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致命的诱惑

2005 年，珠穆朗玛峰。（摄影：张梁）

“你们想不想明年去登珠峰？”2002 年 8 月，中国登山协会副秘书长王勇峰问深圳的几位山友。为了沟通这件事，他专程从北京飞到深圳。

张梁丝毫没有犹豫：“想去。”尽管他除了“珠穆朗玛峰”这个响亮的名字外对8000 米级高峰的一切都毫无概念，尽管他从不关注这些，更没想过去攀登，但机会撞到眼前，他本能地接住。在场的王石、李伟文、梁群等也纷纷附和。他们中有商人，有大学老师，有普通职员，此前他们谁也没有攀登过 8000 米级山峰。

早在 1993 年，王勇峰就登顶了珠穆朗玛峰。他背着一罐仅两升的氧气冲顶，结果在海拔 8600 米的位置严重缺氧了，一度无法呼吸。缺氧导致严重的疲劳与虚弱，成功登顶后下撤时，他因大脑供血不足，视觉神经受损，右眼暂时性失明了。

下撤时必须经过第二台阶，这是一段垂直 90 米的崖壁。由于眼睛出了问题，他无法看见安装在这里的梯子，一脚踩空，幸好被安全绳拽住，但整个人也因此倒挂在半空中。一面是万丈深渊，一面是靠不上的崖壁，他只有扭转姿势让自己翻过身才可能活下去。已经极度疲惫又缺氧的人想要在海拔 8000 米的悬崖上把自己拽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尽管那一刻王勇峰已经觉得自己可能回不去了，但他仍没有放弃自救。他抓住绳索，用尽全身力气躬身，勒紧，摆正身体姿势。

上天眷顾，他重新翻了过来贴住了山体。在失踪了 28 小时后，在队友们判定王勇峰基本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他奇迹般地获救了，但也永远失去了三个脚趾。

时隔 10 年，王勇峰拉上了王石和张梁，他还要登珠峰，而且这一次动静更大，连中央电视台都要进行直播。

王勇峰的生死经历，张梁等一群普通登山爱好者此前从未遇到过。他们从未真正体验过 8000 米级山峰的恐怖。然而珠峰就是有这种魔力，让即使登山经验并不丰富的普通人也为之疯狂。沃尔特·昂斯沃思在《珠穆朗玛峰》中似乎预见了普通人面对珠峰时的反应 , 他说：“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对他们越有吸引力。

这种人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雄心壮志和想象力强到足以扫除那些谨慎认识的疑虑。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沃尔特所说的“怪人”和“疯子”并非批评，而是形容人们面对珠峰时产生的欲望。他还说：“虽然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无谓冒险，但他们明白这是必须完成的事情。”他们大多都不是毫无攀登经验的人，当然，也绝没有经验丰富到能视攀登珠峰为一个简单目标，但他们的热血仍旧一听到珠峰就会被点燃。

珠峰吸引着想“疯狂”一把的人们。张梁不是那种不管不顾的“疯子”，竟也免不了被吸引。他唯一一次与珠峰有关的记忆还是在 11 岁时。

少年张梁生活在河北石家庄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第十二建设公司（后文简称“十二化建”）厂区。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厂区家属楼之间的空地上不定期放的露天电影。每到那时候，大家都早早拿着板凳到空地上占好位置。在电影正式放映前，会有一段时长几分钟的新闻简报。1975 年的那个春夏之交，少年张梁一次又一次从简陋的银幕上看到那则反复播放的新闻简报—女队员潘多和 8 名男队员于 1975 年 5 月 27 日从北坡登顶珠峰，潘多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短片中，潘多和其他队员站成一排，共同在珠峰峰顶展开五星红旗，一个感情充沛、慷慨激昂的男播音员在旁白中说：“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地球之巅，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震撼着世界屋脊……中国登山健儿创造的优异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胜利的步伐……”那一年，登顶珠峰的队员被视为民族英雄。那时张梁还太小，只记住了“潘多”这个名字。童年里的英雄记忆总会让人印象深刻，并愿意付诸现实。所以当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时，张梁无法拒绝。

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地处中尼边境，它的北坡在中国西藏定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1852 年，印度测量局首次测定了这座巨峰的高度，并确定其为世界最高峰。后来，该测量局又以前局长乔治·埃佛勒斯的姓氏将这座巨峰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这大概是珠峰最不浪漫的名字了，但它在西方沿用了很久。

实际上，世代居住在这座山峰北侧的中国藏族人民早就给它取了一个神圣美好的名字—“珠穆朗玛”，在藏语里寓意“女神”“圣女”“大地之母”。在它的南侧，尼泊尔人也为它取了类似寓意的名字—“萨迦玛塔”，意为“天空之神”。

20 世纪初，人类就开启了对这座世界第一峰的挑战之旅，但一直到 1953 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盖才第一次登上了它的山顶。

一直到珠峰最终被登顶前，共有 15 支探险队被它挫败。最初的 8 次探险都是英国人发起的。其中，1924 年，一位叫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的英国探险队成员已经攀登到达了海拔 8573 米的高度，但最终因体力不支和雪盲症未能登顶。

那位留下传世名言“因为山在那里”的著名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也在这一年向珠峰进发。那时他已经 38 岁，是第三次挑战这座山峰。1924 年 6 月 8 日中午时分，马洛里和他的搭档安德鲁·欧文奋力向顶峰攀登的身影还出现在山下同伴们的望远镜中，但当天晚上之后，两个人却再也没有回来。直到 1999 年，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在海拔 8200 米的位置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而欧文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关于两个人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的讨论曾持续了很久，人们在权衡了各方证据之后，更偏向于认为，两人在遇难前未曾登顶。

1953 年，又是一支英国探险队带着强大的装备再度向珠峰发起挑战，并历尽艰苦于 5 月 28 日攀登到达了海拔 8500 米的位置。5 月 29 日一早，两名探险队成员在这个位置继续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他们就是后来被世人所知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盖。上午 10 点左右，这座令人神往的山峰上天气极好，视野奇佳，希拉里与丹增缓慢而坚定地攀登着，周围的几座巨峰—马卡鲁峰、干城章嘉峰、卓奥友峰、洛子峰已经都在他们的俯视之下了。

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块高达 12 米的陡峭光滑的岩石脚下，这里就是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是冲顶过程中最难的一段路。“那块岩石很光滑并且几乎没有任何抓点，在英国湖泊地区的星期天下午，它或许会成为专业攀登者们有趣的挑战对象，”希拉里后来这样幽默地评论，“但在这儿，处于我们这样虚弱的情况，它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最终，希拉里找到了一条将岩石与雪檐分离开来的狭窄裂缝，他侧身挤进这条裂缝，将冰爪踢进雪里，并用手和背部顶住岩石，一点点地向上移动，“不断地祈祷，雪檐会一直与岩石连接在一起”。希拉里回忆，一寸寸地挪上去后，他到达了一个积雪的平台，在那儿，他得以缓过一口气，再协助丹增也爬上来，两个人再继续艰难前进。就这样，当天上午 11 点半，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顶珠峰的人，丹增还将女儿送给自己的几块饼干和巧克力放在峰顶，作为献给珠峰女神的礼物。

几天后，当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游行队伍在伦敦大街上前行时，高音喇叭里播出这样的新闻：“珠穆朗玛峰被征服了。”这个消息令当时的英国人振奋，也令那个刚经历过二战，仍在舔着伤口喘息的世界掀起一股狂热。希拉里和丹增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参加各种演讲，希拉里的头像也被印在邮票、图书及杂志封面上。

王勇峰所提及的珠峰攀登活动，正是为了纪念人类首次登顶珠峰 50 周年。这次攀登，中国登协将组建一支业余登山队，并以他们为攀登主力，专业队员作为辅助。王勇峰来与深圳山友商量攀登事宜不是心血来潮或偶然，当时，中国登协正有意引导中国民间登山事业发展。

在 21 世纪初，攀登珠峰远不像今天这样热门，那时国内的登山运动只能说是星星之火，远没有大范围兴起，登上地球之巅听起来遥不可及。但民间登山运动的发展，只差一个契机推动一下，就能迅速燎原。

这个点燃星火的策源地，当是深圳。深圳是中国登山运动起源地之一。比深圳更早的是北京，较有代表性的登山组织是 1958 年成立的中国登山协会以及 1989年成立的北大山鹰社。深圳的登山运动起步后发展得非常迅速，尤其在 2000 年至 2007 年，深圳山友在全国各地的登山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深圳登山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王石的一手推动。在王石的“怂恿”下，深圳山友爬遍了深圳的梧桐山、七娘山等近千米峰，2000 年开始挑战海拔 6178 米的雪山玉珠峰，次年又登上了海拔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峰。能够登顶玉珠峰或慕士塔格峰，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令人相信，攀登者很有希望成功攀上珠穆朗玛峰。

直到今天，如果山友想挑战珠峰，那么通常他会花上两三年时间，先尝试攀登6000 米级的玉珠峰，再尝试攀登 7000 米级的慕士塔格峰。如果都顺利的话，再进一步尝试攀登 8000 米级的珠峰。

因此，在 2003 年的攀登珠峰活动中，深圳山友有相当的实力入围中国业余登山队—从后来的结果看也的确如此，由 7 名队员组成的这支业余登山队里，有4 名来自深圳，其余 3 人分别来自上海、大连、成都。

确定了攀登珠峰一事后，其他几人在 2003 年春天来到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进行了一个月的集训。训练内容除了基本的长跑，还有路绳的使用、上升器基本用法、爬铁墙以及冰上技术练习等。张梁没有去怀柔参加集训，因为他经济不太宽裕。攀登珠峰需要缴纳的 5 万元攀登费，张梁也需要找朋友来凑。而实际上 5 万元已经是象征性的费用。

众所周知，攀登珠峰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钱。这或许也是深圳这样经济发达的先锋城市成为攀登的“天选之城”的原因之一。以 2019 年春季珠峰攀登（商业攀登）为例，从珠峰北坡攀登大约需要 45 万元人民币 / 人，从珠峰南坡攀登大约需要 30 万—33 万元人民币 / 人，这还只是不同登山公司收取的团队费用，收费最便宜的通常是尼泊尔的小登山公司，欧洲登山公司收费相对较高。除了上述团队费用，登山者还需要承担一部分自理费用，包括个人装备、往返交通、登山小费、个人保险等。即使退回到二十年多前，攀登珠峰的费用也不便宜。1996 年，由新西兰籍职业登山者罗布·霍尔创办的在当时比较知名的“冒险顾问”登山公司，就要向当年攀登珠峰的每位顾客收取 6.5 万美元的团队费用。2003 年的登珠峰行动虽是王勇峰提议，但登山的主要费用却是王石个人出面争取到企业赞助才解决的。王石拉来了张朝阳代表搜狐赞助中国登山队 100 万元人民币。因此，每名登山队员需要缴纳的费用尚在部分普通人承受范围之内。

尽管没钱去怀柔集训，但张梁没敢落下训练。他有自己的训练方式。说来很简单，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主要锻炼方式—跑步。这个方式朴素实惠，方便易行。

作为一名登山者，体能素质好是最基本的要求。张梁最常去的跑步场所是离家不到 3 公里的笔架山公园，一跑就是十几公里。那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张梁喜欢一个人跑， 一个人跑时能自己和自己相处，也能控制好节奏，放空大脑。

他迷恋这种感觉，进而能接受需要长时间独处的枯燥攀登生活。

面对即将到来的珠峰攀登，除了跑步训练，张梁所能依赖的也仅剩以往有限的雪山攀登经验。他对自己的身体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 8000 米级山峰也不是很有把握，但回看过去两年的玉珠峰和慕士塔格峰攀登，好像也没有消耗到精疲力竭的程度，多少又还是有些信心。

青海登协的山友高成学见张梁难受，让他坐在地上，开始帮他按摩头部。张梁痛得龇牙咧嘴，发誓以后再也不登雪山了。（图片提供：张梁）

其实攀登玉珠峰时张梁遭了不少罪。和很多第一次登雪山的人一样，张梁心里没数，刚到大本营还没好好适应就“咣咣”搬东西。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出现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恶心呕吐，连喝口水都是喷射状吐出去，整个人晕晕沉沉的，根本没法控制。

高反了整整两天，张梁才慢慢适应海拔 5000 米的空气。

上玉珠峰的路很不好走。山脚一带的路基本是岩石和泥土，确切地说是没有黏性的沙土，脚踩上去会滑，上一步滑半步，极耗体力。海拔再高一点，是雪和泥混合的路段，更麻烦。这里气温还不够低，雪容易化成水，水和泥混在一起成为泥浆，脚踩一步就陷进去一步。再往高处走，直到雪越来越多，路才好走一些。雪路很漫长，但第一次亲近雪山的深圳山友们却觉得很舒服，眼前满山的雪，白茫茫一片，看起来有了心目中真正雪山的样子，他们深切地感受着雪山的美丽和圣洁。

玉珠峰的美丽圣洁点燃了张梁对雪山的向往。（摄影：张梁）

等他们走到最后冲顶的 1 公里路时，山路开始变陡。太阳照射，雪化成水，又结成冰，长年累月，在路面上形成一个冰盖。这是整个攀登过程中最难的一段，队员们需要穿上冰爪前行。第一次在鞋上套上冰爪，大家不习惯，那几个金属的尖齿隔在鞋底与路面之间，弄不好会扭脚，所以山友们走得磕磕绊绊。好在当时向导修了路绳，队员们一手拄着冰镐，一手拽着路绳，慢慢向上走，1 公里的路花费了一两个小时，才最终到顶。也许因为缺氧，也许因为辛苦，后来大家在回忆冲顶的情景时，整个过程都有些模模糊糊的感觉，看到了什么，前后都是谁，总是回忆不起来。

整个攀登过程中，张梁基本都走在队尾—这是他多年的攀登习惯，他话不多说，闷头按着自己的节奏走，偶尔也会提醒一下身边的队友步伐和节奏怎么调节。在深圳山友李伟文的印象中，张梁第一次上雪山和他从前在深圳周边爬山很相似，稳稳地殿后压阵，看起来默默无闻，但又像骨干一样重要。

虽然在玉珠峰发了誓，但第二年，张梁又和王石、李伟文等山友去攀登了慕士塔格峰。这座山比玉珠峰海拔还高 1000 多米，山体庞大，路线非常长，虽然走起来是缓坡，却好像一直走不到尽头，看不到峰顶。等好不容易看到峰顶爬上去，又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山头。队友李伟文走得有点绝望，感到这条路好像没有尽头，甚至还出现了有人登顶欢呼的幻觉。

张梁在这座山上没有出现高原反应，身体也比上一次表现出了更多的适应感，但他面对雪山依然是懵懂的。

顺利完成了 6000 米级和 7000 米级的雪山攀登，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自身对高海拔的适应性，但 8000 米级山峰毕竟触及人类耐受低氧的生理极限，一切情况都要复杂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可以简单攀登的 8000 米级山峰。2003 年 3 月末张梁就来到了珠峰脚下。此时的珠峰北坡大本营十分热闹，这里是所有攀登队伍的根据地，各队在这里驻扎、训练、休整，等待时机攀登。颜色各异的帐篷已经分区域有秩序地搭好，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新西兰、意大利等 20 多个国家的 28 支队伍、615 名登山队员到此，用再攀珠峰的方式纪念人类 50 年前的壮举。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次攀登给予了空前关注。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支由 83 人组成的报道队伍驻扎珠峰大本营。他们把通信设备架设在海拔6500 米的位置，通过中央电视台将攀登实况呈现给全国观众。这次报道是人类电视史上第一次从海拔 5150 米到 8844.43 米进行全程直播，每天直播至少一个半小时，一直持续到队员们登上峰顶。

王勇峰担任此次中国登山队队长，队员包括来自深圳的王石、李伟文、梁群、张梁，以及来自大连的刘福勇、来自上海的陈骏池、来自成都的刘建。其中，梁群是唯一的女队员，当时 52 岁的王石是年纪最大的队员。

按照计划，张梁和队友将沿北坡的传统路线攀登珠峰。这条路线和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路线一样，都是攀登珠峰的经典路线。早期的珠峰攀登选择北坡还是南坡，主要取决于中国或尼泊尔哪个国家开放了边境。

很难简单比较珠峰北坡与南坡攀登的难易程度，因为无论从哪一侧攀登都要面临生死考验。在珠峰北坡，要依次面临北坳冰壁、大风口和第二台阶这“北坡三大难关”。而在珠峰南坡，海拔 6000 米左右开始出现的孔布冰川因为冰裂缝纵横交错，又时常发生冰崩、冰桥断裂，而被形容为“恐怖冰川”。

从大本营到峰顶共设立了 5 个营地，分别是海拔 6000 米的一号营地、海拔 6500米的前进营地、海拔 7028 米的三号营地、海拔 7790 米的四号营地、海拔 8300米的突击营地。

要完成这座世界第一峰的登顶，一共需要一个多月时间。为了让身体适应高海拔的稀薄空气和长时间攀登，队员们要进行适应性训练。张梁和队友到达大本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都在大本营和海拔 7000 米之间进行往返拉练。他们从大本营出发向上走到一号营地，当天返回，休整一两天后再次从大本营出发。这一次的拉练线路比上一次长，要到达前进营地，可能还需要在前进营地住上一晚再返回。然后又是休整，再开始又一次拉练，进发到更高的营地，再返回，如此反复。

经过这样一次次从低到高的适应性训练，队员们的身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的血液酸碱度、红细胞比容、血液黏稠度、呼吸速率等都变得更适应高海拔环境。

这种适应性训练是攀登 8000 米级山峰降低风险的重要环节，即便是张梁，在正式攀登最后一座 8000 米级山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前，也稳扎稳打地进行了拉练。

适应性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便开始等待一个好天气正式出发攀登。登山是件“靠天吃饭”的事，天气几乎是决定性的外部因素。好的天气像天使，保护着登山者在攀登路上感受大自然的壮美与神奇；坏的天气像恶魔，它让山峰的面目瞬间变得狰狞，甚至吞噬人类的宝贵生命。按照计划，攀登途中，他们将在每个营地各宿一晚，如果顺利，从登顶到下撤只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实现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王勇峰也给所有队员打气：“大家都有登顶机会。”

然而这时候，队员们开始被分组。深圳大学的李伟文、梁群夫妇和海南联通的陈骏池，还有来自大连的刘福勇被编成了 A 组。默不出声、显得不起眼的张梁，52 岁的“老年人”王石，记者刘建被编成 B 组。由于登顶会被央视直播，所以其实所有人都在乎 A、B 组。也不知怎地传出了 A 组的冲顶会被央视着重直播的消息。此前报社通知了刘建，要把他妈妈安排到大屏幕前观看冲顶，被编在B 组的刘建只好揶揄说：“千万不要，她儿子不在报道的 A 组。”

被编到 A 组，似乎意味着立马而来的荣誉。李伟文、梁群夫妇所在的深圳大学特意安排收看 A 组的攀登转播。可是没多久，李伟文和梁群又被从 A 组调到了B 组，两人赶紧通知校方。到了晚上，指挥组又把梁群调到了 A 组。两夫妻生生被分开，李伟文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是身体不行，还是意志力有问题，我个人不在乎，但系里同事计较，我也计较了！”

似乎没有谁对分进 B 组能特别接受，在队员看来，分进 B 组还意味着对能力的不认可。但张梁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对他来说，只要能登珠峰，就是超越自己之前各种户外运动的一大步。何况此时，至少还没有人说 B 组就一定不能登顶。除了是否所有人都登顶的问题，其实登山队的副队长、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最担心的还是天气问题。

珠峰的天气复杂多变，即使在一天之内，上午与下午的天气也能截然相反。每年的 6 月至 9 月，珠峰暴雨频繁，冰雪肆虐；接下来的 11 月到次年 2 月，寒流到来，最低气温可能达到 -50℃，最大风速可达 90 米 / 秒。前辈们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每年的 5 月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节，这个时候，珠峰的气候正由冷转暖，风不大，且降水少，攀登成功率最高。但即使是最佳攀登季，碰上好天气也需要运气。瞬息万变的天气让攀登者必须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要了解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空风风速与风向，是否降雨降雪，及时预判登顶的最佳时机，以便让“最好的天气用在刀刃上”。他们把最适合登顶的好天气称为“窗口期”，每次窗口期最长也不过四五天，短则只有两三天。一个月通常也就两三次窗口期。

2003 年 5 月 11 日是队员们正式出发攀登的日子，刚刚经历了 6 天狂风大作的大本营天空非常蓝，连云朵也没有。天气预报显示，一直到 15 日都是不错的天气，16 日可能迎来一波低压。通常低压之后是大风的坏天气，因此，16 日至 18 日的天气是个悬念，要根据接下来每一天的天气变化随时调整攀登计划。尽管如此，大家这一天仍是信心十足地准备出发了。只要海拔 7900 米以上能遇到好天气就行，在此之前，风大一点也没关系。

正式出发前，中国登山队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出发仪式。队员们站成一排合唱国歌，每个人都披着一条寓意吉祥的白色哈达，大家互拍肩膀以示鼓励，并在一块印有珠峰图案的纪念标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下来，队员们将要面对的是冰塔林、冰裂缝、大风口、岩石峭壁等艰苦的路段，还要时时提防雪崩、冰崩、滑坠等危险。

第一天，张梁和队友们的目标是海拔 6000 米的一号营地。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是一段专业上称为冰基石的路段—冰川推下来的岩石经过风化后形成的路，肉眼看上去就是沙土和大块的石头。这里的海拔不算高，坡度也不陡，再加上队员们已经往返拉练多次，所以走起来并不难。灰秃秃的石头坡路上上下下，远远地可以看见珠峰的峰顶。此时的张梁没有太多想法，尽管他的脚步在一点点靠近顶峰，但他并不知道，就是这座伟大的山峰，就是自己正在迈出的每一步，正悄悄地改变着他这个小人物的未来。

攀登不是始终向上的。山有顶峰也有低谷，每一次攀爬，就算上一步充满希望，也可能下一步就面对绝望。就像漫漫人生也不是一条直线。

你看到珠峰海拔 7028 米的北坳营地（三号营地）了吗？（摄影：张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