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根古邑 深港同宗

“圳”，《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为：田边的水沟。

现有资料表明，“深圳”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名最早出现在康熙本《新安县志·地理志》:“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

惠民桥是今天深圳人民桥的前身，由此可以推论，现在人民桥下的清水河即当时的“深圳”。

深圳的历史浩瀚悠长，我们如果以今天的深圳来定义深圳城市的历史，无疑是一个谬误，早在1600多年前深圳就已经掀开了城市历史的篇章。

一、秦汉大移民

今天，部分学者将“移民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理念加以论述。也有人将深圳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原因归功于“移民”。事实上，深圳地区早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初，就开始迎来规模庞大的移民潮。

在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现深圳地区从属于“缚娄”这个准奴隶制王国的由多个南越族组成的部落。“缚娄”即今博罗，这一地名的演变为：从“缚娄”到“傅罗”，再由“傅罗”到“博罗”。秦始皇用了九年的时间征战岭南，而“缚娄”部落正是参与抵御秦军入侵战斗的主力军之一。

据史料记载，在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战争的前后，先后对岭南实施了五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

秦将王翦平定扬越地区后，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进军岭南，在打败了今广东西部及广西境内的西瓯越人后不久，尉屠睢被杀，而余部并没有北撤，成为史书有载的最早的一批大规模留在岭南生活的北方人。

据《汉书》记载，尉屠睢兵败后，秦始皇又派赵佗统兵过五岭进攻百越，但具体时间、人数及结果不详。

关于这段历史，现藏于南山博物馆的“韩阳戈”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戈是勾兵，起源于生产工具石镰，格斗中可勾、可劈，是进攻性兵器。

“韩阳戈”所刻的21字篆书铭文引起了相关专家的高度关注。

正面胡铭：“七年，令韩阳，雍氏右库工师备所，冶集事。”

正面内铭：“雍氏。”

背面内铭：“崤山。析。”从字迹上看，此三字为后刻。

这支戈的流传经历大约为：于韩桓惠王七年铸造，初归“雍氏”驻军使用。后来，此戈随戍守军到崤山多年，被加刻了潦草的“崤山”二字。三川之役、秦灭韩时，戈为秦人所获。秦人携戈驻守在析期间，又加刻了粗厚的秦篆“析”字。根据对此戈的铸造地点和使用年代，以及出土地点考证，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由秦兵带入广东的。

从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上讲，现藏于南山博物馆的“韩阳戈”的重要性不亚于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朝廷平定岭南，并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三郡，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其中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都属南海郡。同时，秦始皇“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资治通鉴》卷七）。在当时，移民主要是军队军人及其服役人员，尤其以囚犯罪犯居多。随着50万移民的到来，移民文化逐渐丰富，逐渐产生文化相互学习、融合现象。移民对迁入地文化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213年，秦朝廷又流放了一批徇私舞弊、制造冤假错案的执法官吏至岭南，但人数不详。

秦末，南海郡尉赵佗针对前几批移民以男性为主，专门派使者向秦朝廷索要30000名没有丈夫的女人。秦始皇打了个对折，给了他15000个未嫁之女。

秦代先后五批移民，形成了岭南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他们除了带来北方血统之外，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文字、技术、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至此，岭南地区迅速发展。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攻占咸阳，子婴跪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于咸阳道左，标志着一个朝代的结束。

此时，南海郡尉赵佗“混水摸鱼”，先是发兵封锁南下的通道，接着更换掌管兵马的军官。秦朝灭亡后，赵佗迅速发兵攻占了桂林郡和象郡，然后自封为“南越武王”。赵佗建立新政权后，奉行“以越俗笼络越人”的治国新政。其主要表现为：尽可能多地吸收“百越”人参加政权。南越国丞吕嘉不仅自己是越人，其宗族在南越国做官的有70多人。左将黄同以及后来归附汉朝的郑严、田甲、何遗、毕取等将领都是越人。赵佗在吞并象郡之后，仍任用当地的骆越族上层人士去统治骆越人。同时，刻意地遵从、复兴“百越”文化，常常“弃冠带”、着越装，接见汉朝使者陆贾时，也一副南越人的打扮，并解释这身打扮是因为在蛮夷中生活惯了而忘却中原老家的礼仪。回书汉文帝时也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

从主观上来讲，赵佗的治政方略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对内减少民族间的矛盾，尽可能消除对抗、摩擦和反抗；对外努力摆脱汉室的文化统治。客观上有效地保护了“百越”自身的民俗与文化，并使之得以传承。当然，汉王室不可能因为赵佗而让岭南的疆土独立于大汉的版图之外。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以充军的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水师20万人，从西、北两个方向向番禺挺进。当时，现今深圳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番禺县地，而东部、北部一小部分及龙岗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博罗县。

“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史记·平准书》），挺进番禺标志着统一南越国的战役正式打响，与秦朝廷发兵岭南而形成移民的客观事实相类似，汉朝廷发兵平定岭南在客观上形成了由中原向岭南发起的第二次大移民。所不同的是，除了这20余万“南方楼船卒”外，第二次移民大潮中的几批次迁移原因和人数多寡各不相同。

西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失败者被迫迁出京畿，其中被迁往岭南者有之。哀帝时关内侯张由、平帝时中山王的后人卫氏，都被迫迁徙至岭南。这些人形成了流向岭南的秦汉移民潮中的第二批移民。

王莽乱国，中原士民为避乱而迁徙至岭南，形成第三批移民。

东汉初年，许多来自中原的官兵奉命留守岭南，落籍于此而形成第四批移民。

关于秦汉年间发生的大移民对现今深圳地区的直接影响，现存的历史文献尚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毫无疑问，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百越”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相互排挤、抗争进而相互影响与融汇的过程中，得以丰富与发展。南山红花园汉代墓葬的考古发现是一个最好的注释。

1981年9月10日，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深圳市文化局为配合基建工程，在南头古城东南约200米处的红花园新村工地共发掘18座西汉至南朝时期的古墓葬，其中西汉墓一座，东汉墓九座，东晋墓六座，南朝墓二座。

两汉墓葬虽然在广州发现近千座，但在深港地区除1955年香港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外，红花园成批汉墓的发现尚属首次。而这些汉墓的结构形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造型及组合均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

此外，在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M3号墓出土的一方刻有“九乘”口诀的乘法口诀砖。砖呈长方形，规格为37厘米×17厘米×4厘米。色青灰、质地坚硬，局部表面烘烧成玻璃状釉层，两面均模印菱形网格纹，其中一面右侧1/3处的砖面，抹去纹饰，改刻九乘口诀，分两行竖刻。左行文“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右行文“十七二九十八四九三十六”。句与句之间连写无空格；字迹清晰但不工整；“八九七十二”的“七”有笔误，右行文未依顺序排列。据此，该口诀应为制砖工人在砖坯未干时所刻的。

记有汉代乘法口诀的文物在汉墓中出土尚属首次，但据已有的报告，湖南里耶九九表秦简是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敦煌、居延等处曾有九九残口诀文物发现。根据相关文献及出土文物，古之乘法口诀起于“九九”而终于“二二”，至宋则演变为“一一”为始，讫于“九九”。红花园汉墓发现出自砖匠之手的九九之术，说明这种重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当时在深港已得到普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深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已完全接轨。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秦汉大移民对深港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

二、盐官设置带来的地区变化

汉时在今南头古城设置的盐官，是深港地区古代历史上最早的行政管理建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变革。

“盐”，汉许慎《说文解字》有以下注释：“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从卤监声。”

西周初年，齐国姜太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提出了要发挥盐业优势；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正盐䇲（规范制盐的工具），以盐为专卖品，鼓励鱼盐贸易，盐法自此始，齐国由此富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此后，鱼盐富国为历代效法，盐在我国古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无可替代。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作为经济建设、治国韬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下，汉王朝推出将冶铁、制盐、铸钱等收归官营的法令，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国家设置了“大农部丞”的官职，职位为正三品，相当于州牧或郡太守，颁银印青绶。大农部丞直属中央管辖，到各郡及诸侯王国，按需要设置统一管理盐、铁生产和销售的机构，当时在全国27个郡国中设立了36处盐官，由他们统一管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南海郡番禺盐官，因位于东部曰“东官”；在岭南苍梧郡的高要尚设一处，因位于西部，曰“西官”。

汉代盐官之地今为何处？明代张二果的《东莞县志·地舆志》建置沿革条载：“吴甘露间，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注云：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甘露间所设司盐都尉是在原东官场的基础上建立的；东官场即为汉盐官之地。此外，宋《东莞县令题名记》、明《永乐大典》广州府东莞县之图、清《三国疆域志》均有类似记载。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汉代盐官之地即今天的南头古城一带。这是深港古代历史上最早的、极为重要的行政管理建制。

三、东官郡和宝安县的设立

由于盐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重，因此于甘露元年（265），吴国在今南头古城一带汉盐官旧地设置了司盐都尉的官职，其职位品级高于太守，并在其地大兴土木，修筑城池及司盐都尉官署，谓之“司盐都尉垒”，后又称之为“芜城”。这个格局一直延续至东晋初年。

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的几十年间，中原及巴蜀地区战乱频繁，为避战乱北方流民开始大量进入两广地区，这就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大潮。与上次性质不同的是，这次移民从人员组成结构、年龄层次到文化习俗都更具有整体搬迁的意味，迫使岭南原居民“百越”族要么彻底汉化，要么退隐山林。到宋代，广东客户人数已超过主户，南下的移民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

建武元年（317），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建立之后，江南及岭南地区成为其主要的统治区域，同时也是国家赋税、士兵的主要征集地。由于一方面当时南海郡土地广袤，西自珠江口两岸，东至广东与福建地界，另一方面王公贵族和地主富商一起南迁避难，多有分割权力、财富及领地的要求，因此于咸和六年（331），晋成帝将南海郡一分为二，划出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设立“东官郡”，郡名沿用汉盐官“东官”之名，郡治即在今南山区南头城，在旧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郡城。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个县。

其中，宝安是东官郡所辖的首县，辖地包括今香港、深圳、东莞、番禺南部、中山、珠海及澳门等地区，并且郡、县治同在一城。由此，南头由原来的岭南盐政中心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也因此拉开了深圳城市历史的帷幕。

关于宝安县县名的来源，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据《广州府志》记载：“宝山在城北八十里，宝安县以此为名。”这座宝山位于今东莞市境内，景色秀美，山上有龙潭，山下有两个石瓮，龙潭飞流直下百尺，注入石瓮，响声如雷，这就是东莞八景之一的“宝山石瓮出芙蓉”。此山的宝，其实是银矿，古代曾在此设炼银场，挖山取宝，得宝而安，故取县名“宝安”，此为其一。而《新安县志》则说是因为这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彰焉，故郡名以宝安”。这儿的“珍宝”，主要是指珍珠，此为其二。还有一说，是因为这一带产盐，盐是宝，此间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名“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