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的课堂

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因为德国大学偏重研究，常人的观念，一定以为德国的教授是看轻教学的了。其实不是的。……在德国教授中间，教学还居首要的职务，研究次之。我是始终把教学当做我的天职的”(1)。的确，人才培养是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教学应当是教师的天职。但学校教育绝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梅贻琦校长指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2)

可见，教师之于学生，除了知识传授，还有人格涵养和能力培养；并且，后两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在学校日常训练中，三者又都通过教学来进行。

清华自建校起，就建立了严谨严格的教学传统。严谨严格，不仅表现在教学方法和要求上，也表现在教师对教学的极端负责。极端负责，不仅仅表现在上课严守时间和对教学内容的精益求精，也表现在不以学生多寡来影响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清华历史上，不乏出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课堂的情形，老师们上课依然严谨认真，留下了不少佳话。

1922—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国学小史》。由于梁启超广东口音，以及排课时间等原因，听讲人数逐渐减少。有一次甚至只有五个人听课。“但是梁任公从不因为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少而影响他教课的热忱”(3)。

1934年，有学生栩栩如生地描述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给一个学生上课的情形：

陈先生在清华担任的课程有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立法等。选这些课程的，除了社会系的学生外，很少别系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干燥的关系吧。然通夫先生决不因为教室太大，而稍减他的热心，他永远是摇铃就走上讲台，非到下课时间是不走的。一年来在三院十二号教室里，往往只有我一人听课，他还是一直讲五十分钟，不肯一刻偷闲。(4)

中文系王力教授上课认真负责，他的夫人回忆：

他每次讲课回家，嗓子都哑了，我心疼他的辛苦。一次，我特意走过他讲课的教室（当时的“一院”），听见他在高声讲课，我想一定有很多学生在听课。我踮起脚尖向窗内望，不觉大吃一惊！原来只有三个学生！他却绘声绘色地讲授着，边讲边写黑板。回家后我问他：“只有三个学生，你何必那么认真？”他回答：“教师讲课认真，有精神，学生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5)

1948年，丁石孙从大同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数学系，选修了哲学系王宪钧教授的逻辑实证论课程。他回忆：

除我以外，还有几个哲学系的，总共四五个人。解放后，所有哲学系的人都不念这门课了。因为他们认为在新社会这样的环境下，念唯心主义哲学是没饭吃的。我是学数学的，念哲学是凭兴趣，觉得这无所谓。到最后，这门课就剩下我一个人选了。清华图书馆里有两本这门课的教材。王宪钧全借出来了。他用一本，给我一本。后来上课干脆就不到教室而是到他家里，每周一次。上课的形式也变成了讨论。因为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6)

1949年暑假后，丁石孙还选修了哲学系沈有鼎教授开的一门逻辑课。他回忆：

由于解放后念哲学的人大都不再念唯心主义哲学了，选沈有鼎这门课的人很少，只有两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周景良。他跟周一良是堂兄弟，是哲学系的，毕业后改行搞了地质。沈有鼎上课是下午一连上三小时，上完课后请我们两个到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路的一个小餐馆吃饭，边吃边聊。……因为学生少，我跟沈有鼎在学习过程中结下了友谊。沈有鼎在我毕业以后，有时还找我聊天。(7)

梁启超、陈达、王力、王宪钧、沈有鼎等教授的极端负责的教学精神，实际上是他们对教师职业的敬畏，这是一种极强的事业心。在朱自清先生那里，这种职业敬畏和事业心，就是对教育的信仰。朱自清在《教育的信仰》一文中写道：

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必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教育者必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8)

正是把教育作为信仰，朱自清对教学表现了极端的负责。即使在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他在讲《中国文学史》时仍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对作业和考试结果，朱自清担心学生不理解，还要给学生做进一步解释。沈善炯院士回忆：

最使我感到突然的是我的作文成绩只得66分。朱自清先生找到我，说他知道我有些不服气，所以向我解释。他的大意是：作文是语言的艺术加工，不是辞藻的堆砌。而辞藻也决不能杜撰。作文要有内容，有文法。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从此我作文时注意用词与文法。(9)

朱自清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批改作业的态度。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10)他开的新课《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两个人选课，他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11)有时候，朱自清是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忘我工作的。他的夫人陈竹隐回忆：

在云南蒙自和昆明的时候，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仍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才休息。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毫不放松。他工作起来仍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容拖延。有一次佩弦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我劝他休息，他只是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他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三十多次。天亮后，我看他脸色蜡黄，眼窝凹陷，人都变了相。而他却脸都没洗，提起包就去给学生上课了。……他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给学生改作文都是字字斟酌的。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12)

极端认真负责的教学，似乎还不能完全代表清华教育传统。在这后面，还有教师对教学完整内涵的认识。那就是上课教学，不但要教学生知识，也要培育学生人格，也促进自己学问事业的发展。

梅贻琦指出：

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13)

可以说，教育学生，不仅是知识的，也是人格的。教育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

朱自清就认为，教育者不能将教育视为手段，而应该看作目的；将教育看作目的仍然不够，还不能太功利，在教授知识同时，也要塑造学生品格。他认为：“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变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不能行远，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朱自清指出，教育者都知道学生的学识是不完足的，实际上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14)

美国教育家迈克尔约翰1927年辞去阿默斯特（Amherst）大学校长职务，到威斯康星大学创办实验学院，为的是：“竭力主张学生要和教师亲近，以启发好学的精神，改变务外的心理。他的计划，也就是作教师和学生同处的安排。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过着共同的生活。教师遂能根据对于学生的相当的了解，本着亲切的友爱来领导他们，向着光明的路途走去。”(15)在清华，虽然没有类似实验，但陈达、王力、朱自清等教授对教学的投入，实现了迈克尔约翰的实验目标。

正是对教育有着这样完整的理解，清华大学才能得以建立并传承极端重视教学的传统。身教重于言教，人数少乃至于只有一个学生的课堂，教师仍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上课态度，对学生的教益，可能超过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本身。知识可以过时，但精神永续。多年以后，老师上课讲的知识可能会淡忘，但老师伟岸的身影总能深深印在学生心中。正如前述描写陈达教授上课情形的学生写道：

有时我真觉得惭愧，现代的青年人太不长进了，这样大的社会问题没人肯去研究，不怕招引热心于社会问题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提倡者尽管热心，但如反响者太少，也是极无聊的。

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校规模发展，课程的开设成本也提升很快。现在，这样少数甚至一个学生的课堂越来越少了。从经济上看，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知识传授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看，在显性成本核算与隐性人才培养之间，如何找到合理的结合点，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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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318．转引自《大学教育》，《孟宪承文集》卷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2)《大学一解》，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3)贺麟：《怀念梁启超和吴宓两位老师》，《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4期，1986年，第50页。

(4)《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9卷第8期，1934年，第454页。

(5)夏蔚霞：《回忆了一和我在清华的日子里》，《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4期，1986年，第97页。

(6)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7)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第52页。

(8)《教育的信仰》，《春晖》，第34期，1924年10月16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4页。

(9)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沈善炯自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10)《橄榄式的人——朱自清》，《人物杂志》第1卷。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06页。

(11)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91页。

(12)陈竹隐：《追忆朱自清》，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13)《教授的责任——在廿一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24～25页。

(14)《教育的信仰》，《春晖》，第34期，1924年10月16日。

(15)《大学教育》，《孟宪承文集》卷三，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