破间裙”“十二破间裙”等说法——正如现今纸张用“八开”“十六开”等说法来表示纸张大小。在整幅裙料宽度固定的前提下，破数越多，则裙的拼缝条越窄，如七破指破一幅为七道长条。若以唐代裙装常见用料六幅计算，则七破间裙是以四十二道长条拼缝。间裙的流行遍及四方，甚至当时童谣也称“红绿复裙长，千里万里犹香”。

奢侈的世风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唐高宗在永隆二年（681年）的诏书中特别针对女子衣裙用料与式样加以申斥：“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3)

这类华丽间裙的实物有新疆阿斯塔那213号墓出土的一腰紫黄二色绢拼缝的间裙(4)。而从日本正仓院藏奈良时期古代纺织品残片中揭取出的两腰以多色裙条拼缝而成的间裙，或许便是唐人所谓的“花间裙”；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腰是以红絁作衬里，面用绿绮、紫绫、红蜡缬絁三色细条相间拼缝而成，裙带用红絁；另外较残缺的一腰则是双面式设计，一面为红绞缬絁与黄絁相间，一面为紫绫与绿绞缬絁拼缝，裙带用绿絁。日本奈良时期的贵族积极仿效唐朝制度，贵族女性的礼服也参考了唐朝女服的流行式样，甚至当时服饰制度中也有了“苏方深浅紫绿缬裙”“苏方浅紫深浅绿缬裙”等名目(5)。

在较为正式的场合，还会在长袖上衣外另穿一件短袖或无袖的上衣“背子”。传说这种衣式始于隋朝，如马缟《中华古今注》中所述：“隋大业末，炀帝赐宫人、百官母妻等绯罗蹙金飞凤背子，以为朝服及礼见宾客、舅姑之常服也。”唐高宗时期以来，背子变得愈加常见。背子既可随上衣一并束入裙内，又可将下摆直接松敞在外。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32号墓中出土的一领白绢背子，是以整幅宽度的白绢对折正裁出领口与袖口再缝合成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