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学校到国立清华大学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伴随着北伐的行进，社会各界发生着剧烈变化。反映在学校，则再次出现校长更迭风潮。1927年12月28日，校长曹云祥以“校务棘手，进行困难，深恐贻误大学之发展”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职。1928年1月11日，外交部同意曹云祥辞职并任命严鹤龄代理校长。仅三个月，严鹤龄辞职。4月16日，外交部任命温应星为清华学校校长。6月，国民党北伐取得胜利，北洋政府覆灭。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温应星即向外交部辞职，外交部随即派余日宣代理校长。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校务暂趋平静。
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当日，清华校内国民党学生在大礼堂前面悬挂青天白日旗，并在校内各处张贴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等内容的标语。9日，清华举行升青天白日旗仪式，国民党在清华的活动正式公开。当天，校内国民党员对内发表《为北伐胜利告清华教职员及同学书》，对外发表《为北伐胜利告各界同胞书》。政象纷扰，校内人心浮动。10日，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亦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1)
正如梁氏所言，6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3次会议上，蔡元培提议统一中央教育学术机关。提案说：“查从前北京政府之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往往分隶各部院机关，如清华学校及俄文专修学校属于外交部……现在国民政府既设有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从前在北京政府时代分隶各部院机关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自应一律改归大学院主管。”(2)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18日，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各大学院校，声称清华也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却坚持要由它来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的管辖权力，抢先接管了清华的基金，拒绝大学院插脚进来。7月17日上午，外交部派张歆海、朱敏章等八人“查账”，以示“接管”。第二天，大学院的特派员高鲁、齐宗颐、卫聚贤三人也接踵而至，来清华“视察”，并对外交部提前“查账”表示不满。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国民党各派势力竞相逐鹿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一时竟然有三十多人。清华学生会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请梅教务长不让任何人接收清华。”
经过两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了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决定：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逐步添设研究院；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中外交部长、美国公使保留，外交部次长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长）接替，仍保持三人规模。上述这些接管措施，基本上承袭了北洋政府的一套办法。并且恢复了最初清华学堂时期由外交、教育两部共管的局面，两部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
根据外交部与大学院共同拟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董事会具有四项职权：第一，推举校长候选人；第二，议决清华重要章制、教育方针、预算、派遣及管理留学生之方针与留学经费之支配、通常教育行政以外之契约缔结、其他关于设备或财政上之重要计划；第三，审查学校决算与校长校务报告；第四，向清华基金保管机关提出保管建议，并随时了解基金数目及保管状况。(3)
显然，虽然一部独辖变为两部共管，但董事会的职权并未发生变化，仍无异于学校决策机关，改革并未解决清华管理体制上的根本问题。同时，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1930年代清华二校门
清华校内，师生继续要求改革。1929年4月6、7日，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大会相继召开，议决提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改归教育部管辖等案。15日，学生会全体大会选举曹盛德、袁翰青、李述庚三名同学作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7日，学生发表宣言，请求将清华改归教育部管辖。表示：“对董事会乖舛之一切议决案，誓不承认；对董事会之存在，誓死反对；全体一致，非达到直隶教育部目的不止。”24日，三名代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两部共管为教育部独辖、取消董事会等请求。
4月8日，教授会临时会议，提请改组董事会，并请评议会拟订方案。当晚，评议会开会建议教授会直接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董事会制度等请求。5月2日，教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提请清华归教育部直辖、清查基金等案，并选举杨振声、叶企孙为代表赴南京请愿。
师生的这些要求，与校长罗家伦改革清华的想法一致。罗家伦得到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驻南京总领事泼莱士的同意，在教育部、外交部召集的基金保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罗家伦的提议，将基金交给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属于教育部。
为了彻底解决清华大学管辖问题，1929年5月，罗家伦取得国民政府高层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陈果夫、孙科等人支持，在外交、教育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由戴季陶、陈果夫联名提交的议案，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学校归属问题。后来，罗家伦又积极努力，并以辞职相要挟，促使国民政府取消了董事会。从此以后，清华在行政系统上纳入国立大学的正轨。
对此，冯友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董事会，把清华从外交部管辖改为教育部管辖，并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这就从法律上、从政治上解决了多少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完成了自办清华大学的最后步骤，这是一个贡献。”(4)
陈寅恪高度评价罗家伦在这次变革中的作用：“志希在清华，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5)这番评价虽有溢美，但充分肯定罗家伦的作用，则是符合实际的。
接管问题只解决了学校外部管理的一个大问题，但校内却出现了校长更迭风波。未来几年内，包括与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有关的校长更迭风波，固然与他们本人行事作风有关，清华校政不稳定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行政管理者与知识分子教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到了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后者到了作风民主的梅贻琦长校后，才得到缓冲。不过，这已经是1931年以后了。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9页。
(2)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3)《国立清华大学条例（1928年9月通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38～139页。
(4)冯友兰：《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友通讯》，1998年，复第18期，第72页。
(5)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罗家伦》，《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1期。鲁静、史睿编：《清华旧影》，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