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到海军总医院高干病房探望一位世交长辈，走错了房间，里面迎出来的是萧耘女士，一问，才知萧老患了癌症，在此治疗。我心头顿时一沉，既感到难过，又感到突然。萧老是以钢铸铁打的身板著称的，七十岁在京郊东坝河村居住时还能担水锄地，留下了“寄语亲朋休挂念，廉颇且老体犹康”的诗句，如今怎会突然患此恶症呢？不久听说萧老正在接受气功治疗，我就指望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出现，不料在6月22日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却传来了萧老的噩耗！

萧老去世，我自然是深感哀痛的，但绝没有打算写什么纪念文章，原因之一是我跟萧老接触甚少，对他的作品又无研究，如今写这类文章颇有“借死者抬高活人”之嫌；二是我对萧老的印象并不单纯，直白地说，就是既有由衷敬仰之处，又有“略有微词”之点。作为文坛后辈的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对这样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略有微词”呢？说来可笑，这种印象是在读了萧红生前从未发表的《自集诗稿》之后产生的。“诗稿”中有十一首题为《苦杯》的组诗，其中有这样一些凄苦的句子，如：“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又如：“泪到眼边流回去，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哭又有什么用！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哭也是无足轻重。”读着读着，我的同情就自然而然倾斜到了萧红一边。此刻想来，我的这种情绪并不对头，因为情人之间的事情，局外人是难知深浅的；只要不危及社会，就不容他人置喙。更何况评价一位作家的功过应依据他的作品，不应该对跟作品不相干的生活细事说长道短。

我原不打算撰文为什么又会终于提笔？这完全是由于一位友人的督促。这位友人来信说：“我曾听萧耘谈起，困难时期，你曾专程探望过萧军，多少年后，老人提起仍感念在怀。……我想，这样一位受尽磨难却从未屈服的老人，是值得后人永远尊敬、怀念的。我以为这样做，同时也告慰了深知他的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读到这里，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不写点什么就觉到坐卧不宁。

其实，我根本没有任何值得萧老“感念”的地方。我初访萧老，大约在1976年的大地震之后，访问的目的，也并不是出于对尚未落实政策的萧老的关怀，而只是因为我们单位承担了向中央提供“四人帮”（主要是江青、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任务，于是专程到位于后海银锭桥畔的鸦儿胡同拜访“三十年代人物”萧军，请他讲述在上海徐家汇菜地跟马吉烽、张春桥一伙打架的著名故事。那时，地震余波未尽，鸦儿胡同的居民全都在附近一所小学的操场安营扎寨，唯独萧老安然待在他的“蜗蜗居”，大有“我自岿然不动”之势。萧老寓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我去那天，楼下只有一只山羊在静静地吃青草，楼上只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凭栏而立。他穿着背心短裤，足蹬一双拖鞋，脸膛方方正正，白发不长不短，像在演出一幕现代“空城计”——我在地震期间见到的这种不进抗震棚的勇士，除萧老外，还有曹老、乃超同志以及当年为刘和珍烈士洗过尸体的李慧大姐。我昂着头问：“萧军同志在吗？”老人用洪钟般的声音回答：“我就是，请上楼。”我爬上楼梯，进行了小半天的采访。临别前，萧老拽住我参观他的“蜗蜗居”。如果我没记错，所谓“蜗蜗居”其实是一个从墙里凹进去的壁橱，里面端端正正贴着鲁迅像，似乎还贴有一些诗词，气氛肃穆得近乎神龛。萧老家人口多，房间小，“蜗蜗居”就成了这位文坛骁将驰骋文思的“广阔天地”。萧老晚年的一批新著，就是在这间名副其实的陋室中诞生的。此情此景更增添了我对这位在厄运中顽强抗争的老作家的敬意。记得在这次谈话中，萧老还提到他在延安时期写了一批珍贵日记，其中说林彪没有大将风度，还说江青常提着破留声机四处寻人跳舞。这些历史的记录，使萧老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他被迫承认预言林彪不得善终是犯了“先验论”的错误。这四十六本日记被抄走后，听说转存到了街道办事处。我不知这批历史资料是否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在这次会见中，萧老还委托我代购一些鲁迅著作，我并不费事地照办了。这年年底，萧老派萧耘取书，同时送来了一封短简，还有用钢笔直书的两首新作：

漱渝同志：

谨向您致谢——几次代买了鲁迅先生的著作。

鲁迅先生四十周年逝世纪念日，我写了两章旧体诗，兹录一份寄上，用作“报李”之义。

《日记》请交萧耘带下。时间如有暇，希来我家谈谈，俾使我知道一些关于研究室工作开展情况，这是我所殷切关心者。

此致

敬礼！

萧军
七六，十二月卅一日

两首诗作是：

鲁迅先生逝世周年有感
二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至七六年十月十九日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嶙嶙瘦骨余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无求无惧寸心参，岁月迢遥四十年！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七十岁小弟子萧军

萧老的旧体诗是很有根底的——鲁迅说他的旧诗比新诗好，但有些地方有名士气。这两首诗更热烈抒发了他对鲁迅“镂骨恩情一若昔”的赤诚之心，我读后深受感动，从中也学到了萧老受人桃李之惠而以琼瑶报之的为人之道。

除了跟萧老为数不多的直接交往之外，我跟他还有一点点间接而又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萧老蜚声文坛的代表作是鲁迅为之作序的《八月的乡村》，而他获得这部小说的素材却跟我的外祖父王时泽先生的经历有一点间接的因缘。我的外祖父是光复会的早期成员，跟秋瑾交谊甚笃，辛亥革命时期曾率领海军陆战队参加会攻南京之役。20世纪30年代，他在哈尔滨担任东北商船学校校长。当时，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乐意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设立东北商船学校的目的，就是以学习商船知识为名，暗中为中国海军造就“将校之才”。1949年之后，这所学校的学生有的在台湾担任了“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长”“海军总司令”，也有人成了新中国海军的教官和航运部门的骨干。我外祖父任职期间，学校的数学教师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同志，学生中也有一批革命志士，如曾任青岛地下市委书记的高嵩烈士，曾任“第三国际”情报人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舒群同志，还有九一八事变后跟杨靖宇烈士一起在磐石创建游击队的傅天飞烈士。

我外祖父多次谈到，傅天飞烈士在校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发现，准备逮捕他。我外祖父是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的好友，特务要到学校抓人，不能不事前跟他这位校长打声招呼。外祖父于是把傅天飞找来，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傅天飞摇头否认。外祖父说：“现在正准备抓你。你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就不必理睬，如果真是，必须赶快逃走。”傅天飞这才红着脸（他因常红脸而被同学们称为“小苹果”）说：“我手头没有钱。”我外祖父于是资助了一笔路费，帮助他逃离了商船学校。他后来的情况，外祖父就不很清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烈士纪念馆专门派人来长沙找我外祖父了解傅天飞的革命事迹，外祖父才痛心地获悉这位当年的“小苹果”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血洒白山黑水。

1980年，我到北京团结湖拜访舒群老伯，促动他怀旧的激情。我走后，他历时三个月，在记忆中搜寻半个世纪之前的峥嵘岁月，写成了一篇长文《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文中谈到，1933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傅天飞忽然闯进他暂住的商报馆，向他提供了一份宝贵材料——磐石游击队从小到扩大到大发展的过程。傅天飞生动艺术地描摹了磐石游击队惊天动地的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讲了一天一夜。傅天飞说，他这样做，是想留下两部“腹稿”，万一将来他们当中的一人牺牲了，剩下的那个就可以完成这部磐石游击队的史诗。然而，舒群却把傅天飞的“腹稿”转赠给了萧军，并邀傅天飞前去向萧军重新讲述一遍。这次会见之后，萧军就根据傅天飞提供的真实材料，加上他本人军旅生涯的体验，再进行艺术虚构，终于在1934年完成了《八月的乡村》这部“很好的书”。我外祖父已于1962年作古，因为他生前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但他当初绝没有想到，他对傅天飞的营救会对产生一部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的作品尽到微末的助力。

谈到对萧老的帮助和决定性影响，当然首推鲁迅先生。事实上，萧老一生的成就是跟鲁迅不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萧老的讣告上，他的名字之前一共列有十七个荣衔，从中反映出他的崇高声誉和广泛影响。假设有人提出一个苛刻规定——只允许保留一个头衔，我想，萧老九泉有知，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从中择取一个：“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

这种选择是恰当的。鲁迅后期接触的文学青年中，二萧无疑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两位。这也可以说是二萧坎坷人生中的最大骄傲和最大幸运。萧军是1934年10月初次给素昧平生的鲁迅写信的，信中就选择创作题材的问题向鲁迅请教，并希望鲁迅对萧红《生死场》的手稿和他跟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进行批评。鲁迅即刻作复，同意审阅他们的文稿。这固然体现出鲁迅对文学青年奖掖教导的一贯作风，但也表现出鲁迅对东北流亡青年的特殊关怀和对斗争的文学的密切关注。二萧的文学成就在今天自然是有口皆碑的了，但当他们刚步入文坛的时候，技术可以说还未脱尽稚气。比如《八月的乡村》缺乏长篇小说应具备的环环相扣的严密结构，说明性的文字较多，居然对“狗的心思”做了臆测性描写；在萧军《职业》和《樱花》两文的原稿中，甚至还有少量错别字。但是鲁迅不辞劳苦地为他们的作品润色、作序，精心安排他们跟上海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等见面，支持他们创办文学社团、自费印行作品。鲁迅不仅将萧军的小说推荐到跟他关系密切的刊物（如《文学》《太白》）和出版社（如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表和出版，而且还将萧军的作品寄赠国际友人，使《八月的乡村》很快得以译成俄文，短篇小说《羊》很快译成日文。不到而立之年的萧军从此在国际文坛赢得了声誉。对于萧军和萧红这对苦难情侣来说，鲁迅的帮助恰如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的一缕金色阳光，又如茫茫无际夜海上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

鲁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呕心沥血培养的文学青年是很多的，但鲁迅与二萧的关系有其特殊之处。凡是细读过鲁迅书信的人就能发现，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书信跟致其他人的书信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谈处世之道——主要是处理文坛人际关系的内容特别多，既真诚又深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二萧初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地两疏，鲁迅怀着“父爱”不能不切切叮嘱；二是鲁迅认为萧军虽然豪爽却失之于粗，正如毛泽东后来认为萧军“极坦白豪爽”但却不注意调理人我关系一样，这就更需要有长者多提醒几句。萧军十八岁就当骑兵，名副其实是行伍出身，据说他的二叔还当过土匪，所以朋友们开玩笑时常说萧军身上有一股“匪气”，萧军自己也引以为荣。鲁迅告诉他，“土匪气”很好，不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乱撞容易上当、受害，甚至简直连性命都会送掉。鲁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推心置腹地告诫他：“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1934年11月5日致萧军）“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深恶痛绝的“上海的文学家”，并非专指上海籍作家，而是泛指那些从各处漂流到上海作恶的文人。他们花样多，手段常出人意料，尤其善于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他们造谣中伤别人，一旦对方反击，就反说别人“气量小”“好骂人”。鲁迅提醒二萧要警惕霞飞路上充当暗探的白俄和潜伏在上海工人区的特务，但更提醒他们要警惕这类虽有人面但无人气的文人。从后来的发展看，萧老虽然从鲁迅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如铮铮硬骨，敢怒敢言，但在延安和东北时期，他仍然坦诚得近乎莽撞，以至于上当、受害，一生经历的生死关头有五六次，十年浩劫期间背心都被人打进皮肉里去。不过，对于萧老来说，这是不幸？抑或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有幸？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萧军的声誉和成就跟他性格中的优点或弱点是绕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了这些长处加短处，也就没有了一个真实的萧军，一个在文坛历次风暴中宁折不弯的萧军。

在“左”的政治路线干扰下，一个真正的文人要想不磨灭个性地生存下来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如今，萧老已经安息，跟他的恩师鲁迅先生相会于九泉之下。他的亲友后辈在悲痛之余，聊可自慰的是，萧老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不必再在历次运动的筛子眼中艰难地穿行。“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老半个世纪之前撰写的七绝《言志》中的两句。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以文学的甘雨浸润了旧中国干涸的文坛，今天，他文学的雨露仍将滋润一茬接一茬茁壮的文学新苗。这位坎坷、劳苦一生的老人真应该歇歇肩了。“白云原自一身轻”，愿萧老不屈的灵魂在无垠的宇宙中轻盈自在地飘浮吧——飘向他毕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天国……

载于198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