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用血化开历史的坚冰

下午四点钟到了红树林，等到天黑才往海边走，都还穿着鞋子，慢慢水就淹上来了。我们带了气枕，都背在身上，当时很黑也没有月光，游累了就抱着枕头休息一下。游到中间，香港警察巡逻艇上面的探照灯唰地射过来。我们就沉到水底下，只是把衣服用胶纸包好，因为到香港要换香港的衣服。通讯地址什么东西都用胶带封好。

看到警察跑去追他们两个，我就往回游，然后沉在水底下。等我上来一看，他们全都跑了。游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冲，冲到山边，抓了树皮、草根，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很少树根，也不敢把沙踩下来，怕他们听见了，最后爬到岸上躲在树上面。

那是11月17号，我穿了短裤，没穿衣服，只穿了一双军鞋。那个警察啊在下面照来照去，四处抓人。不行，我得快跑！爬啊爬，爬到山顶上，大声地喊同伴，没有一个人回应。再看香港，灯火辉煌，深圳这边黑黑的。我总算到了香港，当时百感交集！

这是一个叫欧阳东的“逃港者”的回忆。

他来自深圳大鹏半岛东南的马料河村。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全村20多户人家、70多口人，静静地走进一条木制的大船，驶向茫茫大海。一个海边村子，由此消失得干干净净、毫无预兆。不要说人，连狗也没留下一条。

1979年5月7日上午，原广东省宝安县沙西大队（南岭村前身）副书记张伟基卖完蘑菇回到家里，就一下子懵了：妻子不见了，才几岁大的孩子蜷缩在柴草角落里，哭着说，妈妈跟着村上几百口人逃港了。

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哭着乞求：“沙西大队的跟我回去！”一位村民一边跑，一边掉头喊道：“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最后，只有50多个村民跟着张伟基回到了村里。

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夕的“大逃港”事件中的几组镜头。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提到：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平添了悲壮意味。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进入了严控名单。因为边防部队发现，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具体说来，从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始，深圳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从这样的时间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逃港”的原因无他，而是出于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本能，那就是摆脱贫穷和饥饿。

很多深圳人还对第四次“大逃港”的场景记忆犹新。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民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类似于这样的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甚至出现在央视的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剧中，1976年10月，来自北京、上海和安徽的三个年轻人田源、吴怡茹和刘金锁，相约“扑网”逃港，亦即在夜间伺机从罗湖一带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关键时刻，田源和刘金锁为了找回女孩吴怡茹的口琴，最终两个人都没有逃掉，被抓了起来。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人才重获自由。

这也说明，我们已经学会了正视那一段沉重的历史。

1978年4月，习仲勋被委以重托，主政广东，“看守南大门”。其时，正是“大逃港”最严重的时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经过大量走访，他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习仲勋还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至70港币，两者差了100倍。经济收入如此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据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回忆，习仲勋看到那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逃港者，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并由此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这次调研之后，宝安县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种植蔬菜和建外贸基地的工作，快速展开。坚冰融化的声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传了过来。

1978年底，养鸡超过6只就是资本主义的教条理念，在宝安县被彻底打破。莲塘大队与香港五丰行开始合作，生产队一次性就为香港客户养了10万只鸡，每卖一只鸡，宝安农民就可以赚到两元钱的利润。

1979年早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3条）的报告。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有多达14个公社、镇。也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此后，全深圳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的生活水准很快有了改观。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她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又都从香港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比在香港打工挣得还多。

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港商，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再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汇报。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制度的力量，校正了一个国家前行的方向，也改变了逃港者的脚步。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有人称“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因村民自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当年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摸索了出路和尝到了甜头；那么，“大逃港”就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积聚了巨大的呼唤力量甚至是发出了不屈的先声。

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反复向人提及，一位深圳宝安本地人跟他说过，“‘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是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叩响了改革的门环，让这扇紧闭的大门轰然洞开，透进了外部世界的光亮。

陈秉安现在还记得，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哽咽着开始回忆。原来，他想起了父亲当年的逃港旧事，父亲当年背着他，已经快到对岸了，却不幸被流弹击中。父亲生前对他说，要活得有出息。如今他出息了，父亲却早已长眠地下。此情此景，怎不令他心生怀亲之情？

199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之际，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是的，真理是朴素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大逃港”催生了深圳、塑造了深圳。

1979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先驱者11号飞跃土星；三个东德家庭使用气球逃离东德……对中国来说，“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冰封的河床，开始骚动。

40年间，深圳从南国小镇走向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恰如从蚝田走向摩天楼群，从遍地蛙鸣走向悠扬的琴音，从作物的生长走向订单的增长……从一个传说走向一个奇迹。